颠覆性强,习近平最新内部讲话流出

万维读者网 2025-09-23 12:33+-

1、颠覆性强,习近平最新内部讲话流出

近日,流亡欧洲的前内蒙官员、海外时评人杜文以第三人称视角,基于从中共内部获取的绝密文件,深度剖析了习近平的新开放理论和新中美关系论。杜文表示,这些文件来自可靠渠道,属中共绝密级别,揭示了习近平彻底抛弃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转向“开放降格去并列化”和“以斗争为实”的新战略。尽管出于保护信息源的考虑,文件细节未予公开,杜文坚信其真实性,并称不久的将来将获确证。

杜文指出,习近平的新开放理论从根本上颠覆了邓小平延续40年的“改革开放”路线,提出“开放是一种改革”的全新概念。他将其总结为“开放降格去并列化”:开放不再与改革并列,而是从属于党国的战略需要,沦为“大国博弈”的战术工具。这一转变标志着开放内涵与外延的质变,从邓小平时代的“合作共赢、不断扩大”变为“选择性、单边、自主”的武器,仅服务于中共及“反美西方国际统一战线”的利益。

根据杜文研究,习近平在内部讲话中将世界划分为两大阵营: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自由国家阵营”,强调规则、市场和多边主义;二是由他与普京、金正恩领导的“反美西方国际统一战线”。他明确将两大阵营的竞争定义为“大国博弈”,并在两年前的中央军委讲话中称其为“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一术语并非杜文杜撰,而是习近平原话,凸显其战略对抗思维。  

习近平的内部讲话进一步揭示了新开放理论的实质:“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深刻表明,经济发展要有不竭的动力和活力,就必须坚持改革。某种意义上,有效的开放也是一种改革。当前国际经贸格局正在深刻调整变革,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大行其道的背景下,我们依然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开放,采取更加主动、包容、灵活的构建有利于我的开放格局。”表面看,这延续了开放的承诺,但另一段话暴露了真实意图:“要有序开放,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努力争取更大战略主动。在其他国家关切与我长期有利的领域采取主动开放措施,既有利于国际统一战线,也要有利于带动内需扩大和产业升级……这是从我国长远发展和根本利益出发,赢得大国博弈的一个战略选择。”杜文解读,这表明开放不再以改善民生或推进社会进步为目标,而是为“斗争”服务,仅选择对中共及统一战线有利的事项,推行“自主开放”,摒弃互惠原则。

杜文认为,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相比,习近平的新理论在12个维度上发生根本性转变,以下为部分关键对比:

第一、目的函数:邓小平追求增长与民生,强调效率和福利最大化;习近平则以博弈与安全优先,追求胜负和安全最大化。

第二、范畴关系:旧路线中,改革与开放并列互动,开放是改革的外向结果;新路线中,开放被改革范畴包容,降格为从属工具。

第三、主体定位:旧路线以市场主体主导,政府逐步放权;新路线以党国主导,推行特许行政和项目制开放,权力集中。

第四、规则来源:旧路线基于多边谈判和互利规则;新路线推行单边自主开放,以“中国核心利益”为红线。

第五、范围与清单:旧路线为全面负面清单,透明且逐步缩短;新路线为动态黑白灰清单,含口袋条款,实际更严苛。

第六、可逆性与承诺:旧路线强调制度化、长期承诺,注重国际信誉;新路线为战术性、可逆的“开合门户”,随时调整。

第七、互惠结构:旧路线追求对等交换、互惠和最惠国待遇;新路线为非对称互惠,仅考虑中共利益。

第八、时间视野:旧路线注重长周期制度建设;新路线为短期策略,强调运动式操作。

第九、衡量指标:旧路线以就业、收入、生产效率为标尺;新路线以战略纵深、产业掌控度和联盟收益为准。

第十、法制与程序:旧路线追求法律先行、程序透明;新路线政治挂帅,审批裁量权扩大。

第十一、社会外溢:旧路线鼓励人员、学术、资本自由流动;新路线对人才、数据、资本流动设安全管控。

第十二、制度承诺:习近平的开放从“制度承诺”转为“阵营导向的战术工具”,以博弈胜负取代福利增长,彻底背离邓小平的开放精神。

杜文进一步分析,习近平的新中美关系论以“斗争”为核心,表面合作实为战术布局。2025年9月19日,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近3小时,被双方官方描述为“卓有成效”。双方同意在韩国APEC峰会期间会晤,并计划2026年互访。川普在Truth Social上表示,将解决TikTok、贸易平衡和芬太尼等问题。BBC和CNN称此次通话为中美关系“破冰”之举。

然而,杜文认为,这不过是“皇上给鸡拜年”的假象。习近平内部讲话暴露其真实意图:“即使下半年中美经贸关系出现更多波折,美国市场仍然不能丢……要发挥企业主观能动性,千方百计推进对美实质性出口,用中国商品占领美国市场。”杜文解读,习近平并非真心妥协,而是为“大国博弈”谋求优势。

关于TikTok交易,杜文称双方看似达成协议,实则暗藏陷阱。习近平要求对外技术出口必须为“隔代技术”,即已被中国淘汰的技术。杜文断言,美国斥资数百亿美元购买的TikTok算法将是“中国淘汰货”,交易本质是一场“深刻嵌入两国政府的重大诈骗”。

杜文警告,中美此轮合作是“与狼共舞、尔虞我诈”的政治博弈,双方均无诚意,结果必是“实力说话”。他认为,习近平的新中美关系论以“稳住美国、谋取私利”为目标,表面和平共处,实则为“征服美国”布局,注定将掀起新波澜。

杜文呼吁,全球要正视习近平“魔鬼般的对手”本质,称其新理论是对邓小平路线的背叛,可能将中国和世界推向更紧张的博弈格局。他祈愿正义必胜,盼为中国和世界提供参考,助各国政府和政治家正确应对中共战略。

杜文最后表示,面对习近平的“新开放”与“新中美关系”,世界需警惕其“以开放为名,行斗争之实”的本质。他相信,真相终将大白,正义必将胜利。

2、川普政府突传重磅消息

路透社9月23日周二发布独家报道,美国正考虑最早于本周对整个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以报复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涉嫌犯下战争罪一事进行调查。此举将使该法院的日常运作陷入危险。

华盛顿已对该法院的多名检察官和法官实施了定向制裁,但将法院本身列入制裁名单将是一次重大的行动升级。

六位知情人士表示,预计很快就会就此类“实体制裁”做出决定。

由于事涉敏感且尚未对外宣布,因此这些消息人士以匿名方式讨论这项外交议题。  

一位消息人士称,国际刑事法院人员已召开紧急内部会议,讨论可能实施的全面制裁的影响。另外两位消息人士称,法院成员国外交官也已举行会议。

一位因讨论敏感问题而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证实,正在考虑对整个实体实施制裁,但没有详细说明可能采取制裁措施的时机。

美国务院发言人指责国际刑事法院宣称其对美国和以色列人员拥有“所谓的管辖权”,并表示华盛顿将采取进一步措施,但发言人并未透露具体措施。

该发言人说道:“国际刑事法院有机会通过进行关键且适当的结构性改革来改变方向。只要国际刑事法院继续对我们的国家利益构成威胁,美国将采取进一步措施保护我们英勇的军人及其他人员。”

路透社指出,对国际刑事法院作为一个实体实施的制裁,可能会影响法院基本的日常运作,从支付员工薪资的能力,到银行账户的使用,以至于计算机上日常办公软件的存取。

3、美特勤局破获纽约特大电信威胁

世界各国领袖本周在纽约市参加联合国大会之际,美国特勤局今天表示,他们在纽约地区拆除了一个非法的复杂电子设备网络,可用来瘫痪纽约电信系统。

法新社报道,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今天在纽约市登场,美国总统川普发表演说。

美国特勤局指出,他们拆除了一个由逾10万张SIM卡组成的电子设备网络,被查获设备位于联合国大会会场周边56公里范围内。

美国特勤局提及,这些设备除了可以发出匿名电话威胁,还能用来发动各种电信攻击,包括瘫痪移动电话基地台、实施阻断服务攻击,并协助潜在威胁者与犯罪集团之间创建匿名且加密的联系。

据报道,这个网络涵盖地区包括纽约州、康乃狄克州及新泽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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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时代的全球化:主导与重塑 进入习近平时代,中国的全球化策略发生了显著变化,从融入转向主导和重塑。这一时期,中国的主要目标是: 构建新秩序: 中国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国际规则,而是积极提出自己的全球治理方案,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一种以“我”为主导,甚至试图重新塑造全球秩序的模式。 安全与发展并重: 经济发展依然重要,但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战略自主的重要性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全球供应链中,中国追求“内循环为主,内外双循环相互促进”,以减少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和风险。 “有所作为”: “韬光养晦”的策略被“有所作为”所取代。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变得更加自信和果断,在南海、台湾问题和贸易摩擦等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非对称互惠: 全球化被视为一场“大国博弈”的工具。开放不再是单纯的互惠,而是服务于中国的战略目标。例如,文章中提到的“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强调的是选择性地对中国有利的领域进行开放,而非完全的对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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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莘莘游子

    再补充一点。 你可以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来理解中国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策略和对外关系呈现出显著差异,尤其是在邓小平时代和习近平时代,这样能看得更清楚: 邓小平时代的全球化:融入与学习 在邓小平时期,中国的全球化战略核心是“改革开放”。这一时期,中国的主要目标是: 融入国际体系: 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分工。这一时期的政策重点是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加入国际组织(如世贸组织)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这是一种以“我”为主,但以“他”为参考的学习模式。 以经济发展为中心: 邓小平的全球化观以经济建设为核心,旨在通过对外开放来提高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对外关系的主要目标是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韬光养晦”: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保持低调,不寻求挑战现有秩序,而是努力学习并适应全球规则。这种策略的核心是积蓄国力,避免与西方国家发生正面冲突。 互惠互利: 尽管存在不平衡,但邓小平时代的开放强调与世界的互惠关系,即中国通过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换取西方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准入。这是一种寻求双赢的、共存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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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莘莘游子

    题目应该改为:邓小平与习近平时期的不同的国家发展指导政策、政策的演变以及背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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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莘莘游子

    共同点 两人都把开放视为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关键手段,都强调必须利用国际资源推动国内发展。无论是邓小平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还是习近平推动“一带一路”、扩大自贸区网络,开放始终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他们都坚持国家主权与制度底线,邓小平强调“四项基本原则”,习近平强调“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都拒绝在根本政治体制上让步。他们也都主张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通过灵活的外交策略争取最大的发展空间。 不同点 首先,在发展目标上,邓小平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为核心,把经济建设视为一切的前提;习近平则在经济发展之上加入“国家安全、制度塑造”和“大国竞争”的战略目标,开放不再只是经济工具,而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展示和规则制定的途径。 其次,在开放路径上,邓小平强调“请进来”,以引进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为主,重在学习和吸收;习近平则强调“走出去”与“立得住”并重,既要在全球范围拓展市场,也要在核心技术和产业链上实现自主可控。 第三,在国际态度上,邓小平时代是全球化初期,中国主动融入并接受西方主导的规则,以“韬光养晦”换取发展;习近平时代则面对多极化与中美竞争,中国更倾向于“有所作为”,试图参与甚至主导国际规则,推动多边合作平台以打破单一的西方框架。 第四,在风险意识上,邓小平的防范主要是避免政治制度动摇与外部干涉,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习近平的风险观则扩展到科技封锁、供应链安全、金融风险和地缘冲突,强调“底线思维”和斗争精神。 总体而言,邓小平的策略是“借力发展”,以务实和低调赢得成长空间;习近平的策略是“自主塑造”,在国力上升的基础上兼顾发展与安全,力求在国际舞台上拥有更大的主动权。这种从跟随者到塑造者的转变,是中国国力提升、国际环境变化和时代需求共同推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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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莘莘游子

    邓小平和习近平治国理念的差异,既是个人风格的体现,更是时代要求的结果。邓小平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开放作为工具,以务实灵活的态度争取发展机会。他主张“韬光养晦,冷静观察”,避免与强权正面冲突。习近平则强调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并重,把开放提升到制度竞争与文明自信的高度,倡导“敢于斗争,有所作为”,不仅要融入规则,更要塑造规则。两者的不同,本质上源于中国从贫弱到崛起的国力转变:从需要融入的学习者,到能够与世界竞争并参与规则制定的塑造者,战略姿态自然不同。 未来的挑战在于如何在自主与安全之间找到新的平衡,既避免自我封闭,又防止过度依赖外部体系。在全球地缘政治日益复杂的背景下,中国需要探索一种既能保障核心利益,又能保持开放合作的平衡性开放的路径。邓小平奠定了中国从封闭走向全球化的基础,习近平则推动中国在全球舞台上从跟随到引领。这两种开放理念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双重遗产,也为未来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方向感和战略空间。 2.邓小平与习近平的开放与发展策略的比较 邓小平与习近平的开放与发展策略,既一脉相承,又因时代与国力不同而呈现出显著差异,可以从目标、路径、国际态度、风险意识等几个方面来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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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莘莘游子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率先复苏并显示出更强的国际存在感,但外部环境和内部矛盾也在同步变化。西方国家逐渐将中国视为潜在竞争者,贸易摩擦增加;国内则面临产业升级、环境压力和社会不平衡的挑战。全球化的红利和风险同时显现,为下一阶段的开放战略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的开放新论开始形成。 习近平上台时,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全球格局也从美国独霸走向多极化,中美竞争日益激烈。在这种环境下,习近平的开放理念不再是单纯的“学习”与“融入”,而是带有明显的自主性和制度塑造意图。他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推动科技自主和产业链安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机制,力图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挥更大作用。他的开放策略包含安全逻辑,要求在扩大合作的同时防范外部“卡脖子”风险。这种开放,不仅是经济战略,更是国家安全、制度竞争和文明自信的体现。 进入后疫情时代,中美战略竞争全面化,全球供应链震荡,中国的开放进一步呈现出“斗争与合作并行”的特征。一方面,中国加强自主创新和国内 大循环,以应对外部压力;另一方面,又积极推动区域合作,如RCEP生效、申请加入CPTPP,寻求在合作中维护发展空间。这标志着中国的开放策略从过去的防御性和依赖性,转向了兼顾自主与平衡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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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莘莘游子

    我的读后感:邓小平与习近平的国家发展指导政策以及演变的原因。 1.中国在全球化的不同时期的发展策略及其原因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部顺应时代变迁、因应国际格局和国家实力变化而不断调整的战略史。邓小平与习近平,分别代表了改革开放的起点与深化阶段,他们的对外开放理念虽都以“开放”为核心,但在历史条件、国际环境和治国理念上的差异,使得两人采取的策略呈现出鲜明不同。理解这种差异,需要从中国国力的演变、世界格局的变化,以及两位领导人的思想基础三个维度来考察(这是我的观点,只提及主要原因,可能还有其它的一些原因)。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在国家极度贫弱的背景下推动改革开放。彼时的中国,经历了长期封闭与经济困顿,亟需发展以摆脱落后。冷战格局依然存在,中国刚刚开始与美国接触,国际环境既有机遇也有挑战。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开放的根本目的是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国内现代化。他设立经济特区,欢迎外资,强调“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务实而灵活。开放的策略是“请进来”,中国需要向外部世界学习,需要通过参与全球市场来积累资本和经验。虽然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防止政治制度动摇,但经济层面的开放毫不含糊,务实至上、韬光养晦是当时的主旋律。 随着冷战结束、全球化浪潮兴起,中国在1990年代进入开放加速期。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这个阶段的中国国力依然有限,但已经具备“走出去”的能力,开始以世界工厂的姿态进入国际市场。为了获得最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由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战略目标仍然是经济发展优先。这一时期延续了邓小平的逻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利用全球化的机会快速壮大国力,同时保持低调以避免与强权正面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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