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跨数千英里荒野，十年孤胆逃亡：智胜中国追捕
2012年秋，中国共产党官员在藏族乡镇拉日马加紧了拉拢藏民的工作，以新房和免费粮油吸引他们。
但这是有条件的，要领到这些福利，村民必须放弃佛教信仰，交出念珠，并发誓反对达赖喇嘛。对藏人来说，这位宗教领袖是他们信仰的化身。而北京方面则认为他是一个危险的分裂分子，是国家的敌人。
一些人接受了这些福利，假装对党忠诚——但Phurba Tsering没有。他予以拒绝，只领取了发给每户的普通赠品。这些赠品附带一张印有毛泽东及其他历任中国领导人肖像的海报，官方要求大家把这些海报挂在家中，以示感激。
Phurba后来说，他实在无法忍受中共官员企图用物质收买自己、让他背弃达赖喇嘛的做法。他把海报丢进垃圾，作为一种私下的反抗。之后，他在鲜水河畔点火焚烧了那些垃圾。
当时，Phurba并没有把这件事看作什么人格考验，更没觉得会改变自己的人生，但事实证明他错了。当他意识到在中国无处不在的监控之下，几乎毫无隐私可言之时，为时已晚。几天后，警察就找上了门。
当时30岁的Phurba再也未能回家。
在当地警察局，六名警察对他拳打脚踢，还用金属管殴打他，为首的是一名汉族警察，当地藏人称他为“歪鼻子”。这些警察用缠起来的电线抽打Phurba，并用赶牛棒电击他。
在殴打的间隙，他们对他进行审问，用手指着两张照片。其中一张是达赖喇嘛的照片，是警察在他被拘留后从他家中搜走的。
你为什么这么感激他？他给过你一口吃的吗？
另一张照片上是Phurba在河岸边，弯腰焚烧毛泽东等人海报的场景。
你为什么对共产党领导人如此不知感恩？你在对他们的画像做什么？
“只是在烧垃圾，”Phurba回忆起当时的对话。
所以你认为共产党领导人是垃圾？
“是的，”他说。当时他怒火中烧。
警察最想知道的是还有谁参与其中。“你背后是谁？”他们追问，要他供出所谓的煽动者。
Phurba回忆说，接下来的两天就是一连串的殴打、昏迷和审问。那个被称为“歪鼻子”的警察把他打得口中满是鲜血，并威胁要杀死他。第一个奇迹发生在第二天要结束时。
那天晚上，警察对他进行最后一轮毒打后离开时，其中一名警察——一个来自当地家庭的藏人——偷偷地丢下了一个金属条。它看起来像一截收音机天线，顶端被压扁了。Phurba把金属条塞进手铐的锁孔里，晃动了几下。试了几次后，手铐“咔哒”一声打开了。他看了看门，门没有锁。
Phurba能听到楼上警察传来的阵阵笑声，他决定冒险一试。出了门，他翻上柴垛，爬过院墙逃走了。他饥肠辘辘，浑身都是伤痕。一阵刺痛传来，感觉像是肋骨断了。
Phurba拖着身子来到一个亲戚家，但没有久留，他知道“歪鼻子”很快就会来追捕他。吃过饭、休息了一晚后，他穿上一件长及脚踝的传统藏袍，踏上了长达十年的逃亡之路——主要靠着双脚，翻越数千里的险峻山川，辗转三个国家。
藏人若公开谈论自己家乡的事，会面临遭到打击报复的风险。北京方面已在很大程度上将藏区封闭在国际视线之外。本文的记述基于对Phurba、其家人和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官员的采访，以及中国的法律文件和中共有关西藏的政策文件。
拉日马所在的四川省新龙县有关部门称，此事属于机密，不予置评。
劳役
Phurba被警察关押期间，他的妻子Tsering Lhamo和孩子们待在家里，最小的孩子才几周大。她两天没有收到任何消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当她最终得知Phurba成功逃脱时，先是感到宽慰，然后又变成害怕。
作为对丈夫逃跑的惩罚，Tsering被迫在派出所无偿干活。她扫地、砍柴、铲雪、刷厕所，常常是带着孩子做这些事。Phurba的兄弟们在经济上帮助了她，但钱总是不够用。在做了18个月的苦力且看不到尽头后，Tsering做出了一个艰难的选择。
她收拾了一个小包，把孩子送到母亲那里。她说自己需要去办点事。实际上，她离开了小镇，计划向北走120英里，前往果洛的高山牧场，那里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西藏游牧民族的家园。她可以在那找到挤牦牛奶和做奶酪的工作。她计划存够钱后就回来接孩子。
在接下来的两周，Tsering有时步行，有时搭便车，或者在餐馆和旅店停下来洗碗、打扫地板，以换取食物和住宿。她遇到了一位僧人，帮她在果洛一个游牧家庭找到了一份照看牲畜的工作。Tsering想念她的孩子们，但没有办法给他们打电话。
如果她打了电话，就会知道家里的麻烦事。
在逃
Phurba从警察局逃脱后，躲进了环绕他家乡的群山之中。那是一片片翠绿的山峰，点缀着由雪水汇成的蓝色湖泊。这片土地承载着着几个世纪以来的西藏传说，早在北京方面将其划入四川省之前就已如此。
在成长过程中，Phurba和他的兄弟姐妹们感受到了中国几十年前接管西藏带来的创伤。母亲曾告诉他们，她的叔叔死在中国的拘留所。他们父亲的叔叔被迫放弃僧侣身份，躲在山里逃避中国相关部门的追捕。
当警察侮辱Phurba对流亡在印度的达赖喇嘛的忠诚时，这段家族史点燃了他的怒火。“从我们祖先的时代起，他就在我们心中，” Phurba说。“这是不可接受的。”虽然许多藏人学会了对自己的信仰保持沉默，但妻子形容Phurba是一个不易动摇或被吓倒的人，她说他很固执。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Phurba和他的兄弟们曾希望警察抓捕他的兴趣会逐渐消退。但Phurba的越狱行为让地方政府部门感到难堪和愤怒，尤其是“歪鼻子”。在藏人中，“歪鼻子”以残忍著称。
Phurba决定继续躲藏。
作为兄弟中的老大，Phurba通过亲戚向他的兄弟们传递消息，兄弟们则将青稞粉和肉干等物资运送到远离定居点和警察巡逻地的会合点。有几次，当物资快用完时，Phurba冒险借用手机直接给他的兄弟们打电话。
在Phurba逃亡近两年后，物资运送彻底停止了。
身陷囹圄
2014年8月，警察将Phurba的两个弟弟拘留。警察告诉他们，否认与Phurba有联系是没用的。相关部门监控了他们的电话，知道那些通话。
两个弟弟中年龄较大的Pema Rinzin被关在一个单人牢房里，双臂举过头顶，被铐在一个窗户的栏杆上。警察轮流用脚踢他，用拳头打他。他们说，Pema有一个选择：要么帮他们找到Phurba然后获释，要么在拘留所里待上几年。
Pema说，他的一只或两只手臂一直被铐在窗栏上，迫使他站着，就这样度过一天又一天。当他打瞌睡或昏过去时，手铐会勒紧他的手腕，将他惊醒。他说，警察曾用电牛棒、鞭子和警棍打他。
Pema告诉警察，兄弟俩曾几次为Phurba提供食物和衣服，但他说他不知道如何在广阔的荒野中找到Phurba。
一个月后，折磨停止了，但兄弟俩仍被关在牢里，无法见面或交谈。他们每天都必须阅读中共的口号。有时，他们被要求观看宣传纪录片，内容是藏人欢迎1950年入侵的中国军队。
一年过去了，然后是两年，然后是三年。Pema不知道Phurba是死是活。
丢失的牦牛
由于不确定“歪鼻子”的搜捕范围有多广，Phurba从漫长的逃亡开始就避开村庄。他绕开游牧社区，因为在那里他可能会被认出来。
在与兄弟们失去联系后，Phurba向更深的山区走去。当他遇到陌生人时，他会讲一个简单的故事来掩护：“我在找我丢失的牦牛。”晚上，他有时会向游牧民请求食物和住所，说他第二天早上会继续寻找。
夏天，Phurba依靠他小时候学到的技能，寻找覆盆子和其他野果，以及蘑菇、大黄和可食用的草药。他偶尔会找到游牧民留下的肉片。在绝望时，他还曾从狼留下的动物尸体上撕下肉来吃，他是通过头顶盘旋的秃鹫发现这些尸体的。
冬天，气温降到零度以下，土地变得贫瘠。Phurba没有力气拖着帐篷，就睡在地上。他把自己长而宽的袍袖做成枕头。
几周转眼成了几个月，然后过去了几年。他的皮肤变得坚硬，被风吹得像皮革一样。“我看起来几乎像个怪物，” Phurba说。“我常常想，与其这样活着，不如死了算了。”
来源：员工报告 Daniel Kiss/WSJ
Phurba说，最难熬的是不知道家人的命运。有一次，他问牧民们是否知道一个拉日马镇的男子因焚烧中共领导人画像而在逃。牧民们说，他们听说那个男子的妻子和母亲已经离开了家乡。
至于去了哪里，他们不知道。
重逢
在四川西部一片15,000平方英里的山区游荡了五年后，Phurba决定北上前往果洛，他在那里有一个远房亲戚是僧人，可能知道他家人的下落。
Phurba不知道怎么去果洛，便向当地人求助。好几个月里，他都避开公路，坚持走山路，担心自己野人般的模样会引人注意。他向一个人吐露了自己的处境，那人建议他伪装成朝圣者，这样既能为他的外表找到借口，也更容易走大路。
2018年，Phurba离开了山区，希望自己已经离家乡的当局足够远，可以安全地行走了。他四处打听，最终拿到了亲戚的电话号码。亲戚告诉他，他的母亲多年前就已搬离家乡，但不确定去了哪里。
好几个月里，Phurba都用借来的电话定期给亲戚打电话，希望能得到任何关于母亲下落的消息。有一天，那位僧人说找到了他母亲的电话号码。
Phurba打去电话，一个熟悉的声音接了电话，他不禁热泪盈眶。他的母亲Ashong一开始否认了自己的身份，担心这是当局设下的陷阱。Phurba说服了她，让她相信自己确实是她的儿子。母子二人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高原上重逢，她当时在那里放牧和挤牦牛奶。
苦难改变了他们俩。分别多年后，Phurba震惊于母亲看起来如此虚弱。“她看起来不像我记忆中的母亲了，”他说。Phurba没有告诉她自己一路上的具体经历。“她只要看着我，就能看出我受了多少苦，”他说。
Phurba的母亲揭开了他2012年得以越狱背后的秘密。她曾贿赂那名提供了工具和打开牢门的藏族警官的家人。Phurba也得知了他逃亡的后果——他的妻子丢下孩子离开，他的两个兄弟被关押了多年。
Phurba的母亲把他最大的儿子带到她附近的一座寺庙里生活。Phurba的女儿被送到了他们家乡附近的一所汉语寄宿学校。他最小的孩子和亲戚们在一起。Phurba不敢去看望他们，害怕被抓。
他得知妻子Tsering在果洛，就在他母亲住处以南。他不告而至。“这太不真实了，”Tsering说，她本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了。他们欢聚了几天，之后Phurba就离开了，担心妻子的雇主会知道他是个通缉犯。他在北边130英里外的青海湖找到了帮牧民干活的工作。
来源：员工报告 Daniel Kiss/WSJ
不久之后，他得知他的兄弟们在被关押四年后获释。他们获释的一个条件是绝不能联系Phurba。尽管如此，兄弟们还是重聚了。
在获释的两个兄弟中，哥哥Pema说，他并不为发生的事情责怪Phurba。但Pema说，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他会阻止他烧掉那张海报。
兄弟俩讨论着这个家是否还能过上安宁的日子。他们都四散各地，而Phurba和他的妻子将迎来他们的第四个孩子。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Phurba说，“留在西藏没有希望。”
最后一程
多年来，逃离中国的藏人会越境进入尼泊尔，然后再到印度，许多人在那里定居。但在2012年前后，中国政府加强了边境管控，部署了徒步巡逻、监控摄像头和无人机，此后逃离者的人数便逐渐减少。
Pema决定让他们最小的弟弟先试试。经过数月的准备，并花光了母亲一生的积蓄，才在2019年把他送到了印度。Phurba计划下一个走，但新冠疫情耽搁了他。
2022年，在探望妻子并告别后，Phurba前往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然后到了吉隆藏布江东岸的边境小镇吉隆。一个向导在河对岸等着他，他将帮助Phurba穿越喜马拉雅山脉进入尼泊尔。
夏季的暴雨导致河水上涨，渡河变得异常危险。Phurba花了18天才成功过河，这期间向导的费用一直在增加。
在接近中尼边境时，Phurba还需要一点运气。他和向导走下一个陡坡，小心翼翼地避开附近的边防警卫。Phurba一脚踢松了一块岩石，石头轰隆隆地滚下山坡。他吓得僵住了，生怕警卫会朝他们这边看过来。他说，就在他向达赖喇嘛祈祷时，一群山羊从旁边奔腾而过，蹄声嘈杂，掩盖了他们两人的行踪。
Phurba于2022年8月抵达尼泊尔。从那里，他前往印度北部城市达兰萨拉，达赖喇嘛自1959年逃离西藏后就一直居住在那里。
来源：员工报告 Daniel Kiss/WSJ
作为一名新的流亡者，Phurba亲自接受了达赖喇嘛的祝福。
Phurba回忆达赖喇嘛当时说：“你一路上历经诸多艰辛，我一直惦记着你。别担心，你会和家人团聚的。”
第二年，Phurba怀孕六个多月的妻子、他们的四个孩子以及Phurba的母亲也各自逃到了印度。他们抵达后，Phurba十年来第一次见到了他的三个大一点的孩子。
2023年晚些时候，Pema也逃离了中国。他和母亲现在住在印度南部的一个藏人定居点，经营着一家小餐馆。
Phurba和Tsering用一辆餐车卖藏式蒸饺和面条。Phurba说，生活不易，但他喜欢住在山里。这让他想起家乡。
Phurba Tsering，摄于印度。图片来源：NIHARIKA MANDHANA/WS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