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是共产党的天下 从川普普京会谈说起
蔡荣根观点：川普和普京于台北时间8月16日凌晨在美国阿拉斯加，针对如何结束《俄乌冲突》展开一对一会谈。 会谈地点选在阿拉斯加有特别的意义，它原是俄罗斯帝国的领土。
1867年（清同治6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为疏解“克里米亚战争”被奥斯曼帝国、英国和法国联军击败后的财政困境，同时为拉拢美国作为地缘政治的盟友，将这块地广人稀的土地以720万美金卖给美国; 那时川普总统的爷爷才两岁，还没能移民美国。
1860年代中期，对改革失望的俄国知识青年，包括一些同情农奴的贵族青年，掀起一股“彻底否定传统权威”的思潮。 他们反对沙皇高压专制和东正教会保守势力的束缚，反对贵族特权和传统家庭伦理，拒绝一切无法用科学验证的事物; 他们宣称摧毁旧秩序是为了建设，但缺乏建设新社会的具体蓝图，因此被称为虚无主义者。
在俄罗斯出现“虚无主义”后不久，欧洲也因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兴起，造成极端的贫富差距和阶级对立，“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种社会主义思潮同时在欧洲和俄国蔓延开来。 他们都反对资本主义和封建传统，也都追求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自由平等的共产世界”，但对“国家”的主张不同。
“马克思主义”主张以“无产阶级专政”为过渡阶段，先消灭资产阶级和镇压反革命，最后才能实现无阶级、无国家的共产世界; “无政府主义”则认为国家是压迫的根源，任何政府的官僚制度都必定会成为新的特权阶级，因此主张立即废除一切形式的国家，以人民自由成立的公社、合作社、工团等基层组织为基础，直接建立“无国家、无强制权威的共产社会”。 许多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都经历过虚无主义阶段，因此被泛称为虚无党人。
由于无政府主义追求的乌托邦，与儒家《礼记——礼运大同篇》所描绘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相似，也符合道家“无为而治”的黄老哲学，所以很容易获得晚清知识分子的共鸣，最早由留法和留日者引入国内，并大力鼓吹提倡。 如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章太炎，章士钊、张继等早期革命党人都信仰无政府主义。 甚至连追随国父的汪精卫、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也都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 由蔡元培、章太炎等组织的革命团体“光复会”，其入会誓词为“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最后一句“功成身退（即不当官）”，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色彩。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与李大钊等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批判封建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
这些主张与半世纪前俄国虚无党人的主张，似曾相识，也与当时风行全世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相呼应; 由《新青年》带动的新文化运动，影响了一整代的年轻人，包括李大钊的属下——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毛泽东。
亚历山大二世被虚无党人刺杀事件，是中国革命党人“以俄为师”的开始。
无论是虚无党人或无政府主义者，都是对统治阶层的威胁，所以都受到残酷的镇压; 面对难以撼动的政权，一些激进的虚无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开始用恐怖手段来进行革命，希望能带动被压迫的人民揭竿而起。 1881年3月，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经过多次暗杀未遂后，被5名虚无党人投掷手榴弹刺杀。 策划并领导这次暗杀行动的是女虚无党人索菲亚·佩罗夫斯卡娅。
女虚无党人索菲亚·佩罗夫斯卡娅出身俄国最上层贵族家庭。（蔡荣根提供。 ）
由于索菲亚出身俄国最上层的贵族家庭，又是年轻美貌的女性，但却不惜背叛自己的阶级利益为革命而牺牲，因此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其后被很多文学作品歌颂为“殉道的圣女”; 鉴湖女侠秋瑾留学日本知道索菲亚的故事后，自赋《宝剑歌》，以“死生一事付鸿毛，人生到此方英杰”诗句，表达她效法索菲亚舍身报国的决心。
女虚无党人索菲亚的英雄事迹，鼓舞了20世纪初革命陷入低潮的晚清革命党人。
暗杀在中国文言文里称为“行刺”，其杀手被称为“刺客”。 《史记——刺客列传》里的荆轲、聂政等，因其慷慨悲歌的壮烈事迹而名垂青史。 因此，晚清一些热血的知识青年，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并不排斥这种现在被视为恐怖主义而被谴责的暗杀行为，纷纷效法俄国虚无党人组织各种暗杀团，企图刺杀慈禧太后和满清亲贵大臣，以期唤醒民众并引发革命。
翰林进士出身的蔡元培所领导的光复会，是国内最大的暗杀团体。 1902年蔡元培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女校——爱国女学，教育宗旨却是：“不取贤妻良母主义，乃欲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女杀手）”。
蔡元培为培养女学生的革命意识，在爱国女学讲授法国革命史，和俄国虚无主义等课程，为了研制炸弹需要而特别重视化学课的教学，并利用爱国女学环境封闭，革命党行藏容易隐蔽，吸收学里的化学教员钟宪畅和俞子夷，与从日本回来的暗杀团成员杨笃生等秘密研制炸弹。
由光复会成员执行的一系列暗杀行动让满清亲贵闻之丧胆，最著名的事件有1905年吴樾刺杀出洋考察五大臣未遂、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等。 吴樾刺杀五大臣所用的炸弹，就是由他们所制作的; 汪精卫虽然不属于光复会，但于1910年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并在辛亥革命后表明“功成身退，不出任官吏”，这些在在都显现他的无政府主义色彩。
圣彼得堡滴血教堂在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杀的地点兴建。（蔡荣根提供。 ）
受到1917年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鼓舞，中国知识分子信仰的社会主义由“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
早期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虽然不乏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革命志士，但还是以信仰俄国无政府主义大师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居多，主张透过教育激发人们“互助”与“合作”的本能，从而塑造一种基于互助、自由和平等的新道德，俾能建立一个无阶级、无剥削、自由平等的共产社会。
这种主张普遍被晚清知识分子接受，视为推翻满清专制王朝后建立大同社会应走的途径。 但无政府主义“反权威、反组织”的核心思想，导致无法形成一个有纪律、能行动的政党来领导革命，因而被批评为空想主义。
1911年辛亥革命后，并没有建立起孙中山理想中的民主共和国，也无法实现无政府主义者心目中的乌托邦社会。 反而，军阀割据连年争战，让老百姓承受更多的苦难，西方列强和日本也继续在中华大地划分势力范围。 这刺激很多中国无政府主义者，重新思索救亡图存之道。
1917年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推翻帝俄后，建立了世界第一个共产政权。 证明一个同样面临帝国主义压迫的落后国家，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组织政党，以“阶级斗争”手段夺取政权，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 这给苦苦寻求救国之道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可效仿的对象，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开始由“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
受到一战后巴黎和会的刺激，触发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燎原。
1917年美国加入一战后，华府说服当时的北洋政府向德国宣战。 中国因此派出数十万中国劳工到欧洲前线挖壕沟、搭建野战医院、运送弹药等，甚至派人到法国工厂工作，以纾解盟军的人力短缺问题。 数千名中国劳工在这场战争中丧命。 这一切的牺牲就是基于相信一旦赢得战争，德国将把山东租界归还给中国。
但当一战结束后，于1919年1月起由美、英、法三国领袖主导的巴黎和会却否决了中国所有关键的要求，尤其是美国威尔逊总统担心日本不加入国际联盟，竟然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和权益割让给日本。 美英法的背叛激起了全民的怒火。 因此1919年5月4日起，以“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还我青岛”、“取消 21 条”为诉求的“五四运动”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爆发开来。
相反的，1917年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权后，三度发表《加拉罕对华宣言》，宣称放弃帝俄时代在中国的租界和所有利益。 “马克思主义”因此被中国知识青年追捧为拯救中国的新希望，在《新青年》杂志鼓吹和左派作家的推波助澜下，迅速在中华大地燎原。
李大钊自1918年起转向马克思主义，开始发表一序列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 陈独秀受到巴黎和会的刺激，在李大钊影响下也开始主张马克思主义救中国，自1919年4月起，每周发表一篇讨论俄国共产党革命的文章，并在共产国际协助下，于1921年7月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发起人全是杂志编辑、青年教员和学生等知识分子，里面没有工人或农民。 他们平均年纪28岁，42岁的陈独秀已经被称为“老头子”。 最年轻的是北大学生刘仁静，只有19岁。 也是发起人的毛泽东，这一年27岁; 他们宣称要以“阶级斗争”的手段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实际上是要“专无产阶级的政”。 毛泽东从不掩饰他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他关心的是中国国家复兴的重大问题，对工人和农民的苦难并未特别同情。
由无政府主义者发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培植了大批中共早期领导人。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最早由曾留学或旅居法国的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和汪精卫发起。 其目的是借助法国宽松的政治环境和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让中国青年通过“勤于工作，俭以求学”的方式，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革命思想，寻求救国救民之道。
一战后法国劳力短缺，让这运动达到高潮。 1919年至1920年先后有近2000名中国学生赴法，很多是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年轻人。
法国是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重要传播中心，在那里他们亲眼目睹了法国共产党领导工人，为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所做的斗争。 加以他们自己在工厂的工作环境和条件极为低劣，“勤工”所得连温饱都成问题，“俭学”变得非常困难。 这些更坚定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信仰。
他们于1922年成立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 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共早期重要的领导人，如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赵世炎、陈毅、聂荣臻、李富春等。
发起勤工俭学运动的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和张静江等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因反对“阶级斗争”，所以没有转向马克思主义，后来成为国民党四大元老，张静江更是蒋介石的“造王者”。 他们都在1927年蒋介石清党时扮演重要的角色。 汪精卫则成为国民党左派的领袖，他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
无政府主义主张“建立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自由平等的共产社会”，在辛亥革命前后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信仰，因此当中国革命陷入困境时，与无政府主义“理想相同，手段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才得以在中华大地迅速蔓延，而孙中山于1924年决定采“联俄容共”政策，则彻底改变了中国命运。
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创办同盟会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誓词中的“平均地权”，就被他出身富裕仕绅和地主家庭的追随者所质疑。 即使是辛亥革命建立共和后，他的三民主义还只是理想和口号。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的新经济政策，被孙中山视为是他民生主义的俄国版本，甚至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1922年6月，苏联驻华代表越飞，派遣密使跟孙中山接触，表示如果接受他们的条件，国民党人就可以获得实际的援助。 因陈炯明叛变而陷入绝境的孙中山因此决定与俄国结盟。 1924年1月，孙中山以列宁派来的鲍罗廷为总顾问，在广州重组中国国民党，确立联俄、容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容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李大钊、谭平山、瞿秋白、毛泽东和张国焘等青年共产党员因此进入国民党的权力核心。 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给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发展群众组织，进而与国民党分庭抗礼争天下的机会。
1940年抗战期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 蒋介石为孙中山加冕，是为了要塑造自己是孙中山指定的革命继承人形象，无论对领导抗日、打击汪精卫以及对付共产党，都有其政治作用。
1949年共产党取得中国政权后，1956年11月毛泽东在
*作者为台大土木工程博士，台北市土木建筑学会理事长，前中华民国结构技师全联会理事长，著有《寻找安全的家：结构技师蔡荣根教你选好宅》（天下文化），及《狼烟未燼》（墨言文化）获白先勇及许倬云推荐，并登博客来及金石堂2022年度华文创作百大畅销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