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做亡国奴，不做牺牲品？
当尼门宣称“宁做亡国奴”时，实际上提出一个“哈贝马斯式”的命题：在国家存亡与个体生存之间，政策的合法性如何通过公共理性来建立?
德国电视二台(ZDF)7月的访谈节目现场，27岁的作家奥勒·尼门(Ole Nymoen)面对战争与抵抗的假设性问题，抛出一颗震撼舆论的炸弹：“宁做亡国奴，不做牺牲品。”他将国家定义为“暴力机器”，直言不会为其献身，如果战争爆发，他的选择序列是：逃离、隐藏，最后才是争取非战斗岗位。
此观点并非尼门的即兴之言，在他的著作《我为何永不为自己国家而战》中其实早已埋下思想引信。尼门的宣言恰逢德国安全政策的剧烈转折点。俄乌战争三年来，德国国防预算飙升至冷战后高位，防长皮斯托留斯计划到2029年将现役兵力从18万扩至26万，更准备推出“自愿兵役”模式，并暗示可能恢复义务兵役。“战争能力”这个二战后几乎绝迹于公共话语的词汇，两年来也重新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德国国防部的时兴口号。
从表面上看，德国社会普遍笼罩在战争阴云下，但多项民调结果却显示更为复杂的图景。“壳牌青年研究”是德国最著名、历史最悠久的青少年研究系列报告之一，根据它的调研结果，2019年仅46%的12岁至25岁青年担忧欧洲爆发战争，但五年后比率飙升至81%。显然，烧到家门口的俄乌战火将教科书中的惨痛历史变为边境线上的现实威胁。
今年德国电视二台的民调也显示，72%民众担忧战火蔓延欧洲;电视一台(ARD)的调查中，64%受访者对战争感到“较大”或“极大”恐惧，许多人明确提及第三次世界大战或核冲突的可能。在原东德地区，历史记忆与经济落差放大了不安：46%居民担忧会爆发战争(全国平均41%)。
更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德国联邦国防军军事历史与社会科学中心的调查，仅42%德国人愿拿起枪来保卫国家，且性别差异惊人：50岁以下男性愿战者61%，同龄女性仅21%。
这种恐惧的来源比较多元：俄乌战争外溢、北约与俄对抗升级、中东乱局、移民危机与网络威胁交织，形成复合型安全焦虑。民调数据清晰表明，目前普遍存在的民众恐惧心理并未有效转化为保家卫国的参与意愿，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国家的疏离感相当显著。
随着军队职业化，德国年轻一代彻底脱离军事体验与尚武传统，国防认知仅存于新闻与影视。图为柏林一处喷泉。 (路透社)
是“危险现实”还是“日耳曼焦虑”?
德国当前的安全环境确实趋紧：北约东翼增兵、波兰芬兰强化防务、德国防长“五至八年内备战”警告等，均指向地缘风险。特别是东欧国家的担忧很迫切，它们担心，若乌克兰失守，俄罗斯有可能会测试北约底线，甚至在波罗的海制造摩擦。这些都是德国扩军的现实依据。
然而，纯粹军事评估显示，北约军力以及集体防御条款使德国本土遭直接攻击的概率极低;威胁更多体现为地缘环境恶化，而非迫在眉睫的入侵。因此，也有专家认为，眼下的战争恐惧感折射的是根植于德意志文化中的特性：“日耳曼焦虑”。对二战的道德反思更使德国社会对战争合法性极端敏感，两德所处的冷战前线位置则进一步强化了“牺牲品”心态;长期和平繁荣又催生了对稳定的深度依赖，任何动荡迹象都易触发这个民族系统性的焦虑。
因此，当前的战争恐惧，其实是现实威胁与文化心理的复合体，更是与通货膨胀、能源危机等因素交织的结果。民调还显示，生活费与国内安全常被列为比战争更迫切的焦虑源。
德国主流媒体在传递威胁感知中扮演关键角色，报道框架存在鲜明的分野。乌克兰的自卫成为“好战争”范本：媒体将乌克兰的抗战塑造为“自由与主权之战”，通过前线影像、平民悲剧、专家访谈构建“援助即道义”的叙事，反对者面临道德指责风险。
欧洲之外冲突的“坏战争”标签：有关加沙、叙利亚等冲突的报道，主要聚焦人道灾难与停火呼吁，以及反对以色列政府防卫过度，但公众的态度倾向同情而非介入。
这种选择性叙事直接影响风险认知：当俄乌战争被反复关联德国安全时，其“威胁紧迫性”被强化，而地理遥远的冲突则被归为“他者悲剧”。媒体通过这类“道德标签”，无形中分化了公众恐惧，并为政策选择铺路：被定义为“好战争”的冲突，更易获得军事支持共识。
术语演变微妙折射德国防务话语的敏感平衡：2023年底，皮斯托留斯抛出Kriegstüchtigkeit(战争能力)，直白强调全面战备，打破战后和平主义话语禁忌，引发争议。2025年默茨政府上台后，把这个颇具争议的说辞悄然替换为Verteidigungstüchtigkeit(防御能力)。这一字之差，巧妙弱化进攻性的联想，既契合北约的集体防御逻辑，也降低国内反弹。
从尚武荣光到躺平一代
词汇更替揭示三重意图：缓解和平主义者反感、避免国际误读、保持扩军实质不变。预算增长、兵力目标、兵役改革持续推进，仅以语言包装消解文化阻力。这种修辞策略本身即是“日耳曼焦虑”与安全现实夹缝中的生存智慧。
普鲁士曾是欧洲尚武精神的图腾。腓特烈大帝的韬略与俾斯麦的铁血，将“严明的军纪”与“尼伯龙根式忠诚”铸入德意志基因。军装象征尊严，兵役等同成人礼——这种价值观随1871年德意志的统一和第二帝国的诞生而达到顶峰。
这一传统被二战的战败结果彻底终结：军事荣耀与纳粹罪责牢牢捆绑一起;战后德国在制度与心理上与“军国主义”干净切割;西德防务依附北约和美国;东德军队脱胎换骨，承袭的是苏联模式，与普鲁士精神毫无关系。2011年义务兵役制的暂停成为新的文化断裂点：随着军队职业化，年轻一代彻底脱离军事体验与尚武传统，国防认知仅存于新闻与影视。
对二战的深刻反思令教育系统强调战争破坏性，弱化军事价值;和平红利与北约保护也弱化了防务责任感;高福利社会将个人生存质量置于公民义务之上。青年一代将外交、制裁、国际法视为冲突解决首选，妥协优于牺牲。即便威胁重现，整个社会本能地会寻求军事联盟的庇护，而非全民动员。
从某种意义上说，眼下德国或正陷入历史的轮回：外部有地缘裂痕构成的真实风险，内部又有“日耳曼焦虑”心理机制将威胁在文化透镜下放大。
当尼门宣称“宁做亡国奴”时，实际上提出一个“哈贝马斯式”的命题：在国家存亡与个体生存之间，政策的合法性如何通过公共理性来建立?
民主社会的战争决策，既不能依赖于军事专家的沙盘推演，也不能被非理性恐惧主导。它须要基于事实、伦理与公共责任的深度对话，也就是说，承认威胁却不放弃和平，正视防务需求却警惕军备竞赛。
今天的德国又一次站在历史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向战后和平主义传统，另一条指向现实主义的备战热情。无论何者，核心挑战都是穿越恐惧迷雾，在个体生存权与国家存续义务之间，找到那条细而坚韧的平衡线。因为真正的安全，永远诞生于理性与责任的交织处——而非恐惧的阴影中。
作者于大勇是德国时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