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习近平批评地方“扎堆”AI与新能源

联合早报 2025-07-18 10:17+-

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场高规格会议中发言时,罕见质疑各地政府扎堆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必要性。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星期四(7月17日)的头版文章披露,习近平7月14日在中共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发言时,向与会者提问:“上项目,一说就是几样:人工智能、算力、新能源汽车,是不是全国各省份都要往这些方向去发展产业?”

他强调,推进城镇化必须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此次会议规格极高,中共政治局常委、各省市主要领导及负责城市工作的官员悉数出席。

彭博社指出,中国官媒鲜少刊登领导人如此直接、口语化的发言,显示中央对地方盲目追逐风口产业的忧虑日益加深。此举正推高产能过剩,助长行业内卷和价格战,不仅压缩企业利润、抑制工资增长,也加深通缩压力,最终引发外贸摩擦。

中国地方政府过去长期依赖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虽一度支撑起经济增长,如今却已造成债务高企与低效投资。从传统钢铁等重工业到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供需失衡和恶性竞争问题愈发普遍。

中国总理李强7月16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时,要求规范新能源汽车行业中的非理性竞争;习近平7月1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上则提出,依法依规治理低价无序竞争、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并规范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

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出席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时,发表讲话。 (新华社)

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出席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时,发表讲话。 (新华社)

彭博社认为,这些迹象表明北京正日益重视国内通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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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是都要上整车项目,而是可以从更细分、更适合本地能力的环节切入,形成差异化竞争和协同生态。此外,更值得鼓励的是产业链协同发展。地方可以选择发展某些智能零部件、电池梯次利用、车载芯片、AI车载系统等附加值更高、技术要求适中、适合长期经营的环节。与其造车,不如为整车制造提供配套支持,包括:电机、电控、电池管理系统、底盘、车载芯片、智能中控、车载传感器、车灯、轮胎、车门、电缆、电线束等。或者做补能、补链条、补基础设施,围绕新能源汽车使用,建设充电、换电、电池回收等基础设施与配套系统,也包括:电网智能调度、分布式光伏+充电站、电池梯次利用等。还可以提供与新能源汽车相关的服务与运营,包括:智能调度平台、车队管理系统、网联服务、智能维修、车险、数据分析、交通优化等;或者推广电动车的应用场景,如公交电动化、物流车改造、政务车更新。 电动车不是不能发展,而是不能再盲目发展。道理是一样的:不是每个城市都要去建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站,但每个城市都可以配合,用好电、管好电、服务好电。放在电动车产业中,就是:不是每个城市都要造整车,但每个城市都可以服务好车、用活好车、带动产业链良性循环。高层的政府可以多宣传差异化发展、差异化竞争和协同生态的概念,各级政府也要多想办法。做的好的,鼓励,表扬并奖励,并计入政绩考核中。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战略定力,更需要政策智慧。中央定方向,地方讲方法。让新产业真正成为新生产力,关键在于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协同共赢,而不是继续在泡沫里内卷,在上下级的误解中内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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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谈谈电动车产业的问题,与上面提到的芯片产业或者人工智能的问题几乎一样,并且电动车产业也已经显露出重蹈人工智能的大模型覆辙的迹象。现在的电动车产业,几乎成了各地竞相布局的标配项目。各种问题也开始显现:产能过剩、价格战惨烈、企业跑路、项目烂尾,甚至引发国际贸易摩擦。造成的原因也一模一样,中央战略被地方误解并“层层加码”,最终走向资源浪费与产业内卷。 中央当时提出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壮大新质生产力,本意是推动结构转型、技术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而地方却将其变成“上项目、抢风口、造政绩”的工具,不顾条件,重复上马,结果形成了造得多、用得少,投得猛、回得慢的失衡结构。 具体来看,当前电动车领域存在几个显著问题。首先是一哄而上,重复投资。全国已有300多家电动车企业,大量缺乏核心技术和市场竞争力,却靠补贴和低价销售存活,极易被市场淘汰。其次是产能远超需求,工厂机器空转,资源浪费严重。更严重的是,价格战愈演愈烈,车企利润摊薄,研发空间被压缩,技术升级反而被延误。 如何避免电动车产业走上人工智能“大模型化”的不归路?可以试试改变“造整车”的冲动,转向“用好车、管好车、服务好车”的理性路径。 首先,中央要建立新能源产业差异化准入与总量控制机制,合理规划各地发展定位,严控整车项目的审批与配套政策,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防止恶性竞争和僵尸车企蔓延。 其次,地方政府要从“造车者”转型为“生态建设者”。不必再重复建电动车工厂,而应集中力量打造充电网络、电池回收体系、二手车市场、电网协同系统等基础支撑设施,推动车能更好地用得起来,服务跟得上。 再是,要大力支持电动车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深度应用,如公交、环卫、物流等,形成稳定的市场需求和良好的示范效应,带动民用市场自然成长,而非靠补贴刺激短期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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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工智能领域,“层层加码”的问题同样突出。中央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是希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发展智能应用。但一些省市解读为“必须有自己的大模型”;市区进一步放大,开始规划AI产业园、研究院、智算中心;区县则争抢政策资金,挂牌造势,甚至不惜打造“空壳”项目。这种“每个城市都要有自己的ChatGPT”的风潮,严重削弱了产业集约发展的效率。 那么这种“层层加码”的现象为什么会发生?一个重要原因是政绩冲动。每一级政府都希望在中央的战略中表现出积极响应,把握机会争取资源和曝光度。再加上考核机制的压力,很多地方将政策目标“数字化”,变成可量化、可比拼的项目指标。再者,一些地方对政策理解不够深入,习惯性地采取“照搬+放大”的执行方式,而不是因地制宜、精准落地。 这种“层层加码”造成的后果是多方面的。政策的原意被扭曲,鼓励创新反而变成强制上马;资源被分散到大量无效或低效项目中,造成财政负担;企业为迎合政策方向盲目扩张,陷入低价竞争,严重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同时,民众也会对这些政策产生误解或不信任,增加社会质疑和市场混乱。 要避免“层层加码”,首先中央在制定政策时应明确哪些是底线任务,哪些是鼓励方向,不给地方模糊空间。其次,地方政府要增强政策理解能力,不能只求抢速度、抢风口,而要结合自身条件做出有特色、有价值的落实。最关键的是要改变政绩考核方式,从拼投资、拼项目数量,转向重实效、重可持续性、重群众感受的评价体系。 “层层加码”表面上看是积极执行,实则可能违背初衷。真正高质量的执行力,应该是对政策精神的准确理解,对地方实际的精准把握,以及对长期效果的冷静思考。把中央战略落实得准、做得稳、推进得实,比简单叠加压力、拔高要求,更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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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芯片产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与人工智能的问题几乎一模一样。那时候几乎是全民上马,连搞房地产的、搞服装的都摇身一变成了“高科技企业”,纷纷上芯片项目。背后其实是一场大规模的政策套利——趁着国家鼓励扶持,骗补贴、圈土地、做包装,赚得盆满钵满的往往是地方政府和一些关系户,真正推动技术进步的寥寥无几。结果就是:国家出血,地方受益,个人暴富,产业却虚火上升、空转严重,浪费不可谓不大。这种景象,与当年大跃进时“全民大炼钢铁”的荒诞何其相似,几乎如出一辙。 归根到底,问题出在“政策层层加码”。中央原本可能只是提出一个方向性、指导性的战略,到了省一级就被理解为“必须推进”,到了市一级变成“必须出成果”,再往下的区县就干脆定性为“必须落地项目、马上动工”。每一层都在往下传导压力,每一层都在加码,最终形成了政策扭曲、执行走样的恶性循环。战略初衷虽好,但在层层传导中异化,成了一场场资源错配和行政运动式的表演工程。 这里的“层层加码”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指的是中央发布一个指导性政策之后,地方各级政府在执行过程中不断放大其强度、范围和要求,一级一级往下加码,最终导致政策走样、执行失真。它本来是为了体现积极响应,但往往会产生资源浪费、盲目重复、甚至扰乱市场的副作用。 在电动车产业中,这种“层层加码”的现象表现得尤为典型。中央提出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初衷,是鼓励技术创新和绿色出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转型。但到了省里,这被理解为必须“抢占产业高地”;市一级则将其具体化为“引进整车企业、建设产业园”;再到区县,就变成了“必须上项目、必须立刻动工”。每一级都不敢落后,每一级都要做出看得见的成绩,结果是全国到处都在造车,产业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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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也可以因地制宜建设中小型的轻量级智算中心,为高校、企业和科研单位提供按需的计算资源。这不仅能满足区域内的人工智能开发和教学需求,还可以作为人才培养和技术孵化的平台,为本地储备未来的数字人才资源。 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扬长避短、贴近实际。地方政府应讲究“用、通、融、实”:用得好,胜过造得多;把人工智能与本地产业打通,融合到实际生产生活场景中;强调实用主义,避免为了显眼工程而脱离群众、脱离产业。 国家应集中力量支持少数有能力的企业攻关大模型,承担国家队角色,而地方政府则应转向做人工智能生态园的园丁,支持应用端、服务端、培训端,形成上下游协同的新局面。如此分工明确,方可避免重复建设、政策泡沫与财政浪费,让新质生产力真正落地为新型生产方式,而不是又一场产业泡影。 中央集中力量建“雅下”,地方因地制宜“用好电”;中央发源,地方放光;国家牵头,城市落地。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最合理、最有效、最可持续的路径。 说到底,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地方政府的领导,没有能够很好地理解如何因地制宜地发展和落实新质生产力,去助力地方经济,而是不切实际地紧盯最高精尖的,最昂贵的,高风险的与本地产业脱节的技术。这好比西藏有国家投资的雅下水电工程,是因为西藏有这个水能,才有了后来国家的投资,其它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这个条件,也要上同样的水电工程,那么就是错误的决策。 其它的新质产业,也有类似的问题,有的几乎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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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莘莘游子

    当前,全国上下都在谈新质生产力,很多地方也在纷纷响应,抢抓风口,竞相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高科技产业。表面上热火朝天,但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现实问题:发展科技,是不是所有地方都要上最贵的项目、建最复杂的系统? 我想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话。刚听说西藏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这是一个超级工程,总投资高达1.2万亿元,需要极高的技术、环境、管理和资本能力支撑。它的建设意义重大,但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不是每个城市都要去建造“雅下水电工程”,但每个城市都可以配合,专注于打造“用好电”的系统。 这个比喻的意思是,“造电站”是国家战略工程,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而“用好电”则是地方政府的责任,是把能源变成服务、把技术变成生产力的关键一环。如果每个地方都盲目模仿国家级项目,搞重复建设、重资产投入,很容易陷入政绩工程、半拉子工程的陷阱,甚至加重债务负担。 再回到人工智能,一些地方动辄上马大模型、自建算力中心、自立研究院,这其实是对产业发展的误判。训练一个大模型,需要数以万计的高端GPU、上百人的技术团队、海量数据和多年持续投入。这不是多数地市级政府能承受的,而且,即便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最终的结局也往往是竞争的失败,从而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一无所获。所以,这类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的项目投资周期长、回报不确定,风险极大,对于资源有限的地方政府来说,无异于打肿脸充胖子。 地方可以成为人工智能的“应用者”而不是“研发者”。与其花巨资自研模型,不如引进几家优秀的人工智能平台企业,在本地开设人工智能服务中心,通过调用模型接口,为中小企业提供智能客服、财务分析、市场预测等通用化服务。这样既能推动数字化转型,又不需要地方自建庞大的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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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百年未有之大骗局

    包帝第任期才觉悟,也算后知后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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