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 vs.哈佛 美国文化战争中的堡垒战
何清涟评论文章：最近在国际社会引发舆论狂潮的川普与哈佛之战，从本质上来说，其实是欧巴马政府在美国开启的文化战争的延续，拜登政府任期虽完，但左派除了在共和党州与联邦政府的DEI被废除之外，在教育系统尤其是大学、学术界、媒体界基本毫发未伤。川普要打这场文化战争，从这三个界别得不到任何助力，加上川普本人对Money Talk驾轻就熟，对哈佛的文化战争就这样从对哈佛的资金断流开始。
川普对哈佛开战为什么只能从资金断流开始？
哈佛大学不仅是美国最有品牌声誉、社会影响力、思想引领力的精英大学，更是左派文化诸如进步主义、Woke（觉醒文化）的重灾区，势必会成为美国文化战争的重要战场。自2023年10月以巴战争开始之后，哈佛大学等名校出现反犹挺巴风潮，许多犹太精英震惊之馀纷纷关上了他们的捐赠支票本。2023年12月5日，在美国众议院教育和劳动力委员会举行关于反犹主义的听证会上，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被传召作证，但这些校长除了宾大校长辞职之外，其馀都受到本校保护。哈佛校长Gay女士后来去职，是因为其学术剽窃遭遇多起指控，身份政治的挡箭牌难起作用，让校董会辩无可辩不得已要求其辞职。
美国大学实行教授治校的自治模式，而且在近几十年中，教员们自认为偏左，或者“自由主义”的比例不断上升，加州洛杉矶分校高等教育研究所的调查显示，自认偏左的教师从1990年的42%，上升到2014年的60%。 《哈佛深红报》(The Harvard Crimson)在 2023 年对哈佛文理学院的调查发现：77%的哈佛教职员工认为自己是“自由派”或“非常自由派”，20%的教职员工认为自己是“温和派”，只有不到3%的教职员工认为自己是“保守派”或“非常保守派”。
面对此局，急性子的川普自然采用他擅长的Money Talk战术。
川普对哈佛开战的政策工具包
自4月14日开始，川普政府对哈佛推出了一系列打击政策，包括： 4月14日冻结了哈佛的联邦拨款与合同（涉及26.5亿美元资金），加剧哈佛的财政压力；5月2日，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将撤销哈佛的免税地位，但这个流程非常复杂，还在研究的过程中；5月23日，众议院刚刚通过了川普《宏大美丽支出法案》，拟对高校捐赠基金分级征税、捐赠基金税率最高可至21%，旨在“扼制左倾学校”。哈佛的捐赠基金高达530多亿美元，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
所有这些，没能让哈佛退让，因为哈佛不差钱，除了各种捐赠之外，还有来自全球的高收入高净值家庭子弟前来哈佛就读。川普政府拿出杀手锏，5月22日，美国国土安全部提出要撤销哈佛的国际学生认证（SEVP），使得哈佛无法再招收国际学生，且现有学生必须转学。哈佛有超过四分之一（逾7000人）的学生为国际学生，这一纸禁令，让这所顶尖学府里的数千名留学生一夜间从“天之骄子”沦为“学术难民”。今年初被哈佛录取的国际学生，可能陷入签证作废、无法入境美国的窘境。
哈佛所在的麻省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爱丽森·巴勒斯（Allison Burroughs）是欧巴马任命的法官，她发出临时限制令，要求川普政府在举行听证会（5月29日）之前，先“维持现状”，不得对签证采取任何行动。
哈佛大学对全校师生发布公开信，宣称要全力维护国际学生的权益，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川普政府的举措是恶毒报复行为，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破坏哈佛大学的“学术自由”与“多元价值”，将导致数千名国际学生被迫离校，严重影响学校的教学、科研及学术生态，并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学术环境造成长远、不可逆的负面影响。
如果不溯源，哈佛这诉状看起来很有理。但如果溯源追因，美国破坏学术自由的始作俑者就是哈佛大学这些精英大学自身。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言论自由的真谛，是不仅保护正确的言论，还要保护不正确的言论。左派多年来就是以政治正确为标榜，按左派意愿将言论划分为“政治正确”与“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对后者一律采取打击封杀手段。
川普与哈佛之战，其实是文化战争中的价值观之战，但最后形格势禁，只能用这种看似荒谬的方式进行。我概括为用不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后果如何，短期内视法院裁定，但最后还得落实到“以观念战胜观念”的方式上来。
思想之争：只能以观念战胜观念
在如今的美国，“以观念战胜观念“，说来容易做到难，艰难在哪？
一、政治正确压力之下，观念对垒缺乏公共平台。
从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思想的每一进步，都是通过不同思想观念激辩而来。哈耶克在1937出版的《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一书中，特别强调学术讨论有利于观念传播进而影响公众舆论的影响。他说，“我深信，正是这类学术讨论，从长远看会影响公众舆论，进而决定未来某个时代的实际政治。”自从1990年代以来，美国左派（先自我命名为新自由主义，欧巴马时代换成进步主义），先用政治正确这一话术将定义正确的权力抢到自己手中，再用政治正确作为大棒压制甚至消灭不同意见。哈佛大学也是这样做的，只有在面临川普政府的强大压力时，校方才捡起《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这一武器。
过去这几年，美国媒体根本不给不同声音提供言说平台，就连左派宗师乔姆斯基、享有代表真相之誉的赫什想表达不同声音，都只能借助自媒体记者采访或者个人博客发表。川普贵为总统，Twitter敢封他的号。
二、大学与研究机构任职的保守派学者在政治正确压力下噤若寒蝉。如今美国的大学，保守派不仅人数少（不到10%），公开声张自己的观点就有失去教职之忧。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艾米·瓦克斯（Amy Wax），因2023年8月发表一篇文章，呼吁恢复20世纪中期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如婚姻内养育子女、勤奋工作和尊重权威等，文章特别批评了费城内城区黑人文化、工薪阶层白人中的反社会行为，以及部分西班牙裔移民的“反同化”倾向，被认为是涉及种族主义和冒犯性的言论，被校方停职一年并减薪。2020年5月佛洛伊德事件开启了以BLM运动为中心的Woke运动后，不少学者因不正确的政治言论失去教职，作者受到惩罚，最荒唐的事件是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巴顿（Greg Patton）在授课时说到中文字词“那个”的发音时，因发音听起来像是Nigger的发音，被黑人学生投诉为对黑人歧视，而遭到校方停职。要想扭转大学的左倾趋势，先得祛政治正确之魅，让保守派学者有学术安全感。
三、学术层面的价值观之争，政治权力不宜介入（教育不在此限）。政治权力要保证的是为双方提供辩论平台，用观念打败观念。米塞斯在《社会主义》一书中谈到，由于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力理解复杂的命题，所以他们“总是追随我们称之为受教育的人民的领袖”。这些领袖都是知识份子，“社会主义的骨干是他们，而不是群众”。这些充满道德激情的知识份子在群众中传播危险的观念，使人们无法认识到，建立在个人产权和交换制度上的市场对于一个自由社会生死攸关的重要性。米塞斯在这本书里大声疾呼：“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只有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念能够打败社会主义的观念。”
对川普与哈佛之战做个小结
哈佛严重左倾对美国危害甚大，哈佛VS白宫是美国文化战争中的堡垒战，对美国大学有示范效应。川普认识到这些问题是他行动的出发点。但再正确的目标，也得采用正确的方式才能达成。川普政府致哈佛的信要求从教育内容与师资方面入手整改，目标正确，方式也正确。但取消哈佛招国际学生的资格则属于用力过猛，好比一个人头部生恶性肿瘤，却砍去这人的双脚。这事，希望在听证会后双方找到可行的方式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