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科的这些保密铁律，至今仍是教科书

注：本文原刊于中国媒体《保密工作》2025年第3期，内容有删改

1927年9月底至10月上旬，党中央陆续从武汉秘密迁回上海。当时，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不断有同志被捕或牺牲，更有立场不坚定者脱党，甚至叛党投敌、出卖同志。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并不断发展，党的情报和保卫工作格外重要。为此，党中央于1927年11月在上海组建中共中央组织局特务科，即“中央特科”。

在残酷的斗争中，党将保密工作摆在突出位置，而中央特科由于性质特殊，保密纪律更为严格。这些保密纪律，在当时最大限度地确保了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成为中央特科可以长期坚持战斗在白色恐怖下的有力保障。

树立严格的保密意识

工作内容不能向任何人透露

工作内容必须严格保密，是中央特科一项明确的纪律要求。所有工作人员要做到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哪怕是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甚至是亲属之间，不经允许也不能谈论工作。

1932年开始，李云受党组织委派到中央特科，协助徐强开展工作。组织上安排二人假扮夫妻，其间他们不断加深对彼此的了解和信任，后来在党组织批准下，结为了真正的革命伴侣。徐强既是李云的丈夫，也是李云的领导，但他从不擅自向她透露工作信息。李云回忆说：“徐强做什么事情我是不知道的，他也不告诉我。”同样，对于在中央特科工作的这段经历，李云也一直缄口不言、甘于无名，保密纪律伴随了她的一生。直到其晚年，经有关部门协调，她才把几十年前的往事公诸于世。

实施垂直领导单线联系

工作人员身份严格保密

为了避免一个人暴露，牵扯出其他人，中央特科规定：同志们根据各自工作内容和活动对象条块分隔，实施垂直领导单线联系，并使用化名、代号加强身份保密，严格限制相互间往来；内部机构避免混同行动，各机关之间不允许发生横向交错关系。这些规定保证了大多数同志只知道自己所在条线的情况。

中央特科机关旧址纪念馆外景

在中央特科工作了7年多的陈养山，是我们目前所知的在特科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同志。他回忆说，只知自己的工作情况，连工作单位的名称“中央特科”，也是1936年到西安后才知道的；同样，曾在中央特科工作过的姚子健，直到2001年，才非常偶然地得知自己60多年前的工作关系是在中央特科；还有许多同志终其一生都不知道自己曾是中央特科的一员，只知道是在为党工作。

切断其他社会联系

组织内外保持一定隔离

为避免暴露，除有特殊身份掩护的人员之外，中央特科成员的住址和行踪必须严格保密。他们深居简出，不轻易与人结交，不与其他白区工作人员一起办公，不参加任何公开活动和群众运动，由外单位调来的同志也必须与原单位切割，以确保中央特科内外保持一定隔离。

1931年5月，潘汉年接替陈赓，担任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在此之前，潘汉年长期在文化艺术界和宣传工作领域活动，但在转入中央特科之后，便突然“销声匿迹”。如果不可避免地与熟人碰面，潘汉年便一反往日的谈笑风生、滔滔不绝，尽量表现得“灰色”一些，给人以不明究竟或已经落伍了的感觉。他的老朋友、和他曾经在同一个支部活动过的著名作家楼适夷对此回忆说，那时“汉年已是一个完全的地下工作者，再没有地方去找他聊天了。但有时会偶然碰到，笑笑，点点头，三言两语。如果是在马路上，则大家不理，也不知他在干什么。总之，是很机密的。”

一切行动严防泄密

对泄密叛徒严惩不贷

在中央特科工作中，防范泄密是一个重要考虑因素。在情报传递过程中，中央特科就防范泄密也有规定。资料显示，当时，同志们只能交流应对环境和敌人的一般经验，比如暗语和暗号的使用、情报的密写与密藏、伪装与话术的原则等，而对于传递情报具体的技术问题是不允许随便交流的，以防有人发生意外后，给工作造成新的困难。

对于泄密的叛徒，党中央和中央特科严惩不贷。1931年4月，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随即叛党投敌，帮助敌人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给党组织造成了巨大危害。1931年5月，党中央发出了永远将顾顺章开除党籍的通知。同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了对顾顺章的通缉：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的责任。对违反保密纪律的行为决不姑息，对因违反保密纪律给党组织造成严重危害的叛徒严惩不贷，凸显了党组织对待中央特科保密纪律问题坚定的决心和态度。

中央特科（油画）

回首烽火岁月，正是因为有着这些严格的保密纪律，中央特科才能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革命任务和历史使命上来，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环境下，克服困难、经受考验、谱写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