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白人宝宝再次伟大？”
在去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让白人宝宝再次伟大”（Make White Babies Great Again）这么一句荒谬的口号，竟成为右翼文化战争的口号！这不只是一种民粹式的文化表演，更是一场有系统的政治与立法运动，目的是重建白人种族优势，并压抑女性与少数族群的基本权利。
“出生率危机”框架下的右翼种族叙事
右翼政治论述如何将人口变化视为威胁？ Pew Research Center在几年前即指出，虽然美国人口的白人比例下降对多数美国人而言“既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但多达26%的共和党支持者视之为“美国社会衰退的征兆”。这类种族焦虑常以“替代理论”（Great Replacement Theory）的阴谋论形式出现，认为移民与高出生率的少数族裔将“取代”白人主体性。
根据 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美国新生婴儿中的非白人宝宝于2012年首度超越白人宝宝。这原本是自然的人口趋势，却被右翼媒体诠释为美国文化与文明的“失守”，并导致仇恨犯罪与白人至上主义组织更加猖獗。例如，“爱国者阵线”（Patriot Front）等右翼团体开始将“保护白人母亲”与“恢复传统家庭”纳入其生育政策主张中，进一步将女性转化为国族的生育机器。
根据近期报导，川普政府的鼓励生育政策有明确制度设计与象征性安排，同时却有其排他性与矛盾性。第一项措施是所谓的“婴儿奖金”（baby bonuses）政策——每名新生儿提供5,000美元的税收抵免。但此政策仅适用于异性恋婚姻家庭，实质排除大量单亲家庭与非典型家庭，影响最深的即是非洲裔与拉丁裔的低收入群体。
第二项政策是颁发所谓的“国家母职勋章”（National Medal of Motherhood），用以表扬育有六名以上子女的女性。此一政策充满象征性，但缺乏配套支持，形同将母职神圣化，却不提供实质育儿协助。
更矛盾的是，川普政府一方面鼓吹提升生育率，另一方面却又删减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对女性生育健康的研究经费，并关闭相关研究机构，凸显其鼓励女性生育与压缩公民健康权益的政策矛盾。
在州政府层级，2023年德州将堕胎合法期限压缩至6周，而且允许民众检举协助堕胎者。此种制度化监控，形同于打击非白人与贫困女性的身体自主权！美国国家教育政策中心（NEPC）报告亦指出，佛州与密西西比州同年删减低收入家庭托育预算，却反向扩大对“传统”家庭的补助，造成福利结构的不平等偏移。
媒体与资本的共犯结构
这种“种族化”的生育政策与“文化工业”的结构密切相关：保守派媒体、右翼智库、宗教团体与部分矽谷资本家共同推进一种“文明保卫战”的叙事。他们将女性身体工具化、将移民视为威胁、将多元社会视为病征，透过铺天盖地的媒体叙事与社交媒体演算法来强化族群焦虑与生殖控制的正当性。
换句话说，这不仅是一场观念战，更是一场资讯战与论述战，其目的在于压制多元价值观共存的公共自由空间。
马斯克本人即曾多次公开发言，声称“文明将因低出生率而灭亡”，并在 X 平台大弹“高知识白人女性应多生孩子”的论调。他所倡议的，不是普遍的育儿正义，而是一种阶级化、种族化的优生政策，并且透过他控制的数位平台演算法放大这类叙事。更有甚者，有部分AI生育科技公司正在创造一种“数位优生学”的模型，其预设价值观反映著对西方白人血统与传统家庭模式的偏好。
民主制度与少数族群的受害现实
这些种族焦虑政策首先冲击的，是女性的身体自主与生育自由，其次则是非白人族群在经济与政治参与上的平等机会。这些政策的设计常伴随对族群人口结构的隐性控制目标，其背后的统治逻辑是维持特定族群与阶级的优势地位。在权力分配与文化代表权方面，这些政策实质上构成民主制度的“内部空洞化”，亦即透过看似中性的政策语言，排除某些群体的平等参与。
根据 Pew Research Center于2023年发表的调查报告，近四成非洲裔美国人表示对政府失去信任，主因在于医疗、生育与投票制度的排除性设计与“隐性歧视”。而右翼势力借由“合法性包装”与制度繁琐化，建立了形式民主下的实质不平等，例如在共和党主导的部分州，其生育政策明显倾向传统异性婚姻家庭，制度性排除非白人、移民与 LGBTQ+ 群体的生存选项与公民权利保障。这种实质上的种族隔离，正在以现代化与数据治理之名，正在重新塑造美国的排他性国族身份。
此外，这些政策往往与选举制度改革结合。乔治亚与亚利桑那州缩减邮寄投票与预投票时程，使许多工人与低收入家庭难以投票。这种技术性排除与鼓励白人生育主义共同构成“种族化官僚主义”（racialized technocracy），全面重塑美国的社会人口结构与政治代表性。
反思与批判的迫切需要
美国正在进行中的这场“种族生育政治”，不只是极端化的人口政策，更是对民主制度根本原则的蔑视。当人口规划结合了种族焦虑，并进入立法与行政实务领域时，政府对公民的对待极可能产生阶级化与族群化的偏倚。若然，这种偏倚将逐步腐蚀社会对制度的信任，并导致长期的政治极化与族群分裂。
我们看到，种族焦虑也正在介入国族认同与选民结构的建构。这正是右翼政治运动长期操作的“选民工程”（voter engineering）：借由控制生育权、移民流动、教育政策与投票制度，逐步重构其政治基盘。
在这样的脉络下，右翼势力发动的不只是针对特定族群的攻击，更是一场有组织的文化战争。从性别角色的重构、家庭价值的单一化，到媒体与学术自由的侵蚀，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以“文明衰亡”为名，企图重塑社会阶级与身份认同的政治工程。这场工程以“孩子”为名，实则将女性与弱势族群的身体与生活彻底政治化。
对此，公民社会的回应至关重要。面对这种以种族与性别为基础的治理模式，必须提升到制度辩论与重构的层次。美国及全球公民社会需要揭露相关政策背后的排除逻辑与歧视效应，并将生育选择权、经济正义、族群平等与资讯正确性视为同一场民主保卫战的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