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潮 | 日本旅游散记

钱江晚报 2025-03-20 21:11+-

一、熟悉又陌生的日本

暮春时节,趁着樱花未开的旅游淡季,作日本六日游。从杭州飞大阪,走马观花了古都大阪、京都、富士山、镰仓等六个城市,每天换一个地方住,每天都有新的发现。

对日本,可谓十分熟悉。一是从电影、书本、新闻上。我童年时,正是六七十年代,从样板戏《红灯记》中认识了叫一个鸠山的日本坏人,上唇留着一撮仁丹胡子。

从《地雷战》《地道战》《铁道游击队》中知道了日本兵,学会了“咪西咪西”等词。记得当年少有抒情歌曲播送,学校却能教一首《歌唱英雄王二小》,这个小英雄王二小,就是被日本人杀害的。

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后,两国文化交流增多。日本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都曾风靡大陆。上世纪八十年代,从电影《望乡》开始到《追捕》《人证》,都曾是中国人的日常话题。高仓健、栗原小卷、山浦友和、山口百惠等是中国影迷歌迷心中的偶像。有关日本的书、电影,我看过的至少三百本(部)。

二是从日本产品上。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日本化肥(编织袋即俗称的蛇皮袋上印有巨大的株式会社字样),到八十年代的电器,日本产品,都是高品质的保证。我读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城里来的同学有一块华侨亲戚送他的日本电子表,成为全校的明星。大家都要去看一眼。方形表面内那闪烁的数字,当时简直比天上的北斗星耀眼。这种最简单笨拙的电子表,现在小摊上随处可见,人民币不会超过十块钱。

我近年在搞木刻,刻刀是日常消耗品。在试过各种中外刀具之后,最后认定从质量、性价比上,还是日本刀最好:轻便、实用。十多年来,用过的日本刀不下两百把。这次去,因为时间不够,找到的文具店又货品不全,只带回了四十多把:将店里所有合适的刻刀一扫而空。

除了文字与影视作品,我最早见到日本人是八十年代初。中日建交后,老家天台的隋代古刹国清寺,率先对日本游客开放。因为唐代日本“遣唐使”中的僧人曾来此学习,并且将佛教天台宗传回日本,在日本有一定的影响,建交后,日本方面提出了朝拜祖庭的要求,所以在七十年代国清寺即得以最早修复并开放。故在八十年代的寺院,常会看到日本游客。不用讲话,他们的衣着与神态,就完全可以与中国人区分出来。我印象非常深的是,一个头发花白、衣衫整洁的日本游客,拿着速写本在国清寺门口画画。他的速写本封面是浅色的布面,非常精致,纸张也特别好。之所以记住,是这种本子,当时国内没有。以后我用过日本出产的速写本,确实是好。

说陌生,则是对当下有关日本的人、事、物,不同的中国人,哪怕是自己曾经非常要好的朋友,在不同的时段,都会有不同的评价,有的结论甚至是截然相反,使人茫然不知所措,产生“今夕是何年”的感慨。

二、印象深刻的日本

这次六天的日本行程完全是浮光掠影。以中国为参照物的立场与视角,给我的印象却非常深刻。

一是环境整洁。所到之处,无论是降落的大阪机场、下榻的酒店、乘坐的大巴、观光的景区、吃饭的餐馆、高速公路的服务区、途中所见的农村、田园,都非常清洁、齐整,没有看到过一处成堆的垃圾,在公共场所,就是小纸团、烟蒂等也极为少见。我们城乡随处可见、甚至会随风飞舞的各色塑料袋,一个也未曾见到。机场、公园也极少看到垃圾箱。尤其是公共卫生间,其整洁卫生程度堪比家庭卫生间的水平。日本土地私有,独户建的房子二三层小楼特别多,道路也不直、不宽,但无论何处的道路小巷、街前屋后,都干干净净。

二是人人敬业。天天一起的大巴司机,年近七十,但头发每天打着摩丝,衣着整齐,每天都精神抖擞地提前到车上。我们所有的行李,都由他出发时一人放入车下的行李箱,住宿时一人取出,不容我们插手。我们的团队加上领队、导游共有三十一人,乘坐的是四十多座的大巴,车下是巨大的行李箱,同车上的过道一样干净整洁。六天所遇到的其他服务员、景区工作人员,都是这个司机的翻版:敬业、严谨,做事一丝不苟。对随行多天的司机,大家都一致赞扬。到了最后一天,我特地画了一张线描肖像送他,以表谢忱。

三是工作务实。一下飞机,我只看到一个为当大阪关西的广告,也是非常艺术性的海报。其他的,除了店铺门面或门口的广告,其他的广告,仅见于三处贴于仅高于地面一两尺的政党竞选议员的广告,不过是四开的报纸大小,印着候选人的照片和竞选口号。看到最多的,是各种道路上交通标识、社会安全方面的提示,即使不懂日文,只要会中文,有一半文字也可认得。我们常见的时令性标语口号,一张也没有。风景区内,也没有“保护环境人人有责”“谨防网络诈骗营造平安社会”“小草可爱请勿践踏”之类的横幅或宣传牌。

在浅草景区,除了古建筑,还有大片的草坪、树林,更有1200多只白尾灰鹿,自由地穿行于游客之间,与游客亲密接触,也是吸引游客的一个亮点。但是,路上居然看不到鹿粪。因为景区有穿着工作服的工作人员,双手拿着扫把、畚斗,鹰隼般的眼睛紧盯着行走的鹿群,小鹿刚撒下一批“黑豆”粪便,他们即奔上前来清扫干净了。

四是做事精细。我们所到的几个日本的文化遗产景区,如大阪古城、浅草寺、金阁寺、富士山等处,几乎看不到有钢筋、水泥的痕迹,全都是旧样,看上去古意盎然。即使是随处可见的竹篱,也都是齐刷刷的竹节封口处朝上,所有的捆扎都用棕丝绳,不用铁丝缠扎。在富士山下有景区,内有“神水”,即地下涌泉,在此可以取水净手、饮用,取水的小勺子,则是非常精致的竹筒、竹枝所制,古色古香。从旅游设施看,中国的投入绝对不会比日本少,但是,在这些细节上,我们都粗糙不堪。如我们景区店铺门口也常插幌子,但是插幌的墩子五花八门,有直接打木桩、打铁钉的,有从窗口伸横竿的,有拉铁丝的,不一而足。而在日本,尽管各地并无统一材质,无论是塑料、水泥、金属,都做得齐齐整整,方便又美观。

五是社会文明。日本非常安静。街上的路人行色匆匆,没有喧闹之声。所经之处,没有看到轧堆聊天的日本人。如果有,出于好奇,走近去,发现他们讲的都是熟悉的中文。到超市、饭馆,店员对顾客都彬彬有礼。汽车很少变道,遇红灯,停车的车辆间隔也远,不像中国,恨不得紧贴着前面的保险杠,怀疑中国汽车成了精,也会恋爱。因为能源全仗进口,他们少有大排量的汽车,也少有进口车。几乎听不到汽车喇叭声。停车场则随处可见,车位有的数以千百计,有的只有十来个,车位都画着白色的停车线、全都配有水泥或橡胶的车轮挡。

我们旅游团的导游是中国人,姓韩,在日本已生活了近二十多年。韩导说了一个故事。一个中国游客说,来旅游十天了,发现日本的汽车没有喇叭。另一个游客说不可能。他们争执不下,让韩导当裁判。韩导说,有喇叭,但为了不影响别人,都不鸣。一方坚持不信。后来,只好由导游向司机说明情况,请他按了一下喇叭,证实确实有。

一天中午,大家分头吃饭。我和妻子去肯德基店,点餐后取了食品,看楼下人头挤挤,二楼却悄无声息,我就端盘子上二楼,到楼上发现,上面坐着二十多个顾客,都在静悄悄地吃饭,连吸管的声音都很轻。

最让我感动的是,我们在一大超市买了东西后,从一楼大厅准备外出。被一楼收银处的一个女店员奔跑着追过来拦住,因为语言不懂,我们以为他们要检查收据。就跟她到总服务台。通过翻译机才明白,她拦住我们,是要将我们所购的物品中,有部分商品可以直接退税返回现金的。她与另一店员,化了十来分钟,将我们的收据一一核对汇总,然后直接退还了七千多日元现金。办完后,还一再向我们鞠躬。实在愧不敢当。

六是东方味浓郁。作为一个喜爱先秦作品、喜欢唐诗宋词的中国人,到日本的感受是,在这里很亲切,这里的东方元素更多。尤其是风景区里随处可见穿着和服的青年男女,让人赏心悦目。日本骨子里是现代社会,但对传统文化又保持了相当的尊重与传承,无论是习俗、建筑、服饰,比我们继承得更多。他们深入民间的武士道精神,事实上根源于先秦的刺客,即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之属。日本从官员到平民犯错后自杀以谢罪的事,时有所闻。这也是春秋战国时期遥远文明的遗响。在日本期间,我特地画了许多穿着和服的年轻人。反观我们,什么才是中国国服?长袍马褂、中山装、列宁装、十几年前曾昙花一现的所谓唐装?

三、值得我们学习和了解的日本

日本是我们的邻邦,也是两千年来一直互为镜像的国家,但我们对这个岛国邻居,事实上似乎并不特别知情。

在古代中国的天下观里,日本人的地位自然在中国人之下。这种尊已卑人的文化心态阻碍了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以至于直到鸦片战争后,开明如徐继畲、魏源者,甚至都弄不清日本的地域概况,他们的《瀛环志略》和《海国图志》对日本地理的介绍不仅大而化之,而且错误极多。直到1894年(农历甲午年)中日甲午海战中国战败,次年4月,中国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士大夫才大梦初醒,群情鼎沸。中国驻日外交官、后来的维新派主将之一黄遵宪出版了40卷50万字的《日本国志》,一时洛阳纸贵。战败的屈辱和图强的渴望,使去日本留学,成为热血青年的第一选择。当时的中国人出国留学,最多的停留地,就是日本。秋瑾、孙中山、周恩来、蒋介石、鲁迅、郁达夫等,都曾长时间在日本学习和生活。

1928年,戴季陶愤慨于去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差不多有10万人,然则除了三十年前的《日本国志》,对日本的研究乏善可陈。而日本人则相反,研究中国的书籍,分类为哲学、文学、历史、政治等,有几千种,每月杂志上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都有几百篇。所以,他写了一本《日本论》。凭着他对日本入木三分的了解和通透的见识,删繁就简,直取日本文化的神韵。当年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曾高度评价《日本论》,认为它既做了日本人的律师,又做了他们的审判官,而且是极公平正直的律师审判官。《日本论》是当时中国人了解日本最经典的一枚钥匙。

外国人写日本,除了戴季陶的《日本论》,还有一本可与之相提并论的著作,就是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与刀》,堪称外国学者关于日本民族文化的最权威最经典之双璧,自1946年问世以来,受到广泛的称道。至今仍然是美国大学众多文化人类学专业的必读作品。在日本,对该书的研究汗牛充栋,褒贬判若冰炭。尽管不少读者并不认同作者对日本的分析,但是,半个世纪以来,这本书仅仅其中一个日文译本的发行,就超过了200万册,考虑到日本的人口数量,这个数量是非常巨大的,由此可见该书在日本影响的至深至广。

按照一般读者的理解,本书的书名可作如是解释:菊花是日本皇室的家徽,象征风雅、优美,刀是武士道的象征,意味着勇气、杀伐、忠义、名誉。日本的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也认为,“日本是个极其矛盾的民族,柔美的花与刚烈的刀可以同时被人尊为至美而刚柔相济。”

影响日本人最深的民族史诗是产生于十八世纪的《四十七浪人物语》,歌颂的是对主公的道义:浅野被人暗算,切腹身亡。他的家臣大石等四十七个武士成了浪人,为了给主公报仇雪恨,他们牺牲了名誉、父亲、妻子、姐妹、正义和一切人世亲情、人间道义:抛弃了妻子、离开了儿女、杀死了父母——为了麻痹敌人,一个个自污其名,被称为“狗武士”。有一个浪人为了经费,竟然将妻子卖到了妓院。一个武士杀死了岳父。一个武士怕妹妹泄密,亲自杀她灭口。一个武士为了探听情报,将妹妹送入敌人府中当侍妾……——最后,这些武士终于杀死了主公的仇人。而此时此刻,全东京的人都为大石等四十七武士的伟业沸腾,他们原有亲人都原谅他们的所有言行,因为他们都是道义之上的英雄了。然后,为了尽忠,这四十七人集体在主公的墓前切腹自杀。这四十七人的坟墓,历代都是日本万人朝圣之地,他们是“万世楷模”。我以为,在这个史诗中,蕴藏着大量日本人异乎寻常的文化密码,最值得我们解读。

平心而论,作为日本主体的大和民族,还真是了不起的民族。它是一个岛国,没有多少资源,但是,它做事认真执着,不断增强实力,后来居上,居然从小国成了当今世界真正的大国和强国。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与中国接壤或隔海相邻的国家有朝鲜、韩国、菲律宾、越南、印度、巴基斯坦、蒙古、俄罗斯等 20多个。我看,我们最应该学习的,就是东邻的日本。

(作者:赵宗彪, 1964年出生,浙江天台人。著有《木上江南》《万物有灵》《山河故人》《史记里的中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