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瓜瓜辩文引出的旧文：薄熙来获罪的前情后事
注：本文原题目为《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欲狂欲语谁？附：《薄熙来获罪的前情后事》》，作者 : 高瞻。
喧嚣海外的薄瓜瓜台湾结亲和X上发长文为父母辩护一事，一下把我的思绪拉回到十二年前那些个即使对局外旁观者来说也是惊心动魄、起伏跌宕、瞬息万变、目不暇接、毛骨悚然的日子，让自己在回忆之中又身临其境的清晰重温了当年像无数人一样去着迷的探究、追寻、拼接、甄别、拷问、侦探曾经如日中天的薄熙来瞬间坠落和极速倾覆的来龙去脉的那些日日夜夜。
如今，时光过去了整整一纪。牢狱之灾尚未穷期，薄熙来已经从“年逾花甲”到了“年过古稀”，当年的雄心万丈想来早已灰飞烟灭、不复存续，而中国也发生了当年他连想都不敢想像的天翻地覆。梁启超早年《自励二首》里有两句诗：“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若狂欲语谁？”
今天，随着薄瓜瓜的浮出水面，有心的人们或许会再次怀念起那个张扬外露、特立独行、一言一行永远像明星焦点一样的薄熙来：早知如此、悔不当初，使有君在、远胜今朝；至少鹬蚌相争、螳螂在后，也总比今天的一潭死水、万马齐喑、生无可恋要精彩纷呈、值得吃瓜看戏的多的多吧？
那几年，我在个人的情波恨海中沉浮起落，“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对远在天涯的重庆上演的一幕幕人间惨剧和无数的家破人亡、生死别离一无所知和一无所感，王立军的名字更闻所未闻。2010年也是2月，在繁花似锦的南宁街头，爸爸和当地一个著名律师朋友热闹的谈论着刚刚发生不久的李庄获刑事件——那时的《北京晚报》每天都有连载报道和各方争论——，我在一旁却神游物外、充耳不闻。当晚，亚特兰大的一个朋友特地打来电话找我聊对王立军消息的疑惑。也就是从这个电话起，我才第一次关注并回溯了发生在重庆的一切。
那之后，重庆的变化和动向像走马灯一样每日更新，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2月6日，王立军突然从重庆长途奔赴成都进入美国领事馆，同日重庆市长黄奇帆率大量军警赶往包围领事馆；
2月7日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邱进等从北京飞抵成都，两个狠角色面对面，王立军被直接从领事馆门口带回北京；
2月8日海外华文网站登出邱进的身份证和登机牌，唤醒了我对这个三十年前老朋友的诸多记忆；
2月8日重庆官方发布消息称，王立军长期积劳成疾，“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正在接受休假式治疗；
2月8日、9日薄熙来去云南“考察交流”，在滇池旁喂海鸥，视察驻昆明的14集团军、参观军史陈列室；
2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承认：王立军曾进入美国领事馆滞留一天，此事正在调查；
2月12日加拿大总理哈珀在众目睽睽下访问重庆，接受薄熙来会见和宴请，被视作他未卜前途的首个检验；
2月14日中国副主席习近平开始全球瞩目的美国出访，他抵达美国的电视画面直播时我正在亚特兰大机场宏伟熙攘的候机厅里……
3月3日我从美国回到北京的第二天被告知了熟人乔宇情妇白静和丈夫周成海的惨剧——巧的是，白静的家调兵山市原名铁法，正是王立军从警、成名、发迹并做了平生第一个公安局局副局长的起家之地——，
3月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谣言漫天中开幕，3月9日人大重庆开放日薄熙来嚣张发言，3月14日人大闭幕记者会上温家宝沉重告诫文革或许重演，3月15日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3月20日的饭局上在座者议论着被全网封禁的前天夜里离我住处咫尺之遥保福寺桥下的神秘车祸，3月23日夜幕中我从六部口准备穿过长安街去府右街的瞬间朋友正好从南海之滨打电话向我求证中南海周围枪战与否，4月10日中共中央宣布薄熙来被暂停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对海.伍德死亡案重新调查……再往后是年末习近平的神隐、次年薄熙来的审判、再年周永康的危局，烛影斧声、刀光剑影。今天想来，那两年薄熙来一众的生死时速，预示着共产党内暂时冲淡了二十年的残杀酷戮和血雨腥风即将重现江湖，人头滚滚、你死我活、“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的历史就要再一次降临到华夏大地。
说来很巧，在共产党肇恶元凶、罪魁祸首之中，我偏偏和薄家几代人有过多次近距离的接触。老朋友董宏是薄一波的政治秘书不说了，1985年11月，我在人民大会堂辽宁厅坐在薄一波一米之外，听着他慷慨陈词、越说越气、撸胳膊挽袖子、唾沫星子直溅的讲了两个多小时的话，让那时年纪尚轻的我平生第一次直接领教了共产党的翻脸无情、威风煞气、杀气腾腾、引蛇出洞，使我在温暖的室内仍然感受到一阵阵肃杀凛冽。
六、七年后，我受当时一个女朋友之托，去她闺蜜在西城区的家帮她看上两天孩子，这个闺蜜正是薄一波的前儿媳。究竟是哪个儿子的媳妇，我现在早已经记不得。当年薄一波最有名的儿子是薄老三薄熙成，在北京无人不知，如果是他的话我应该记得清楚；薄熙来还远在大连没几个人听说，而薄瓜瓜1987年底生人，从年龄判断小孩也不是他：所以那应该是薄熙永或者薄熙宁的前妻和孩子。第二天中，一个电话响起，里面清晰传来久违了的薄一波那七上八下、起伏绵软的晋北口音，大概意思是让小孩去爷爷家；小孩不知为何正和爷爷制气，爱答不理、勉勉强强的应付着，那边爷爷细语轻声、和颜悦色的哄慰着。这一次，我又亲自耳闻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共产党大魔头在至亲晚辈面前那种与常人无异的浓浓慈爱和款款温情，而他同时却又一再颠覆和践踏着“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一中国传统的人间常理和公序良俗。这些，我2021年在《议报》发表的《由董宏引起的回忆》一文中有生动、详细的描述。
薄瓜瓜的母亲谷开来，说起来和我也有渊源，是我正宗的同系大师姐；只不过我在北大的十几年里，却从来没有听到有人提起过她的其人其事。这倒也不奇怪，北大当年值得传说的人和事情太多太多了，不要说那时她还没有嫁给薄熙来，就是薄熙来本人也都还默默无闻，几乎没人知道——倒是他妹妹、北大历史系的薄小莹常被人谈及，说她总是一身旧衣，土里土气像个老干部兼老处女，为人低调的如同没这个人。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谷开来的形象，是在她受审当晚对《新闻联播》的偶尔一瞥，但就是这偶尔一瞥却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电视机里谷开来仅仅被播出了几秒钟的发言，她一口清澈纯正的京腔，说话明晰简洁，声音颇有磁力和粘性，简直直欲震慑和穿透人心——相比谷开来，薄熙来形象上让人无法忍受的不是别的，正是他尖利刺耳超高音的说话声，听了让人浑身不舒服，立时想到练了“辟邪剑法”后的岳不群——；即便站在审判台上，她依然端庄娴雅、平静如仪、似笑非笑。可以想见，青春时的谷开来虽然个子不高，但巧笑倩焉、玲珑剔透、恬静生动、天资聪慧、博学多才，一手琵琶出神入化的达到了为电影伴奏的专业水准，1978年高考恢复的第二年就仅仅比李克强晚一届的考进了北大同一个系；再加上蚀骨销魂的声音和浑身掩饰不住散发的妩媚，谷开来比现在所谓“又纯又欲”们的段位可高的太多了，能把年轻风流倜傥、一贯拈花惹草的薄熙来吸引的难以自拔毫不奇怪；而在她已经徐娘半老的半百之年，依然不减的魅惑加上“要劫劫皇岗，要睡睡娘娘”的心理魔祟又把阅人无数的王立军诱迷的颠三倒四、行至失矩、一生尽毁也不让人意外——地位会让男人荷尔蒙爆棚，同样也使女人成倍的放大性感。
2012年严冬，我和一个退休特级教师从安徽经夜返回北京。在皖北平原漆黑的夜幕下和单调、有节奏的火车轰隆声里，我们聊起了新上台的习近平。就着卧铺车厢的昏黄灯光，我看到她把嘴一撇，满脸鄙夷，口气充斥着不屑的说：“瞧他那点品味！人家薄熙来还找了个律师，他可好，找个唱歌的！”她随口而出的这么一说，我才知道，尽管是二十一世纪，但在老派知识分子心里，唱歌仍然是属于下九流的行当，而中国老百姓竟然还能从这一角度去评判一个国家领导人。不过想想也是：薄熙来虽然好色滥交，但毕竟不光出身权门，而且能力拔尖、才气毕露，在太子党中属于出类拔萃，骨子里、意识中又贵族派头十足，讲体面、明高低，远非土包子之流可比，所以层次和追求肯定不差，看女人的品味也必定不凡，自然会对智力出众的女人格外欣赏。薄熙来常常炫耀：“我夫人师从我国著名法学家王铁崖教授，二十年前就是个很成功的律师了”、“我的夫人是中国第一批律师，不仅法律知识，国际文化的知识也很丰富”、“她急流勇退，专心做学问”，以此为荣，应该是真心。
中国古代从周朝起，即便是凌烟阁和云台这种顶级的元勋，也都是嫡长子世袭爵位，其他贵族子弟只能走贡士、征辟、察举、九品中正或者科选的道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还没有大大小小的王思聪和“京城四少”值得大家眼巴巴的盯着，过着乏味无聊日子的平民孩子羡慕嫉妒恨的对象就是“高干子弟”：他们时刻在意淫和幻想着那个与自己咫尺天涯另一个世界的神秘奇异和无所不有以及生活在其中者的骄奢淫逸和强横无忌。其实，这些大部分不过是物质和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状态下自惭、自卑、自弃的老百姓们精神上的天马行空。像谷景生这种级别又刚刚官复原职的开国文武功臣们车载斗量，而且很快就都要被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以“废除终身制”的名义强行“离休”；他们能带给后代的特权，无非就是专车、住房、电话、司机、勤务员、内部电影、风景区疗养、干部俱乐部、内部和家庭舞会、特供和免费生活用品、进口货以及泡妞的方便，对后代们的前程和未来则基本上失去了荫庇作用。那些被日常生活中可见特权腐蚀的子女们大都变成了废物，而那些胸怀大志、渴望像父辈一样出人头地或者至少承担着不给父辈丢人责任的，则只有靠自身努力去和寻常巷陌里的人家一争高下考上个好大学。那时的高干子弟没法像第三代领导集体之后新贵的二代们那么随心所欲、肆无忌惮的予取予夺，那时的大学还有架子和骨头、不似今天在权势和财富面前赤裸裸跪舔曳尾，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北大里，尽管正副国级的亲属、将军部长的子孙随处可见，但都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和用功跻身而进的，学校不另眼相看，同学也不刻意巴结——大学里火热多彩、动人心魄的校园生活早已使森严深寂的公门侯府不但对旁人甚至对他们自己都了无乐趣——。还有一批高干子弟，干脆早早就主动遗弃了父母权势而凭着自己高于平常同辈人的视野、远见和大胆，成为中国最早一批飘洋赴美的人，从此在美国呆完了一生。谷景生学生出身，又一直做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家教严格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薄瓜瓜写谷开来“高雅和智慧”确非一味偏爱；而对自己妻子的上进、优秀和成就，薄熙来应该也不算吹牛。
即便早就被权力污染和腐化，而且已经到了连花痴兼中国女权主义的先驱贾宝玉都嫌弃的年龄，谷开来也毕竟还是谷开来，她的教养、清高、个性等等到底是独特的。她没有令计划老婆谷丽萍的面首环拥，也没有孙政才老婆胡颖的红色赌盘，更没有温家宝老婆张培莉的嚣张跋扈。为了逃避伤痛和医治抑郁，她出走异乡、教子陪读，一去多年，远离故土、无声无息，忍受寂寞、独来独往。她也不像无法卒述、不胜枚举的依仗着夫婿权势而利令智昏的豪门命妇们那样满世界的招摇：金钱上只与徐明往来，精神上只和王立军纠缠。
薄瓜瓜的成长经历、父母对他的培养，在中共权贵中绝属另类：他在还没来得及成为一个纨绔子弟而为非作歹之前就早早被送到了英国，之后除了短暂时光回过中国，他的整个青春年华和社会化过程基本是在西方度过和完成的。或许是薄熙来和谷开来具备国际眼光、前瞻意识，或许是上两代人把中国已经折腾腻了又欲壑难填、目光转向更宏大的舞台，或许是土匪、强盗当够了不能总是“贼的儿子永远是贼”所以急于改换门庭、脱胎换骨，或许是深知国情之险恶、自觉作孽又多端因而赶紧让子孙远离是非自求多福——但从薄瓜瓜在牛津大学学习PPE和后来在哈佛上肯尼迪政府学院，可以想见薄熙来对其子期待深远、所谋者大——，总之，薄瓜瓜最轻浮的年月是在万里之外的英伦三岛里沉沦的，他再怎么荒唐毕竟还是在一个正经土地上有节制的荒唐，也终究没有像他爸爸同党的儿子、他妈妈的正宗学弟、他的同龄人令谷那样没有底线的穷奢极欲、自我毁灭。当然，薄瓜瓜本身一定也是追求上进、不甘下流的，否则必然会哭着喊着誓言做海归报效国家、叶落归根，毅然决然冲破阻碍回到祖国与令谷一起酒拼肉搏，虽然一时享尽了中国独有、人间至极的寡廉鲜耻和声色财气，但最终逃不掉盛极而衰和惹祸杀身的宿命，哪能像现在这样彻底摆脱了泥沼、酱缸和鬼蜮，清清爽爽、“凭个人实力竞争，有上有下、淋漓尽致”、“来去自如”？从之前薄家极为看重、津津乐道并在媒体广为吹嘘的“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牛津欧洲事务委员会执行主席”等称号看，世家到底是世家，早就不再洋洋自得的沉溺于犹如探囊取物的权势、爵位、财富，而一心要追求荣誉和勋业的延续与传承——毕竟薄家“四世三公”，是令计划、王兆国、刘云山这些县城里出来的第一代暴发户们无法比肩的。
至于薄熙来本人，所谓成也家门、败也家门。如果没有家门，他不会登上昔日的绝顶；如果没有家门，他不会坠入今朝的深渊。家门为他铺平了所有通道、搭建了一切阶梯，同时使他有恃无恐、盛气凌人，使他自许天命、眼高于顶，使他睥睨天下、目空一切，使他恃才傲物、目下无尘，使他心狠手辣、胆大妄为。中共是有史以来最肮脏、最下流、最粗俗、最无耻、最无恶不作的团伙，攀爬到巅峰者，也必然是最邪恶、最猥琐、最卑鄙、最低能、最无底线的一族，永远不会是其中雄才伟略、才气横溢、光芒万丈、骨气十足的那些。薄熙来政治智慧不可能没有，顶层周旋不可能不懂，否则仅凭祖上荫庇也难以企及如此高位；但他无法和直接上级、平级同僚、普通下属和谐相处甚至关系紧张是必然的。像刘源、薄熙来都属于一类人，胸有大志、目中寡人、锋芒毕现，凡人的钻营功夫既不会又不屑为之——普通人要是像他们这样，简直寸步难行、早早夭折——，当然他们前一大半的攀升历程也无需靠这种下三滥把戏，但是，这也注定了到最后一刻他们的功亏一篑、功败垂成。同样背景却唯一例外的是习近平，但那并非因为他有异乎寻常、人所莫及的天赋和心机，而是他太过庸碌和低能。
说到刘源，插一个轶事。海外一致的传闻是刘源支持薄熙来，还常引用刘源的名句：“近平主事，还少不了薄二哥的扶助”。我的师妹也是康达高层给我讲过：李庄被抓不久，刘源正巧在首都机场贵宾室碰到薄熙来，就问：“你怎么把老傅的人抓了？”薄熙来一脸茫然回答说：“是吗？我一点不知道呀！”由此也可一瞥刘、薄、傅三人之间的真实关系。
自2012年2月初从亚特兰大打电话给我来聊重庆状况的第一个人到后来我遇到的所有关注此事者，对薄熙来的际遇，绝大多数都喟叹和共情，而无一不直接、迅速、第一时间的得出结论：最坏的人是王立军。王立军是中共体制下孽生的一个典型的官场人物，他是性情冲动、胆大妄为的“彪子”，是心机深重、擅长表演的戏精，是首鼠几端、见风使舵的奸佞，是背后捅刀、卖主求荣的小人，还是心理扭曲、脾气爆烈的恶棍，所以才能从一个荒村野镇的林场工人和食品公司司机一步步扬名立万、窃据显位。王立军这种名副其实的市井小人物加小人，在薄熙来眼里，如同自己养的一条狗、一个打手，连家臣都算不上，自己可以让他升天，同样可以让他下地狱；甚至王立军是否能够永远、无限的忠诚都不在薄熙来思虑和忧心之列——你的命在我手中捏着、你的命运是我囊中之物，即便你真的有一天心怀异志、想做“叛徒”也逃不出我的掌中。所以对王立军那么一个重庆所有人闻之色变的混世魔王、恶鬼煞星，薄熙来张嘴就骂、抬手就打，更不会浪费时间和花费精力去算计他的心思、想象他的感受、揣摩他的意志。可是，就如同“强龙压不过地头蛇”的道理一样，历史上无数大人物恰恰都毁灭在了小人物加小人身上，在中国官场畅通无阻的规则和潜规则上，薄熙来恰恰斗不过王立军，最后把整个一生的荣耀、霸业和宏图尽数毁在了他的手里。更要命的是，王立军这种小人物加小人最爱面子、最会记仇、最受不得委屈、最原谅不了蔑视和侮辱过自己的人，哪怕是自己的恩公：一年多后在法庭上作证时，王立军还犹自深仇大恨，两眼喷火的怒视薄熙来——薄熙来此时倒极为平静礼貌——，愤愤难平的控诉和描述着薄熙来是如何给了他那记改变了中国历史和无数人未来、有史以来代价最大的耳光：
“薄熙来出来开始大骂，很不雅。我记得大约3分钟之后，他就绕过他桌子的左侧走到我跟前，他突然打过来一拳。打到我的左耳，不是一巴掌的问题...... 我发现我的嘴角流血，耳朵流东西。”
薄熙来在对他世纪审判的最后陈述中，沉重的说：我错误的婚姻选择，不但让我一生事业和前途尽毁，也玷污了我父辈和家风的荣誉，我追悔莫及。被判处无期徒刑后的薄熙来，不顾患难与共，不顾同病相怜，不惜从此精神和身体上一个人孤老伶仃，不惜父母反目成仇给儿子带来的心痛和创伤，在监狱中毅然决然、义无反顾、坚定决绝的和谷开来离了婚——哪怕其实这一离婚对两个终身监禁者来说已无任何实质意义。我可以想见，从昔日不可一世变成了如今别人刀俎下被任意宰割的鱼肉的薄熙来，在狭小暗淡的监房内，在暗无天日的度日里，在漫漫无期的煎熬中，在生不如死的绝望下，回顾一世，辗转苦思、终夜无眠、悔恨难追、痛不欲存，对毁灭了自己毕生追求和蓝图大业的谷开来，他会有、该有多么大的恨和怨。
可是，另一个地方，同样在狭小暗淡的监房内，在暗无天日的度日里，在漫漫无期的煎熬中，在生不如死的绝望下，辗转苦思、终夜无眠、悔恨难追、痛不欲存的谷开来，在回顾一世的时候，又该恨谁、怨谁呢？
究竟谁害了谁？
就连我这个“厌女”者都为谷开来鸣不平。
如果没有遇到薄熙来，谷开来会嫁给一个正常、健康、阳光而优秀的人，凭着自己的巧笑倩焉、玲珑剔透、恬静生动、天资聪慧、博学多才，再加上蚀骨销魂的声音和浑身掩饰不住散发的妩媚，她能拥有一份出众的事业、甜美的爱情、幸福的家庭和美好的人生应属无疑；她不会也不必屡屡遭受事业的遗弃、爱情的背叛、婚姻的挫折，不会也不必饱受心灵的煎熬、身体的病痛、忧郁症的折磨，不会也不必陷入扭曲、挣扎、放纵、疯狂而难以自拔，更不会也不必在如影随形的阴谋、黑暗、肮脏、险恶、倾轧的激流漩涡中身不由己，直至人生早早的毁灭与终结。
薄熙来也好、谷开来也罢，他们大概至今也不会觉悟到，给自己带来灾难的看似对方，但根源却是他们寄生其中、曾经让他们居于万人之上、也使他们自以为驾轻就熟的极权专制制度。他们在利用制度造孽的同时，也成了制度的牺牲品；他们给千万人制造了悲剧和不幸，也为自己带来灭顶之灾；他们在酿成了无数个一路哭后，最终归宿、完结、消寂于自己的一家哭。最可悲的，即便到了人生的最后时刻，极权专制制度仍然不肯放过他们，还要丧尽天理的让谷开来在决定命运生死的法庭的证人席上给了任人宰割、危如累卵的薄熙来致命的一击，还要毁灭人伦的让妻子在活葬生埋丈夫的棺木盖上钉下了最后一颗钉子。
同样是谷姓一宗，同样出生、长成于京城，同样曾经青春朝气、阳光向上，同样毕业于冠名“北京大学”的学校——只不过一个有后缀“分校”——，同样法律本科，同样是独生儿子的母亲，同样有一个权重位高、只手瞒天的丈夫，同样曾颐指气使、被万众仰视，同样因为丈夫的猎艳无度使爱情梦碎、家庭支离，同样以身败名裂、打入囚牢作为人生的结局，谷开来丈夫薄熙来同僚令计划的妻子谷丽萍，仅仅小她半岁，两人祖籍恰好分别是山西、山东。更为惊人相似的，她们先后都得了同一种可怕的精神疾病：忧郁症。极权专制制度把普通人的世界变成地狱的同时，也把制度制造者的生活变成炼狱，使他们的人生阴暗、畸形、扭曲、变态、分裂、人前人后截然相反。在极权专制制度下没有正常的人，或者是人上人，或者是魔鬼，或者是人不人鬼不鬼，或者是生无可恋、生不如死的活死人——谷开来从人上人，到旷妇幽怨、深陷抑郁、“身体虚弱”、“被持续下药”、“卧床不起、足不出户”的人不人鬼不鬼，最后成了杀人魔鬼；而谷丽萍从人上人始，历经用疯狂敛财和放纵情欲来弥补所受的感情伤害，中年丧子，大厦骤倾，富贵烟消，一系列毁灭性打击，使她成为万念俱灰、被迫流亡、企望去尼姑庵出家而不得的人不人鬼不鬼。而最后，她们都归寂于生无可恋、生不如死的活死人。
谷丽萍和谷开来，表面上有如此多相近，本质上却又完全不同：她们家庭、出身、背景迥异，职业、经历、个性相别；和谷开来比，谷丽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北京女孩，她比谷开来更有可能、更有机会嫁给一个平平常常的男人，过一份平平淡淡、健康清朗、夫唱妻和、母慈子孝的温馨幸福生活，而不用像今天这样丈夫终身监禁、爱子幽冥永隔、自己身陷囹圄、余生槁木死灰，悲惨、哀苦与凄凉更甚于谷开来。如果说谷开来背负着父辈的宿命与原罪，出身微寒的谷丽萍则完全是一个局外人；谷开来要是抱怨悔恨，谷丽萍又该如何痛不欲生呢？二谷的同与不同、相似与相异、重复与轮回、殊途与同归，再次生动的昭示人们：吞噬了所有奴隶的极权专制制度，反噬起主人来也绝不会只选择薄熙来和谷开来一家一户。
中共历史上杀人如麻、血债累累，尸山血海、人头滚滚，白骨盈野、冤魂遍天，早就上了吉尼斯世界之最，但毕竟是书本上的过去；中共政权草菅人命、荼毒生灵，诡谲鬼祟、邪恶龌龊，血腥残忍、无恶不作，已然世人皆知，但到底是抽象的形容和间接的描述。如今，中共自己主动公开的黑幕，终于让全世界真真切切的看到，中共最高权贵的世界是何等的黑暗、恐怖、阴森，中共最高权贵们是怎样可怕的一群魔鬼：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妻子竟然丧心病狂、肆无忌惮到了不但敢于亲手谋杀一个世界大国的知名人士，而且确信自己可以一手遮天、随心所欲、让真相永沉海底。这不是谣言，不是传闻，不是假说，而是活生生的事实。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罪恶国家？这个国家里的这群人究竟还有什么干不出来？任何一个外国人只要沾上这个国家里的这群人，就等于惹上了杀身之祸，随时都可能被消失灭口、死于非命和粉身碎骨，而且永远不见天日、无法昭雪——在海.伍德事件后，我相信中国在地球上再没有任何信誉可言。至此，极权专制制度不但祸害了中国人自己，也外溢戕害着中国之外的所有人类和每一个人。
而这些，薄瓜瓜的X长文里完全没有涉及。也许是与生俱来的红色基因缺陷和阶级立场让他冥顽不化，也许是他的政治领悟力太差和情商愚钝，也许是投鼠忌器、难言之隐……原委究竟如何，已经没人有兴趣去追究。然而对薄瓜瓜本人，这一切却未必像他今天感觉的那样云淡风轻、无足轻重：在美国和中国终于成为敌人和交战国的那一天，他引为自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他坚守不放的政治观念，还能让他“从法律界到华尔街”“有上有下”、“淋漓尽致”、“来去自如”吗？
2013年9月，薄熙来的审判刚刚落幕后，我即写了《薄熙来获罪的前情后事》一文，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我说到：
每当我不带任何价值评判的旁观薄熙来半生的大起大落、惊心动魄、生死跌宕，我每每唏嘘感喟、慨然长叹。三国末年姜维诈降钟会，暗中却策动他谋反自立，企图由此复兴蜀国。在计施的前一刻，阴谋败露，钟会被杀；姜维武功盖世，“拔剑上殿，往来冲突，不幸心痛转加”，遂仰天大叫：“吾计不成，乃天命也！”自刎而死。历史有太多的偶然与变数。时不我予，回天无力，霸王末路，“英雄不自由”，薄熙来距离成就霸业只有咫尺之远、一步之遥，却功败垂成、坠落不复，让人本能的扼腕惋惜。
我又更加浮想联翩。薄熙来一家，曾是万众仰视、尊贵显赫的王侯望门；薄瓜瓜，曾经是无数少男少女艳羡、追捧的当世佳公子。有一张广为流传的薄熙来三口之家的合影，那上面男的出众，女的柔美，帅气的薄瓜瓜站在中间，幸运、幸福的让所有中国人嫉妒。可是，就在那个时候，在锦衣玉食、宝马香车、挥金如土的背后，有谁又会知道他们真实里、生活中、心灵内有多少不幸、挣扎、苦涩、痛楚、煎熬；有谁又会料到他们在顷刻之间就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生命中有太多的无常，一次一次验证、实践着《红楼梦》里的谶语：“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梁，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夹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一次一次让人记忆、感叹起崇祯沉重的遗言：“愿生生世世，不再生于帝王家”。
其实，太多的无常并不是伴随着生命的必然，而是万恶的极权专制制度造就。如果我们想拥有一个稳定、安全、康宁的人生，就必需消灭极权专制制度。虽然崇祯的遗言前车在耳，但无数独夫民贼却周而复始的利令智昏、飞蛾扑火。如果我们不想让一代代崇祯们害人害己，就一定要铲除滋生出他们的土壤。
薄熙来不是天生的恶贯满盈，谷开来不是生就的恣意妄为，薄瓜瓜也不是一成人就挥霍骄奢。他们都有着显赫的家世，有着良好的教育，有着优雅的外表，有着成功的事业和学业。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他们的一家本来应该像那里的精英家庭们一样，清新、健康、单纯、温馨、文雅、生机勃勃，而不该像今天这样黑暗、扭曲、变态、阴沉、分裂、龌龊。在一个自由的国度中，他本人应该可以堂堂正正的角逐大位、追求至高、实现抱负，而不必像今天这般身败名裂、牢底坐穿。
极权专制制度毁灭了普通人的生命、安全、家庭、人伦和亲情，毁灭了平常者的人性、人格、尊严、道德和良知，同时也毁灭着极权专制者自身所拥有的一切。民主，只有民主，才能让普通民众彻底摆脱苦难，也才能让极权专制者本身不再沉沦。
附：
薄熙来获罪的前情后事
写于2013年9月
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中国，基本上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类似于成吉思汗的部落政权、努尔哈赤的军旗体制，顶多是储安平说的党天下。所以“前三十年”的共产党政权，没有国家的观念、国家的结构、国家的规则、国家的法度，取而代之的是党纪、帮规、家法。那时共产党高官，从来不存在违法犯罪的可能——因为国家就是他们的，所以司法对他们无能为力。但是，这绝不意味他们就安全无恙。一切共产党高官都是组织的成员，所以家法、帮规、党纪不但时刻严密地约束、监视、威胁着他们，而且动辄以“思想错误、政治错误、路线错误”和“反党”、“篡党夺权”等律条对那些思想争论、路线分歧、政治角逐、权力争夺的失利者、失败者、失势者、失宠者予以严厉的制裁、整肃、惩处。由于家法、帮规、党纪比国法刑律更具随意性、更不受制约，所以这种制裁、整肃、惩处也就加倍的冷酷、残忍、血腥和恐怖。
邓小平掌权和改革开放后，为了“拨乱反正”，为了显示“依法治国”，为了让世人心服口服，当然也出于为了让政治对手丢人现眼、遗臭万年和真正永世不得翻身的私心，一手策划了对林彪、江青的公审，开创了中共历史上把政治斗争、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的对手通过司法程序审判和定罪的首例。
可是，当年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没复辟，贪污、受贿、盗窃国库、官商勾结、巧取豪夺尚未流行，邓小平还没法给对头们找个下三滥的罪名，只好采用了“反革命”的案由。虽然当时“反革命罪”也进了刑法，但听上去怎么都有政治迫害的嫌疑。同时，由于家法观念侵染过深，司法经验严重缺乏，更不具备现代法制精神的基本素质和程序意识，这一公审成了一场闹剧，不但没有彰显中国的法治，没有拨乱反正，反倒让全世界看了中国赤裸裸人治乱象的笑话。
除了在旁观者面前被耻笑，还使当事人平添了仇恨。虽然毛泽东让黄、吴、李、邱含冤受屈、家破人亡，但毕竟没有给他们公开审判、正式定刑，没有让他们被千夫所指，没有让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和广播电视之前出乖露丑——当然实事求是讲，刑事定罪要远远好于毛泽东时代的家法、帮规、党纪惩治：刑事定罪到底是在一个既定的规则内进行，至少还有一个可知的期限、一个明确的去向、一个规定的待遇，而家法、帮规、党纪就随心所欲、没有任何边界了，秘密关押、人间消失、任意折磨、没有止境——。因此，邱会作在回忆录里对毛泽东是委屈幽怨，对邓小平则愤愤不平，认为他开了一个把党内路线分歧、政治斗争用法律和刑事解决的恶劣先例。
到了第三代、第四代领导集体时期，中共领导层内部已经彻底地统一了思想、彻底地实现了和谐、彻底地“团结一致向钱看”、彻底地“团结在以某某为某某的周围”了。于是，再没有思想分歧，再没有政治冲突，再没有路线斗争，剩下的就只有永远没人承认的分赃不均引起的争权夺利。相比邓小平，中共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与时俱进，聪明多了、也简单多了：他们在制裁争权夺利失败者的时候，再也不提政治、路线斗争，再也不扣“反党”、“反革命”、“篡党夺权”的帽子，只需信手拈来一个经济的或者贪腐的或者滥用职权的刑事罪名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消灭对手的政治生命、道德生命和肉体生命——这就是李敖常说的“政治问题，司法解决”。好在共产党的门前连两只石狮子都不干净，所以不需要栽赃陷害就会让对手及其党羽们百口莫辩、无话可说，就会把政治迫害一变成为大得人心的“反腐倡廉”。江泽民对陈希同、胡锦涛对陈良宇，都是如此。
这就是中共惩治对手的历史沿革，也是审判薄熙来的现实背景。
有一篇“独立学者王康”的文章提到，薄熙来的过堂表现说明他不是一个“革命理想者”，因为他没有勇气像苏格拉底、陈独秀、卡斯特罗一样在法庭上慷慨自辨、高陈主张、舍生取义。这篇半吊子文章居然得到了大量转发。为什么说它半吊子呢？因为第一，薄熙来毫无疑问是一个“革命理想者”，虽然经验证明“革命理想者”经常是非常邪恶的；二、薄熙来是一个“革命理想者”，并不意味着公审他的党对薄熙来来说就是自己“革命理想”的对立面。苏格拉底、陈独秀、卡斯特罗面对的是自己信仰和思想的敌人，所以他们势必表现出义愤和对抗。相反，我们党始终是薄熙来信仰和思想的同志与后盾。昨天的党一再赞美薄熙来的“革命首创精神”，今天的党即便翻脸不认人，也还是没有在政治和路线问题上责备他半个字。薄熙来当然也非常明白他和自己的审判者之间根本不是思想冲突和路线斗争。薄熙来再飞扬跋扈，再桀骜不驯，毕竟还是一个有头脑、有理智的高级干部，而不是一个莽夫，更不是一个混蛋；即便真有什么好处，他也不至于昧着良心、不知好歹、多此一举地别寻事端、节外生枝。薄熙来和党的关系，完全不像张春桥和邓小平之间思想上针锋相对、政治上你死我活；对张春桥来说，审判自己的是背叛了无产阶级、已经蜕变为修正主义的邓小平党；他在审判中一言不发、毫不妥协、“不向霸王让寸分”，是捍卫真理，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一点，和薄熙来的心路风马牛不相及。
共产党是作为一个阴谋、秘密、暴力团伙起家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它从一开始就有着极端、严密、苛刻、偏执、封闭的组织纪律和帮规家法，包括：思想严格统一，禁绝任何宗派，行动必须一致，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不允许任何个性自由、独立意志、不同观点和个人英雄主义。在这些纪律和帮规中，还有一个往往被忽视、但却决定人生死命运的条款：个人利益服从组织利益，工作绝对服从组织安排——说明白了就是：在共产党体系内部，尤其是在最高层，你的职务和位置只能由“组织”来安排和调遣，绝对不允许你主动觊觎和争取；任何升迁的欲望和抱负，都是僭越、野心和阴谋；任何“伸手要官”的言行，都是不可容忍和必须严惩的罪恶。用这些组织纪律和帮规家法来对照薄熙来的所作所为，就会发现他全都触犯了、违反了。这就是党一致认同薄熙来必须受到惩处、整肃的真正原因。
但这个真正的原因，党却是无法言说的。虽然今天习近平又重新启用了“野心家、阴谋家”的污名，但“野心家、阴谋家”是政治定性，现代社会，即便是共产党，也总不能用它来作刑事定罪吧？薄熙来的野心、图谋以及引发的权力斗争，尽管全世界早已人所共知，但对掩耳盗铃的执政者来说还是党和国家绝密，打死也不能透露半句（所以法庭上薄熙来刚讲一句“有人说我想当总理”，就立刻被法官喝止），更无法把它当作薄熙来的罪行来公开。
作为党内家法帮规制定者一员的薄熙来本该深知并严守“个人利益服从组织利益，绝对服从组织工作安排”这一戒律，但却上位心切、利令智昏、急功近利、狂妄轻敌的触犯了党这个头等大忌，以致沦为阶下囚；如今痛定思痛，意识和潜意识里肯定都会有愧疚和悔过，他绝不可能再错上加错（所以法庭上薄熙来失口讲了“有人说我想当总理”一被阻止，就立即住嘴）。薄熙来不像张春桥，也不像陈希同。对陈希同来说，迫害、审判自己的是江泽民而不是党，法庭上他明显的情绪、抵触和怨怼的对象不是党而是江泽民个人，故此在出狱后的回忆录里他借李锡铭之口大骂江泽民。而薄熙来，面对的审判者是整个自己的党，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人可以抱怨，所以他既不会像法庭上的张春桥那样公开与变质了的党不共戴天，也不会像审判中的陈希同那样对假党济私的江泽民充满了抵触和怨恨，更不会把自己案情的真相主动去向“权力斗争和政治整肃”引导。
如果薄熙来真的把自己案情主动引导向“权力斗争和政治整肃”了，按照共产党的逻辑，就是公开与党和组织决裂，就是彻头彻尾的反党和叛党，就是变成了对抗性矛盾。共产党长期持续、深入灵魂的奴化教育，已经让它的成员彻底失去自我、失去人格，不但从人身、而且从精神上对党形成完全依附。对已经百分之百奴化了的中共成员来说，贪腐犯罪是个人小节，反党叛党是大是大非；宁肯因经济和刑事罪名惨遭杀身也绝不可以被“反党叛党”盖棺论定；人生最可怕的不是失去自由和肉体生命，而是失去了组织和政治生命——被党抛弃并不等同于失去组织和政治生命，而如果主动从思想上否定党、从行动上和党对抗，才真正失去了组织生命和政治生命。
如同古代“君可负臣，但臣绝不可负君”一样，“党可以不要我，但我绝不可以背弃党”是他们的终身信条。对中共的成员来说，党可以辜负自己、冤枉自己、委屈自己、甚至开除自己，但自己永远不能对党有一丝怀疑、一丝动摇、一丝抵触、一丝怨恨和一丝对抗；虽然从党一方来说已经和自己一刀两断，但自己心里和意识上却决不可以和党离心离德、分道扬镳。与党对抗、决裂，等于否定了本身的信仰，等于否定了自我，等于承认自己的一生没有过任何价值，等于生不如死——在为匪作乱期间，无数共产党人被敌人拷打、监禁、处决，他们从容不迫、始终乐观、含笑而死；而在后来本党的大清洗中，他们却哀号、认罪、自污、攀诬、乱咬、乞求、发疯、自杀、丑态毕露、廉耻丧尽、人格灭绝、狗一样作践自己的满地乱爬……其中缘由，除了共产党对人的凌辱和摧残登峰造极、罕有能耐之外，就是他们能够抵御敌人的迫害与折磨，而无法承受自己唯一精神支柱和人生寄托的否定与抛弃——。
刘少奇致死相信只会悔恨自己旧日忘乎所以，而不会痛心当初选错道路；黄、吴、李、邱虽然已经被党宣布成永远的敌人，但也只是对毛泽东、邓小平个人发泄不满，从来没有谴责过党、更没有与党分道扬镳（哪怕是在认为这个党已经变质的时候）；陈同海疯狂敛财、贪赃枉法、盗窃国库时毫无愧疚、不适与违和，但传说中的逃亡国外对身为红二代的他却绝难接受；刘志军在党对他处以准极刑之后充满感情地说：我衷心接受党的处制，毫无怨言、绝不上诉，因为我的一切本来就是党给的。刘少奇如此，军委办事组诸军头如此，陈同海和刘志军如此，薄熙来也概莫能外。
当然，我对薄熙来是否真有胆量拍案而起、揭露真相、掀翻桌子、引爆全局、直接和庞然大物的整个党来对抗这一点不报任何幻想，但即便薄熙来真是个枭雄和亡命徒，不怕鱼死网破、同归于尽（就像他的下属王立军不久之前才刚刚做的那样），也恐怕连思想上的弯子都转不过来——毕竟薄熙来身为党的领导人，更重要的，他的开国元勋父辈、他的原始股东血统、他的红色家族基因、他的世袭罔替地位、他的天潢贵胄身份，使他在信仰和理念以及桎梏和顾忌各方面，都和几代白丁的副部级暴发户王立军有本质的不同。林彪“九.一三”在离开北戴河之前对叶群哭着说：“我至少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如果能够，薄熙来一定会说：“我至少还是一个对党忠诚、维护党的形象和权威的共产党员”。所以，薄熙来的抗辩策略只能是：你说到我哪里我就辩到哪里，既不消极承认也不扩大事端、反戈一击。后面的事实证明，即使薄熙来还是被开出了党籍，但党到底没有裁定他“丧失理想信念、抛弃初心使命”，而对薄熙来来说，这就不算他的一生彻底被否定。
说些题外话。这些年，我在新闻和电视《在路上》之类的“反腐倡廉”栏目中，看了听了数不清的贪官们在审判定罪后的忏悔和感言，里面几乎没有提到过法律、国家和人民，而无一不是痛心疾首的沉重诉说：对不起党的培养、辜负了党的信任，感谢党的挽救和给予新生，最后指天誓言永远忠于党、永远热爱党、永远跟随党。大多数人听了一定会被感动：如此铁骨铮铮、痴心不改、忠贞不渝、坚贞不二、至死不变、海枯石烂，真是党的好儿女、好成员、好战士呀！他们触犯了国法不假，判刑坐监也是罪有应得，但开除党籍我实在为他们含冤抱屈。我强烈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时代中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团体，今后不要再介入和干预其成员的应该由法律规范的行为，也不要再把时间和精力耗费在其成员的经济或生活问题上：只要信仰党的主义、忠于党的领袖、拥护党的政策、牢记党的嘱托、忠诚党的事业、忠实党的组织、捍卫党的权威、维护党的利益，用习近平的一句话说只要“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使命”，就是一个合格、优秀和名副其实的党员，就绝不该把他赶出党的队伍。
可以想象，如果薄熙来在法庭抗辩引申出“权力斗争和政治整肃”的话，他就绝不会得到早已对家法帮规达成共识的全党所有人——包括左派——的丝毫同情。
党既然不能、不愿也不敢用“路线斗争”、“政治错误”和“篡党夺权”的罪名来制裁薄熙来，党既然已经约定俗成“政治问题，司法解决”，所以注定要用经济罪名——对于薄熙来那样拥有绝对权力者，还必须再加上个行使权力过程中的违章，即“滥用职权”的内容才说的过去——审判薄熙来，而薄熙来也心照不宣地予以配合。可是，从经济上、职权行使上对薄熙来下手党就安全了吗？当然不是。薄熙来何许人也？他涉及的经济问题、职权问题全是惊天大事，仅举“活摘器官”一件，真要追究、公布出来，恐怕不光会把审判者自己整个拖下水，而且要天下大乱、亡党亡国的。好在当政者只想打倒薄熙来，并不真要追究他的罪责，所以就在进退维谷的绝境里，殚思竭虑、小心翼翼、耗尽心力、绞尽脑汁，最后居然免为其难奇迹般的绝缘前后左右，切割出若干个完全孤立、自成一体的“单子”，成功地让有背景的妖怪远走高飞，只剩下无权无势的倒霉蛋徐明、唐肖林成为餐盘中的食物。于是，起诉书就这样出笼了。
按照共产党自欺欺人的法律，这几个“单子”说大足以要了薄熙来的命；同样按照共产党自欺欺人的法律，这几个“单子”说小真的屁也不是。起诉书极尽有备而来，气势汹汹，重似千钧，口口声声罪大恶极、“特别严重”，但举证出来又潦草粗率、有气无力、不值四两——可薄熙来连这个“情”都不领、这个账都不想认，犹自不自觉、不懂事的一味翻供，到这个时候了还企图把自己洗得清清白白，让审判者丢尽了人。难怪官媒后来气急败坏：要真让你洗白了，有错的、该上审判台的不就是我们了吗？——薄熙来案件震动全世界，把天捅了个窟窿，既然说他十恶不赦，专案又搞了一年有余，结果摆上桌面的却只有这几宗不着调的事实和几份莫须有的证据，谁听了能服气呢？
于是，起诉书一公布，气炸了右派，也气炸了左派。右派本身对不追究薄熙来在重庆极左、黑打、走回头路、迫害无辜、践踏人权、肆意掠夺私有财产等等气不打一处来，看了起诉书里薄熙来的罪行更让他们感到弃重取轻，甚至涉嫌包庇；他们自然想到：一个偌大的薄熙来，从地方到中央，当了几十年的官，权倾一时，威名天下，难道只经手过一个“秘密工程”、只认识徐明和唐肖林、只给这两个人办过事？既然他从从政的第一天起就开始违法乱纪、从未间断，如此贪婪成性，却只贪污这一次的钱、只纳这两个人的贿，其余一概月明风清，这符合逻辑吗？让人能信吗？左派本来就对薄熙来蒙受不白之冤恨得牙根痒痒，看了起诉书更觉得罗织构陷得简直令人发指：“如果薄熙来有罪，你们都有罪；如果你们清白，薄熙来干脆就是模范”。左右两派在此时荒谬离奇、前所未有的第一次达成了共识：这场审判是彻头彻尾的闹剧，说明了中国的政治和法制三十三年来没有任何进步。
除了左右两派，不执政治观点的普通老百姓们，也几乎没有例外的同情薄熙来。
其实，也不能怪左中右都不买账，实在是起诉书炮制者太中国特色了。退一万步，就算不是像薄熙来及其辩护人分析的那样是审查者伙同做证人蓄意编造假证栽赃陷害，至少可以说是案件办得不负责任、质量低劣、粗制滥造，往刻薄一点说，简直有给执政者蓄意“高级黑”的嫌疑了。仔细研究起诉书和公诉人在法庭上发言，所控贪污王正刚所提的500万是不明不白，所控帮助唐肖林谋取利益是混不讲理（在自辨这一指控时，薄熙来的表现远非舆论吹捧的“头脑清晰、思维敏捷、逻辑严密”，他啰里啰唆，废话连篇，怎么也说不到点上。
其实，他只需一句话就足够了：“大连市政府下属部门向我汇报工作规划和设想，作为大连政府负责人，我有权利、也有义务表示赞同或反对。如果我赞同，我就该作出批示、支持、甚至出面推动实现这个规划和设想，这是我的职责和任务所在、更不要说我的推动完全是公开和符合程序的，对此行为我根本不会否认。你们费尽力气去证明一个我根本无需否认的正常行为，实在是多此一举，是浪费纳税人血汗。如果你们偏要说这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唐谋取利益’，我就什么都不用说了。退一万步，中国是一个关系、人情社会，不管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哪一个不是凭关系、凭人情办事？只要出于关系、人情的原因帮助对方得利，哪怕没有违规、违纪也都算是犯罪，那哪一个人能跑掉？”
或者干脆说：“我所做的这些事，都是我们官场上长期以来的常态和潜规则；我看不惯它，也誓言要改变它；但慢慢我发现无能为力，久而久之自己也和同随俗”——在证明这个罪行时，公诉人不厌其烦地举证了办案人员搜集来的大连、深圳无数政府机关正式公文，让人们没法不相信办案人员真的是没太多可做的事情；在这种情形下居然能搞出“‘侦查卷’第15卷81页”云云，真够难为他们的！），所控为唐肖林申请进口汽车指标是欲加之罪（别说薄熙来不会知道唐肖林准备倒卖指标，就是明知缘故仍然帮忙，在中国也是太正常不过了，最多你只能说他为了情面搞这种鸡鸣狗盗的小事是屈尊纡贵、自跌身价。
公诉人像一个不谙世事的纯情少女，萌态可掬，撒娇一样对此抱怨不休，如果不是知道有“投鼠忌器”一说，我们真要认为审判者实在是再也找不出哪怕稍微有分量一点的东西来了），所控收受徐明贿赂是难以自圆。薄熙来审讯后，民间流传出了一句话：“一审审出个清官”。其实人们说错了，按照共产党的标准，薄熙来不是清官，薄熙来是大清官！薄熙来没有通过家族控制中国任何行业的命脉，没有借手儿女以改制之名瓜分、侵吞国有资产，没有纵容家人跑马圈地赚取巨额财富，没有让子孙以强权威逼和胁迫民企让渡股份、项目，没有利用亲属操纵上市公司获得暴利，没有让白手套垄断金融牌照、包揽发行收购......他身边只有一个妻子、一个稚子，而且这个妻子还是长期在忧郁和悲情里辗转，在药物和毒品中挣扎，在亲情、爱情和奸情间纠结，而且这个儿子还是那么不通世情，那么不为稻粮谋，那么没心没肺地终日和醇酒、欢宴、美人、风头为伍。总书记有一个能干的儿子，总理有一个贪婪的老婆，薄熙来没有这么福气，他有妻有子如此，即使想贪想占，也孤掌难鸣，又能贪能占到哪去呢？可怜的薄熙来，只是在奋不顾身唱红打黑、夜以继日维护党国的间隙里，私藏了一点工程款，默许了老朋友的一点温情，接受了阿谀者的一点馈赠——即使这些，大部分还在他本人稀里糊涂、模模糊糊的情况下——，他、他、他难道不是当今万里挑一的大清官吗？
共产党在经济领域中虽然胡作非为，但毕竟还制定了一些规矩章法、画出了一定底线边界。在职权行使上面，共产党可就完全无法无天、肆无忌惮了。在这种国情下，指控薄熙来“滥用职权”就等同于公然迫害无辜。更骇人听闻的是，控告薄熙来“滥用职权”罪名的证据居然是“违法免去王立军公安局长职务”和“发布王立军‘休假时治疗’的微博来隐瞒真相”！在极权专制、个人独裁、任人唯亲甚或任人唯钱、把公共权力作为个人资源私相授受、“一把手专政”的共产党潜规则和明规则里，漫说薄熙来是政治局委员，漫说薄熙来还征求了其他人的意见、还履行了组织程序，就算薄熙来只是一个普通党的地方首长，就算薄熙来懒得和任何人打招呼就提拔和免掉一个下属的职务，还不是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吗？
至于说薄熙来“发布王立军‘休假式治疗’的政府微博”，那是薄熙来在第一时间奋力维护我们党、我们政府的形象和不给国内外敌对势力可乘之机，不但无过，而且有大功劳，至少应该抵过。在这种关键的时刻，薄熙来置个人恩怨、情绪和风险于不顾，首先想的是党的利益、国家的稳定、和谐的大局至高无上，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在党、政府和个人都面临重大危急的关头，薄熙来能冷静沉着、从容镇定、指挥若定、临危不乱，展现出无产阶级政治家大智慧和出色的现代危机公关处理能力，堪称我党干部的杰出表率。在所有政府部门每当面临质疑、揭发、检举一律在第一时间矢口否认、遮丑掩盖、公然撒谎的大潮下，公诉人居然能想起还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好意思举证它，实在是毫无羞耻。面对公诉人如此空前绝后的无耻下流行径，薄熙来没有拍案而起，还东拉西扯，还自曝家丑，还悲苦动情，情商真是低的可以、涵养真是好的可以了。
不过话说回来，事情搞成这样，也真不能冤枉执政者自作聪明、弄巧成绌、几面树敌，实在是他们无可奈何：又想做婊子、又想留名节，又要铲除政敌、又怕留下话柄，又要无法无天，又想依法治国，再加上投鼠忌器，真是天朝事乱、“治”大不易呀！所以只能厚着脸皮、捂住耳朵、学习鸵鸟、霸王硬上弓了。当年陈希同是没有事，只好拿屁事当事；如今薄熙来是事情太大，只好说些屁事。
按照中共审查、侦讯政敌的传统和规律，必然是先从外围入手，有了一定线索和证据之后，才会与薄熙来面对面接触；然后拿着从薄熙来口中诈出的东西，反过来再找旧的和新的相关者提供更多证据。直接进行审查、侦讯的是衙役和差拨，最高层一开始就会划定内容，反复交待什么可以去查、什么绝对不能涉及。薄熙来当然清楚对自己的整肃是出于权力的拼争和角逐，但他最开始或许心里没底，不知道会不会涉及政治路线的斗争、遭到残酷彻底的清算。但随着和办案人员再三的交流、博弈，他很快就会明白：不管是根本利益一致也好，顾忌引火烧身也好，维护老一代形象也好，出于香火之情也好，担心动摇党的执政合法性也好，总之执刀俎者是打算在最小、最孤立的范围内给他治罪。当薄熙来听到办案者让他认下的两个单子的内容时，他完全有可能想象是刀俎们正在有意识地为他的过错釜底抽薪、手下留情。
出于友情回报也好，出于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也好，出于对红色江山赤胆忠心也好，出于“母亲打错了孩子还是母亲”的受虐狂心态也好，出于孤立无援、威逼胁迫也好，出于对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恐惧也好，出于他自承幻想能保留党籍的“机会主义”也好，出于“但为富家翁足矣”的曹爽式梦幻也好，出于“将以有为”、君子报仇的深谋远虑也好，出于“好汉不吃眼前亏，到时法庭上面见”的现实考虑和诉讼策略也好，更可能是上面诸种因素兼而有之，总之，他写下了供述，认下了“两个大单”。
薄熙来审查期间表现相对配合的行为动因，还有很重要的一条，那就是薄熙来未必真的憎恨他的审判者们。其中缘由，第一，囹圄反思，他会意识到自己违反了家规；第二，极权专制的残酷把人们变得冷漠、邪恶、无耻、薄情、良知丧尽，为了自保、为了向上爬，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踩着尸体进阶、用别人的血染红顶戴是家常便饭；薄熙来是这个制度的一员，对此习以为常；他曾经这样对别人，如今别人反过来对他，他也不认为忤，甘之如饴。就像传说的文革中薄熙来痛殴在台上挨斗的父亲，而事后薄一波却对其大加赞赏一样；也如同当初毛泽东弃之如敝履一般活活断送了刘少奇的性命身家，而刘的亲人后来却依旧与毛家后代亲密相见、谈笑樽俎、一笑泯恩仇一般。
薄熙来聪明一世，本该想到却没有想到的是，不但保留党籍的痴心没有得计，连公职都被开除、连领养老金的资格也被剥夺了。这些还只是毛毛雨呢：他的面具被撕得粉碎，他的衣冠被扒得精光，他的形象被踩得稀烂，他的隐私被揭得底朝天；等着他的，不出意外就是把后半生在牢底穷尽。薄熙来和共产党通同作恶几十年，大概假话说的太多连自己都相信了，对党的实质到底还是没有彻底认清识破，加上在绝望中一厢情愿，居然糊涂到以为党还能给犯了错误的孝子保留最后的名分，让他在特殊的战场和看不见的战线上——监狱中——，为共产主义奋斗至死、为党的事业奉献终生。
自己配合了组织却得到没有回报，在薄熙来来说还在其次，关键是窝囊、冤枉、委屈：自己就是死，也该死在那些个弥天大罪上，而不该死于这些鸡毛蒜皮，这样死都不得其所、死像都不够瞧！可以想见薄熙来的义愤填膺：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你们一件不敢提，我也配合着装聋作哑，你们无以为报也就罢了，却反而陈谷子烂芝麻地欲加之罪，留下我一个人谢罪杀头加丢人现眼；如此的不念旧情，如此的薄情寡义，与其这样，还不如......可是让薄熙来有苦说不出的荒唐言是：这些鸡毛蒜皮只要共产党脸一翻认起真来，依法依律，还的确可以要了他的命。薄熙来气归气，可既然没勇气鱼死网破，也就忍辱负重了。在此时，薄熙来本能之外的党性（虽然党已经擅自把他踢出家门）和理智就凸显出来了。反抗是薄熙来这种枭雄的天性，但他的党性让他没有和党对抗，没有破坏红色江山千秋大业的大局，没有提出“权力斗争和政治整肃”，没有玉石俱焚把别人一起拉下水（薄熙来确实没有也没想对抗党，他只是在努力配合着党的同时尽力脱罪，在尽力脱罪的同时在努力配合着党；可问题是，对享受惯了被告“接受全部指控，绝不上诉”认罪态度的共产党来说，辩护都是“狡辩”、辩解就是对抗，结果就该罪加一等）。自证清白是任何人都有的本能，但薄熙来的理智或许告诉他：对他这种级别的案件，判决结果早早就定下了；法庭上的表现、态度好坏、认罪与否都意义不大；既然无论怎样最终都没有二致，他又何必自取其辱、坦受污名呢？无罪辩护至少结局不会更坏，上述更不至于加刑，搞好了还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这种可能也并非完全不存在，虽然公诉人最后虚张声势，口口声声薄熙来没有悔罪表现，应予重判，其实薄的自争和他辨，在大众心中已经动摇了审判的公正性，执政者万一判决时患得患失也未可知）；再说，指控的罪名本身也站不住脚，驳倒它们并非什么难事。一句话，薄熙来心里想的是：“你已然背信了，我也可以将糊涂就糊涂地继续配合表演，但后面怎么演就得由我来定了；我固然一个字也不会提“权力斗争和政治整肃”，但只要驳倒罪名（不管对判决起不起作用），在举国大众心中“权力斗争和政治整肃”恐怕就坐实了——而这，如今我就管不着也顾不上了”。薄熙来的否认和翻供，是否让执政者恼羞成怒，导致了比预设更严重的判决我们不得而知，但没人能再给他说项求情则是一定的。
薄熙来判决出来之后，糊涂人都称出乎意料之重。其实我早就铁口直断：薄熙来必然被判无期。薄熙来贪污纳贿究竟多少，是由执政者看着办的；中国法律虽然自欺欺人，但毕竟也有让执政者用来打人的功能。执政者既然派给薄熙来2000多万的纳贿指标，说明早就确定了无期徒刑的判决。明白说，就是先定下刑期，再罗织罪名。像我前面说的，薄熙来认罪与否都不影响判决（薄熙来深知此点，所以当庭全盘否定，这是他的智慧）。为什么不能有期呢？因为薄熙来威胁太大（不光是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只要他不至少在名义上永远不见天日，只要他还有机会说话、行动，执政者就睡不安寝。为什么不能死刑缓期呢？别忘了薄熙来和陈希同、陈良宇不同，他是太子党的一员，而且曾经是太子党的龙头老大，香火之情是无法彻底了断的；让薄熙来安坐牢中大家都安稳，但真要是罪到杀身、哪怕是名义上的杀身，就会兔死狐悲，伤了整个太子党的面子、丢了整个太子党的脸。
薄熙来庭审过后，诸多马屁舆论一片溢美之词，声称薄熙来审判说明了中国法制进步，开创了程序正义的新阶段，在法制史上具有标杆意义。要我评价，主审法官庭审的方式和言行没有太大问题，辩护人的表现和独立立场也少能指摘，但在这种情况下薄熙来最终还获重罪，才更说明中国根本没有真正的法制，也才更说明在这场审判中法官和律师没起到任何作用。表演终究是表演，只不过演员演技出色一些，舞台布置讲究一些，剧情编排细致一些；要讲法制进步、要讲程序正义、要讲具有标杆意义，我们还看不到一线光亮。
每当我不带任何价值评判的旁观薄熙来半生的大起大落、惊心动魄、生死跌宕，我每每唏嘘感喟、慨然长叹。三国末年姜维诈降钟会，暗中却策动他谋反自立，企图由此复兴蜀国。在计施的前一刻，阴谋败露，钟会被杀；姜维武功盖世，“拔剑上殿，往来冲突，不幸心痛转加”，遂仰天大叫：“吾计不成，乃天命也！”自刎而死。历史有太多的偶然与变数。时不我予，回天无力，霸王末路，“英雄不自由”，薄熙来距离成就霸业只有咫尺之远、一步之遥，却功败垂成、坠落不复，让人本能的扼腕惋惜。
我又更加浮想联翩。薄熙来一家，曾是万众仰视、尊贵显赫的王侯望门；薄瓜瓜，曾经是无数少男少女艳羡、追捧的当世佳公子。有一张广为流传的薄熙来三口之家的合影，那上面男的出众，女的柔美，帅气的薄瓜瓜站在中间，幸运、幸福的让所有中国人嫉妒。可是，就在那个时候，在锦衣玉食、宝马香车、挥金如土的背后，有谁又会知道他们真实里、生活中、心灵内有多少不幸、挣扎、苦涩、痛楚、煎熬；有谁又会料到他们在顷刻之间就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生命中有太多的无常，一次一次验证、实践着《红楼梦》里的谶语：“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梁，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夹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一次一次让人记忆、感叹起崇祯沉重的遗言：“愿生生世世，不再生于帝王家”。
其实，太多的无常并不是伴随着生命的必然，而是万恶的极权专制制度造就。如果我们想拥有一个稳定、安全、康宁的人生，就必需消灭极权专制制度。虽然崇祯的遗言前车在耳，但无数独夫民贼却周而复始的利令智昏、飞蛾扑火。如果我们不想让一代代崇祯们害人害己，就一定要铲除滋生出他们的土壤。
薄熙来不是天生的恶贯满盈，谷开来不是生就的恣意妄为，薄瓜瓜也不是一成人就挥霍骄奢。他们都有着显赫的家世，有着良好的教育，有着优雅的外表，有着成功的事业和学业。在一个正常社会里，他们的一家，本来应该像那里的精英家庭们一样，清新、健康、单纯、温馨、文雅、生机勃勃，而不该像今天这样黑暗、扭曲、变态、阴沉、分裂、龌龊；在一个自由的国度中，他本人应该可以堂堂正正的角逐大位、追求至高、实现抱负，而不必像今天这般身败名裂、牢底坐穿。
极权专制制度毁灭了普通人的生命、安全、家庭、人伦和亲情，毁灭了平常者的人性、人格、尊严、道德和良知，同时也毁灭着极权专制者自身所拥有的一切。民主，只有民主，才能让普通民众彻底摆脱苦难，也才能让极权专制者本身不再沉沦。
作 者 : 高瞻
整 理 : 2024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