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提“人口灭绝论” ，有国家比新加坡还慌
前两天，马斯克在X上发文称：“新加坡（和其他许多国家）快灭绝了”！
就差没说“新加坡快亡国亡种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
马斯克说得没错，新加坡的人口替代率创下0.97的新低，也就是说每对夫妇只生育0.97个孩子，意味着每隔一代，人口就要少一半！
但是，与马斯克担心的相反，新加坡其实并不特别担心生育率低，而是与这个相关的更为严峻的问题。且听我下文分析。
先问问，你知道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和地区都是些谁吗？
排名依次是：台湾地区、韩国、新加坡、乌克兰、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再往后，就有日本。
乌克兰生育率低，可以理解，在打仗嘛。不知道大家发现了吗？其他这些国家和地区，全在东亚和东南亚，而当年的“亚洲四小龙”，赫赫在目。人们都躺平了，“我是最后一代”，再也没有什么软肋。
而且，日本、韩国，肯定比新加坡还慌。为什么？新加坡可以引进移民，但日韩人口的种族结构十分单一，要引进移民，必须克服很大的挑战和障碍。你能想象日韩引进印度移民？非洲移民？菲律宾移民？越南移民？
难。
生育率——困扰了新加坡近百年的问题
其实，生育率困扰着新加坡，不是十年八年的问题，也不是二三十年的问题。
这个问题困扰新加坡，已经近百年了。
问题出在哪里呢？简单说，旱嘛旱死，涝嘛涝死。
我们先看看新加坡独立前后。1960年，新加坡人口替换率是5.76；1965年是4.66，换言之，每对夫妇生育4.66个孩子。
用脚趾头一想便知道，人口蹭蹭往上增长。
也许您认为每对夫妇生育4.66个孩子相当不可思议，那么，再往前追溯20年，就会看到一个令你完全无法想象的新加坡。
1945年，日军投降，撤走新加坡。二战结束了。
此时，在世界许多地方涌现了“婴儿潮”现象。新加坡尽管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但是，也出现了婴儿潮。
从战后到50年代，许多贫苦妇女前往诊所向医生求助，说自己不能再生了，实在养不起。新加坡家庭计划协会会长吴国基（音译）回忆，有个妇女怀孕了22次，生了20个孩子，哭着求医生“一定要想办法让我别再生了”。关键是，她丈夫还是个失业汉。
1950年，马来文报纸Malaya Tribune报道，有个妇女生了6个孩子，已送走了两个。她丈夫的态度是，无所谓，随便生，养不起就送人。
女人生得受不了了，男人无所谓，该干嘛干嘛。
不难想象，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又不像现在有手机有网络，当时穷人的唯一娱乐就是.....
于是，1949年，刚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年，新加坡成立了一个非政府组织，叫“SFPA”。那时候，新加坡还是英国殖民地。
“SFPA”是Singapore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新加坡家庭计划协会。按今天的思路，这一定是为国为民，鼓励人们生育的机构。
不过，在那个时候恰恰相反，它正是帮助妇女控制生育的机构。
从1949年成立，到1965年新加坡独立，新加坡家庭计划协会从最早的3家诊所，疯狂扩张到34家！那16年的期间，几乎1万名妇女前去求助——让我不要再生了。
政府推出“家庭计划”政策
新加坡独立之后的第三年，1968年，人口替换率是3.53，几乎比1960年的5.76降了一半，不过，一贫如洗的新加坡还是吃不消这么高的生育率。要知道，当时新加坡还没有工业化，教育水平还没提上去，失业率甚至在双位数徘徊。
饿都快饿死了，但人们还是继续生。有时，真是个难解的悖论——越穷，越爱生。
总理李光耀坐不住了。1968年，他说，“如果我们要提高生活水平，要摆脱贫穷和脏乱，除了要利用现代科学和科技来进行改造与建设，也要避免家庭人口无限增长，拖住我们的发展的脚步。”
于是，开始鼓励人们使用避孕措施，还闹出了不少悲催的笑话。当时，许多妇女深信，戴上避孕环之后，它会慢慢转移到肺部，甚至到口部，许多妇女吓坏了，赶紧到医院去把避孕环摘了。
在另一个案例当中，有个妇女跟护士说，丈夫嫌戴着避孕套不舒服。后来，护士赫然得知，原来他是一整天都戴着.....
“两个孩子最理想”
为了降低生育率，新加坡政府推出了“家庭计划”——两个就够了。
后来的事，大家都很熟悉了。家庭计划政策大获成功。到了1975年，新加坡人口替换率降至2.07，已经到了2.1以下。平均每对夫妇生育2.07个孩子，勉强足够维持人口平衡，不增不减。
到了80年代，新加坡城市化初见成效，人们从乡村搬进组屋；经济已从劳动密集型转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人们开始朝九晚五作息；教育开始普及，女性也能上学，也能上班，甚至有些成就比男性还高。
这么一来，整个经济和社会情况就出现了彻底的变化。人们对生孩子这件事，兴趣越来越淡了。
新加坡人口替换率一路直下。1984年，独立后仅仅20年，才一代人的时间，就从1965年的4.66降至1.62，用“腰斩”已不够形容，简直是“膝斩”了。
政府意识到情况不对。于是，在1984年，成立了部长级跨部门会议（还记得疫情期间的“颜金勇—黄循财—王乙康”组合吗？），来重新检讨“家庭计划”政策。
“如果养得起，就生三个吧”
政府开始鼓励生育。第一副总理吴作栋说，一方面人口萎缩，许多人甚至完全不生育，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新加坡没有天然资源可以卖钱，政府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赋税，但许多人吃不消。所以，要多生育，有足够的就业人口，尤其年轻人，才有足够的税收，才能支撑得起老龄化社会，才能老有所养，少有所依。
1986年，“家庭计划”政策的风向变了——从“两个就够了”变为“如果你养得起，就生第三个吧”。
建国总理李光耀也公开亲自催婚。
李显龙就更直接，直接催生了！2022年群众大会上，李显龙说过，新加坡不缺房子、票子，缺的是baby！
这三四十年来，政府出尽了办法，包括各种大金额的现金奖励，还是无法提高生育率。
再无回天之力。
但，新加坡会不会像马斯克所说，“就快灭绝了”？
“人不足，移民补”
不会，因为现代新加坡就是以移民为基础的社会。
1819年莱佛士开埠，并创设自由港之后，在这两百多年的大部分时期，新加坡就以繁荣的经济、丰富的就业机会、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不断吸引来自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的移民。
1824年，新加坡人口1万零700人；12年后，1836年，增至三倍，达3万人；30多年后，1871年，又增三倍，达到9万4800人。到了辛亥革命那一年，人口达到了30万零3300人。之后，即便是军阀混战时期、抗日时期或是国共战争时期，都有中国移民不断涌入，1949年之后才中断。
不过，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新加坡又开始引进移民，尤其中国移民。
到了2024年，尽管本地人生育率不断下降，新加坡人口仍然增长到604万人，移民政策功不可没。
不久前，在一次讲话中，时任总理李显龙透露，新加坡并不担心没有移民“生源”，在排队申请新加坡永久居民PR和入籍新加坡公民的，很多。
既然不担心“生源“，那么，新加坡担心的是什么？
一、担心“生源“质量下降
摆在眼前的残酷事实是，新加坡幅员狭小，除了深水港没有天然资源，为了跟其他国家和地区竞争，唯一能依靠的就是人才。但是，新加坡人口少，从概率上看，能出现的人才必定比大国少。
早在1978年，李光耀就跟邓小平说过：“怎么说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你们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
老人家这话，有他一定的道理。
新加坡引入移民，除了要补充人口生育率的不足，也要提高本地总体的素质和水平。在批准移民入籍的时候，要经过层层筛选。最后获得PR身份甚至获准入籍的，大多数都是高素质人才。他们所具备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各种资源，本来就高于本地人的均值。
新加坡对引入移民是有选择性的。我经常说，既然要引进移民，肯定是要那些比我强的，又不是武大郎开店。
既然引进移民是有选择性的，那么，最担心的当然是“生源“质量下降。“生源“质量下降，人口质量必定也降低。
那么，怎么才能避免“生源“质量下降？
这就必须让新加坡永葆竞争力和吸引力，这就必须保证几个关键——自由、开放、讲究契约精神、与国际互联互通程度高、亲商与法治环境等等。这方面的文章我们写过不少，本文就不赘述了。
二、担心人口“黄金比例“不保
我们都知道，华人占新加坡人口四分之三。但，这个比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911年左右。
从1911年到今天，新加坡人口的种族比例维持比较稳定，都是华人占四分之三，马来人13.5%左右，印度人9%左右。
许多人误以为，新加坡“自古以来”就是华人为主的地方。其实不然。
论在地理上或历史上，新加坡一直是马来世界的一部分，而且一直是马来人居多。华人人口“后来居上”，只不过是最近一百多年的事，并非“自古以来”。
对一些人来说，华人居多的新加坡，在东南亚无异是个异端，尤其在特别敏感的五六十年代，本区域一些国家领导人把新加坡视为另一个中国，十分猜忌。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也与此有关。
因此，尽管华人占人口四分之三，新加坡一直强调自己不是华人国家。
也因此，新加坡把马来语定为国语，国歌用马来语歌唱，国徽上使用马来文，军队的礼仪性步操口令都是马来语。连新加坡总统府，英文名称 Istana，其实也是马来文，宫殿之意。
新加坡所做的这一切，对内，是对马来族公民身为原住民的尊重；对外，则是向两个大邻国表态——我们尊重本区域的主流种族，我们不是异端。
如果新加坡人口的种族比例失调，比如华人多了，或是马来人多了，或者是印度人多了，势必对新加坡形成严重影响。这就是新加坡维持人口当中各个种族的“黄金比例“的原因。
新加坡本地人不生，尤其华人、印度人，所以新加坡从中国、印度引进移民，以维持人口的“黄金比例”。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有一天，这些传统的移民源头枯竭了，怎么办？再说详细一些，如果来自中国的移民少了，怎么办？“黄金比例”还能维持吗？
这是个问题。
三、落地生根？或“吃碗看锅”？
新加坡引进移民，是为了填补人口。因此，新移民有意愿、有能力落地生根，非常重要。
但是，如果新移民无法把心定下来，“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随时想走，那么，对新加坡还有意义吗？
这几年，新加坡批PR越来越严，一个原因是申请的人多了，得精挑细选，另一个原因是，申请人资格越深，“出路”就越多，就越难确定他们是否有心落地生根？或只是把新加坡当跳板，随时bye bye走人？
这是第三个问题。
四、新移民与本地人的“合”与“分”
即便前面三个问题都解决了，现在就来到第四个问题——新移民与本地人能否融合共处？
新加坡是个移民社会，历史上曾发生过太多社会冲突与种族暴动，例如60年代发生的华人与马来人的种族暴动。
别说不同种族之间的暴动，同样是华人，早在1854年，也发生过潮州人与闽南人之间的暴动，时间长达10天，300所房屋被烧毁，死亡约500人。
要知道，那个年代的新加坡一共才几万人口，一场暴动竟然死了500人，可见规模之大，情况之惨烈。
新移民入籍新加坡，本地人是否欢欣接纳？还是抱着“这是我的地方，你不是真正的新加坡人”的态度？新移民本身是否愿意虚心融入？或者看不起本地人“赚钱没我多，房子没我大，孩子读书没我强”？
如果双方都能拿出诚意，付出努力，那么，“合”就不难；如果互相看不上，那么，早晚会“分”。
对新加坡来说，通过移民让人口增长，并非难事。难就难在是否能维持新加坡对优质移民的吸引力？是否能维持人口的“黄金比例”？新移民有无落地生根的恒心？本地人与新移民能否融洽相处？
过去三十年，这几个方面都做得还不错，虽然有时还是有些磕磕碰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