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同事一句话，让我看清了困住东亚女性的陷阱
好多年前我参加过一次我们学院关于diversity男女平权的事务性讨论。
讨论一开始，教授A就指出，我们学院升职制度，对于育龄女性并不友好。
且不说，成立了快100年了，我们院一个女正教授都没有。
年轻女学者X和Y刚入职的时候都特别优秀，分别拿到了国家自然基金。
很显然，生育对她们的职业发展带来了伤害，学院是否应该为此做些什么？
听完教授A的提问，我拍手称快点头如捣蒜。
彼时，我虽未婚未育，但一想到自己如果步入婚姻成为人母会面临不小的职场性别歧视，多少会感到担忧和介怀。
谁知道，听完教授A的提问，教授B立刻轻车熟路地指出：
我觉得学院在人才任用和提拔机制上不存在问题。
否则Z同样身为女性，怎么会在生了三个孩子的情况下，事业不仅没有受阻，还一路披荆斩棘平步青云？
Z可以做到，说明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我们d 升职制度有问题，而在于X和Y自己生了孩子之后把重心放在了家庭，自己没有事业心没有足够努力。
如果他们像Z一样努力工作，就不会经历事业停滞期了。
听完B教授的回复，当时的我虽感到哪里隐隐不对，但又一时想不出有力的反驳。
但A教授从容自若地答道：
问题就在这里。
女性在我们学院成功必须像Z一样是女超人，才能升职。
但学院里大多数的男性不需要做超人，就能在事业上平步青云。
男女双标，醍醐灌顶。
在性别议题里，我们时常会提到榜样的力量（role model）。
本来，其它优秀成功女性的成功，可以像暗夜里的灯塔一样给迷航的船指明前进的方向带去希望的曙光。
但我发现，现实中女性楷模时常起到副作用：
她们的存在不仅不会给其它女性带去希望或慰藉，反而会成为她们被自己或者她人诟病的依据。
如果有人能做到，就说明机制没问题，那你就得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为什么，强者的存在，反而成了“弱者”的枷锁？
这周，我写了篇文章：麦琳，众多东亚女性内心隐秘的角落。
文章发出来之后，我收到了一条留言。
初看留言，逻辑通顺，有理有节，理性客观公正。
看完我刚准备反省，就立刻警觉了起来。
我想起了教授B当时的论点，也想起上野千鹤子在《始于极限》这本书中写道的：
社会学领域有一个两难的问题：结构还是主体？
主体作为个体越是坚持“自我决定”，结构就越能被免责。
在结构上处于劣势的人确实有可能在短期内反过来利用其劣势从结构中获利，但长远来看，这将导致结构的再生产。
要求一个有问题的社会里的任何弱势个体“为自己过度的负责”，事实上是在替本身对女性不利的社会结构“免责”。
在任何讨论中，我们都不能忘记这一点。
刘晓庆、邓文迪等“女超人”的存在，不能为社会系统性的问题免责，更不能成为众多“女凡人”不够勇敢坚毅淡定的依据。
更何况，本来在我们剥削弱者的文化里，长久以来，都只有“完美”的受害者才能被同情。
一个被压迫被剥削的人如果稍稍有些令人嫌恶的特征都会被要求其完全地为自己的行为和境遇负责。
而往往用这套逻辑攻击其它女性的人，时常也是女性。
比如，最近全网对麦琳的谩骂，尤其是来自女性群体的指责，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那就是恐弱。
就好像一个读者看完文章之后的坦言：
如上野千鹤子在《始于极限》里写到的那样：
恐弱正是因为自己身上有软弱的部分，所以才格外激烈地进行审查和排斥，对软弱表现出强烈的厌恶。
——摘自《始于极限》
在《始于极限》这本书里，和上野对谈的是前AV女演员铃木凉美。
出身上流书香家庭，有颜有脑的她偏偏选择去做AV女优。
这是她对母亲的反抗。
铃木的母亲曾愤然对她说：
你一旦如此选择，就失去了在被欺负的时候抱怨的权力。
当你做出了被社会“看不起”的选择，成为被唾弃的弱者时，你的伤痛便是自找的，不值一提。
而长久一来，铃木也一直对自己曾“吃过的苦”闭口不谈，因为路是她自己选择，她始终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社会庞大系统里的“受害者”。
但上野在对谈中对她说：
正视自己的伤痛吧，痛了就要喊痛。
人的尊严就从这里开始。
要对自己诚实，不要欺骗自己。
一个人若是不能相信和尊重自己的经历和感觉，又怎么可能相信和尊重别人的经历和感觉呢？
许多性侵案无法定案，其中一部分原因也是受害者恐弱的心理，让她们不敢和不愿站出来承认：我是弱者，我是受害者。
而女性主义，便是对这种“恐弱慕强”的对抗。
上野在采访中说：
而人，唯有对自己真诚，相信和尊重自己的感受，才能不糊弄自己。
有些人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想给别人撑把伞。
而有些人淋过雨，看到他人淋雨，只会觉得别人不是傻就是懒。
就像之前李佳琦“哪李贵了”的直播翻车事件，究其根本也是类似的逻辑也是：
我靠着努力打拼有了如今的地位，我能做到，那就说明那些嫌79块眉笔贵的你这些年是不是没有努力工作？
但这个世界上的事，还真不是“好人就有好报，付出一定就有回报”的。
很多时候，千里马就是遇不上伯乐，忠臣会冤死，才子会不得志。
一个人的境遇，很少单单只是因为他个人的品质或努力，往往更多的时靠运气。
有个聪明的脑袋，有个能说会道的嘴，有颗漂亮讨喜的脸蛋，有个健康强健的体魄，生在和平经济上行的年代，一个和睦的家庭，有双通情达理的父母……
这些主要都靠运气。
而可悲又可恨的是，一些曾经处于弱势的人，凭着运气或努力走出困境的人，不仅不会反思自己曾经所遭受的不公是否来自于社会性结构性的问题。
反而，他们会倾向于把自己的翻身看作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进而认为那些还在困境里的人不够努力不够聪明，因此不值得同情。
但每个人的境遇，都是个体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们不能单纯地只要求个体为自己负责而忽视环境的因素，也当然不能只强调环境的因素而为个人的选择全然免责。
但如今，每每出现“性别事件”，女性都会被公众苛责，让其从自身找原因。
我们，尤其是被社会规训之后特别擅长于自我归因自我苛责的东亚女性，一定要警惕这样的思维陷阱。
我们要正视自己的伤痛，要相信，即便自己不完美，也有喊痛的权力。
我们也要跳出个例，去看到社会性结构性的问题，从而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境遇。
最后，摘录上野千鹤子的一段话，与大家步入不惑之年却对人生仍有诸多疑惑的大家共勉。
30多岁的人失去了童年无所不能的感觉，会渐渐感觉到能力与体力层面的极限。
与此同时，这也是生出“自立”的年纪。
我们会扪心自问，在达到极限前能做到什么，明确区分自己做得到和做不到的，放弃做不到的，真诚、仔细、踏实地做那些做得到的……
只有这样，才能产生自信和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