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人被拦下 中共滥用边控限制出境
中国学者被曝因一篇两年前的文章在上海虹桥机场遭遇限制出境，僵持9小时后被迫离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被控制不许出境，其原因是什么？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
据时事评论人士蔡慎坤在社交平台X发文透露，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梁兴国在11月2日准备去香港时发现被限制出境，原因疑似两年前投稿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题为《任期制：共和国重要的制度基础》的文章。更不可思议的是，与他同行的妻子也一同被边控。
近年来被曝限制出境的中国人士越来越多，很明显，北京正在将限制出境作为控制言论的新手段。
据公开资料，梁兴国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现为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据转发的梁兴国本人的声明：“我的专业是法理学，孟德斯鸠是我特别喜爱的法律思想家之一。我当时因读他的《论法的精神》和《罗马盛衰原因论》和一些共和主义的文章后，受启发而写了这篇纯粹的法学理论文章，其如文所见，只是在人类社会一般意义上讨论了一下共和国制度问题。”
这篇文章也并没有直接针对习近平或中共的内容，不过其中写道：“共和国为什么要对领导人的任职届数进行限制？根本原因在于，共和国的宗旨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最高领导人也是人，只要是人，就有人性的局限。……于是，领导人干完一任接着第二任、第三任。国家名义上虽然还是共和国，实质却已变质为独裁社会。”
蔡慎坤透露，文章发表后，校方找梁兴国谈话三次，主要是调查梁兴国写此文是孤立发声还是有人授意，调查后发现梁兴国只是一名普通的法学老师，发表此文也没有任何背景，便对梁兴国进行了批评。梁兴国随后按要求向《联合早报》提交了《撤稿信》，同时写了《保证书》，不再向境外媒体投稿。此后，梁兴国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文章。
这次出境是梁兴国与妻子到香港游玩，在他们买机票时就得到学校通知，可能会无法出境，且梁兴国的妻子也被一同“边控”。
据梁兴国及夫人记录的在上海虹桥机场的经历，他们在虹桥机场从早上6点30坚持到下午3点30左右，最后因警方强力介入，被强行“请”了出来。
梁兴国本人随后在微信发表的声明中写道：“他们拒绝给我们任何书面材料以证明我们被禁止出境。我们抗争了，但在强大的权力面前，我们二位讲理讲法的老师一点办法都没有。”
边控是个巨大的制度黑洞
边控，即边境控制，原本是为防止涉案人员其借出境之机逃避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给境内的国家、集体或个人财产等带来重大损失，而通过法定程序在国边境口岸对之采取限制出境的一种保全措施。
但近年来，这种对犯罪嫌疑人的措施，正越来越多地用在中国境内知识分子身上。近年来被曝出遭遇“边控”的有：著名作者章怡和、法学教授贺卫方、独立记者高瑜、宪政学者张千帆、北京徐晓冬、律师陈秋实、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和郭于华、历史教师袁腾飞等。
一位熟知中国出入境情况的人士在今年2月透露，中国各地出入境管理局和机场海关，防止包括维权律师、法律和历史学者及异议人士出境。
遭遇过边控的人权律师陈建刚回忆，2019年，他打算带着家人出香港时，在北京机场海关被告知不能出境，“我，包括我全家都被禁止出境。当时我们家小儿子还不到一周岁，也在限制出境的行列之内。”
和梁兴国教授一样，他也要求海关给出限制出境的理由和文件，“他们只是说我们接到只是命令，不允许你，包括你全家出境，至于什么原因，就是你们出境危害国家安全，要书面的东西不可能给你。”
陈建刚说，利用本应控制涉案人员的手段，限制与案件无关人士的出入境自由，显然是违法的，而且也没有任何司法救济手段。“合法行为就是说当行政相对人有异议，我能知道是哪一个机关对我采取了这个限制出境的行政行为，我能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能够得到法院依法的裁定或者判决，这样叫一个合乎现代文明逻辑的法律行为。但就我所了解，现在中国被限制出境几乎是无药可救，没有任何有效的行之有效，或者说能让你看得到透明、 合法的渠道，来试图追求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
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锋锁分析指出，中国的边控机制是一个巨大的“黑洞”：“中国的边控名单非常广，而且不公开，因此许多人是到了机场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名单上。而且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很多部门是可以随意把人放到边控名单的，但放进边控名单的那个机构，他也不知道有没有别人在做同样的事情。”
据周锋锁所知，一旦被边控，就很难解除，许多人在边控名单上长达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比如吾尔开希的父母，边控30多年，永远不准出来看他。”
中国的边控机制是一个巨大的“黑洞”：边控名单广，而且不公开，因此许多人是到了机场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名单上。
知识分子的空间越来越小
在知识分子、学者和律师身上，采用边控手段，其目的是什么？
陈建刚认为有两种目的。一是对于人权律师、知识分子或异议人士，多数是具备相对强的表达能力，“一旦出境之后，这些人中共认为我们对国家有伤害或者说威胁的能力”。
第二种，是控制已经出境的人士的家属，“我把中国之内你们的家属作为人质来控制住，就是流行一个新词叫‘软肋’嘛，控制住你的软肋，你们在海外就不敢说话了，这种也是大量的存在的。”
陈建刚表示，这种手段有时候还是非常有效的。“绝大部分人都是有家庭的，你这个这种状态不仅是伤害你自己，而且是伤害你的父母妻儿老小，99.99% 的人都会选择屈服，很多的律师已经选择远离敏感案件，不敢再发声，网络上销声匿迹，选择了蛰居的状态，这也是人之常情。”
周锋锁则认为，边控也可以看做一种惩罚，“大部分时候它是一种报复性、惩罚性的很恶毒的机制，就是要限制人的自由。”此外，在中国各阶层均有人选择离开中国的背景下，这也是闭关锁国政策的一部分，“现在各个阶层都在大逃亡，疫情之后包括以前不关心政治的中产阶级大逃亡，他（指习近平）肯定要想办法堵住。他看所有的人都是敌人，他的权力就在于控制，就是把所有的人当做囚徒。”
蔡慎坤说：“中共现在是吸取了蔡霞出境后的教训，凡是批评中共的，妄议过他（习近平）的，不允许你出来乱说。很多学校教授的护照都不在自己手上了，出国都要申请，批了之后才会把护照发给你，尤其是人文学科，原则上是严格控制。”
他还介绍，现在大陆许多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连发牢骚的权利都没有”，这也导致很多知识分子完全不发声，也不表达专业意见。“现在的国内的学术方面，排在第一位的是习近平思想和理念，随随便便可以拿到惊人的经费，其它方面也不用研究，也没有经费给你，发表专业意见也可能是扭曲的，就是很可悲的一个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