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综述：什么是“中国”？
“中国”一词，在历史上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里面既有中央之城、都城、京师、国之中心、天下之中心等地理涵义，更有着诸如“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文化涵义。
那么问题来了，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中国”一词的含义都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异？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内展出的何尊与内底上所刻的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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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汉”政权的“中国观”
一直以来，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们都以“中国之君”自居。有趣的是，很多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们，也喜欢标榜自己的“中国”身份。
一言概之，在不同朝代的官修文献当中，匈奴一直被记录为“夏桀后裔”。
古画中的匈奴与汉军交战场面
有趣的是，尽管匈奴在很长的时间内与汉朝纷争不断，但他们不仅从未对“先祖夏后氏之苗裔”的观点予以否认，并一直以自己的“炎黄后裔”身份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公元304年，匈奴首领刘渊以“兄亡弟绍”为名，建立“汉国”，设年号为元熙，这便是“十六国”中的前赵政权。
值得注意的是，在正式“建国”之前，他不仅拒绝了叔父刘宣恢复“匈奴”国号的建议，还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并建造了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的神位，进行公开祭祀。
于是，身为匈奴人的刘渊，打出“吾又（是）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的旗号，摇身一变成为了“刘邦后裔”与“汉朝的合法继承者”。
刘渊（？—310）匈奴铁弗部人，十六国时期汉赵开国皇帝，冒顿单于后代
实际上，很多活跃于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其最高统治者不仅以“炎黄后裔”为荣，还将自己的政权称为“中国”。
羯族首领石勒建立后赵政权之后，不仅一直以“西晋王朝的继承者”自居，并试图让新政权跻身“中国正统”的行列。
根据《晋书》当中的记载，他在建立政权之后，一度担心“吴蜀未平，书轨不一，司马家犹不绝于丹杨，恐后之人将以吾为不应符箓”。对此，大臣徐光劝慰他说，“魏承汉运，为正朔帝王，刘备虽绍兴巴蜀，亦不可谓汉不灭也。吴虽跨江东，岂有亏魏美？陛下既苞（包）括二都（长安和洛阳），为中国帝王。”
简单地说，面对石勒不能一统中原的惆怅，徐光以“将二都收入囊中”为理论论据，安慰他完全有资格成为“中国之君”。原因很简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哪个政权占据了中原尤其是长安和洛阳二都，其统治者就能约定俗成地取得“中国之君”的资格。
石勒（274—333），上党郡武乡县（山西省武乡县）人 ，羯族，后赵开国皇帝
根据《晋书·慕容廆（guī）载记》中的记载，“（慕容鲜卑）其先为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十六国春秋·前燕录》认为，“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以君北夷，邑于紫蒙之野，世居辽左，号曰东胡”。
一言概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官们普遍认为，慕容鲜卑是高辛氏即帝喾的幼子厌越的后裔。因为帝喾是黄帝的后代，因此，慕容鲜卑氏“炎黄后裔”的身份也得到了盖章确认。
于是，慕容鲜卑氏的首领们不仅以“炎黄子孙”自居，还将建立的政权视为“中国正统”。比如前燕政权的开国皇帝慕容儁，曾底气十足地对到访的东晋使者表示，“汝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俨然一副“中国正统”君主的高姿态。
慕容儁（319—360），昌黎棘城（辽宁省义县）人，鲜卑族，前燕开国皇帝
身为“五胡”之一的氐族人一直认为，自己是“有扈（大禹之子）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进而也得出了自己是“炎黄后裔”的结论。
关于前秦自称“中国”的记录，最早出现于灭亡前凉政权之后。根据《晋书·苻坚载记下》宗的记载，“秦人既克凉州，议讨西障氐、羌。秦王（苻）坚曰：彼种落杂居，不相统壹，不能为中国大患。”显然，这里的“中国”指代的就是前秦政权。
公元383年初，前秦进军西域。在大军开拔之前，苻坚特意嘱咐主将吕光，“西戎荒，非礼义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用发展的眼光看，“示以中国之威”一句充分表达了他以“中国帝王”自居的心理。
苻坚（338—385），略阳临渭（甘肃省秦安县）人，氐族，前秦第三代国君
拓跋鲜卑氏建立北魏之后，统治阶层不仅以“炎黄子孙”自居，还时刻标榜自己是“中国正统”。
对于拓拔鲜卑的源流，《魏书·序纪》中如是写道，“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简单地说，拓拔鲜卑人不仅认为自己是黄帝之子昌意的嫡系后裔，里面的“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一句，进一步强化了“华夏特性”。
值得注意的是，“北魏即中国”的观点还得到了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认可。比如更北方的柔然汗国在豆仑可汗统治时期（402—410），“其臣侯医垔、石洛候数以忠言谏之，又劝与国通和，勿侵中国”。显然，这里的“中国”指代的就是北魏政权。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雕像
五代十国时期，后唐、后晋、后汉三个政权的领导人均是身为“西突厥别部”的沙陀人。不过，他们都视自己建立的政权为“中国”。
公元923年，李存勖在魏州即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称帝。他不仅沿用“唐”为国号，还追赠自己的父祖三代为皇帝，与唐高祖、唐太宗、唐懿宗、唐昭宗并列为“七庙”，以表示自己是唐朝的合法继承者。
石敬瑭灭亡后唐后，建立了后晋政权。因为不齿其“父事契丹”的行径，亲信刘知远愤慨道，“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兵，不必许其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显然，刘知远认知中的“中国”就是后晋。
公元947年，刘知远“居于太原，及得中国，自以姓刘，遂言为东汉显宗第八子淮阳王昺之后，国号曰汉”。简单地说，刘知远不仅以“东汉皇室后裔”自居，还刻意为自己建立的政权，拟定了“汉”的国号。
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
在两宋时期，不仅北宋自称“中国”，辽金两朝也同样以“中国”自居。
根据契丹文的文献记录，辽朝的国号为“大中央契丹辽国”或“大中央辽（国）契丹国”。有语言学家认为，“大中央”就有“大中国”的含义。另外，契丹文字专家刘凤翥认为，契丹小字中“契丹”，原义很可能就是“中央”。
与辽朝一样，金朝也一直以“中国”自居。在比如《金史》中，“中国”一词共出现14次，除了3次指中原地区以外，其余均指金朝。
实际上，一些南宋的知识分子们主动视金朝为“中国”。比如大臣陈亮不仅劝告宋孝宗“勿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国于度外”，并建议南宋应该经略荆襄“以争衡于中国”。显然，这里“中国”指代的就是金朝。
北宋vs辽”与“南宋vs金”
更为有趣的是，雄踞西北的西夏政权，其国号本身就有“继承华夏”的内涵。有学者认为，西夏文献中记载的西夏国号分别为“大白高国”与“白高大夏国”，均有“继唐王朝土德之后，取金德为正统”之意，充分表达了“以中国正统自居”的心态。
至于西域的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者们，一直以“桃花石汗”自居。实际上，“桃花石汗”翻译成中文就是“中国之汗”。根据《突厥语大词典》中的记载，“上秦”指代宋朝，“中秦”指称辽朝，“下秦”指代本国。
喀喇汗王朝和高昌（西州）回鹘，都是原回鹘汗国的分支
完成了事实大一统的元朝，更是当仁不让地以“中国”自居。比如在忽必烈写给日本的国书中，不仅将包括元朝在内的历代中原王朝统称为“中国”，还将日本和高丽等国视为“外夷”。
至于清朝的统治者们，更是将“中国”一词的内涵演绎到了极致。在与沙俄签订《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时，清廷代表们使用“中国”一词来指代“清朝”。这就意味着，至少在外交场合，“中国”一词正式成为清朝的代名词。
总而言之，一直被士大夫阶层视为“夷狄”的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们，从未将“中国”一词视为中原王朝“独有”的概念。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采纳“中国”一词的不同内涵以达成自己的统战目的，甚至动辄以“中国正统”昭告天下。
忽必烈致日本的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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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中国”
倘若将秦和两汉视为传统意义上的大一统王朝，想必没有多少人存在异议。那么问题来了，一直以来与秦汉两朝对峙且从未接受国中央直接直辖的匈奴，算不算“中国”的一部分？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因为前面提到，以匈奴为首的北方“非汉”民族，一直认可自己的“炎黄子孙”的身份。因此，无论是秦汉两朝还是北方的其他“非汉”政权，都应该视为“中国”的一部分。
两汉疆域
三国时期，魏国一直以“中国”自居。蜀国和吴国尽管没有自称“中国”，但它们均为晋朝（中国）所继承。因此，没有人对魏、蜀、吴三国的“中国”身份产生怀疑。
同样，东晋和入主中原的十六国政权共同构成了“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北两朝同样也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何况，这些大小不一的地方政权，为后世的大一统王朝即隋唐两朝所完全继承。
南北朝时期的中国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隋唐时期的“中国”是统一的。原因很简单，很多边疆地区的“非汉”政权主动向隋唐纳贡称臣。不夸张地说，将之视为宗藩体系的一部分也并不为过。
但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势力较强的地方政权并不归属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辖。以唐朝为例，一度以“驸马国”的形象示人的吐蕃王朝，自始至终就不是唐朝的藩属国，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与唐朝分庭抗礼。
不过话说回来，吐蕃王朝与“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比如古代藏族人的源流与古羌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在古羌族的传说中一直流传着“大禹出于西羌”的说法。因此，吐蕃固然没有以“中国”自居，但同样也是“中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实际上，倘若真较真起来的话，隋唐两朝也没有完成严格意义上的大一统。
隋唐全盛时期疆域
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再一次进入了短暂的“群雄割据”时期。
作为五代当中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政权无一例外均以“中国”自居；反观吴、南唐、吴越等地方政权尽管没有自称“中国”，但在后续均为北宋王朝所继承。因此，它们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至于辽金宋时期，各政权均以“中国”自居。因为前面已有提及，在此不做赘述。
五代十国时期之后晋
忽必烈即位后，明确提出了“天下一家”的思想。实际上，正是从元朝开始，西藏正式成为了中央政府直辖的一部分。因此在《元史·地理志》中，这种大一统观念表达得可谓淋漓尽致：
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踰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
当然，尽管一些士大夫持“华夷之辩”的理论不放，一度不承认元朝是“中国正统”，但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元朝即中国”。因此，无论是明朝修撰的《元史》还是近人修撰的《新元史》，均被列为中国正史。
但不可否认的是，倘若依然坚持传统的“华夷观”，将中文史料视为最主要的文献来源，似乎很难充分论述这个疆域庞大的帝国。原因很简单，“元朝既是传统的中原王朝，也是蒙古帝国的核心部分，元朝的皇帝似乎具有蒙古大汗与中原君主的两重性”。
《大元大一统志》内页
元明更替后，尽管元廷主动退至漠北，但一直与明朝保持着时战时和的较为复杂的对峙关系。值得玩味的是，也先篡位后，以“大元天盛达可汗”自居；至于“中兴之主”达延汗的名号，其实就是“大元汗”的音译。
清朝统一中原后，不仅以“中国”自居，并实现了近代国家版图的最终奠定。在平定了准噶尔和大小和卓之后，清廷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编成《大清一统志》500卷，不仅明确了统治疆域的范围，并进一步巩固了国家领土的完整和统一。
道光二十二年（1842），第三版“大清一统志”正式修订完成。因所辑资料以嘉庆二十五年（1820）为断，故名《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简称“嘉庆志”。学界普遍认为，该版大一统志所附《皇舆全图》中的疆域“是中国数千年来内在发展、自我完善、最终形成的产物”。
原因很简单，这一时期的清朝主权不仅“金瓯无缺，空前绝后”，还得到了沙俄等西方国家的普遍认同。因此有学者指出，“嘉庆志所辑资料终断之年，当是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间坐标”。
皇朝舆图（《嘉庆重修一统志》，上海涵芬楼景印清史馆藏进呈写本）
进入19世纪后半叶，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强势入侵，不仅越南、朝鲜、缅甸以及琉球等藩属国相继沦为了殖民地，即便是已经明晰的疆域也遭遇到了多个国家的蚕食鲸吞。
咸丰八年（1858），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口，北京告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沙俄利用调解之机趁火打劫，胁迫清朝签订了《瑷珲条约》。
需要指出的是，该条约完全更改了《尼布楚界约》当中中俄两国划定的国界，让清朝彻底失去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左岸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黑龙江也由中国的内河沦为了两国界河。
1858年5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
两年后，沙俄再度强迫清朝签订《北京条约》。条约规定，清朝在承认《瑷珲条约》有效性的基础上，原本属于双方“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至海之地（包括库页岛以及不冻港海参崴在内）约40万平方公里被割让给沙俄，彻底失去了东北地区对日本海的出海口。
除此之外，位于西北地区，原本属于中国的斋桑泊、山岭、大河、卡伦被当作分界标志。这就意味着，清朝还失去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大片领土。
同治三年（1864），中俄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将原本从“沙宾达巴哈”起至“浩罕”边界为止的中俄西段边界向东南推移，总面积约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割让给了沙俄。
光绪四年（1878），中俄签订《里瓦几亚条约》。除了规定“伊利西边即帖克斯川一带地方归俄国管属，以便入俄籍之民在彼安置”之外，对两国的西部边界做出了调整，再度让清朝失去了4块领土。另外，在乌兹别克里山口以南留下的2万多平方公里的帕米尔争议区，也被英俄私议分割。
沙俄侵占中国示意图
进入19世纪80年代，法国意欲将越南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援越的中法战争失败后，中法两国于光绪十一年（1885）签订了《越南条约》。经过长达11年的边界勘定，中越两国最终勘界立碑，划定了桂越段、粤越段与滇越段。
中法签订的一系列关于越南的不平等条约，既标志着越南与古代中国长期保持的藩属关系的中断，也标志着两国之间边界开始清晰，当然，所有的一切都是通过法国和清朝签订条约的形式实现的。
《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签订情況及条约文本
与越南一样，缅甸一直也是清朝的藩属国，其与清朝边界的勘定，也是通过宗主国英国和清朝签订条约的形式实现的。光绪十一年（1885），英国占领缅甸，次年，中英签署《缅甸条约》，规定“中国允英国在缅甸现时所秉一切政权，均听其便”，中缅边界应由英国派员勘定。
光绪二十年（1894），中英两国签订《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中缅边界分为4段进行划定，原本属于清朝统辖的昔董、虎踞关、汉龙关等都被划入到了缅甸境内；甲午战争失利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清朝不仅付出了2亿两白银的战争赔偿款，还失去了藩属国朝鲜以及台湾等多个岛屿。
一言概之，作为传统属国的越南、缅甸、朝鲜等纷纷沦为了列强的殖民地，与清朝的关系也发展成为近现代性质的国际关系。与此同时，列强开始了对中国边疆地区的蚕食鲸吞，中国疆域呈现出了急剧萎缩状态。
晚清时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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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清朝能完成大一统？
如果说由蒙古人建立的大一统元朝扭转了这一“差异格局”，那么由满族人建立的大一统清朝，直接将“法家意义上的大一统”（如领土大一统）视为其王朝合法性的最重要理由。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连盛世汉唐都可望而不可即的帝国梦想，为什么能够在“异族”清朝这里得以实现？
宣统元年（1909）发行的清朝地图
对此，葛剑雄教授将之归结于“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客观存在的不同性质”的结果：
中国历史上农业民族的政权，其稳定的疆域一般不超过当时的农牧业分界线。农业民族不具有统一中国的条件；相反，牧业民族却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中国农业区的统一是由汉族完成的，但历史上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统一都是由牧业民族完成的。
满人虽然来自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却是一个具有一流政治智慧的民族。在历史上，他们长期在农耕民族和草原民族的夹缝之中求生存谋发展，既有过征服别人的经历，也有过被征服的历史。因此，他们深谙草原与农耕两大文明的差异与不可调和。
因此，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了这样的现象：
为什么清朝建立的“大一统”不再执着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而是意图在一个多民族的帝国内部创造了一个二元政教制度；不再推崇宗教、文化、政治等领域的一统天下，而是倡导文化多样性的和谐、双重体制的并存。
大量配有火绳枪的八旗军主力
值得一提的是，“新清史”学派的学者们一直延续着对“满洲文化”独立性的重视。
他们普遍认为，满人尽管在“汉地”生活了很多世代，也充分吸收了中国（汉）文化，但不能说他们就此被彻底“同化”了，只能说是被“涵化（acculturation）”了。更何况，有清一代，中原文化也同时受到了满人乃至内亚文化的影响。
哈佛大学教授欧立德（Mark C. Elliot）认为，“在统治了中国几个世纪以后，满人虽然已经彻底忘记了母语，但他们的征服者意识和自我认同感仍然一直保存。所以，大清帝国并不能视为被汉人文化同化的王朝。”
达特芧斯学院教授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也认为，“旗人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其政权渐渐衰落的时候，反而开始有意识地发展他们的民族意识。比如他们都曾强调，清史绝不是清代中国史，尤其不是汉族中国史。”
欧立德（左）与柯娇燕
“新清史”的学者认为，清朝之所以能够存续三百余年，原因之一就是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带有“因俗而治”色彩的统治举措。
换言之，清朝的统治者们在充分吸取了中原王朝的先进经验的基础上，还制定了很多迥异于传统的规章制度。
首先，清朝对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统治政策，存在着明显差异。
入关之初，清朝的统治者们秉持着“怀之以德，违之以兵”的原则，采取了灵活的文武政教治理策略，有效稳固了满与汉、蒙、藏的一体化政治关系。
乾隆御笔“京县郊南亲劳军”碑文拓片（正面）
在传统的“汉地”：
清廷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式的官僚统治，相关政策都主要通过省、府与县等地方机构来实施。
藉由尊崇明朝诸帝，表明其继承历代帝王的“政统”。
儒家思想得到了高度重视，中央任命的官员基本由科举产生，各级地方官员基本上都是汉族，符合“以汉制汉”的基本逻辑。
不过话说回来，截至19世纪上半叶，清廷一直将汉人民众限制在内地，禁止他们越过长城前往蒙古、东北等地拓殖开垦；至于与边疆民族的通婚，根本就是不可能事件。
明、清祭祀历代帝王的皇家庙宇——历代帝王庙
作为对比，清廷对边疆地区的治理策略更为灵活多样。
对于“故地”东北地区，清廷设置军府制，由中央派遣将军，分驻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署理军政。后来，官方又在汉人较多的地区设立府、厅、州、县等机构署理民政，实行旗民分治。
在蒙古地区，清廷实行盟旗制度，将蒙古地区分成24部49旗，委派蒙古王公担任“札萨克”（旗长），管理一旗事务。一旗或数旗合为一盟，盟长也由官方委派的蒙古王公担任。
满蒙联姻
在新疆地区，清廷实行军府伯克制，以将军辖下的都统、参赞、办事、领队等各级驻扎大臣兼管民政。伯克是等秩不同的大小封建领主，最初该制度仅存于南疆地区，后推广到天山以北，但废除其世袭特征。
在西藏地区，清廷实行政教合一制度。雍正年间，设驻藏大臣管理西藏事务，拥有与达赖喇嘛共管西藏的行政权。噶厦政府设噶伦、俗官、僧官等，由中央政府决定人选。
凡涉及重大问题，如西藏与邻国关系、军队驻防、宗教领袖继承等事务均由驻藏大臣处理并上报朝廷决定。另外，清廷还设立了金瓶掣签制度，取得了最高等级活佛转世的最终确认权。
除此之外，清政府还先后制定了《蒙古律例》《西宁青海番夷成例》《西藏通制》和《喇嘛律例》等适用于不同边疆地区的专门法规。
清朝治理制度示意图。（图片来源：地球知识局）
众所周知，蒙古、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的大小事务，都是通过理藩院来进行协调和处理的。但与管理内地的六部不同，理藩院的高级官员基本均由满人或蒙古人担任，汉人被彻底排除出了边疆事务之外。
对此，有西方学者认为，“这种安排导致边疆的民族精英们在政治上和制度上是与清朝皇帝而非与中国（Chinese state）联系在一起的。”
《钦定理藩院则例》文本
另外，欧立德还发现了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即“蒙古人和西藏人还与清朝存在着特殊的宗教关联”：
基于国家战略安全的考虑，满洲君臣们对藏传佛教给予了高度尊重；盛京、京城及承德的藏传佛教寺庙，得到了官方的大量赞助；西藏和蒙古地区的神职人员普遍拥有巨大的势力和声望，这种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精神纽带是现代世俗国家难以复制的。
这就意味着，大清帝国看起来和大多数其他的大帝国非常相像，即通过独特的文化模式，皇帝分别同各个边疆民族建立联系。
用于甄选转世灵童的“金奔巴瓶”
其次，“大清皇帝”似乎与其他中原王朝的君主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比如一些欧美学者认为，清朝皇帝具有“共时性”的特征。
简单地说，对于汉人而言，他是至高无上的“天子”；对于满人而言，他是“满洲大汗”；对于蒙古人而言，他是继承了蒙古帝国衣钵的可汗；在藏传佛教徒看来，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转轮王”。
欧立德进一步指出：
传统的中国皇帝没有狩猎的习惯，也没有将狩猎纳入到宫廷仪式之中；
他们不会主动学习外语，身边没有来自异域的博学之士；
大多数皇帝不会御驾亲征，不会巡游全国并主动在民众面前“露脸”；
他们不会主动学习神秘的佛法，不会对藏传佛教的密宗大师予以高度尊崇，更不可能在宫中从事萨满教的活动。
承德避暑山庄
作为对比，“上述这些事情，17—18世纪的清朝皇帝都做过，甚至不止于此”。鉴于此，欧立德认为：
使用纯粹的“汉族中心观”去研究清史是行不通的。因为在满洲皇帝的统治下，国家体制与皇帝本身既具有多样性，也具有普世性，它借鉴了包括儒家传统在内的各种政治传统，并将它们予以更高层次的创新、理想化和实用化。
慈宁宫的“三语”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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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帝国”等于“中国”吗？
需要指出的是，有清一代，“中国”一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比如在涉外的国书当中，不仅“大清国”作为行文主体被特别强调，“大清国”与“中国”交替并用的情况也频繁出现。
鉴于沙俄不断侵扰黑龙江流域和雅克萨等地，康熙皇帝特意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向沙俄政府递交了一份交涉诏书：
大清国：皇帝谕旨，谕俄罗斯察罕汗。……谓：先遣使臣尼古拉，因不知大国礼法，出言举止粗鲁低下，予以宽恕吧。……因为相距遥远，（尼古拉）不知中国法律，并无恶意。你后遣使臣正在等待定议，将此等原因先令察罕汗知晓，寄付使臣米奇弗威尼果等谕书。
《尼布楚条约》文本
作为对比，结合俄文信函对清朝皇帝的称呼中可以看出，沙俄官方对清朝的认识也经历了动态变化。
在一封写于1670年的“俄皇密谕”中，清朝皇帝被称为“中国皇帝”；
进入18世纪以后，成为了“大亚细亚洲各地专制独裁君主，中国各明哲大臣之法律统治者，中国社会人民事务保护者及主宰者，中国真主皇帝殿下”；
到了1720年，进一步升级为“领有大亚细亚洲各地独裁君主大皇帝中国真主帝王陛下”和“大亚细亚洲各地暨中国独裁君主大皇帝陛下”。
沙俄的扩张
不过话说回来，即便在大清帝国内部，不同人众对于“中国”的理解依然有着很大差异。
比如在谈及“大清疆域”时，魏源在《圣武记》中指出，“蒙古，诸游牧国之大名也。十七行省及东三省地为中国，自中国而西回部，而南卫藏，而东朝鲜，而北俄罗斯。”
在他看来，“中国”由传统的“汉地十八省”与东三省组成，其他边疆地区属于“截然不同之地”。对此，欧立德认为，“与其说边疆精英们追随中国，不如说他们忠诚于满洲朝廷。”
魏源《圣武记》内页
欧立德还在考证中发现，根据《大清历朝实录》中记载可以发现，在1644—1911年间合计出现了1088次“中国”。其中：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中国”，指代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上汉人居住的内地；其余三分之二的“中国”，指代的好像是整个国土，但大多出现在处理对外事务当中，或是出现在一种历史或文化的语境下。
一言概之，即便在清朝，不同文献和语境下的“中国”，其内涵也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有的就是纯粹的地理概念，有的被赋予了一定的文化内涵。这种客观存在的“不一致性”，一定会让现代人感到困惑，因为这些定义原则上应该是是固定的、一清二楚的。
乾隆南巡
于是，当清朝的皇帝们以“中国皇帝”自居时，我们不禁会问，“中国之主”究竟指的是中国内地各省的统治者，还是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还是二者兼指？用发展的眼光看，这无疑给了一些人充分的“遐想空间”。
总而言之，将满人视为真正的“他者”而不是“准汉人”，将会意味着什么？如何定义“满人”与“汉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将“满人”视为“他者”，那么清廷将蒙古、新疆、西藏与台湾等地纳入到帝国版图的事实，在论述上会出现什么样的颠覆性变化？如何辩证看待清朝皇帝与传统中原王朝皇帝之间客观存在的“结构性差异”？
对于当下的中国学者而言，围绕上述问题的回应，是个艰巨且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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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学界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热潮的持续高涨，一些学者对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叙述体系进行了充分探讨，并先后提出了“由复数到单数”、“一个中心、两种发展模式”、“自然凝聚，碰撞底定”等观点。
对于“哪种叙述体系更能客观而全面地阐释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实际情况”这一问题，截止目前依然处于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阶段。
但可以肯定的是，古代中国本质上是一个“流动的王朝”，各个王朝分分合合是常有的事情，历代王朝中央政府所控制的空间边界更是常常变化。因此，没必要以现代中国的政治边界来审视古代中国，也没有必要简单地以历史中国来看待现代中国。
“新清史四书”的封面
当然，倘若一味地引入西方理论方法与概念观点，不能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这样的研究显然也很难取得更深层次的成果。
总而言之，研究者的主体性，不但西方学者要有，中国学者也要有。一方面，我们要警觉西方学者尤其是培养是“中国通”学者们所持观点背后的动机及其为政治服务的考虑；另一方面，“新清史”的挑战也可以视为是对我国清史研究的一种启发和促进。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西方学者都能谨守学术规格。
因此，我们在参与“新清史”的讨论时，没必要过于意气用事而使用情绪化文字，以造成“有理竟成无理”的尴尬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