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所追求的精神，正在被现代人抛弃
今年是金庸诞辰100周年。
某视频平台的野心之作《金庸武侠世界》，第一单元《铁血丹心》刚播完，就宣布收官，剩下《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华山论剑》和《九阴真经》四个单元，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跟观众见面。
《金庸武侠世界》海报
姑且不论这部金庸新剧的成色，单说武侠这种精神，其实在《金庸武侠世界》里是所剩不多的。
循着这个脉络，我们邀请著名影评人梅雪风老师，请他梳理了武侠从始至今的变迁，以及藏匿在其背后的文化原因。
如果要论武侠的源流，它必然跟先秦墨家那种平民气息浓厚的济世情怀有着极大的关系。
其创始人墨子的故事，也被小说大家鲁迅改编成了《非攻》，如果纯以气质而言，这个短篇小说可能是最具武侠气质却又没有任何动作场景的武侠小说。这个创始者，还被画成了漫画，后来还根据这个漫画改编成了电影《墨攻》，这部由张之亮导演的作品，有着香港武侠电影少有的视野上的宏大开阔。
而墨家思想和组织体系，还成了武侠小说另一个重要元素的源头，也就是秘密会社。秘密会社以及其后的衍生品黑社会，在武侠的世界里被浪漫化传奇化，成了各种蔚为壮观的武术门庭以及帮派。
真正现实世界的侠，我们也更多地在先秦的祖先身上才能够看到。那是个无论疆域还是精神都还没有被大一统所控制的世界，恭顺的基因还没有被深深地植入当时人的头脑里，那种天然的血性，仍然很容易被点燃。整个社会管制的宽松，所产生的思想竞争的自由氛围，天然地推崇个性鲜明的人物。而高贵的精神，还不曾被孙子兵法等厚黑学色彩浓重的市侩哲学所完全替代。在历史的记录中，那种重道轻利，重死轻生的慷慨和暴烈，时常让观者的血液既沸腾又冻结，让人惊叹那种强大精神力的纯洁与野蛮。
这种侠义， 本质上与统治中国二千年的儒家无关。儒家对社会秩序和精神上的秩序，有着一种过份的追求，而武侠，却实际上讲的是对于那个固有秩序的反抗。儒家是一种克已复礼的温润美感，那武侠，则崇拜那种对抗强权的暴力美学，李白的《侠客行》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血色浪漫，与“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的率性而为，与儒家那种宝像庄严又拘谨木讷的卫道士气质迥然不同。
而说到武侠小说本身，我们可以从《唐传奇》的某些篇章中看到雏型，能在明清的某些小说中看到基本框架，比如《水浒传》《三侠五义》。
《水浒传》，前所未有的描绘了那个与地上世界平行的地下世界，只不过，它有着一种非常朴素的零度叙事自觉，在它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整个世界和人性的黑暗徐徐展开，各种非人性的行为被作者以一种司空见惯的态度轻易的讲述，让人如梗在喉。它与它的同人文《金瓶梅》有着同样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残酷，它似乎在将那些草莽盗匪当成英雄塑造，但在字与字之间，是那些主人公是对于弱肉强食的自在自如，甚至是自得其乐，除了他们打出的幌子“替天行道”，他们绝大部分人的行为都难称侠义。
而《三侠五义》，则是体制内的良性力量，怎样锄强扶弱匡扶正义的故事。但在这里面，我们看不到小说里的主人公自己的想法，他们作为资深的武术工作者、杀人辑盗的优秀技术工人而存在，他们虽然性格各异，但从来不会思索正义倒底是什么，也不会思索他们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为何，他们虽然称为侠客，但缺乏一个与侠客名号相称的精神世界。
而这种精神世界，只有到了金庸、梁羽生、古龙的小说时才真正出现并完善。而将这种精神世界阐释得最为完整且最有魅力的，就是金庸。
二
这种精神，显然是个中西文化的杂交物。
也就是说，武侠小说以及其衍生品武侠影视剧，虽然是中国所独有的类型，但不能说它完全是传统的。恰恰相反，它的兴盛与现代文明中的个人主义在大中华区的萌芽及兴盛有着极大的关系。
个人主义所追求的个性张扬，与庄子所代表的道家所称道的精神上的逍遥，在金庸的小说中相互呼应互为表里。先秦先人们士为知已者死的愚拙刚烈，与理性主义所导致的怀疑精神，则在金庸的人物内心掀起或大或小的波澜。兼济天下的宏大情怀，与个人主义所必然导出的对于自我幸福的珍视，是金庸小说人物的最基本的两难选择。
个人主义的顶点，就是对于爱情的珍视，而宏大叙事的顶点，则是对于国家民族等宏大概念的肉身献祭，这两者在金庸的小说是最大的重心。
金庸小说的好处，就在于他写出了那种现代与传统，个人与宏大，正义与邪恶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他笔下，它们不再是条分缕析泾渭分明，而是可疑的混沌一片。
体现这种复杂的，在金庸的小说中，最大的载体就是身份。比如《天龙八部》中的萧峰，他到底是应该忠于自己的文化母国，还是应该忠于自己的血缘母国，在他那奇特的身份上，民族主义那样堂皇的名词，也显出它虚弱的一面。
在《书剑恩仇录》当中，陈家洛是以与乾隆之间的血亲关系为重，还是以他们分属的不同政治阵营作为行事的准则？在《倚天屠龙记》中，在民族的敌人赵敏，与自己的爱人赵敏之间，张无忌该怎样权衡这种关系？在《鹿鼎记》当中，是忠于让绝大多数普通人过上平安日子的异族统治者康熙，还是忠于血统上的正统势力但他们的反叛却似乎并不能带给天下和平的天地会同仁？
可以说，正是这种对于各种伟光正价值孰轻孰重的追问，才让金庸的小说在武侠小说这个领域显得如此卓然不群。
而也正是这种追问，才逼出一种更为清晰的武侠精神。这种精神，是坚定在站在平民那边，而不是精英那边；坚定地站在具体的善恶那边，而不是抽象的概念那边；是坚定地站在自我的精神完善那边，而不是那些巨大无朋的历史功业那边。这种精神，是因不忍而出手相救，而不是在正义的虎皮之下杀伐决断。这种精神，是宁愿江海寄余生的苍茫，也不愿于在花团锦蔟的站在权力之巔。是个人的逍遥，比纵横捭阖更为可贵。是真实地活着，比伟大的活着更重要。
简而言之，在个人主义这种现代性的观点指引之下，金庸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解构了所谓的正统世界和传统精神，当他的这种怀疑精神越来越重时，所以的宏大价值都开始土崩瓦解，于是正面人物也就是英雄身上的所谓光环也就日渐衰减，到最后，一个看似流氓的小人物也比所有光鲜的名门正派更为高贵——也就是韦小宝这个人物，而这时武侠小说也就到了它的极限边界，再跨一步，那种平民童话就要破产，就要透出如《水浒传》般现实般的血腥灰暗来。这也是《鹿鼎记》成为金庸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的本质原因。
而这种武侠精神，在影视界最大的传人就是徐克。他虽然变性手术般改造了金庸的《笑傲江湖》，但《东方不败》里面对于宏大叙事的反感，对于其本质——权力斗争的厌恶仍然是原汁原味的。“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皇图霸业谈笑间，不胜人生一场醉”，这里面，是一种对于功利主义的不屑一顾。
在徐克的其它古装电影中，其实一直贯穿着这一思想。无论是《黄飞鸿》一到三集之中，时代洪流之下个体的微小却也可贵的坚守，还是《通天帝国》中，远离权力斗争的诡谲只求问心无愧的具体行动，这里面都充满着一种对于体制以及体制所代表的某种僵化且残酷的崇高的生理性反感。
这种由金庸到徐克所塑造的现代武侠，贯彻着那种对于强权的不服从，对于工具理性的厌恶，一种对于本能的善的珍视，对于一种抽象且宏大的善的本能怀疑，对于微小具体的人间烟火的爱，对于个人自由的执着追寻。
如果没有了这些东西，所谓的武侠，也就成了抽去了脊椎的巨人，只能色厉内荏地玩弄那些动作奇观。而当观众本身，也丧失了那种对于独立自由意志的真正兴趣，甚至毕生追求都是成为体制内的一员时，那他也丧失了对于武侠的真正兴趣。
从这个角度来说，现代武侠电影的萎缩，可以说是创作者和观众完美的双向奔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