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恩负义的音乐人开创流行乐坛新局

台湾最早的独立音乐工作室—天水乐集，主张词曲版权不卖断，先后发行了《李建复专辑：柴拉可汗》、《蔡琴・李建复联合专辑：一千个春天》当年被业界斥为《忘恩负义》的音乐人，其实是台湾流行乐坛的独立制作先驱。

陈峙维（前台大音乐学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自由作家）：许多今天大家觉得理所当然的事，可能曾经是离经叛道的举动。 例如，使用音乐著作要取得授权并支付费用，词曲作者可以因此分配版税。 台湾在1980年代以前，几乎所有词曲作者写完歌，交给唱片公司而获得一笔酬劳后，版权就卖断给公司。 此后歌曲如何爆红、唱片销量如何惊人，皆与创作者无关。 台风假期间，我在串流平台上听了几首李建复和蔡琴的歌，想起这一段往事。

1980年底，几个年轻的音乐人聚在一起抱怨，唱片公司决定什么能出、什么不要之后，付了一笔钱就什么都拿走，未来自己想唱、想再次运用自己的作品，还得经唱片公司同意，非常不公平。 他们认为企划、创作、演唱都该自己作主，且词曲版权不卖断，唱片公司录制发行后，必须按销售量支付版税。 于是歌手李建复、蔡琴，词曲作者苏来、许乃胜、靳铁章，以及制作人李寿全，组成了台湾最早的独立音乐工作室——天水乐集。

天水乐集的主张被业界视为忘恩负义，不但不感谢唱片公司提携，有发片机会竟还要破坏行之有年的惯例，因而没有唱片公司愿意与他们合作。 最后这六个年轻人的理念与作品打动了四海唱片创办人廖乾元，他不但提供工作空间，还支付月薪。 四海前后耗资240万，1981年下半先后发行了《李建复专辑：柴拉可汗》、《蔡琴・李建复联合专辑：一千个春天》。

这两张专辑在词曲创作上虽然承袭了1970年代大专青年《民歌运动》的精神，但在制作方面走自己的路线。 他们要做自己想做的音乐也要赚钱，不要唱片公司干涉制作但要分配版税。 制作人李寿全亲自跟编曲的陈扬、陈志远沟通讨论，这在当时唱片业相当罕见，也因此有许多新的尝试，编配运用西洋管弦、国乐器、京剧锣鼓、电吉他、摇滚吉他。 诸如《渔樵问答》、《武松打虎》、《跟我说爱我》、《一千个春天》等歌曲，今天听来都是上乘佳作。

此外，不同于当时唱片只是收录多首歌曲成《辑》，这两张专辑中除了个别歌曲，还有组曲形式的作品。 第一张专辑中的《柴拉可汗》组曲是结合器乐、口白、歌唱的叙事诗，由六首曲子组成，描绘11世纪蒙古部族间争夺水源牧草的战事; 第二张则是《细说从头》组曲，也是有六首歌曲，唱出先民渡海来台开垦的历史。 这种组曲具有故事连贯性，但每首歌又有独立完整性。 在流行歌坛中，这是非常新颖的制作概念。

但也可惜，虽然这些年轻人争取到自主创作空间和版税权益保障，音乐理想初步实现，但这两张专辑销售并不理想。 廖亁元曾表示，这种制作模式对当时的唱片公司而言成本过高，且他们的作品“太硬”不好卖，也难怪其他公司都不愿意投资。 1982年金鼎奖唱片类奖项中，《柴拉可汗》专辑获唱片制作奖，李建复则以专辑中《渔樵问答》一曲获演唱奖。 在金曲奖还未设立的年代，金鼎奖是音乐界的最高荣誉，但获奖时六个人已各奔东西。

《李建复专辑》的歌词内页预告天水乐集将再推出专辑，邀请听众“且听蔡琴与李建复细说从头”，并简介〈细说从头〉组曲和其他歌曲。 而《蔡琴・李建复联合专辑》的内页也为下一张宣传，打出“敬请期待蔡琴新专辑”，还列出〈30年后〉、〈半生缘〉、〈慢跑微风〉三首歌。 无奈第三张专辑一直没开录，1982年7月蔡琴转赴海山唱片发行个人专辑，天水乐集形同解散。 第二张专辑唱片B面最后一首歌《谢幕曲》，也真的成了天水乐集的终曲。

这些当年被业界斥为“忘恩负义”的音乐人，其实是台湾流行乐坛的独立制作先驱，因“太硬”而未受歌迷以销量来捧场的作品，如今被誉为“传说中的经典专辑”。 2005年天水乐集成立25周年之际，六个成员在蔡琴家里重聚首，蔡琴与李建复在《一千个春天》演唱会中再次合唱，接着发行两张专辑复刻CD。 无论是原版黑胶或复刻CD，现在都成了歌迷争相收藏的梦幻逸品。 两者我都没有，用流听，一样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