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 为习近平第四任期铺路
中共第20届三中全会落幕。专家向DW分析，在“求变”的口号之下，“稳”才是会议关键字。而习近平出席闭幕式的画面，打破了身体不适的谣言。有意见认为，三中全会的蛛丝马迹透露了习近平正为第四任期铺路。
中共中央20届三中全会周四（7月18日）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翌日（19日）上午举行记者会，说明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盡管题为“深化改革”，但如外界此前预期，在经济、社会政策方面并未做出重大突破。
习近平暗示将有第四任期
根据18日中国官方发布的三中全会《会议公报》，这场为期4天的会议，共有中央委员199人、候补中央委员165人出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向全体说明审议《决定》的内容。
公报指出，北京要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准和长期执政能力，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目标是在2029年中国成立80周年时，完成《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
王信贤表示，中共试图画出深化改革、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图；根据习近平以往的论述，通常会以2035年为一个节点，希望届时在科技、经济、国力等面向，能达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不过，这一次习近平将2029年纳入改革的时间轴，期盼在建国80周年之际能完成有关任务。王信贤分析：“中间隐含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到时候习可能还在位。他在铺这个梗，其实他还有第四任期。”习近平在2022年开启中国领导人史无前例的第三任期，并将于2027年时届满。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研究员宋文笛向DW指出：“这说明了（中国的）目标是在未来5年内保持持续稳定的长期领导。而当前的最高领导层，尤其是核心领导人，几乎必然要在未来5年内继续保持现状，这将使习近平的第四个任期成为可能。”
宋文笛补充道：“以这个面向来看，三中全会并不是要推出重大的新改革方案，而是要更深入阐述这一点：新时代改革的定义及特色是以核心领导为中心。”
强调“稳中求好”
此届三中全会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会议开幕当天，中国官媒新华社更以“改革家”称呼习近平、发表万字特稿，将习近平与1978年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比肩而论，称两人肩负相同使命，即推动中国实现现代化。
该特稿随后疑似遭到官方删除，目前已无法在新华社搜寻到中文原文。
在“改革”的口号之下，公报内容却反映出北京有意延续既有方针，更加著重“稳中求好”。
公报指出，全会一致认为，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央政治局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有力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继续推进港澳工作和对台工作，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一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宋文笛分析，这一届三中全会的关键字就是“稳”。“当他谈深化改革的关键词都是‘坚持’的时候，坚持就意味著持续走在既有的道路上。”
根据公报，三中全会强调“要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并提出六个坚持，包含“贯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等原则”。
宋文笛表示，这显示会议的主题，事实上是“强调连续性的重要”，而非有意做出任何剧烈变化，“最重要的是，这样的连续性攸关长期领导的稳定性”。
经济面前 仍是党的秩序先行
三中全会召开之际，中国正面臨经济低迷、房地产业债台高筑、失业率高企、老龄化严重等内部问题，以及来自外部的挑战，包含中美科技战、地缘政治关系日趋紧张等。
外界关注北京会否重整国安与经济两者之间的平衡，朝开放市场及民营经济的方向发展。自2012年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透过国有企业对产业的所有权，朝著经济更加集中化的方向发展。近来在多项国安法案的增修之下，多数外资企业也担忧在中国运作的风险提高。
在19日记者会上，当被问及房地产问题时，中国政府表示将“积极消化存量、优化增量”，加快构建新房地产业模式，消除高负债、高周转等模式弊端；面对外部不确定性增加，也将“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公报中提及，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并强调要“建构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然而，谈及国安时，公报仍强调“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王信贤表示，相较今年的中国“两会”，三中全会对安全的重视仍然高于经济。同时，习近平试图“合理化”中国近几年来的经济下行，强调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好改的都改了”，他执政之后则必须“啃硬骨头、涉险滩”，推进更艰难的改革任务。
宋文笛认为，三中全会在国安与经济方面传递出“混合信息”，一方面显示对经济发展的重视，另一方面却又强调政治领导层的稳定度高于一切。
“这可能意味著（中国将）进一步收紧政治控制。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导致在对外经济开放方面出现各种限制。”他解释，与外界的接触可能使“挑战性的思想”得以进入，从而威胁到领导层的政治安全、产生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