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综述：什么是“满洲”？
美国学者欧立德（MarkC.Elliott）在《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一书中，将满族的民族特性概括为“满洲之道”（The Manchus Way）：
所谓“满洲之道”，是指满洲最初的生活方式，也是针对中国历史上以前异族王朝的方式而言的，是与辽、金、元的不同的方式，基本要素包括马术、射箭、满文竞赛和简朴作风。
这些都是（清朝）朝廷所强调的，使得满人更加满洲化。有时也有其它的一些品质，例如敬祖、尽忠于皇帝和那些被视作“勇敢的品质”也包括在内，还有姓名和服饰。
欧立德（MarkC.Elliott）与《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封面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满洲”？字面意义上的“满洲”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内涵？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各界对“满洲”的认识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异？“满洲”可以与“东北”划等号吗？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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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面意义上的“满洲”
截至目前，围绕“满洲”释义的研究成果非常多，里面既有共识也有分歧。限于篇幅关系，我们只讨论两个问题，即“满洲”称谓的源流与释义。
1）“满洲”称谓的源流
对于“满洲”称谓的来源，我们甚至可以找到十几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观点一，以“地产珠”而得名。
这一观点是俄罗斯人类学家史禄国（1887—1939）最早提出来的。简单地说，“满洲古产名珠，输入中国后，中国人甚为羡慕，遂名满珠之地”。
对此，历史学界冯家升认为，该观点很可能是对《满洲源流考》中的“乾隆四十二年（1777）八月十九日谕旨云：我朝肇兴时，旧称满珠，所属曰珠申，后改称满珠，而汉字相沿讹为满洲”一句的误读。
实际上，乾隆发布谕旨的本意只是想强调满族历史悠久而已，并未说明“满洲”一词的内涵。
史禄国，俄罗斯人类学奠基者，现代人类学先驱之一，通古斯学研究权威
观点二，“蛮主”一词的转音。
这一观点出现于学者宁恩承（1902—2000）主编的《满洲字义考》当中：
现在吾人每呼南人为蛮，有时用于北夷。有明典籍尝称清人为土蛮，称其主为蛮主。清主或先称蛮主，及入关后觉欠雅，遂改为满珠，其后用为地名，乃改满洲。
观点三，因“夷酋得救于猪”而得名。
该观点的梗概大致是这样的：
在古代东夷与汉人的一次战斗中，东夷酋长因战败而逃入一猪圈，藏于猪群之中。追兵追至，见圈中全是猪而没有看见隐藏其中的东夷酋长，因此高喊“满猪”（意思是全是猪）后退去。
故此，获救的东夷酋长后建立一国，号其国日“满猪”。“洲”与“猪”音近，讹转为“满洲”。
史禄国在《满族的社会组织》中提到了这一说法，但只是将之视为“出自汉族的故事”；宁恩承在《满洲字义考》中将之视为“俄人之讹说”，冯家升认为这是无稽之谈。
坦诚说，这一观点与“成吉思汗即源义经”颇为相似。其中，日本学者伊文贞夫在《随笔》中描述最为详细：
清之先，出自源义经，义经从虾夷渡金国，以功起家，嗣奴儿干酋。及其子孙孟特穆为建州都督，所谓清之肇祖也。
义经于文治五年闰四月从虾夷渡金国，时当南宋之世，大金甚盛之期。义经姓源，正与孟特穆之谥原皇帝合，盖原、源通用也。义经之先有名满仲者，为满洲所自出矣。
另外，东洋史学者市村瓒次郎（1864—1947）在《清朝国号考》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不过话说回来，这一观点本质上就是近代日本学者因垂涎东北而捏造出来的假说而已，根本不足为信。
观点五，“肃慎”与“珠申”的转音。
这一观点最早见于《满洲源流考》：
乾隆四十二年（1777）八月十九日谕旨云：我朝肇兴时，旧称满珠，所属曰珠申，后改称满珠，而汉字相沿讹为满洲。其实即古肃慎，为珠申之对音。
《大金国志》金国本名珠里真，（谨案：本朝旧称满珠，所属曰珠申，与珠里真音相近，但微有缓急之异，实皆肃慎之转音也。）后讹为女真。或曰虑真，肃慎氏之后，渤海之别族也。
观点六，源于“满节”、“满饰”和“满番”。
“满节”说认为，“满洲”一词可能出自北宋《论语注疏》中出现的“九夷”之一的“满节”，后来音转为“满珠”，再转为“满洲”。对此，市村瓒次郎表达了一定程度的认可。
学者傅朗云在《东北民族史略》中指出，“满洲”一词可能是由“九夷”之一的“满饰”一词演变而来的：
“饰”切为“州”，与建州之“州”同，“再加三点水，为有意修饰，寓意水德，相克明朝之火德”，秦汉时称“满番”。
除此之外，学者王景义在《关于满族形成中几个问题的探讨》一文中不仅对“满住”和“满珠”之说提出了质疑，还认为“满洲”很可能由“满番”一词演变而来。
观点七，由“婆猪江”名演变而来。
台湾学者陈捷先在《满洲丛考》一书中指出，“满洲”一词，“应同哈达等名称一样，是从这个部落居住过的山川得名”。
具体的音变，始于建州女真首领、爱新觉罗先祖之一的李满住（？—1467）时代，由其所居的“婆猪”江演变为“满洲”而来。
观点八，“勿吉”和“靺鞨”音转。
简单地说，先是“勿吉”音转为“靺鞨”，“靺鞨”再转为“满殊”，最后转音为“满洲”。市村瓒次郎在《清朝国号考》一书中特意提到了这一说法，但似乎并未予以认可。
不过话说回来，著名清史学者王钟翰（1913—2007）在《谈谈满洲名称问题》一文中不仅对这一观点表达了认可，并给出了颇为详细的论证。限于篇幅关系，在此不做赘述，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查阅。
观点九，由“瞒咄”得名。
这一观点是由苏联学者哥尔斯基率先提出的。在他看来，以“满洲“为东胡民族尊号，如室韦、靺鞨呼其酋长曰“瞒咄”，此“瞒咄”即今之“满洲”也。对此，冯家升不仅在《满洲名称之种种推测》一文中给予了认可，还做出了比较详细的解释。
不过话说回来，意大利学者乔·斯达理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在《满洲旧名新释》一文中指出，只有在近代北京话中，汉字“咄”才读作“chu”，而《北史》时代读作“tu”，《康熙字典》也只读作“tu”或“to”。
观点十，出自梵文“曼殊”。
认同这一观点的主要有魏源、章太炎、稻叶岩吉等中日学者。不过话说回来，反对者不仅大有人在，而且论据也比较充分。
首先，“满洲这个名称当源于本土，而非外来。其籍贯名称在东土，不会舍此东土内的固有名称，而用已自称为满洲后的曼殊为满洲名之所本”。
其次，“满洲族名在1635年就已被正式采用，但五世达赖奉满洲大汗（皇太极）为‘曼珠室利菩萨’一事发生在1642年”，在时间上不符合逻辑。
在佛教体系中，“曼殊行尊者”即“文殊菩萨当世身”
观点十一，源于“蔓遮”一词。
清史学者孙文良（1933—1995）在《满族的崛起》一文中指出：
蔓遮之地，相当于今吉林省集安县境。这里成为女真诸部的故乡，就是在明代建州女真南迁之时。
所以我个人看法是满洲为明代女真的部落名称，起源于他们居地蔓遮山、川，长期在民间流传，至努尔哈赤时见诸满文，朝鲜人发音蔓遮，皇太极写成汉文满洲。
观点十二，源于建州女真首领的尊号“满住”。
这一观点最早出现于知名清史学者孟森（1869—1938）所著《满洲名义考》一文当中。
简单地说，“满洲”一词直接源自明朝文献中的“满住”，“满住”由隋唐之“满咄”演变而来，均为酋长之尊称，根源为“曼珠”。在今天看来，“满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满咄说”与“曼殊说”的补充。
尽管这一观点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赞成，但意大利学者乔·斯达理又提出了反对意见。原因很简单，李满住被明军击杀之后，家系已经基本断绝。因此，“用其名字来称呼一个民族，是难以让人理解和接受的”。
观点十三，源于“建州”。
晚清宗室子弟盛伯希（昱）认为，“满洲”二字实由“建州”一词所改。上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三田村泰助在专题文章中提出，“满洲”一词应该是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以后所起的国名。
多年以后，日本清史学家神田信夫（1921—2003）表达了类似观点。在他看来，至少在天聪六年（1632）以前，努尔哈赤的国家一直被称为“满洲”。
观点十四，源于“满洲部”。
学者王景义在《关于满族形成中几个问题的探讨》一文中指出，由爱新觉罗先祖布库里雍顺创建的“满洲部”，其实就是历史上的“斡朵里部”：
元朝时期，中央在满洲部故地置斡朵里万户府，代替了“满洲”原名，明朝又在这里置建州卫，因而建州女真成为统一的名称。
不过，斡朵里人并没有忘记自己是“满洲人”。因此在《满文老档》中，“满洲人”出现的频率很高，其他部族也把斡朵里人看成是满洲人，斡朵里部人是建州三卫的核心部族之一，因而有人则把建州女真称为“满洲”。
2）“满洲”称谓的内涵
截至目前，满洲一词的含义主要有八种解释：
观点一，清亮。
俄罗斯牧师罗斯（The Rev，J．Ross）在著述《满洲人》当中，将“满洲”一词解释为“清亮”。
不过话说回来，同为俄罗斯人的史禄国并未对此予以认可。在他看来，“这很可能基于对包含‘清纯’之意的大清王朝这一名称的误解”。原因很简单，无论在满文还是在汉文文献中，“满洲”一词从未有过“清亮”之意。
沙俄修建的中东铁路
观点二，勇猛。
市村瓒次郎考证后认为，蒙古语中“mong”即女真语中之“满洲”，其意为“勇猛”。不过话说回来，鉴于这一观点没有足够的语言学依据予以支撑，因此冯家升将之视为“妄说”。
观点三，神箭或“强悍的箭”。
有学者考证后认为，“满洲”汉译应为“神箭”之意，与牛录（niru）有联系；还有学者认为，manju（满洲）一词为复合词，由mangga（难、硬、强、刚强、优秀、高贵、善于）和jugoro（箭）的组合演变而来，指代强悍的箭。
考虑到满族“以造箭、射箭技术高超而闻名于世，是周围的民族认识他们的主要特征”。因此，这一观点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可。
观点四，“勇士”或“英雄”。
满族学者乌拉熙春在《从语言论女真满洲之族称》一文中指出，无论是“满咄”、“满住”、“满洲”还是，本义都是“猎手”，有“勇士”、“英雄”之意。
观点五，含“水”意，寓克火。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一书中指出，“满字取满住第一字，洲字取建州第二字，州边加水成洲字。满、洲、清都有水义，谓明朝姓朱，朱明二字有火义，符合五行相克的学理。”
观点六，含义为“金”。
日本学者神田信夫认为，爱新是汉语“金”的本源，应该看作是“满洲”语译。
观点七，指代“黑龙江上的人”。
意大利学者乔·斯达理曾在《满洲旧名新释》一文中提到过这一观点，但并未予以认可。原因很简单，当时的满族人一直称黑龙江为“萨哈连乌拉”，与“满洲”没什么关系。
观点八，伟大、力量与权威。
意大利学者乔·斯达理认为，“满洲”一词在努尔哈赤时期就开始广泛使用。“manju”一词“是一个一般的通古斯字，古已有之，有伟大、力量和权威之意”。至于努尔哈赤之所以采用这个词，就是因为建州女真变得强大、有力，变得更为“manju”了。
3）小结
由此可见，即便是两个看似最“简单”的问题，迄今为止也没有一个能够完全令人信服的观点。
原因很简单，围绕上述问题的研究，涉及到了语言学中的语音、语义、语境、语辞性质、语源以及历史语言地名、历史地理学、地名考据、民族语言学、民族语义、历史文献学等诸多学科。
不过话说回来，我们有理由期待，在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很快会揭开这块“历史迷雾”。
2
17世纪的“满洲印象”
进入17世纪以后，以“满洲崛起”与明清易代为首的一系列“东亚大事件”，引发了欧洲各界的广泛关注。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些在华传教的欧洲教士们，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并发行了不少与“满洲崛起”相关的著作，并取得了不小反响。
西方人绘制的汤若望与顺治皇帝
1）“满洲民族”从何而来？
截至17世纪以前，欧洲教士们笔下的“鞑靼人”，主要泛指游牧于长城以北，不时进犯明朝边境的蒙古人。反观长期居于白山黑水的女真诸部，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
比如在意大利教士利玛窦（1552—1610）的著述当中，几乎看不到与“女真”或“满洲”相关的字样。当然，这也与其“长期居于南方地区，缺乏与北方少数民族进行深度接触与互动的机会”存在一定关系。
建州女真崛起后，一些教士们开始对这股新兴势力给予了一定关注。
比如葡萄牙教士曾德昭（1585？—1657）在《大中国志》中指出，“鞑靼有东、西、北三部分之分”。其中，屡次击败明军的建州女真被其称为“东鞑靼人”。
但在谈及“东鞑靼源流”这一问题时，他只是含糊地将之视为“曾经被明太祖征服的那些北面离他最近的国土的众多部族”当中的一个。
我国学界普遍认为，最早谈到满族源流的著作应该是意大利教士卫匡国（1614—1661）主编的《鞑靼战纪》：
这些居住在北部长城之外的鞑靼人，是许多民族的祖先。这个民族不仅包括了西部鞑靼（蒙古人），也包括我们至今不知的东部鞑靼人（满族人）。
那里的鞑靼人，或作为臣属，或作为友人，年年都经辽东省进入中国（明朝），跟当地居民进行交易。他们携带各种货物，如中国人很珍视的叫做人参的根，海狸皮、貂皮、黑貂皮等贵重皮货，以及中国人用来织网的马鬃。
鞑靼人口迅速增长，他们很快形成自称为盟的七个部，相互攻战，最后大约在1550年合并为一国（注：这一表述是错误的），称为女真国。
卫匡国，意大利籍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汉学家，著有《鞑靼战纪》等著作
顺治五年（1648），葡萄牙教士安文思（1609—1677）被肃亲王豪格从四川带到北京并定居了下来。资料显示，此君通晓天文学、算数学、地理学与机械制造原理，还擅长制造天文仪、地球仪以及日晷、自鸣钟等西洋器物，因此备受清朝君臣器重。
值得一提的是，他不仅在北京撰写了《中国新史》一书，对明末清初的社会状况，尤其是中国社会的礼仪风俗、城镇特点、官僚贵族体制以及皇城建筑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记述，还计划系统研究“东鞑靼人”的族源问题。遗憾的是，这一计划尚未落地，本人就因病于康熙十六年（1677）辞世了。
继安文思之后，较为深入地探讨过满族起源问题的欧洲人，应该是备受清廷器重的德国教士汤若望（1592—1666）。他曾在康熙四年（1665）的往来信件中详细描述了关于满族起源的“朱果发祥”神话。
康熙二十七年（1688），《中国新史》法文版的编译与整理者克洛德·伯努在文末的注释中转述了汤若望记载的这个传说：
实际上，在修撰于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就记载了这个传说。另外，《满洲实录》以及《满洲源流考》等官修史书中也存在相似的记载。
由此可见，汤若望的这份记载，很可能是迄今为止所知的最早向欧洲社会系统介绍这一“中国传说”的文献。
汤若望与星盘》，1668年手工上色版画，美国盖蒂中心收藏
三藩之乱被平定后，国家局势日趋稳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些备受清廷器重的欧洲教士们，被允许进入东北地区考察与旅行。
康熙二十一年（1682）三月，比利时教士南怀仁（1623—1688）跟随康熙一行抵至“其父祖的诞生地、故土之乡的辽东地方”旅行。
据他的记载，康熙辽东之行的目的是“巡访祖宗陵寝，依照惯例行参谒之礼，同时也是为了亲自巡视统治下的东部鞑靼，即女真方面的边疆地区。”南怀仁推测，“长白山山麓或其支脉可能是东鞑靼祖先的诞生地”。原因很简单，“因为皇帝一到江畔，立刻下马，面南向山，为祭山和祭祖而三叩首。”
南怀仁（1623—1688），先后掌钦天监，太常寺卿、通奉大夫等职，清初最有影响的传教士之一
教士张诚认为，满族可能源于“辽东之北，居于中国最东部的省份”。具体而言：
他们的活动范围从南到北即由北纬四十一度到五十三度，从西到东大约从东经一〇四度到东洋；北以大江为界，俄罗斯人称这条江为阿穆尔或者“爱”，而中国人称为黑龙江，满洲语叫做萨哈连乌拉，南以辽东省和高丽为界，东临大洋，西以蒙古为界。
到了冬天，他们沿松花江前往黑龙江两岸大森林里猎取黑貂。夏天来临，他们便回到自己的聚居地度夏，主要聚居地是宁古塔附近。
另一位法国教士白晋（1656—1730）的观点与张诚几乎一致。他认为，“满洲发祥于鞑靼东部，最初于中国东北的辽东地区建国，并于本世纪中叶征服了现在统治着的广大疆域。”
总的来说，这些教士们深入东北地区的实地考察活动，使得欧洲学界对东北地区的人文史地有了更为直观和清晰的认识。
白晋对数学和物理学有着很深的造诣，1687来到中国，1730年卒于北京
2）满族人的生活习惯
对于满族人的人种特征，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如是写道：
他们面容清秀，像中国（汉族）人的脸那样阔，皮肤白色，鼻子却不像中国人那样扁平，眼睛也不那么小。
他们很少说话，沉默地骑马。他们的其他习惯和我们欧洲鞑靼人相似，但并不粗野。他们喜欢看见生人，不像中国人那样严肃的冷酷生硬，因此在初见时他们显得更有人情味。
在谈及满族人的服饰时，卫匡国书中如是写道：
鞑靼人剃光头发和胡子，仅留下髭，让它长长的，并在脑后勺扎根辫子，精细编织，自然垂在肩下。
它们戴一顶圆而浅的帽子，用三指宽、珍贵狸皮或黑貂皮饰边，保护鬓角、耳朵及前额以抵抗严寒及风暴。在皮上包着贵重的红绸，或黑色紫色马鬃，其色彩和样式都很奇特，因饰物配合得当，帽子显得既宽大又漂亮
他们穿的衣服是拖到脚上的长袍，袖子不如中国人的宽大，好像波兰和匈牙利的服装，惟一不同之处是，他们的袖口做得像马蹄。在他们的腰带两边悬挂手帕， 用来擦手和脸。
他们会挂一把刀以备不时之需，另有两个口袋，盛烟草或其他用品。左侧佩戴腰刀，刀尖向前，刀柄在后，因此他们打仗时用右手从背后把刀拔出，不必用另一只手握住刀鞘。
他们很少穿鞋，靴子上无马刺，靴是用剪裁匀整的丝绸或马皮精制。但他们往往穿漂亮木套鞋，有三指高。他们骑马时使用马镫，马具比我们的低，但较宽。
欧洲版画中的八旗骑兵
对于满族人的渔猎传统，卫匡国在书中如是写道：
鞑靼人行动之迅速是不足为奇的，他们从来不随身携带辎重，更没有什么粮草，他们找到是什么吃什么，但他们常吃哪怕半烧半煮的肉食。如果他们没有吃的， 他们吃他们的马匹或骆驼。
他们有空闲就去捕猎野兽，携带打猎用的良犬和鹰，包围一个山头或一片平地。他们把马衣铺在地上当床用，因为他们不要求房屋及住所。但当他们不得不住在屋里时，他们的马必须跟他们一起，而且一定要在墙上打许多洞。
他们的帐篷很漂亮，搭设和搬运帐篷都熟练灵巧，从不耽误快速行军。鞑靼人就这样训练士兵，让他们习惯于军旅的艰苦。
3）入主中原的“满洲印象”
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一书当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努尔哈赤率兵征战辽东的军事行动：
进入1618年以后，鞑靼人继续每年夏季大举入侵（因为冬季严寒，不能干什么事）。总的说来，他们是胜利者，中国人一直损失惨重。
因此在1622年，该省的主要堡垒，总督的驻驿地广宁堡的两名大员（或许出自不满，或许出自改善他们地位的愿望）与鞑靼人达成秘密协议，把该堡交给他们。
他们的确这样做了，因为当鞑靼人进袭他们防守的一侧时，由于出卖很轻易地就攻占了它，迫使那些尚不知道逆谋的人逃走，其中就有总督。
书中提到的历史事件，正是发生于明朝天启二年（1622）的广宁之役。其中，主动向努尔哈赤投降的明军将领分别是孙得功与鲍承先，逃跑的总督是王化贞。
在曾德昭以后，卜弥格、卫匡国以及汤若望、鲁日满等教士们也都或详或略地记载了明清易代进程中的事实。
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一书中，不仅详细记录了“鞑靼王在北京入据帝位，自称为皇帝的消息传到南京城时，城中一片混乱与惊惶的景象”，还特意提到了“剃发令”：
鞑靼人允许一切人，包括俘虏参加他们的军队，但条件是要剃发以及穿上鞑靼服装。他们对服装和头发要求严格遵循他们的形式，宣称凡是拒绝改装的人，都犯有叛国重罪。
对于这项严苛的法令，卫匡国指出，“这可能会给他们（满人）带来危险，扰乱他们国家的大业”。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人爱护自己的头发和服饰，胜于爱戴他们的国家及皇帝，为此而英勇斗争。所以他们宁可死，丢掉脑袋，也不愿遵行鞑靼风俗。”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教士们对清军在战争中展现出的残忍一面，几乎都做出了比较详细的记录。比如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就提到了“扬州十日”：
因为扬州城军民的激烈抵抗，最后全城被洗劫，百姓和士兵悉遭屠杀。鞑靼人为了不使尸体污染空气，发生瘟疫，把尸体置于屋顶，放火焚城及四郊，一切都化作了灰烬，最终沦为了一片废墟。
另外，传教士们还对“八旗制度”做出了颇为详细的论述。比如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如是写道：
第一是白旗，叫御旗，第二是红旗，第三是蓝旗，第四是黄旗，后面三旗由皇叔指挥，第一的白旗直接听皇帝的命令。
这四色旗的混合，再组成另四旗，士兵都知道自己属于哪色旗，及城内集合地点，在那里备有兵士的武器、马匹，以待征战 半个时辰内就一切准备妥当。
他们使用号角，其形状有如我们常用的法螺，号角一响，他们马上知道是哪支队伍和哪员将官将出征，顷刻间集合在他们的旗帜下，有一名骑士身后带着旗帜，一般说，只有将官和旗手才知道要去何处。
这一高度军事机密，常常让中国（明朝）人吃惊，因为好几次中国人准备在某地抗拒他们，突然听说他们又在另一地出现了。
八旗制度，大大增强了清军的战斗力
4）“满洲印象”的微妙变化
以利玛窦为首的欧洲教士们，一直将以儒家文化立国的明代中国视为“高度文明的国家”。因此，在努尔哈赤崛起之初，绝大多数人都将双方的军事对抗视为“落后蛮族对文明民族的武力侵略”。
但随着彼此交往的逐步深入，他们的“满洲印象”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改观。原因很简单，“取代明朝统治权力的满族统治阶层，所作所为根本不像一个落后的蛮族酋长。”
传教士卜弥格所著的《中国报告》，是当时欧洲畅销的著作
比如卫匡国就曾敏锐地注意到：
鞑靼人保留了考核生员的科举制，用这个高明方法达到这样的效果。因为他们发现，把要职授予中国人，这些人的忠贞超过鞑靼人。
于是，这就与前朝一样，官吏保留原来的品级，设立六部，但现在其中任职的，既有中国人，也有鞑靼人。但是，鞑靼人把兵权掌握在手里，决不让忠于他们的朝臣握有重兵。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教士们几乎一致认为，尽管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不是汉人，但它不仅依然保持着“中华帝国”的属性，甚至逐渐“升级”为了一个以满汉两大民族为主体，疆域更为辽阔的多民族大一统国家。
鼎盛时期的清朝版图
3
民族革命背景下的“排满”
伴随着《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面对内忧外患的困境，革命党人们普遍认为，只有通过暴力革命彻底掀翻清朝的统治，才能挽救中国。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们不仅喊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还在思想等领域做出了一系列的“排满”实践。
1）论证“满洲非中国”
基于推翻清朝统治的需要，革命党人不仅要详尽揭露“满洲人”祸国殃民的恶劣罪行，还有划清满汉两族的族源界限。
比如邹容在《革命军》中就曾指出，“夫人之爱其种也，必其内有所结，后外有所排。”因此，他不仅将汉族列为“中国人种”的主干，还将日本人纳入到了“中国人种”的范畴，反倒将“满洲人”列为“西伯利亚人种”。
在评价满汉两族的关系时，《革命军》表现出了明显的大汉族主义倾向：
贼满人入关二百六十年，食吾同胞之毛，践吾同胞之土，吾同胞之深仁厚泽，沦其髓，浃其肌。吾同胞小便后，满洲人为我吸余尿；吾同胞大便后，满洲人为我舐余粪，犹不足以报我豢养深恩于万一。
汪精卫（1883—1944）撰文指出，“满人的问题不出在异种，而是拒绝同化于神明之胄的汉民族”。在他看来，“身为犬羊贱种的满洲民族，反冀图吸收被征服的多数民族”，是自己万万不可容忍的。
因此，他在文章大声呼吁，“凡民族必严种界使常清而不杂者，其种将日弱而驯致于不足自存，广进异种者，其社会将日即于盛强。”
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革 命党人持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即“将满洲人排除于中国人之外”。比如孙中山提出，“满清政府并非中国政府，中国人现在并没有自己的政府”；汪精卫也认为，“满洲未入关以前，与我国不同，种不同，犹今日之邻国。自满洲入关以后，中国已亡国，今之政府乃满洲政府，非中国政府。”
前排左起：胡汉民、唐绍仪、孙中山、黄兴、汪精卫
为了阐述“满洲非中国”（拓展阅读：身为革命元老的汪精卫，为什么会在职业生涯晚年心甘情愿当汉奸？），汪精卫特别撰写《斥为满洲辩护者之无耻》一文，从国民隶属与国家关系的角度作了论证。
首先，文章指出，“满洲人非中国之人民”。
汪精卫认为，所谓“国民”，“必合于所谓永续的从属关系”。他以明朝的户籍制度、建州女真的机构设置以及《明史》中出现的“惟卫不言户口”一句为理论依据，得出了“满洲人在明代未尝取得中国之国籍”的结论。
在他看来，因为“满洲人始终未尝取得国籍”，因此“不得谓之归化”，“既未归化何得谓之中国人耶？满洲人未尝为中国之人民亦无疑义”。
对于“女真诸部向明朝称臣纳贡”的客观史实，汪精卫认为，“满洲虽称臣于中国，但不得谓为中国之人民”。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双方“未尝稍有永续的从属关系，不得执此以为臣民之资格已定”；其次，“满洲人非惟未归化，且未同化”。因此，“满洲虽受中国之官爵，不得谓为中国之人民。”
其次，文章指出，“满洲建国以前，为中国之羁縻州；建国以后，为中国之敌国。”
汪精卫看来，羁縻州是“以怀柔远人的中国特设之制，与国际法上所谓被保护地绝相类”。
因此，“被保护地只是获得领土主权所经之阶段，不可谓领土主权之延长。文明国对于未开野蛮之民族行使保护权，与明代之驭满洲正相合。若已建国，则谓之被保护国；未建国则为羁縻州，即被保护地。由此言之，满洲非中国之领土无疑义。”
既然“满洲人非中国之臣民，满洲非中国之领土”，那么“满洲建国之后，不能拟以内乱，而当视为中国之邻国，可无疑也”。
最终，他得出结论：“非中国”的清朝取代明朝，并非是寻常的改朝换代，而是“中国被外族灭亡”。
框内人士分别是孙中山、胡汉民和汪精卫（站立者），前排中间之人是章太炎
2）武昌起义的“排满行动”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起义爆发。汉阳与汉口的革命党人，分别于11日和12日予以相应。不久，湖北军政府成立，“十八星旗”也成为了这场革命的胜利象征。
资料显示，“十八星旗”的长宽比例为8:5，图案由红底、黑色九轮角和18颗小黄圆星组成。
其中，红底和黑九轮寓意“铁血精神”，预示着用推翻清朝的决心；黑色九角代表着《禹贡》中记载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九州。18颗小黄圆星代表了“汉地十八省”，象征着“国家统一、民族和睦、前途光明”；圆星呈金黄色，指代的是与“满洲民族”对立的“汉族炎黄子孙”
在湖北军政府发布的《布告全国电》中，革命党人对于革命的未来做出了颇为极端的展望：
是所深望于十八省父老兄弟，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期于直抵黄龙，叙勋痛饮，则我汉族万万世之光荣矣，我十八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
在发布于几乎同一时间，改编自章太炎《讨满洲檄》一文的《布告海内人士电》，内容更为激进，俨然摆出了一幅与“满、蒙、回、藏等边疆民族全面开战”的架势：
又尔蒙回藏人，受我华之卵育者二百余年。尔若忘我汉德，尔恶不悛，尔蒙人之归化于汉土者，乃蹀足謦欬，与外蒙响应，军政府则大选将士，深入尔阻，犁尔庭，扫尔闾，绝尔种族，筑尔尸以为京观。
老照片中的湖北军政府
值得一提的是，在武昌起义爆发的同时，城内四大满姓，即扎、包、铁、布四大家族的人丁几乎被屠戮殆尽，八旗会馆被完全摧毁。对此，美国历史学家周锡瑞指出，“起义爆发后，对于城内的旗人来说，那差不多就是屠杀。”
据当事人回忆，“革命党人只要是捉到旗兵，不是就地杀掉，就是送到革命军政府枪毙，很少有幸存下来的。有的旗兵被捉后，至死不讲话。越是不讲话反而越是证明是旗兵。直到首义成功三天之后，军政府下了命令，捕杀才停止。”
1911年汉口的革命军，他们的左胳膊上都系着一个白色的带子
据全程参与了搜索旗兵行动的士兵万业才回忆：
在当时，捉到的旗兵大多会被处死。有的旗兵被捉后不讲话，有的学湖北腔应付盘查。革命党人想出一个办法，出入城门者，都要念“六百六十六”之后方能出进。“六百六十六”湖北语音为“lou be lou si lou”，不是武汉土生土长的人，是不容易学的一模一样的。
一名路透社记者在14日来到武昌后发现，“城内到处都是满人的尸体”。他在观察后推算，城内约有八百人被杀。
汉口坐火车躲避战乱的平民
3）“排满”衍生出的边疆危机
就在革命党人宣传“驱除鞑虏”的同时，在日本和沙俄等国的挑唆下，蒙古、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相继出现了以“排汉”为主的分裂危机。
比如在内蒙古的一些地区，大量汉族百姓遭到驱逐和烧杀；当动乱波及西藏时，拉萨“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番言杀汉，汉言杀番，各怀疑惧”，藏军“不分玉石，见汉即杀”，各地的汉族百姓处境极为悲惨。
对此，立宪派学者杨度（1875—1931）在《中国新报叙》一文指出，“民族革命必然引起国家分裂，国家至少可能分裂为汉、蒙、回、藏四国，分裂则必然遭到列强瓜分，以至于亡国。”
杨度（1875—1931），清末反对礼教派的主要人物之一，晚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11年11月30日，在沙俄的策动下，八世哲布尊丹巴宣布称帝并宣布“外蒙古独立”。1912年1月3日，乌里雅苏台的札萨克图汗宣布独立，“中国官员被驱逐，汉族商民备受虐待。”
与此同时，内蒙古各地也相继出现了不稳定的迹象。1912年1月中旬，呼伦贝尔盟在沙俄的策动下“宣布独立”，哲里木盟郡王乌泰积极准备叛乱。1月底，在川岛浪速等人的策动下，喀喇沁郡王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准备接受日本贷款，发动武装暴动。
由此可见，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分裂肯定会引发大规模的民族冲突与仇杀。对于各族民众而言，民族战争是一场巨大灾难，“杂居区中的甲族，必然想要驱逐乙族以使本地归属于甲国；乙族也想驱逐甲族，以使本地归属于乙国。”
孙中山公祭明孝陵
4
你的“满洲”，我的“东北”
伴随着甲午战争的胜利，日本各阶层的民族自信心有了显著提升。原本一直聚焦于中原（汉族）历史文化的日本学界，突然掀起了针对满、蒙、回、藏等“边疆地区”的“研究狂潮”。
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学者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以至于不少日本学者一度“对满洲、蒙古、回疆（新疆）、西藏、朝鲜等地，产生了有如国土的感觉”。
全盛期的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学，1918年“中国学会”毕业生践行会，第1排右3为内藤湖南
1）“东北”与“满洲”之辩
对于日本学者频繁使用“满洲”一词来指代“东北”的情况，有过留日经历的历史学家金毓黻（1887—1962）一针见血地指出：
彼邦（日本）之学者，由历史上、地理上作种种之证明，谓东北三省非中国之故土，其意欲歧东北与中国而二之，故不称东北，而称满蒙。盖以研究之方法为吞并之先声，其用心甚苦，亦即以学者为前驱也。
金毓黻（1887—1962 ），辽宁辽阳灯塔市后八家子村人，汉军正红旗人，中国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
对于一些中国学者使用“满洲”、“中国本部”等“日式词汇”的做法，历史学家傅斯年（1896—1950）极为痛心地表示：
日本及西洋人之图籍中，称东三省曰“满洲”，此一错误，至为浅显，而致此错误之用心则至深。其“南满”、“北满”、“东蒙”等名词，尤为专图侵略或瓜分中国而造之名词，毫无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依据。自清末来，中国人习而不察，亦有用于汉文中者，不特可笑，抑且可恨。
在《禹贡（半月刊）》杂志的发刊词中，身为主编之一的顾颉刚（1893—1980）更是言辞激烈地表示：
试看我们的东邻（日本）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认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地叫起来了，这不是我们的耻辱？
傅斯年（左）和顾颉刚（右）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该如何定义东北？对此，金毓黻认为，“东北者，以其地处中国本部之东北方而得名，其中有广狭二义。以东北之方位言之，当从广义；以研究方便言之，又当从狭义”。
1941年，《东北通史》系列丛书正式出版。对于“东北”一词的内涵，他在书中如是写道：
东北云者，中国之东北部，亦即中国之一部也。岂能于中国外，而别所有谓东北也耶。东北之名，本由方位而起，其后复划分一定之区域，亦从而名之曰东北。
对中央则为其国土之一部，对地方则示以方位之所在，立名之允，涵义之当，称说之便，宜无有逾于此者。所谓方位，所谓区域，义虽有异，理实相因，此之谓矣。
除了金毓黻之外，历史地理学家李长傅也指出，“满洲”并不完全等同于“东三省”。
何谓“东三省”？他认为：
满清之晚年，于满洲设立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因满洲为清之发祥地，故行政组织，与本部不同，各设将军，以资控驭。因地在山海关外，故曰关外三省，一曰关东三省，简称东三省、东省。
清末曾设立东三省总督，民国成立，仍沿用东三省之名。最近有称东北三省者，简称东北。
对于“满洲”与“东三省”的区别，他在著述中如是写道：
满洲为以民族为根据之地名，而东三省则为以行政为根据之地名。东三省大部分因为满洲地方，而其一小部分如黑龙江之呼伦一带，吉林之长春一带，及辽宁之洮南一带，原为蒙古之游牧地，而新设县治者，此满、蒙之分界线，大概以柳条边为界。
站在发展的眼光看，这种带有极大较真儿意味的“东北”与“满洲”之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们“以史救国”的精神。
2）“东北研究”的发端
伴随着日本“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等机构的成立，国内也出现了以“东北历史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学术团体。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由金毓黻主导创办的“东北学社”。
青年时代的金毓黻，曾与日本学者有着较深层次的接触。在交往过程中他惊讶地发现，日本学界对东北人文史地的研究“竟然胜于中国”。对此，他如是感慨道：
研究东北史之重心，不在吾国而在日本，是也。姑无论其用意如何，所述有无牵强附会，而其搜材之富，立说之繁，著书之多，亦足令人惊叹。
试检其国谈东洋史之专籍，十册之中，必有一册属于东北，论东方学术之杂志，十篇之中，必有一篇属于东北，总其部居，校其篇目，林林总总，几于更仆难数。
从1924年开始，金毓黻就开启了《辽东文献征略》的创作。1925年12月，他拟于《辽东文献征略》杀青后，辑《辽东文征》一书。1927年，他开启了《东北文献零拾》的创作，最终于1935年正式收官。
1928年改旗易帜后，东北局势相对稳定。于是，他开始着手寻求建立一个带有专业学术性质的“东北研究”团体，希望把国内的东北人文史地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1929年12月，《东北学社规约》审定通过，东北学社雏形基本确定。1930年1月1日，学社成员公推金毓黻、卞宗孟、王永祥为干事。至此，以“发扬东北文化，倡导学术之研究”为己任的东北学社正式成立。
学社以省教育厅编译处为固定会所，有稳定的经费来源，每周在辽宁省立图书馆举行例会一次，讲演讨论，会组织社员旅行，“郊外之雅集，与名胜之探访，亦季有一次焉”。
学社还发行了由教育厅编译处出版的会刊《东北丛镌（月刊）》，作为学者们研讨学问、发表学术成果的重要平台。
《丛镌》设有通论、学术、专著、文苑、佥宰、纪事、通讯、书评、别录、插图等栏目，刊载了大量东北史研究论著，内容丰富，涉及民族史、历史地理学、学术史及地方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等领域，取得颇多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丛镌》还连载了由日本学者稻叶岩吉（1876—1940）主编的东北史学著作——《满洲发达史》。
在书中，稻叶岩吉以“满洲”代称“东北”，将“中国人”定义为“居于山海关内的汉族人众”，并将东北境内的汉族人视为“外来移民”。
他还在书中大言不惭地指出，“中国人之于满洲，即使能占有其土地，其范围亦只限于辽河流域之一角，于其处设一边郡而止”，相继提出了“满蒙不可分离”、“朝鲜与满蒙不可分离”等理论，甚至认为“日本经营满洲，对于中国人之幸福并无所杀减，缘彼等幸福之根本，具包容于吾人支配建设之基础中”，可谓恶意满满。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丛镌》要连载这样一部居心叵测的著述？对此，金毓黻认为，“稻叶是书，虽用意别有所在，而其可取之资料甚多，正可取为渔猎之资，何可废也。余主译此书，盖以取人之长，益我之短”。
不可否认的是，近代中国的“满蒙研究”，与日本相比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对此，东洋史学者和田清（1890—1963）就曾指出，“日本的满蒙研究从来都处在先进的地位，白鸟（库吉）博士《东洋学报》的刊行也比金毓黻氏的《东北丛刊》前二十余年。”
更令人遗憾的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学社旋即宣告解散，仅“存活”了一年零八个多月而已。
3）九一八事变后的反思
实际上，截至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前，在多数国人的眼中，东北只是一个偏僻和未开化的边疆地区。即便是蒋介石本人，也曾在1932年6月17日的日记中表达过类似的看法：
中国煤铁矿业之质量，东三省几占百分之六十以上，而全国铁矿，为倭寇所有权，约占百分之八十二以上，惊骇莫名，东北煤铁如此丰富，倭寇安得不欲强占，中正梦之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而对内对外之政策错误也。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知识界对东北的认知亦发生了重要转向。
首先，知识界对过往“漠视东北”的情况做出了深刻反思。比如历史学家冯家升（1904—1970）就曾悲愤地指出：
回顾我国，九一八以前，东北史地简直无人过问；九一八以后，则为了欲证明东北是中国的领土起见，才临时作起文章来。
我尝说：凭日本人对于东北研究的成绩，也可以把东北取走了。假使国际联盟注重学术上研究的话，凭我们临时作的几种小册子，是要失败的，东北四省仍是要送掉的！
与此同时，他先后两次在《禹贡（半月刊）》中发表主题文章，痛斥国内学界在东北研究方面的缺失。
在《我的研究东北史地的计划》一文中，他指出：
我国学者对于自己的边疆素少研究，在前清时代，和别国起了境界问题的交涉时，已不知吃了多少大亏。就是民国以来，一旦遇上这类问题，仍是受人欺骗。
譬如东北四省，就历史上，地理上，法律上说，明明是中国的领土，而日本人为了伸展领土的野心，早几年前就在国际间宣传他们的‘满蒙非中国论’，可怜我国学者没有一个能起来加以有力的反驳的。
在《东北史地研究之已有成绩》一文中，冯家升进一步指出：
边疆之学，吾国学者向来视为偏僻而不关宏旨；不知吾人以为偏僻，不加注意，正外国学者努力最勤而收获最丰者也。
顾彼等所以努力研究，无不有其政治背景，日俄之于东北，俄之于蒙古新疆，英之于新疆西藏，法之于云南广西，其显著者也。
虽能各就其范围，争先开拓，举以夸耀，然皆出入于彼等国家政策之中，无不有侵略性之浸渍，故吾人于自己之边疆问题亦徒仰赖外人，其害直有不堪胜言者矣。
其次，知识界对于东北的人文史地，有了更高层次的认识和研究。
针对日本“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谬论，傅斯年联合一众学者在很短的时间内撰写了《东北史纲》一书；为了反驳矢野仁一（1872—1970）发表的《满蒙藏非中国论》一文，他坚持使用“东北”一词并拒用“满洲”。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1911—1992）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整理成书，取名为《清代东三省疆理志》。在前言中，他如是写道：
有清疆理封略，内地率因明旧，更易者鲜；惟边陲为前代版图所不及，经营恢拓，自列置军府以迄创建郡县，其设治之沿革，境域之损益，多有足述者。
白山黑水间为国族发祥之地，初年厉行封禁，自柳边以外，但列旗屯，渺无民居。诚国家之弘猷，民族之伟业也。辨厥疆理，尤治史者当务之急。
第三，中国知识界民族觉醒的自觉性与广泛性，开始逐渐展现了出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知识界对于东北的战略价值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比如地理学家张其昀（1901—1985）就曾指出，“东北乃我国边疆最大之宝库，亦为关内移民天赋之农区，东北真是中国的生命线。”
时人普遍认为，九一八事变是知识界对东北认知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九一八事变是沉睡的中华民族深夜的第一声鸡鸣，因为他们逐渐认识到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只有家族而没有民族，只有地域而没有国家的弊病”。
鉴于此，中国知识界开始以“中华民族”为号召，主张民族自救，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真正成为中国人共同的认同符号与身份象征，显现出了中华民族符号的多重内涵和对中华民族结构的理性自觉
5
尾声：“大清”的“中国挑战”
以“新清史四书”的问世为契机，“新清史学派”逐渐成形。
所谓新清史四书”，分别是《最后的皇族：清代宫廷社会史》《半透明之镜：清代帝制意识形态下的历史与认同》《满与汉：1861—1928晚清与早期共和国族群关系和政治权利》《满洲之道：八旗制度和中华帝国晚期的族群认同》。
值得一提的是，“新清史”学派的学者们一直延续着对“满洲文化”独立性的重视。
他们认为，满人尽管在汉地生活了很多世代，也充分吸收了中国（汉）文化，但不能说他们就此被彻底“同化”了，只能说是被“涵化（acculturation）”了。更何况，有清一代，中原文化也受到了满人乃至内亚文化的影响。
比如欧立德就指出，“在统治了中国几个世纪以后，满人虽然已经彻底忘记了母语，但他们的征服者意识和自我认同感仍然一直保存。所以，大清帝国并不能视为被汉人文化同化的王朝。”
坦诚说，这样的论述必然会引出了许多新问题：
将满人视为真正的“他者”而不是“准汉人”，将会意味着什么？换言之，如何定义“满人”与“汉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将“满人”视为“他者”，那么清廷将蒙古、新疆、西藏与台湾等地纳入到帝国版图的历史事实，在论述上会出现什么样的颠覆性变化？
如何辩证看待清朝皇帝与传统中原王朝皇帝之间客观存在的“结构性差异”？
对于当下的中国学者而言，围绕上述问题的回应，显然是个艰巨且不得不面对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