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网约车司机，曾经都是老板
01
跑网约车的中年人
过去半年，因出差打车缘故，笔者与网约车司机有了很多短暂聊天的机会。次数多了，渐渐地对这个行业有了一些了解。现结合聊天内容，做一些简单梳理。
坦白来讲，作为消费者，每逢打开约车界面，遇到低价我是很开心的，但聊天的师傅们都不开心。尤其2023年3、4月份以后，跑车生意特别难做，对此某网约车司机给了两点原因：
一是平台增多，竞争压力大，几年前南方“滴滴”——如祺就已着手铺市工作，早先在广州、深圳、东莞三市试运行，现已逐步推广至其他地市，并通过“压价”的方式进入强势吸单阶段；
据了解，广东某市现在有4万台滴滴、2000台的士、2万台私人运行的车子，当然还有很多家庭购买了私家车。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该市常住人口中老（60岁及以上）幼（0-14岁）比例高达40%，由此来看，网约车用户市场的竞争可谓不小。加之平台内在的派单数量与系列评比制度挂钩，很多网约车司机苦不堪言，但又表示没办法，“疫情后生意不好做，只能这样先过渡着。”
通过聊天得知，当前的网约车司机有很多是做生意的中年老板。以某司机A为例，“男，49岁，专职做滴滴一年多了，之前做网吧生意兼房产中介，为了跑车专门买了新能源汽车，全价16万多。首付6万，余款3年还清，每月车贷3300多。除此之外，每个月还有1k多充电费用，以及保险、车保养、个人吃饭、平台抽20%的水，扣除下来，每个月净挣4k左右。他需要拿这些钱和老婆的普通工资供养两个孩子读书，大的现在念大专，小的读民办小学。”谈及为何跑网约车，A苦闷道：“49岁的年纪，想去厂里给人开货车，被拒绝了。一方面，人家担心你没体力搬运货物，另一方面怕你年纪大了出了什么闪失。”
无独有偶，司机B也是做生意的老板，“女，47岁，专职做滴滴2个月了，在此之前从事家居建材行业，大约做了7-8年。2017年之前，该行业生意很火爆，B听从亲戚的建议辞了中外合资企业的人力资源工作来广东创业，主营中高端品质家装。怎奈好景不长，刚要打开局面，遭遇房地产市场收缩，随后疫情三年，客户对品质家装的需求急剧减少。现在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考虑到顾家，B只能选择网约车这一时间相对自由的行业。关于未来，她只能边走边看。”
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很多实体店老板选择网约车这种方式来缓解经济下行带来的压力，更为重要的是想待机而动，看以后还能做点什么。归根结底，网约车行业之所以受欢迎，首要原因是可以自由决定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正如网约车司机C所言：“人到中年，家里总有各种事情和责任，时间就不是自己的。”
02
职业过渡，不简单
对多数“打工人”而言，职业生涯中会遇上或长或短的职业过渡期。过渡通常发生于个体职业转型或工作中断的情境下，目前人力资源市场已发育出围绕职业培训、职业规划、再就业辅导等职业过渡服务。然而就中介公司或劳务市场来看，可供中年群体选择的过渡性职业或岗位多是体力型劳动或临时工，或者是对既有学历水平、工作技能有着高需求的技术型岗位。相较之下，中国大多数中年群体既面临着专业技术资格又要实现顾家需求的制约，实际能够选择的空间并不大。
在此背景下，很多从事小型商贸、家居建材或办厂的中年老板自身也不愿回到“听人安排，服人管”的纯体力劳动时代。与此同时劳动市场本身具有一定的排斥性，正如网约车司机A说的那样，49岁的年纪想去开货车，也被拒绝。再者，多年来摸爬滚打积累的从业经验使他们养成了“总要做点什么经营或生意”（网约车司机D，男，54岁，之前开小型加工厂）的心态。综合起来，多方原因推动了这些中年老板迈向网约车市场。
起初大家不觉得开网约车需要什么特别的行业技术，“自由，会开车，会用手机接单就行。”（访谈对象J，男，38岁，2020.9-2021.5做网约车司机）然后，随时可以退出，“给人开车嘛，安全接送就可以了，有其他事做了，就不做这个了……原本只是想过渡一下，没想到这行也不是那么好做。”（网约车司机A）A的感受来自于对投入回报的焦虑，以及过渡期的择业不适。
由于燃油车耗费较大，入行网约车大多需要买新能源汽车，投入在10-20万。新手网约司机们一般选择首付+分期还贷的模式赚取回报。由于线路不熟、接单技巧不足等原因，司机们会多注册几个平台，比如滴滴、高德、如祺等，期望增加接单量。聊天得知，当前网约车平台分两种，即综合型和单一型。高德打车属于综合型，集成了各路打车程序，比如T3出行、曹操出行等；滴滴属于专一型，当然该公司旗下也有一个综合型平台“花小猪”。
等到注册好平台信息，司机们发现派单量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多。一方面确实是因为竞争过热，另一方面跟派单偏好有关，而后者直接与好评率、性别关照挂钩，司机们认为优质网约车司机和女司机会被优先指派。除此之外，网约车平台的订单会被转给其他平台，典型如滴滴把订单转给如祺，这对于专做某类平台的司机来说影响很大。谈及为何滴滴愿意转单给别的平台，司机们给出了如下解释：
“如祺，相当于‘南方滴滴’，原本滴滴总公司在北方，3年前由广汽、腾讯、滴滴三方合资成立，三者分别负责车辆、技术架构和用户数据，目标是搭建南方高端打车平台。如此一来，如祺平台的司机都要买广汽的车。”（网约车司机A，男，49岁）
“平台不负责司机的社保、底薪，只是从司机的订单中抽成。既然是抽成，只要能抽到就行，从哪个平台抽就不重要了。”（网约车司机E，男，51岁，之前做建筑包工）
具体的平台操作中，司机们还遭遇到系统配置的烦恼。一开始司机E主做滴滴网约车，但由于接单量不行，便转做如祺，但实践中发现两个平台的技术架构存在显著差别，可以说滴滴已经具备了丰富的用户数据和优化后的导航系统，其内部设置比较成熟。换到新平台之后，E经常因系统配置不行而错失很多订单。
最为苦闷的是挣不到钱，“开网约车就跟吃鸡肋一样，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网约车司机F，男，46，之前做某品牌车售后服务）司机们竞争激烈，同样各类平台也在努力卷，很多后起公司为抢占市场份额，形成自己的用户偏好，会过度压低价格，以致于挣钱越来越难。
上述案例或不能代表网约车整体行业形态，但就司机们普遍存在的困境而言，中年遭遇实体经营困境或失业风险后，再择业或选择一个优质的过渡职业并不是简单的事。该形势进一步验证了经济下行对中青年群体的影响，深层次反映的问题在于发展中国家现阶段仍然有较大体量的劳动力因技能壁垒而不具备跨行业流动能力，尤其向上流动十分困难。
03
中年择业的尴尬
就日常生活观察来看，人到中年，感知到的不只有身体机能方面的物理变化，还伴着强烈的现实感，青春年少之时的无限希望，到中年阶段变成实际却又无法回避的现实。很多人无法像《中年的意义》一书中表达的那样，从正向的视角，用变化而不是危机的心态审慎自身的中年。同样地，一些学历群体也陷入中年焦虑之中，一方面家庭发展进入到压力期，刚性经济支出使自由择业变成一件奢侈的事；另一方面来自于正在做的工作又不能够较大程度满足自我价值。
访谈J的时候，他多次重复：“我现在一动也不敢动，说不定下一秒就失业了。”年轻时，他曾是“跳槽王”，而今天天担心失业。J来自中部某农村，1985年人，大学毕业后曾到广东工作一段时间，而后去东部某一线城市。起初他在某国营单位做报关，赶上行情好，4年时间便攒够了房子首付和买车的钱。2013年以后，他跳槽到某美资企业做生产计划，工作期间总觉得这种工作一眼望到头，没什么意思，于是2016年辞职去了某日化公司，又做了3年多。2019年下半年，J的创业念头愈发强烈，想趁着自己年轻拼一把，后赶上疫情，只好暂且搁置创业，一边跑滴滴，一边照顾家庭。直到2021年7月，看车小区周边商铺挨个倒闭，J的创业梦也碎了。由于跑滴滴收入不稳定，J找了个医疗器械公司做物料控制，一直做到现在。即使每天要催计划、盯厂商，还有其他岗位的活，身兼多职的他也不敢过多折腾，想着自己快40岁了，他只能坚持下去。
如同J，很多人对中年择业怀揣危机情绪，所谓个人价值如果缺乏强硬内核支撑，那么只能屈服于家庭经济这一首要目标。概括来讲，这类人的择业尴尬在于有限的市场机会难以兼容残存的意义追求。迫于形势而去跑网约车的老板，中年择业的尴尬在于劳动技能和专业知识在一般职业或中低层次行业中缺乏流通认可，甚至年龄本身就是拒他们于千里之外的最佳理由。
也许，谈自由、求意义、拼价值，本就是一件奢侈的事。对于大多数普通中年人而言，更是如此。又或许，搁置悲观，打磨自己的业务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也可以实现中年崛起。不管怎么样，每个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走过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