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币专家马传德:文革抄家期间所见所闻

新世纪 2024-05-25 15:39+-

前些日子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朵云轩拍卖公司的承载先生发了九张图,我点开来仔细一看,发现是1969年7月11日的抄家物资清单,清单中列了199件文物,其中有唐寅、文征明、仇英、董其昌、苏澈等大家的字画,当时收购价是0.10元到150元不等。

这些作品若是放在今天拍卖,都是价值百万、千万,甚至过亿的。

我看着这份清单,不由想起在运动中,我也曾亲身体会到抄家的经历。

当时我父母居住在渔阳里,整条弄堂总共有36户人家,凡是属于资本家和小业主阶层的,都被抄过家。

我父亲(马定祥)开过店,所以也被列入了抄家对象名单。当时我父亲被抄去的物资主要是研究钱币的图书,以及有少量的字画,还有百余枚印章。

我父亲喜爱的珍贵钱币实物,在抄家前均已分别转移到几位亲戚朋友处,仅藏在屋顶上的吉林戊申库平一两等11枚金银币遗失之外,其他损失不多。

扫四旧时期,很多人跟我父亲一样将贵重物品转移,也有很多人选择把家里的贵重物品销毁。

有一天我路过淮海中路陕西南路口,看到上海中国人民银行(现上海徐汇区中心医院)门口有很多人,他们排着队等着进银行,大多都是些老年人。

他们将自己家的金戒指、金项链等金首饰,全部在银行兑换成人民币,我只看见银行的工作人员,他们将这些金银首饰上镶嵌的各类宝石,如翡翠、钻石等等,都用工具一一撬下来扔在旁边,因为银行只要金银,称重只算金银的重量,而宝石等虽然价值远远超过金银,但是银行不收。

据说,当时街道、里弄里,常常在垃圾箱里,会发现被居民扔掉的各类金银首饰、黄金美钞,甚至还有古董字画。

我岳母有个要好的女性朋友,她是上海鼎鼎有名的纺织业大老板邓仲和的三姨太。文革抄家期间,作为大资本家,邓家是必抄的对象,邓家三姨太当时有十几颗钻石,她怕被抄走,所以就拿到我岳母家,让我岳母帮忙藏匿一下,后来担心会牵连我岳母,就让我岳母把这些钻石都扔到抽水马桶里冲走了。

据说当时国画大师林风眠在家中,他亲手把自己历年所画的作品一一撕毁,也是用抽水马桶冲走。

还有书法家沈尹默,他儿子沈令昕与我父亲是上海博物馆的同事。我父亲曾跟我说过,沈令昕说他父亲的作品和藏品,在文革的某天深夜,由他偷偷拿到上海远郊,按他父亲的交代,都扔进了黄浦江......

20世纪80年代初,有关部门开始落实发还抄家物资,当时我曾跟着父亲,一起去了三四个堆放抄家物资的地方,如虎丘路文物仓库大楼、大场镇临时仓库、徐家汇藏书楼,以及徐家汇教堂、玉佛寺等宗教场所之外,还存一些弃用的厂房和民舍等,领取我家的被抄物品。

我对宝山区大场镇文物仓库的印象很深,因为这处临时文物仓库,看上去比较简陋。仓库由几个房间组成,每个房间都是半露天的,只有屋顶跟两边的墙,前后则没有任何遮挡,里面的地上,都堆满了各类文物,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不像仓库,更像是个垃圾站,而且充满了一股东西变质,发霉了的味道。

我父亲到了那里跟我说:“霖儿,我去寻找自己的中外钱币书刊,你去寻祖上传下来的五幅字画......”

父亲之前曾交代我,这些字画分别是一幅黄宾虹的山水中堂,两幅我曾祖父马芷芗夫妇的肖像画,以及李鸿章写的两幅对联。

这些字画原本挂在杭州祖宅里,1938年,我父亲为了逃避战乱,就把这些字画都带到了上海。

但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些字画,因为我家在上海的住宅面积一直很小,根本没有地方挂,所以父亲将字画卷好,并用牛皮纸包好,然后都藏在阁楼上。

父亲叫我去找祖上这批字画时,他当时还特意跟我说:“我们家的这些字画都是有落款的,不是我们的,你一件也不要去拿!”

我进仓库一看,书画有些随意散放在地上,大部分都堆积在一起,由于长时间没人清理,已经落满了灰尘。

我翻找了很长时间都一无所获,所以很快我就失去了寻找下去的耐心。而且当时社会上对待这些字画,也不是很看重,很多名人的字画都不值钱,后来我父亲也没有让我继续寻找。

我父亲的书籍上,因为都盖有他自己的收藏印章,所以他能比较快的找到一些自己编撰的《泉币大观》和《太平天国钱币》散页,另外找到了《历代古钱图说》原稿(丁福保赠给我父亲的),以及日本的《东亚钱志》《昭和泉谱》《古钱大全》等多种中外钱币书刊。

当天我们找到的书籍很多,最后在朋友的帮忙之下,装了满满一辆的黄鱼车才运回来的。

这次找到的书籍,仅是我父亲被抄走的部分。除书籍外,我家的其他抄家物资就没这么幸运,大多都遗失了。

我们家还算是找回了点抄家物资,其他人家的抄家物资有的是原主已经去世,有的是已经移居海外,因无人认领,变成无主之物,最后大多被充公,有些则被某些人私吞了。

比如我家邻居,住在34号的葛镛声先生,他原是上海淮海制药厂的股东,绍兴人,爱好收藏,他收藏的中国机制银币比较齐全,另外还藏有各类西洋古董,平时为人比较低调,为了不让邻居知道他有收藏的爱好,他宁可舍近求远,常去广东路的上海古玩市场王守义、延安路铁义兴古玩店等处购买钱币,而家门口我们的祥和泉币社却来的比较少。

扫四旧期间,葛镛声家被抄了多次。

运动结束后,他跟我们说,当时红卫兵为了寻找金银财宝,甚至将他家的墙壁都凿开了......

但到了发还抄家物资时,他与其夫人都已经过世多年,而其子女也早已移民海外,国内已经没有亲属了,据我所知,他当年被抄的物资,最后也无人认领......

还有一位是我父亲店里的老顾客何雨霖先生,他是一位古钱大藏家。何雨霖与我父亲私交很好,他是个非常儒雅随和的人。

我在父亲店里见过他许多次,那时他总会向我父亲请教古钱的知识,我父亲告诉他可以集中精力多收藏清代钱。

因为当时的老藏家,他们都不太重视较近代的钱。

我父亲认为,宋代以前的稀有古钱,将来可能会有新的发掘出土,而清代钱币就没有这个可能性。

何雨霖思考之后,听从了我父亲的建议,就热衷于收藏清代各种京局、外局雕母钱及母钱。后来,我父亲从北方得来的清钱,大多都归于他。

当年何雨霖曾让我父亲代他取个斋名,我父亲想了一想,就跟他说:“就叫留芳园吧!”我父亲跟他解释,“留芳园”是“留方圆”的谐音,圈内人都知道“方圆”有古钱的意思,何雨霖听后十分高兴!还特意让我父亲帮忙,请吴朴堂来刻了几枚“留芳园”斋名的印章。

运动中,何雨霖不仅被抄家,而且人也不知所踪了。直到运动结束后,我们也没有再见过他。

我父亲1978年调入上海博物馆,当时专司钱币研究,曾回来对我说:“霖儿,我在博物馆也没有见到葛镛声与何雨霖这些人的被抄钱币!”

我父亲一向很崇拜的著名书画家吴湖帆先生,1940年,他在王荫嘉等人的介绍下加入泉币学社,他喜欢收藏中国历代古钱币和中外机制币,曾来过我父亲的祥和泉币社,以及公私合营后的新龙古玩店,据我父亲告诉我,吴湖帆曾在他处多次购买过钱币。

在扫四旧时,吴湖帆正因中风住在华东医院。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红卫兵把他家里所有的物品,包括字画和家具,以及中国历代古钱币、中外机制币等统统抄走了,据说有8卡车之多。没过几天,吴湖帆便被医院的造反派以他是“地主”的名义,将他从医院赶了出去,他那时身体还未康复,脖子上插了一根导流管。

吴湖帆回到嵩山路家里,看着被抄家后一片狼藉的房间,被抄走的是他祖孙三代,好不容易才积累下来的藏品,这让他不仅气愤伤心,还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于是趁人不注意,拔去了导流管企图自杀,结果被人发现未遂。

但是吴湖帆之后一蹶不振,仅仅2年后,于1968年7月7日逝世,享年74岁。

我与吴湖帆的儿子和孙子都很熟悉,他们告诉我,他家发还的抄家物资其中钱币,几乎都是最普通的安阳、平阳等战国布币。当时发还都是用铁锹,像抄煤球一样抄到给他们的,所以这些布币大多残缺不全,不是断头就是断脚,而其他历代珍贵钱币都不翼而飞......

我有个多年的故交,叫王元媛。她是我父亲好友王亢元先生的外孙女。而王亢元先生的父亲王禹卿,则是沪上有名的巨商。

他们父子都爱好收藏,是无锡蠡园的原主人。据王元媛跟我说,他们家当年在扫四旧时,除了各类钱币、瓷器、古董之外,还被抄走了2,200余幅历代名家画作,其中有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八大山人等人的画作。

待到落实政策,王元媛去领取抄家物资时,发现这2,200余幅画作都已找不到了,最后只赔偿给他们一万元人民币做了结。即使是这点赔偿费,还被经手人“敲竹杠”。当时王元媛和王亢元去领钱时,经手人暗示他家需要一台冰箱......

在上海,像吴湖帆、王禹卿和王亢元父子,以及葛镛声与何雨霖这样的收藏家有不少,文革结束后,他们遗失的抄家物资去了哪里呢?

全国抄家物资总共有多少,如今已经无法统计了。

到了八十年代,发还的抄家物资,仅是全部被抄物资中的沧海一粟,更多的抄家物资,都因为无人认领,被拿去处理了。

我父亲的挚友张璜先生,他49年前移居香港,到香港后还常常与我父亲有书信往来,他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大量清代和民国的银元流入香港,要熔炼成银锭,因为当时国内的金属冶炼技术不完善,所以都是先运到香港,再转到新加坡的冶炼厂熔炼。

熔炼事宜,由香港的中资银行宝生银行负责,张璜认识该行的主管,该主管表示可以在当时的银价上,加一点钱将张璜选出的银币卖给他。

张璜告诉我父亲,他在宝生银行里,看到了数不胜数的清代及民国的各类银币,而他所挑选出来的仅仅是九牛一毛,更多的最终还是被拿去炼成银锭了。

香港宝生银行银条十两庄

著名学者许倬云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在香港求学,当时在香港的书店里,亲眼看到了大量来自内地的字画,这些字画都被随意堆积在店铺地上,有到一个人肩膀那么高,其中大部分都被损毁了,有的被泼了墨,有的被利器戳穿,有的被剪刀剪开......

这些绝大部分是抄家物资,当时是以废品收购的价格从内地卖到香港的,其中不乏中国名家的作品。

抄家物资除了大量被销毁、出口外,还有不少被某些个人“拿”去,中饱私囊了。

比如我父亲被抄走的印章,就被当时的一个造反派窃取了。父亲有天回家告诉我,他在单位打扫卫生时,看到那位造反派正在磨一枚扁形的鸡血石材质印章,我父亲旁边一看,就认出这是他被抄走的印章之一,是由吴朴堂篆刻,上面刻了“曾藏马定祥家”六个铭文,这枚印章是我父亲的心爱之物。

那个造反派毁了我父亲的印章练习篆刻,我父亲在旁边看到这情景,他只能叹气,也不敢出声,因为怕得罪造反派,他当时的心情是既悲愤,又难过。

那个时代,像这种类似的情况,却是司空见惯的。

当年我父亲被抄走了近百枚印章,都是他自己的私章。

我父亲一直喜欢浙派篆刻,所以请的名家,都是浙派西泠印社的代表人物,如王福庵、吴朴堂、韩登安和茅大容等,而且他们都是我父亲的杭州同乡。

上世纪六十年代,吴朴堂在上海博物馆工作,他与我父亲既是同乡又是挚友,经常受我父亲邀请,帮忙篆刻印章,我曾经知道吴朴堂解放后,为我父亲篆刻一枚印章,他每个字只收一到二元人民币,如今他的作品已经被列入中国禁止出境的文物清单。

就是这样一位篆刻大师,却在1966年6月23日,不堪迫害,自缢而亡,去世时年仅45岁。

另外,当时在浙江省文史馆工作的韩登安先生,他也曾为我父亲篆刻了十几方印章。

我父亲的干儿子茅大容,自小喜欢篆刻,我父亲便将他引荐给韩登安收为弟子,等他学成之后,也为我父亲刻了不少的印章,现在他是香港当代最知名的篆刻名家。

我父亲去世后,大容来信告诉我,他在日本意外发现了我父亲的三枚印章,他表示愿意无条件把这三枚印章还给我,但当时被我婉言拒绝了,我对他说:“大容,你是搞篆刻的,这三枚印章,你留着比给我更有意义......”

这三枚印章,大容后来有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他说:“九十年代中,一次去到日本,在东京藏砚家佐藤文夫家中,他出示一堆小印石,要求分辨不同石材。

我赫然见到一枚小印似曾相识,定睛而示,正是那方义父钤用最多,吴朴堂所刻的‘定祥审定’。

此印章材质为黄青田石,印面仅0.7厘米见方,高2.7厘米。刻满白文,芥子须弥,小中见大,静穆浑厚,非功力深邃者不能逮也。

侧款三面,小于芝麻的款字,字字工整无一败笔。款曰︰定祥先生夙有古癖,尤富藏泉,为海内有数人物。凡古今泉币一经先生审定,无不真赝立辨。刻奉此印以志钦挹。庚寅七月上澣朴堂并记。

当时真有说不出的惊喜,便在石堆中更加仔细寻觅。再次出现的是‘定祥欢喜’白文印章,材质为青田石瓦纽,印面1 . 4厘米乘0 . 7厘米长方形,高1 . 8厘米 ,侧款︰‘福厂篆朴堂刻’。

此作线条流畅气韵生动,虽福老篆稿朴堂镌刻,见之犹出一手,真佳制也。韩登安刻了枚‘吉斋泉镕拓本’印章,材质为昌化石,阔边朱文,印面0 . 7厘米见方,高2 . 8厘米,侧款︰登安刻。是印精能典雅,且合古泉笵之韵味,登师精心之作也。

三印相继而出令我瞠目,在经历十年浩劫遭掳后,竟飘洋过海一千七百多公里之遥,且逾时近卅载之久,在异国与我相遇,真乃奇迹也!

难道真是上苍对我有眷顾之心耶?抑义父在天之灵作如此安排耶?茫然中,文夫先生问明了原委,慨然相赠,我也遂以三枚秦小鈢回报之。”

我从大容处得知,印章是佐藤文夫从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得来的,当时买墨砚时一起打包买的,这些都是被当做工艺品出售,价格十分低廉。

据我所知,运动后期上海文物商店被划分到了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旗下,所以我父亲的很多印章,都成为了一般的工艺品,流失到海外了。

茅大容后来移居香港,在中环开了一家“长江艺术品公司”,主要经营古董书画买卖,认识了不少文革后从内地移居香港的人,他们主要做进出口贸易,曾经告诉大容一些运动时期,抄家物资被个人盗卖的事情。

他告诉我,当时在香港古玩店里从内地来的抄家物资,数量之大,都是按批按堆计算的,它们被当作普通货物,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进入香港的,再由香港商人转卖到世界各地,我父亲的印章也是这样被卖到了日本等地,这些还有被收回的希望,而更多文物则已经被损毁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住在美国纽约及洛杉矶时,曾遇到过几个原来在上海、天津等地博物馆工作过的中国移民。

他们曾向我讲过一些抄家物资的处理情况,他们说当年抄家物资的管理是非常混乱的,仓库里堆满了书画等各类文物,那时虽然仓库里有人值班,但是都形同虚设,按他们的话说,你看上的,只要拎包够大,就都可以随便拿回家,根本没人管,也没人知道。

我当时问他们:“历代钱币也是一样吗?”他们回答:“除了金币有专门保管以外,其他都一样的!”

我记得杨成麒先生曾跟我父亲说过:“定祥,抄家物资中的钱币,上博除了金币有专门保管外,其他都堆放在文物仓库的一些铁柜子里。这些钱币,既没人整理,又没人管,而且柜子也不上锁,晚上就是由那几个小青年值班,如果他们要拿要偷,也没有人知道,总之混乱的一塌糊涂,真是老鼠跌进米缸里......”

我认识的某些人,原在文博系统工作过,他们原来的工资并不高,经过这场运动后,他们却突然暴富了,若问他们怎么发的财,他们说是股票上面赚的,或是朋友帮忙的等等,其实明眼人都知道,他们的财产来自哪里。

我父亲对我说过:“收藏家大多是祖上有收藏经历,或者有财力收购,才能积累下来这么多的藏品。”

比如我父亲的一些好友,如罗伯昭、李伟先、孙鼎、李荫轩、王亢元等等,要么是工厂老板,要么是名人之后,他们自己本身也爱好收藏,有这个能力从各地收购喜爱之物。

我认识一个早年在博物馆工作的人,他以前家住在棚户区,当时工资很低,穷到甚至结婚时都没钱办喜事,还是向我父亲借的钱。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从美国回来,邀请几个朋友合办一家工艺品公司,当时他也有兴趣,对我说:“传德,投资入股,我可以上不封顶!”他的口气之大,令人咋舌!

后来他透露,他有很多珍贵银币,都卖给了台湾钱币商......他哪来的珍贵银币,我们都心知肚明。

这些人原来是属于工人阶层出身,家里没有什么财产,结果改开后,却突然就暴富了,甚至个别人还将整个拍卖公司都买下来了。

他们从文博系统出来后,买楼的买楼,移民的移民,个个都成了大款。

这些人在运动时期,不知从抄家物资中拿了多少东西,后来拿出来出售和拍卖,从中赚了不少的黑心钱。

上海,

抄各类“牛鬼蛇神”的家共8万户。

苏州抄家6万多户,

抄家出图书、字画、文物17万件。

我感到经过扫四旧后,使原来的资产阶级,变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而一些原来的无产阶级,又通过监守自盗等非法的行为,变成了一批富得冒油的新的资产阶级。

在我看来他们如今的这些浓厚资本,不是他们所说的赚于股票或者房地产,纯粹是靠吃人血馒头得来的。

 注:本文图片和文字来源网络,转载出处所注作者为“马传德”。)

  • 最新评论
  • 当局者迷

    中共洗脑豢养出来的一帮脑残血红狗,近年来不时叫嚣,让外国博物馆和收藏家“归还文物”。他们是真的不知道,绝大多数的文物都是过去几百年西方人从中国人手中高价收购的吗?而且那些文物如果当真留在了大陆,绝大部分都会被中共毁天灭地的倒行逆施给破坏的体无完肤甚至踪迹全无。 无知又无耻的中共及其走狗真是令人作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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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山

    红卫兵算啥,花卫兵才厉害,用的都是火箭发射器,地空飞弹,轻重机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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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山

    文革抄家期间所见所闻 ======= 怎么着,不是“武革”期间,贫铀弹,巡航飞弹,轰炸机夷平一座城市的所见所闻啊? 那太不时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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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ary

    文革的罪孽深重,至今不能够碰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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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qazxswedc

    土共土八路就是文化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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