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波风潮：中国人再次能走就走
中国异议人士之间又吹起了“跳机”寻求政治庇护的风潮。专家认为，中国人在习近平暴政之下面临“六四”之后第二波出走潮，媒体曝光是不被遣返而加速获得难民身分的关键。
习近平政权下的新一波“跳机”浪潮
近期以观光等名义“跳机”向民主国家寻求政治庇护的中国异议人士愈来愈多。
4月23日，滞留在韩国济州岛机场的杨利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提出的政治庇护申请4月18日遭到韩国政府拒绝，但暂时不会被遣返回中国。他说，一些韩国侨界朋友正在帮他接洽免费律师，将他在中国受到政治迫害的事实对韩国清楚说明。
家住河南偃师城关镇的异议人士杨利伟今年4月12日逃离中国，入境韩国济州岛，目前被韩国海关扣留。他因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发布或转发推文，在2018年7月被中共当局拘留，2020年3月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2年6个月，2021年1月23日刑满释放。
杨利伟指出，他在中国被捕后历经秘密审判，表示上诉时又被告知判决不算数，家人也受到威胁，在狱中遭受各种精神与身体的迫害。他出狱后依然上网发布政治信息乃至又遭受迫害，遂计划飞到逃亡成本较低的韩国寻求政治庇护。
杨利伟说:“因为经济原因，韩国机票也不贵，然后还是免签，所以说我就只好来韩国了。现在台湾的政策变了，从大陆(中国)飞台湾不行了，到台湾转机还要签证。”
2023年9月22日搭机离开泰国并趁航班中转至台湾桃园机场空档“跳机”的中国湖南异议人士陈思明 (推特照片)
与中国距离近，没有语言隔阂的台湾一直是中国异议人士“跳机”的热门之选。旅居泰国的中国维权人士陈思明去年9月搭机前往广州，在台湾桃园国际机场中转时“跳机”，在台寻求美加政治庇护，最终由长年帮助中国异议人士的在加拿大的中国海外民主刊物《中国之春》主编盛雪协助下，在10月5日飞抵加拿大，前后在台湾只待了不到两个星期，现已获得加拿大永久居留权。
盛雪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30年前天安门事件之后曾经造成异议人士大批出走到民主国家寻求政治庇护，现今习近平政权对于思想与言论的箝制、压迫又再度掀起一波逃亡的浪潮。
她说:“其实中国人现在真地又到了一次只要有地方能走，现在就在四处逃亡的状态。确实是一些人在中国，他们真地做了事情，他们被人们看到了，他们受了迫害、吃了苦，他们现在有这样的威胁，所以人们就会去普遍地关注这些人的安危。”
盛雪指出，她得知陈思明滞留在台湾时立即向加拿大外交部递出所有文件，并促成大使与陈思明视讯。她说，当时她向加拿大外交部强调千万不能让已获得加拿大难民身分的异议人士董广平2022年在越南硬生生被中国抓回去坐牢的事情重演，因此陈思明快速获得加拿大的许可入境。
台湾不是快速通关特别管道
前北京工商大学讲师、“新公民运动”成员颜伯钧与民间人权组织“中国人权观察”秘书长刘兴联同样是先逃亡至泰国，再从台湾“跳机”寻求政治庇护，最终顺利获得加拿大身份，他们辗转的过程就坎坷许多。
他们二人2019年9月从泰国到台湾“跳机”，在桃园机场滞留100多天后获得台湾民间组织的协助入境生活，随后在盛雪的协助下获得加拿大的难民身分，先后飞往渥太华，在台湾停留的时间总共长达233天。
颜伯钧对美国之音说:“关于我为何要从泰国通过跳机的方式逃亡到台湾，我想主要还是泰国不安全。为何我能够入境的主要一个方面就是加拿大的接收；第二个就是台湾官方的这种协调和他们的努力，想尽了一切办法；再来是(台湾)民间机构的努力；还有一个就是媒体的关注。”
中国海外民主刊物《中国之春》主编盛雪表示，当年这个案子是由居住在渥太华的侯文卓女士召集了一个由加拿大退休外交人员、国际人权组织等组成的中国难民救援小组，还需要在同一城市的5个人联名担保，才得以让颜伯钧、刘兴联走政府程序顺利获得难民认定。她指出，台湾基于法令限制无法接受政治庇护，处理的程序相当吃力；而第三国是否批准申请，以及批准的效率其实与台湾无关。
盛雪说：“我在网络上还挺熟悉的一个朋友，他先后从三个不同的地方往台湾飞都没有能够上飞机，他的机票全部都损失了，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就导致他也花光了自己的钱。”
“跳机”到台湾也有可能遭到遣返。去年三名中国公民逃离中国到泰国，于今年1月30日从马来西亚飞到台湾决定“跳机”，希望台湾同意他们停留直到前往第三地（当时三人希望是美国），但是2月1日就被遣返回吉隆坡。
三人当中一对母子韦亚妮、黄星星回到马来西亚后受到盛雪的协助取得加拿大的难民身分，4月顺利入境温哥华;另一名自称《零八宪章》第一期签署人田永德回到马来西亚后辗转到南美洲后正在尝试走线美国，申请政治庇护。
媒体曝光是获得身份的关键
长期在台湾协助中国异议人士入境、在台生活和获得第三国签证的华人民主书院理事长曾建元教授表示，由于田永德等三人一到台湾机场就跑到移民署柜台表示要申请政治庇护，手机就被保管了，失去了对外联络的管道，因此事件完全未在媒体曝光，台湾政府就有从容的时间处理遣返作业。
他告诉美国之音:“之前成功的案例都是因为媒体的帮忙，不论是国内，或者是国外的媒体的帮忙。只要新闻闹大，那台湾政府或者相关的国家，他们就会感受到压力。这是一种道德上的压力，所以他们就必须要出手来协助这个个案的处理。”
曾建元表示，虽然台湾政府承诺不会将这些“跳机”的中国异议人士遣返回中国，让他们再次受到威权体制的欺凌，目前都一直履行这个并非法律规定的承诺，但台湾没有难民法，在处理程序上确实有相当大的难处。
他说:“目前有关于政治犯收容的机构就是中华救助总会，又跟政府关系不睦，他们也不愿意提供资源。如果有这样的情况都丢给民间社团，所以这整个就会造成说实在是对相关的人员跟台湾社会其实是相当的负担。”
曾建元指出，曾经在台湾滞留的几位异议人士透过厄尔瓜多等拉丁美洲国家走线成功到达美国，田永德也决定仿效，这已经是一整条异议人士逃亡的产业链。他认为，这条路径虽然比较遥远坎坷，但对于入境美国更有利，其实比起在亚洲国家“跳机”更稳妥。
2002年“跳机”至日本并获得难民资格的原广东省汕头保税区总工程师、中国国家一级结构工程师夏一凡表示，在亚洲国家确实不容易获得政治庇护，他在入境东京后历经7年后才获得难民资格认定，是日本自2001年后第2位获得难民认定的人。
夏一凡表示，他当时因揭发当局建筑腐败问题而遭受政治迫害，有关单位2002年9月份找他谈话，作为维稳封口的对象，使他感到苗头不对，立即决定在两个月内逃亡。
他告诉美国之音:“(政府)就说你不要写东西了，该参加的会议也不让你参加了，然后就明着告诉你，就是说现在要‘十六大’，你出去要请假。所以这样就给我一个很明确的信号，所以说我立刻就顺水推舟，就说我哪儿不去了，我去国外旅游。”
夏一凡表示，他2002年抵达东京，隔天就到东京市内的联合国难民事务处提出申请，并获得在日本的民运团体“民主中国阵线”在生活上的协助，才得以获得定住、续住、直到7年后获得难民资格的认定。他说，即使到了今天，他在中国的家人依然还在继续被纪律检查委员会登门骚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