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杀妻犯或脱罪？加州新法让3.4万重犯出狱？
今年1月，清华毕业的谷歌工程师杀妻案震惊了整个华人圈。27岁的犯罪嫌疑人在家中活生生用拳头打死了自己的妻子，恶意之大，手段之残忍，在中外类似的案件中都极为罕见。
不少谋杀案的凶手在案发后，会通过肢解或焚烧等手段来隐藏尸体，达到脱罪的目的。
这些手段虽说也很卑劣，但相比之下，一拳一拳将朝夕相处的妻子殴打致死，让受害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承受了巨大的非人折磨，这无疑是更为残忍而没有人性的谋杀方式。
而最近，凶手又迎来一大利好——
他所在的加州，正在商讨一项“重罪犯出狱法”。
难道说，还没迎来完整的开庭，凶手就将得到加州法律的“宽大处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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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犯罪这件事上，“学霸们”并不比常人高明
2024年1月16日，加州北部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谋杀案：27岁的中国公民、谷歌软件工程师陈立仁浑身是血，而他的妻子于萱怡躺在身旁，已无生命迹象。这起事件发生在他们位于圣克拉拉的价值200万美元的家中，陈立仁的妻子同样是一名27岁的谷歌软件工程师。
圣克拉拉的一名警探写道：“嫌疑人陈通过反复击打他的妻子、受害人余的头部，杀死了她。”
案件一经公布，引发了非常大的轰动。毕竟夫妻两人同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又同在加州的谷歌任职，在外人看来可谓珠联璧合、前途光明。很快，与夫妻两人相关的同学、知情人士等纷纷在网络上发声——像以往类似的杀妻案一般，掺杂着真真假假的“爆料”和谣言又进一步在网上发酵。名校和名企的光环更让这起案件得到了大量的关注。
在一众刑事案件中，人们常津津乐道于一些所谓的“高智商犯罪”，尤其是那些名校毕业生们，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往往更能吸引人的眼球。但其实，无论是清华大学的朱令案，还是北大的吴谢宇弑母案，其实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法和脱罪手段并不高明。他们在犯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慌张，以及事后为了脱罪而撒下的谎言，其实都是充满漏洞的。
因为对于这类罪犯而言，他们往往是第一次实施犯罪，也没有经过专业的反侦察训练，因而很难做到无懈可击。
而本案的嫌疑人陈立仁，他在行凶后浑身是血，当场就被抓获。而且他的犯罪方式不仅没有“高智商”，反而相当原始——他没有使用任何工具，而是用自己的拳头杀害了妻子。
这种方式让整个行凶过程变得缓慢、凶残也更令人折磨。虽说现在凶手的杀人动机尚无定论，但从已经发生的种种事实来看，犯罪嫌疑人无论在情绪的自控能力、对他人的共情能力、亲密关系的沟通和维系能力，甚至于犯罪后的心理素质，都是不及格的。所以说学问多少、收入高低，并不能反映一个人的道德水平，也不能体现一个人的心智成熟度，更不能决定罪犯的犯罪手段是否高明，能否脱罪。
正当广大关注此案的网友们期待案情能够水落石出，犯罪嫌疑人能受到应有的惩处的时候，一条对于全加州重罪犯利好的消息传来：加州有可能要通过重罪犯出狱法。
难道一天牢还没坐的陈立仁，就要这么无罪释放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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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正讨论重罪犯出狱法，杀人少于3人者可提前出狱？
今年，加州议员提出的SB94法案又一次进入公众视野，一旦讨论通过，最多将有3.4万名犯下重罪的罪犯可以提前出狱！SB 94由州参议员等多人共同起草，目的是帮助加州一些被判处死刑或终身不得假释的杀人犯，获得假释资格。
法案的具体内容如下：
任何原本被判处终身监禁的重罪犯（通常是杀人犯），在坐牢超过25年后（或者犯罪行为发生在1990年6月以前），可以有3次机会向法官申请重判或者减刑。这意味着罪犯们有很大机会被释放出狱，重新回到社区。只有以下几种情况无法申请——杀害执法人员、杀害3人或3人以上。
那么，在加州监狱里面无期徒刑的犯人有多少人呢？最
新统计数字有34,000人，34,000人大多是杀人犯、强奸犯，还有很多强奸、残杀儿童的罪犯。如果这些人提前假释，重新流入社会，那对于加州本就堪忧的治安，无疑是火上浇油了。
无独有偶，当年引爆全美国收视率和公众讨论度的“辛普斯杀妻案”，同样发生在加州。这桩涉及到美国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种族、家庭暴力的案件，被各大媒体全方面不间断地报道，同时让更多人了解了美国的司法体系和陪审团制度。在几乎铁证如山的情况下，前橄榄球巨星辛普森最终还是因“疑罪从无”的原则而被判无罪，当庭释放。就在本周4月10日，辛普森家人通过社交媒体宣布，辛普森在家中因病离世，这桩美国司法史上最重要的案件之一，就此落下帷幕。
所幸的是，无论SB94法案今年是否能够通过，对于谷歌杀妻案中的陈立人而言，至少他今年还不能享受到此项“优惠政策”——因为他还没有满足刑满25年的条件。另外，他也不可能再成为辛普森第二，毕竟他的犯罪证据过于确凿，即时当年的梦之队律师团队来为他辩护，也是不可能直接翻案的。那对于他的律师团队来说，目前最有可能的辩护策略就是走“精神病”的路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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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突发精神病“脱罪？并没有那么简单！
之前已经有媒体报道，陈立仁的父母在案发后，很快飞到美国，聘请了有几十年抗辩经验的韦斯利·施罗德律师为陈立仁辩护。这名律师见过许多类似的案件，肯定会以精神失常为理由，尝试为嫌疑人脱罪。
立案后，陈立仁缺席了最早的五次庭审，说是接受医疗治疗。毕竟在杀人后，他的手当时“极度肿胀，并且发紫”。而在陈立仁2月9日第六度被法庭提审的时候，终于首次现身，当时他戴着防撞头盔。据说这顶头盔是因为陈立仁之前曾有过激烈的自残行为，所以才特意戴上的。而他的自残行为，与外界猜测他所可能要用来脱罪的“精神病说”不谋而合。
一般来说，在刑事辩护中，精神失常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杀人时精神失常；另一类是杀人以后的精神失常。若能证明嫌疑人在杀人时精神失常，那么嫌犯就可以被判无罪，一天牢都不用坐。当然，要证明嫌犯在行凶时精神失常，并没有那么容易。从统计数字来看，以精神疾病逃脱判刑的成功率只有2%。因此，用这种方法为陈立仁脱罪，并非易事。
在美国，以精神失常为由曾经打赢官司的案例中，最著名的就是刺杀里根总统的凶手辛克利。这个案件影响了美国此后类似案件的判决，影响深远。
1981年3月30日，里根上任仅69天，这天中午他在首都哥伦比亚特区的希尔顿酒店和工会团体代表一起吃午饭并发表演说。而在里根离开酒店时，行凶者辛克利用左轮手枪击中里根与白宫新闻秘书布莱迪等其他三人。里根肺部中弹，造成严重的内出血，因抢救及时得以康复。1982年6月21日，法庭判定辛克利精神失常而罪名不成立，之后他被送入哥伦比亚特区的圣伊丽莎白医院进行治疗。2016年9月10日，辛克利从精神病院永久出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精神病院中接受治疗35年也算是被剥夺了自由，但的确，凶手没有坐过一天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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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松刑罚保护了罪犯的权益，但谁来为受害者说话？
无论陈立仁最后判罚如何，不能否认的是，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国家废除了死刑、对于刑事犯罪的量刑越来越宽松、对于犯罪嫌疑人的隐私保护和人道关怀也越来越细致，这已经成了全球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然而，每当极为恶劣的重大刑事犯罪发生的时候，欧美宽松的量刑又会引发人们的争议。比如2011年在挪威杀害了77人的犯罪分子布雷维克，被判罚21年的监禁，而这已经是挪威最高的刑期了。不仅如此，挪威的监狱条件更是出了名的优渥，挪威监狱为囚犯配有单间，里面有电视、电脑、淋浴间和厕所。不知道那些受害者家人在看到罪犯可以如此享受人生的时候，会作何感想。
而当公权力无法为普通人伸张正义的时候，一种更可怕的幽灵往往会再度降临。
1981年，著名的德国母亲复仇案：母亲玛丽安的女儿被凶手残忍虐待并杀害，但辩护律师却声称这是由于凶手荷尔蒙失调所导致的。凶手甚至还反戈一击，污蔑玛丽安年仅7岁的女儿，先去勒索了他。这种说法最终激怒了这位悲恸中的母亲，她在法庭上当场用手枪打死了罪犯，为女儿报了仇。
而英国著名的推理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也讲的是类似的故事。名侦探波洛在前往伦敦的列车上，意外遇到雷切特先生被刺身亡的案件。经过一系列的线索整理，波洛推导出了真相：列车上所有12位乘客都与阿姆斯特朗家有关，他们联手一人一刀刺死了雷切特。因为后者曾谋杀了阿姆斯特朗家3岁的女孩儿，并逃脱了法律制裁。
但无论如何，在现代社会，像以上这些例子那样动用私刑，都是极不可取的。一旦私刑被滥用，它所导致的社会危害后患无穷：轻则误伤无辜，扰乱司法公正；重则威胁到整个国家的法制基础，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当今，量刑越来越宽松是一个整体的、不可逆转的趋势。
对于社会上大多数遵纪守法的公民而言，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法律本身，也只有在法律的框架下，来尽可能保障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爱的人的权益。所以，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还是希望法律能够尽可能的，向我们普通人——而非那些罪犯，再去倾斜一点点。
写在最后：
最后，回到陈立仁和于萱怡的案件。在这起案子中，一个令人恐惧又心碎的细节是，妻子于萱怡遇害时的伤口集中在头部，也就是说她是眼睁睁看着丈夫一拳一拳击打向自己，避无可避。这个过程中，于萱怡想必有过震惊和愤怒，也会有绝望和哀求。但无论如何，她都没能阻止身高190的丈夫向已经浑身是血的自己行凶。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到底是生理的痛苦还是心里的痛苦更让她感到绝望，已经没有人知道了。而除了于萱怡的家人，过不多久，还会有谁还记得她也曾有过短暂且闪亮的人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