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蔓延世界的大流行病，为何被人们迅速遗忘？
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在《被遗忘的大流行：西班牙流感在美国》中写道：
“在1918年的气氛中，给予他们与疾病作斗争以尊严的唯一方法，就是将其归入战争。”
这里的战争指一战，疾病则是“西班牙流感”。当时正值一战的白热化阶段，美国加紧向欧洲输送兵员，协约国渐占上风。也正是在此时，一场大流行病袭来。
1918年春天，西班牙流感出现，同年8月出现最致命变种。到了1919年春，大流感逐渐消退，也迅速被人遗忘。人们似乎忘记了，这场疫情导致的死亡人数比一战阵亡人数更多，保守估计至少达到三千万。
在人类步入近现代社会后，大众媒介迅速发展，也成为史料留存的最重要渠道。但克罗斯比在书中写道，当时的美国媒体对这场流感相当漠然。1918年12月，一起数十人身亡的有轨电车事故登上报纸头条，但造成众多美国人死亡的西班牙流感却不是媒体的主要选择。即使是对大时代极其敏感、始终将文学创作融入社会的“迷惘的一代”作家，也很少提及这场大流行病。
“如果西班牙流感病毒成为一种永久的流行病，带来痛苦，那么美国也不会遗忘这种流感。然而大众的感知是，它来了，带走受害者，然后永远消失了……西班牙流感不是针对集体，而是针对人类社会的原子——个人——产生了永久影响。”
也有人认为，遗忘是因为这场流感始终很难搞清病因，这让医疗专家们羞于启齿，继而使得相关公共叙事缺少技术支撑。还有人认为，这场大流行尽管夺去太多生命，但依然是惨烈一战的背景。
克罗斯比写作这本书时，人类正在盲目乐观之中。比如诺奖得主麦克法兰•伯内特就曾说“对传染病最可能的预言是，未来它將不足为惧。”毕竟，发达国家建立的公卫体系看起来已经相当严密，各种抗生素的应用使得许多旧日疾病不再可怕，人们自然会轻视流感。
但这样的乐观显然过于盲目，先是艾滋病，此后是非典，然后就是此前三年的记忆。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西班牙大流感期间，美国军界医务管理者所说的一句话：“在那一刻，我决定日后不再空谈科学取得了如何伟大的成就……”这种对未来并不乐观的警惕，从来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书中引用了一个传染病专家中流传的苦涩小笑话：19世纪之后是20世纪，20世纪之后是……19世纪。
一切都处于轮回状态：人们染病，医护人员照顾病人，自己也被传染。公共卫生体系疲于应对，甚至朝令夕改……当然，“西班牙流感”时的人们还要面对另一个问题——上前线。
“西班牙流感”是一个错误的称谓，多少让人忽略了这场大流行对世界的杀伤力。之所以有“西班牙流感”这个误会，最靠谱的说法是当时西班牙仍然是非交战国，没有战时审查制度，因此西班牙的公卫系统并未对外界保密，让人误以为这一传染病源于西班牙。
根据书中描述，1918 年第一波大流行发生在春季，患者会出现寒战、发烧和疲劳等流感症状，通常几天后就会康复，报告的死亡人数很少。同年秋天，第二波传染性极强的流感出现，病毒发生变异，感染者在出现症状后数小时或数天内死亡，往往皮肤变蓝，肺部充满积液，导致窒息死亡。第三波出现在一战尾声，毒性不如第二波，而且随着战争结束，人口流动减少，公卫体系重建，感染也逐渐结束。
“西班牙流感”的大流行，在很大程度上与战争有关。因为军队频繁调动，人员始终处于密集状态。战争中的双方都无法躲避病毒的打击，克罗斯比就写道：
“流感阻塞了德军的补给线，使其进退两难。患流感的士兵跑不动也走不动，连躺在泥地里呼吸也是种负担。从将军们的角度来看，流感对军队战斗力的影响比死亡本身还要糟糕。死者已逝，仅此而已：他们不再是资产，但也不是负债。流感把许多好端端的士兵变成神志不清的负担，健康的人被迫放下重要任务来照顾他们。”
而且战时的公共卫生服务资源相对有限，比如美国就有三成医生在那期间服兵役。当时对流感病毒的了解也非常有限，而且人们顾虑重重，正如书中所言：
“但凡是人体实验，其结果就会遭到怀疑。但凡是在大流行期间尝试做实验，一旦疾病真正从四面八方涌来，席卷了实验者和受试者，结果将极不可靠，几乎是荒谬的。细菌学家在大流行期间做人体实验，就像一个人在酒吧斗殴时试图制作瓶中船一样。”
没有抗生素，更没有流感疫苗，医院也没有重症监护体系。美国医学会前主席沃恩称，医生对流感的了解并不比14世纪佛罗伦萨人对黑死病的了解更多。研究成果也很可疑，克罗斯比就揶揄道：
“这或许表明，如果你在流行病快要结束之时将任何东西注入人体，哪怕只是蒸馏水，统计结果都将显示预防成功。”
美国大城市于19世纪下半叶推动的公共卫生体系，在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期间备受抨击，甚至被视为大流行的温床。这当然比较苛刻，但并非完全无因。克罗斯比认为，“应对大流行挑战的体制结构并不存在，或者在大流感的高峰期过后才出现。”
许多经验在当时都曾经尝试，也经历幻灭。比如书中写道：
“执行了‘严格’禁闭令的社区，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并没有降低，往往还比其他地方更糟。然而，公共卫生官员必须有所作为，而关闭剧院、学校、台球厅甚至教堂是1918年秋天大家都会做的。”
这场大流感是人类步入全球化时代后，所遭遇的第一次大型瘟疫。即使在这之后，人类的公共卫生体系和医疗保障不断升级，仍然无法彻底解决流行病的威胁。除了病毒自身的演变之外，全球化带来的人口流动远比1918年一战期间更为频密，也使得应对流行病变成了全球难题。
克罗斯比揭示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当病毒借助人员流动穿过城市与乡村时，它确实无差别攻击所有人，但并非真正的一视同仁。因为在结构性不平等的社会里，弱势群体会遭遇更严重的打击。当时的美国社会，排外和种族歧视问题使得一些族群陷入孤立无援，在流行病中无法得到及时的医疗救助。正如书中所言，比战争暴力更为致命的，是流行病与不平等滋生的结构性暴力。
在旧金山和费城等大城市，流行病几乎摧毁了城市的运行体系，比如环卫工作就陷入瘫痪，堆积如山的垃圾和排成长龙的垃圾车，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隐患。
克罗斯比慨叹道：“在流行病期间，民主可能是相当危险的治理模式：这时候需要一个掌握流行病学基本原则的强大的中央权威。”关于这一点的争论，直至今天仍然未曾平息。道德、政治与科学，在大流行病期间永远无法停息碰撞。
后遗症不仅仅是社会创伤，还有生理层面。正如书中所言：
“无论是持续几代人还是仅仅几年的隔绝，都会使人体失去适应其微观敌人的机会。身体变成了远离达尔文生物竞争的世外桃源，当凶猛的人侵者最终跨越原本隔绝的距离时，已经没有经验丰富的免疫民兵能举起武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