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晚讽刺领导干部，至少得注意这三件事
“小偷没领导，
肯定偷不好，
不是偷得少，
就是跑不了。”
——作家·梁左
“逝于2001年5月19日”
代表作品：《笑忘书》
……
01.
等着等着，等来一个惊喜。牛群和李立山说的相声《巧立名目》。
相声讲的是一群嘴馋的科员在更嘴馋的科长带领下，不断以各种由头向上级打报告吃烤鸭，满足一己之私的馋欲。牛群捏着嗓子那句“领导！冒号——！”一夜间成了流行语。此节目被视为春晚第一个反腐相声。
牛群从此火了起来。不久，冯巩的搭档刘伟出国。冯巩与牛群结好，凭借子母梗一跃成为春晚相声顶流。许多许多年过去了，另一位演员李立山接到两位干儿子的求助电话。这俩人是苗阜、王声。那一年，他俩的《满腹经纶》从北京台走红火遍全网。两人受邀上春晚，讲一段反腐相声。
2015年，苗阜、王声上去说了段《这不是我的》。这一隔，就是近30年。《这不是我的》演出前，被称为30年来尺度最大。结果演完，各界褒贬不一。支持的人表示题材突破了，好事啊。不少观众却说并不好笑，隔靴搔痒，而且充满了喊口号，比起1988年的《巧立名目》，力度和笑点都差多了。
事后苗阜接受采访，说让时间去检验这个相声对春晚舞台的意义吧。。
转眼十年快过去了，时间给出的答案可能是：现在没几个观众记得它了。
当初俩干儿子给李立山打电话，李立山的建议是：首先，要看政治上准不准、对不对、行不行，把这些问题想清楚了，再说艺术上好不好。
李老师是个老江湖。他虽不是春晚顶流，春晚需要什么，他还是门儿清的。《巧立名目》这个相声，当初差点没上。后来能上，全是气候造化。80年代，相声还很风光，春晚相声是重头戏。加之时代氛围，用词、堆料都很大胆。但讽刺官场还是头一回。1987年春晚，《巧》倒在了审查最后一轮。
因为太犀利，大家都摸不准。
《巧立名目》是三个人一起创作的，牛群、李立山，还有一个李培森。其中两人是机关干部，起初只是为了讽刺单位里凡事都要打报告的官僚作风。尤其科员们对此深恶痛绝，作品就叫《打报告》。写着写着，又加进去对官场大吃大喝现象的批评。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不能写，写点嘴馋吃烤鸭还是可以的。
这让《巧立名目》立在了一条非常丝滑的讽刺线上。批判也批判了，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它尽情嘲笑了这群嘴馋干部的官僚作派，充满果戈里式的笔法。观众看完，首先是笑得很爽，而不是受教育，或者提升政治觉悟。
作品在基层演出，每到一处，笑声震天。最后惊动了1987年春晚。
春晚搞了4年，如此犀利地拿官场开刷，从未有过。上头拿不准了。
结果1987年，江西省省长倪献策因徇私舞弊被判刑，正省部级官员落马一事震动很大。加之物价闯关失败，人们对吃喝都变得敏感。万事俱备，只欠气候。1988年，《巧立名目》被推了上去，只给了两条审查意见：
第一，8分钟是硬性规定，你们自己删短一点。
第二：讽刺级别不能太高，最高只能讽刺到科长。
02.
讽刺级别不能太高，是一条铁律。
级别的上限，就是正科级。
纵观春晚几十年风云，这条铁律颠簸不破。仔细扒扒历年春晚语言类节目单，如果领导是反面教材，最高到科长。早到那一位馋烤鸭的，晚到后来开心麻花《投其所好》、《走过场》、《坑》这三部曲。
讽刺级别是一条硬线，有时候这条线还没那么高。
因为讽刺级别，赵本山差点没上成春晚。
说的是《牛大叔提干》。1994年，赵本山和范伟本来要演《红高粱模特队》。正在修改时，春晚导演赵安给编剧崔凯打电话，让他看央视。电视里正播放乡镇干部陪地区干部喝酒致死的新闻。赵安希望做点文章。崔凯说，你确定能过吗，以我的了解，这本子很难过审，过不了我就不写了。
赵安跑去找了领导。领导说一晚上六七个小品，有个批评不正之风的也可以，作品要为老百姓说话，但要掌握好分寸。
90年代，小品风头正盛。春晚也没有老赵一家独大。佩斯、长江、蔡明、赵奶奶们年年有新活儿。老赵一个作品放出来，影响力还没那么炸裂。
崔凯赶忙操作本子。针对公款吃喝，他嫁接上了当时希望工程的主题，一方面乡镇府吃喝无度，一方面学生们装不起教室玻璃。矛盾就来了。角色，一个牛大叔一个马乡长，名字很有讽刺意味。第一稿剧本里，牛大叔去找马乡长要玻璃，结果马乡长陪酒进了医院，牛大叔还得替他去陪酒。
这一稿出来后，接受了非常严格的“过五关”审查。头几审交上去都问题不大。本山大叔一颗心本来要放肚子里了。结果腊月二十三晚上，赵安突然给崔凯打电话，说节目毙了。这一搞搞得本山压力很大。当时春晚是他的人生主战场，一年不上就心慌。正着急呢，领导发话了。
说乡长代表乡政府，不能用，把乡长改成乡镇企业经理可以。
这么一改，讽刺的对象大打折扣，讽刺的力度也小了。许多包袱显得生硬，只能拿下，替换成不太可乐的佐料。可是本山没有选择，只能妥协。
当年大叔不甘心，临开演前，又加了个甲鱼和扯淡的包袱，把 “你扯王八蛋呢”埋在了后面，准备提前不打招呼，上场时再演。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自1983年春晚开办以来，别说语言类节目，就是港台歌手上台什么能说，说几句，那都是要提前对词儿的。临场加词，出了问题，艺术生涯就没了。
赵本山最后还是去打了个招呼。
级别降了。有些民间小智慧的包袱也拿下了。本来招呼领导落座时，本山会说“各位领导，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呼大伙儿”，在“没有什么好东西”后面拌一句嘴。没让说。还有分甲鱼蛋，“四个重要客人三个王八蛋，这我咋分啊？”这种指桑骂槐的更不行。大过年的，你骂谁呢？
节目上了，观众也乐呵。
不过第二年，本山大叔又替领导找补回了一次正面形象。
03.
后来本山大叔接受杨澜采访，说春晚两个小品是最累的，一个是《火炬手》，一个就是演完《牛大叔提干》后第二年演的《三鞭子》。
《三鞭子》里面，领导是很正派的，是来为抗战区老乡们办实事，来修路的。态度稍微欠揍的是领导司机，说话有点狗仗人势。乡里赶驴的老大爷是朴实的，乡亲们盼望修路的心是滚烫的，上级对此也是很重视的。整个小品没有什么激烈的矛盾，很快就演变成喊口号了。对此，本山说：
“这种全靠喊的东西是最累的。”
为啥累啊。大叔说，365天了，天天受教育啊，这一晚上害得教育人。《三鞭子》从头到尾就是主题先行，人物和角色都比较刻板，包袱几乎没有。这小品如果不是本山大叔高超的表演技巧，完全没法儿看。
后来上春晚，赵本山再也没弄过《牛大叔》这种高风险的作品。
1998年，他带着高秀敏，提着俩王八去给范伟范乡长《拜年》，进屋听说范乡长下来了，问人家是不是“腐败了”，结果人家是升迁去做县长了。整个作品领导是开明的，不徇私舞弊的，是体恤老百姓的。反倒是老百姓自己觉悟不太行，动不动就送礼，生怕不送点东西就办不成事情。
这个模式，也是春晚小品数十年颠簸不破的塑造领导干部的铁律之一。
早在1986年，春晚就有了第一个“反腐小品”，《送礼》。不过小品针对的不是贪腐干部，而是腐蚀干部的群众。演这个小品的是周国治和李婉芬，这是两个表演艺术家。周老师是国家话剧院的演员，李老师是人艺的。小品里，李老师一人分饰多角，演了甲领导的岳母、乙领导的保姆、丙领导本人等等，周老师则是为求领导办事拉关系的反面群众，挨家挨户去给领导送礼。
无一例外，每一户领导或领导身边的人，都让周老师出了洋相。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领导是刚正不阿的，群众是爱走后门的。
拿范司机在《私人订制》里的话说，群众里面有坏人啊。
一讲到贪腐，这个故事模版是最安全的。在本山大叔用完这一招后，每隔一阵演员都要再用一回。2007年，蔡明、郭达和句号演了个《送礼》。蔡明和郭达为了孩子考学的问题，去领导句号家里送东西，闹出一系列误会。
跟《拜年》比起来，这个小品更温和。《拜年》里面，本山大叔和高秀敏把乡里普通老百姓的无奈、辛酸和小人物身上的鄙陋演得淋漓尽致。而《送礼》里，蔡明、郭达这俩小康之家的家长，则只会靠毒舌和挖苦来“基层互殴”，不停地拿秃头当笑点。至于领导嘛，那当然是开明、温和的。
比起相声，小品的一大优势，是人物鲜明、立体，不光用嘴塑造的一个模糊笼统形象（咱们德云娘娘于谦大爷除外，他是相声界最立体的人物）。因为这个优势，一涉及领导，小品又变得麻烦。相声里，很多信息可以含糊地带过去，小品剧情冲突则要建立在角色上。这么一搞，一涉贪腐，春晚小品只好摸索出两个传统形象：脏心眼儿的行贿者，浑身正气的好干部。
这个路子，早年本山、蔡明走过，后来冯巩、郭冬临还得继续走。
而且到了新时期，得走出个虎虎生风，走出个声如洪钟，走出个雷霆怒斥。
2014年，冯巩的《我就这么一人》，罕见地把自己塑造成反面教材。这个作品无论结构还是笑料上，都显得单薄。冯巩演的见风使舵的行贿者也过于夸张，放在相声里还行，变成小品里的立体人物就像个智障。
2016年，郭冬临的《是谁呢》，则是讲郭科长卡里多了五万块钱，为了查出是谁送的，挨个儿审查来访者。同理，科长是正直的，两袖清风，痛恨腐败。这个节目里，关晓彤演的年轻人所有的台词差不多都是在喊口号，她喊完了郭冬临接着喊。这个作品最大的进步是，群众都是好群众，终于不是马屁精了。
世事无常，遥想20多年前，冯巩还和牛群说着《小偷公司》，郭冬临演的是《有事您说话》这样充满生活气息作品里的鲜明小人物。
转眼间，大家都走上了套路。
要说到《小偷公司》，那可是恍如隔世啊。
04.
《这不是我的》上春晚前，各路媒体一直在聊“尺度”。所谓的三十年来尺度最大，也成了卖点。结果如何，大家都看到了。
要说尺度，尤其是直接讽刺领导或官僚系统，那还得把时间往回倒。
1956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出的纪录电影《春节大联欢》里面，马三立说了一段《开会迷》。相声里的领导是曲艺团长。此君酷爱开会，以至于影响了主人公的正常生活，让人家恋爱都搞不成。领导不但爱开会，套话、官话也是成批量生产。总得来说，这个段子还算柔和。
到了侯宝林的《离婚前奏曲》里面，升到科长的主人公（你看，最高还是科长），开始心猿意马，惦记单位年轻的小秘书。段子一开始，是觉得老婆不够浪漫。说着说着，说到办公室里其他男同志家妻的平均年龄二十来岁，自家老婆岁数有点大，故事变得就“不正确”了。约小秘书出去玩被老婆撞见，最后声称老婆是保姆，这种冒犯放在今天你是要找倒霉的。
至于马三立另一个作品《似曾相识的人》，那已经不单单是冒犯了，马老那里面说的一些话，我这里是没有一句敢照抄下来的。
相声的这份犀利，在《小偷公司》所处的年代，一度达到过新的顶峰。《巧立名目》出现之后，又出现了梁左执笔的《电梯奇遇》和《小偷公司》这俩作品，都是辛辣讽刺官僚系统，包袱一个接一个。
《电梯奇遇》讲主人公去“效率大楼”办事，碰见了一大堆科长，管伙食的管宣传的管人事的，但都是拿嘴巴管事，没有一个能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结构上有点像《虎口遐想》，一波接一波的人出馊主意，这个主意又都结合了官僚系统里的一些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
《小偷公司》名义上说公司，实际上说什么，观众一听就明白。没有哪家公司会安排那么多不讲人效的职务，只有系统里会搞人浮于事。把小偷和臃肿的单位两个元素嫁接起来，这点子也就梁左老师能想到。小偷搞一堆没用的职位，找各种借口出国访问，以及层层申报到奥运会去偷的包袱，听起来比《巧立名目》狠多了。果然，这节目没让上春晚，只上了1990年元旦晚会。
牛群后来在节目讲这事儿，还将其视为艺术生涯中最大的遗憾之一。
随着相声在晚会上的没落，这样的作品再也没有出现过。冯小刚导演春晚时，想让王朔写个《新小偷公司》，结果根本找到合适的人演，不了了之。依我看，王老师一把年纪的人了，何必呢。
到90年代中后期，小品占据辉煌地位，就逐步演变成了上面说的给好干部送礼的套路。春晚上拿领导开涮，迟迟没有新包袱。
这也是为啥苗阜、王声的“反腐相声”登台前，曝光率会那么高。
这段“反腐”一波三折。一开始，俩人用的是“包公杯”反腐倡廉曲艺作品大赛上张彪的《座右铭》，也是李立山给推荐的。可惜作品被网络曝光，违反了央视保密协定。一切只能推翻重来。俩人又去找了刘春山。
刘春山给俩人量身定制了一段。第一稿里，由于苗阜长得不像领导，用了个“假装我是领导”的设定，但没代入感。后面改成说“我舅舅”这个领导的事儿，还是不够鲜活。思来想去，干脆不交代职位了，反倒解决了讽刺级别的问题，只用一句“这一年连升好几级”就遮过去了。
为了好过审，刘春山第一稿没敢写太狠，写得比较流于表面。节目组看了让他大胆一点，他就把车子、票子、女人什么的都写进去了。苗阜还跑去陕西纪检委取经看了不少落马官员的鲜活案例。又弄了一稿，叫《你开玩笑呢》，结果审查到最后，给枪毙了，说不能写得这么狠啊同志。
节目毙了，人没让走。来回折腾几次，又说再改改。苗阜自己也是在单位里混的人，非常清楚红线的高低，没费什么劲就改好了。
然后有了广大群众褒贬不一的反应。
后来，苗阜接受采访时说：
要是元宵晚会上去，一定要说个轻松的。
05.
2015年，除了《这不是我的》，反腐主题还打出了《圈子》《投其所好》两张牌。开心麻花是从春晚开始广泛走红的。《投其所好》八成也是命题作文、节目组任务。从这天起，当初的小人物郝建，就变成了郝科长。
《投其所好》《走过场》《坑》三个作品批评的都是领导干部中的坏苗子。第一个是马屁精，第二个是宣传作假，第三个是懒政不作为。不同于当年《送礼》《拜年》的老路子，随着反腐倡廉风向的吹拂，春晚这一路小品，终于不光是拿群众走后门说事儿了，也逐渐出现了典型的反面领导干部。
但总的铁律还是不能违背，反面只能是科级以下，且不能是里面最大的领导，大领导一定要雷霆万钧地呵斥这位害群之马。
《走过场》最后，郝科长演完戏，给领导留个位置好P图，上级领导给了郝科长一个大处分。《投其所好》里面，局长对马科长一顿痛批，又对有希望的年轻人给予了关爱。《坑》里面，马局长让躺平干部郝科长回家滚蛋。
口号是响亮的，任务是艰巨的，段子是碰壁的，笑果的寡淡的。开心麻花当年在后本山时代让春晚小品有了点盼头，主要是他们的角色和主题足够接地气。结果沈腾给自己搞个干部造型，越看越叫人没有代入感。
除了麻花这三部曲，孙涛演的三部曲也差不多同一个路数。《提意见》里，领导秦海璐是欢迎批评的，提意见吃过亏的孙涛是不敢开口的，生怕发表完意见事后被算账，澄清误会之后，基层和领导双向奔赴。
《大扫除》和《演戏给你看》这两个的套路是，一个有求于小干部的群众，必须配合小干部做戏给大领导看，大领导明察秋毫，不但解决了群众的诉求，还把搞形式主义和虚假汇报的小干部给罢免了。前者是配合王迅演的副主任写假文章，后者是帮句号演的村主任搞虚假宣传。
这个套路大兵和赵卫国在《向领导汇报》里就用过了。
不是我国曲艺从业者们的创造力不行，而是事实证明，经过数十年摸索，无论相声还是小品，在批评这些现象时总结出的最稳妥的故事模版，就是这个。
这也导致了另一个现实世界的笑话诞生。当年老赵带着《牛大叔》去群众中间压场看笑果，小品当时还没改，讽刺的是乡长（正科级）。很多乡长看了之后跟老赵抱怨说，你们不能老这么编排我们啊，我们也有难言之隐。
编剧崔凯说，那没办法啊，我们能写的最高的级别就是你们了。
崔凯没想到，最后连乡长也不行，得是乡镇企业经理。而后滚滚红尘数十年，到了开心麻花团队手上，科长能说了，主要是为局长的雷霆台词做铺垫。
对于开心麻花批评干部三部曲，广大群众都觉得每个收尾都太硬了。
但这就是规矩。每一个《巧立名目》的讽刺，最后都要用《三鞭子》交底。
赵本山和范伟在地方春晚演过一个《年前年后》，乡里的爹到城里看当干部的儿子，碰上审查风口。儿子又是陪酒又是洗桑拿又是找姑娘按摩，一晚上花掉两万块钱（90年代）。结果审查出来，屁事没有，还给提拔了。
提拔违规干部，你是何居心啊？
由此可见，在春晚讽刺领导干部，至少要做到但绝对不仅限于三件事：
第一，级别不要超过正科级。第二，在反面典型之上，一定要有一个教育人的好领导。第三，如果一不小心讽刺过火，来年记得演个《三鞭子》找补一下。
很多人不知道，当年本山大叔第一次上央视演小品，演的不是《相亲》，是《一加一等于几》。那是1987年国庆晚会，故事讲乡长到养鸡场吃了鸡，没给钱，两口子商量着去要钱，不知道怎么说，就先在家里排练起来。
早年本山用民间智慧编排阴损基层劣迹干部的段子，那可多了。
老乡们看完了，也觉得解气。
后来演完《三鞭子》和《拜年》，大叔再没碰过类似题材，改卖拐了。
大叔是2013年退下来的。2015年后，那一类小品成为了舞台上的重头戏。
沈腾打头阵，冯巩、郭冬临、孙涛陆陆续续加入其中。
本山大叔一定找人算过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