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与民国的历史教科书如何评价“五胡乱华”

汗八里文艺之声 2023-12-01 14:59+-

  所谓“五胡乱华”,泛指在公元4世纪初,以匈奴、鲜卑、羯、羌、氐为代表的多个北方游牧部落趁西晋“八王之乱”之际,一举灭亡西晋并建立地方割据政权,与南方汉人政权处于长期对峙的时期。

  在我国学界,“五胡乱华”的时间,通常从成汉与前赵政权建立的公元304年开始算起,截至鲜卑北魏统一北方的公元439年止(拓展阅读:什么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的“中国观”(修订版))。

  那么问题来了,晚清与民国的历史教科书,都是如何叙述这段史实的?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晚清与民国的历史教科书如何评价“五胡乱华”

  “衣冠南渡”主题绘作

  1 日本教科书中的“五胡乱华”

  晚清推行教育改革后,历史教科书成为了历史教育的主要工具。遗憾的是,当时的国内尚无可用的规范化历史教科书。不得已,各级学校只能搬用或改编日本学者编撰的历史教科书供学生使用。其中,由市村瓒次郎(1864—1947)、桑原骘藏(1871—1931)二人修撰的中国史著作,被作为历史教科书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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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广州新学堂的学生们

  1)日本学者的“中国观”

  进入19世纪末,日本涌现了一系列“东洋史”著作,比如由坪井九马三与宫本正贯合著,发行于1895年的两卷本《东洋历史》;由藤田丰八主编,发行于1896年的《中等教科东洋史》等等。

  1897年,市村瓒次郎将出版于1893年与1894年的《中国史》上下卷,在进行了一定的改写缩减后,以两卷本《东洋史要》的名义再版发行。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翻译出版了该书的中文译本,译名《中国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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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史要》内页

  《中国史要》将中国历史合计分为五期,分别是“古代史:开辟到秦并吞六国”、“上世史:秦到隋统一”、“中世史:隋到宋亡”、“近世史:元统一到清道光年间”、“今代史:自道光(1821)后至19世纪末”。

  对于19世纪末的中国现状,市村在书中如是写到:“抑中国之势,自仁宗时渐衰,士气不振,上下苟且,其不能敌英人之锋,固不足怪。自取屈辱,于人何尤。自鸦片之战,知西人之伎俩,颇挫其虚傲尊大之气。他日设炮台造军舰改铳炮之机,亦由于此。故此一战争,关于中国之形势甚大矣”。

  在他看来,“在外来的白人统治之下,清代中国与汉族都处于衰落之中,中国的未来难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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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村瓒次郎(1864—1947)

  1898年,桑原骘藏推出了中等学校的教学用书《中等东洋史》。1899年,上海东文学社翻译出版了该书的中文译本,译名《东洋史要》,王国维亲自为其作序。

  本着阐明“东亚民族盛衰、邦国兴亡”的原则,桑原骘藏在《中等东洋史》中将东洋史分为四个时期,即“汉族膨胀的上古期(公元前221年之前)”、“汉族处于优势的中古期(公元前221年至907年)”、“蒙古最盛的近古期(907年至1644年)”以及“欧人东渐后的近世期(1644年以后)”。

  桑原骘藏认为,唐朝的灭亡预示着“汉民族开始走向了衰落”,“东洋史”的主角先后被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人与入主中原的满洲人取而代之。进入19世纪后半叶,满蒙两大民族以及“中国”都趋于衰败;作为对比,原本处于东亚最东端的日本,逐渐从东洋史边缘走向了东洋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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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原骘藏与《中等东洋史》内页

  2)日本学者眼中的“五胡乱华”

  对于“五胡之乱”的历史事实,《中国史要》中如是写道:“汉入寇,入洛阳。晋之宗室,皆为所擒。弑怀帝,杀愍帝,灭西晋。”对于“五胡乱华”的成因,桑原骘藏认为,主要是西晋“八王之乱”造成的:“(晋)国势如此,戎狄乘机内犯,陷晋洛都,晋乃南渡,仅延祖息于江南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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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晋“八王之乱”

  对于“五胡乱华”这段历史,二人都是从胡汉民族对等的角度来叙述的。因此,“由汉人建立的东晋与五胡建立的北方政权,本质上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对立”。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二人对“五胡乱华”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着墨不多,但都对“五胡”中的一些主要政治人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比如市村认为,建立后汉的刘渊“博通经史,娴习武艺,以匈奴勇武之质,受中国文物之教,五部之豪杰,及北方之名儒,颇有归之者”,是“匈奴一大俊杰”。另外,灭亡西晋的刘渊之子刘聪是“晓勇通经史的一世英物”,刘渊从子刘曜是“有文武之才的一世英物”,建立后赵的石勒“天资磊落,有勇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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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国”时期的成、前赵、前凉、后赵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二人不仅强调“五胡之乱”是“国与国之间对立”,而且还对“五胡”中的知名政治人物给予了充分肯定?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个不易察觉但充满了恶意的“阳谋”。

  甲午战争胜利后,日本各界的民族自信心有了显著提升。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东洋史学家们认为,“作为亚洲民族的日本,是与西洋文明相对的东洋文明的代表,理应比欧洲人更应当掌握解释中国历史的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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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关条约》签订现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日本学者们对我国的蒙、疆、藏以及东北等地的人文史地情况给予了重点关注。

  伴随着研究的持续深入,他们先后炮制出了诸如“中国文明停滞论”、“外来文明输血论”等带有“蔑华”色彩的“中国学说”,企图将中原王朝与边疆彻底割裂开来,最终达成“肢解中国”的险恶目的(拓展阅读:近代日本人的“中国印象”:良知泯灭、文明停滞和“亡国结局”)。

  一言概之,前面提到的北方游牧民族首领们,固然富于军事才能,乃至在政治领域也颇有见识,但本质上都是日本学者们“分裂中国”的工具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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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皇室

  2 晚清教科书中的“五胡乱华”

  翻译并引用日本学者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举措,受到了我国知识界的广泛批评。比如梁启超认为,“本国人于本国历史,则所以养国民精神,发扬其爱国心者,皆于是乎在,不能以此等隔河观火之言充数也。”

  因此,从1903年以后,中国学生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基本都以国内学者自编为主。但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国产教科书虽未指明改编自日本教科书,但明显受到了对方的影响。

  比如由夏曾佑主编,发行于1904年、素有“中国近代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美誉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在形式或体裁方面,实受日本东洋史编著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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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封面

  1)晚清学者的“民族观”

  在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编者一般会列举中国境内的汉、满、蒙、回、藏等多个民族(人种),进行简明扼要的介绍。比如《中国史要》列举了中国境内的五种人种,即苗、汉、蒙古、满洲和回回人种。

  在谈及清朝的统一时,书中如是写道:“满洲一统中原,成为一大帝国,中间有与汉人之争,又西北则受俄国蚕食,东南则蒙英佛之侵寇,故自今以往,中国境内之人种竞争不止,当至于世界各人种之竞争也。”

  一言概之,在日本学者编写的教科书中,判断一个民族或人种强大与否的重要标准,就是“看其是否入主中原并建立了强大的大一统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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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侵华作战方案的日本海军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撰写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汉民族的主体完整性,“中国没有任何线索可以追寻到本民族的主体——那不是一个连续的民族主体,而是被世界不同的列强所瓜分的领土。”

  因此,国产教科书彻底推翻了日本学者的“民族观”,选择了“以汉族为中心”的论述方式。比如由陈庆年主编,改编自《东洋史要》,发行于1909年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不仅全面剔除了满、蒙、回、藏等民族的介绍,还将之尽数纳入到了“苗、夷、狄、戎”的范畴(拓展阅读:读书笔记:“中华民族”内涵的沧桑巨变)。

  对此,他在书中如是解释道:“汉族于上古最远之时,次第自西北移入中国内地。是等之民,约在五千余年前,已繁殖于黄河沿岸,分无数部落”(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什么是“汉族西来说”?)。

  一言概之,国产教科书的编者们,全盘否定了日本教科书“关于汉民族缺乏主体性与连续性”的观点。换言之,“汉族尽管在历史上曾经被其他民族统治过,但自始至终都是中国的主体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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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教科书》内页

  2)晚清教科书中的“五胡乱华”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围绕“五胡乱华”的论述,国产教科书与日本教科书的叙事语言出现了非常大的差异。

  简单地说,各版教科书一致认为,“五胡之乱是居住于中国内地,长期与汉族杂居的胡人所为。它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晋室内部的人民起义。”

  《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中如是写道:“晋、南北朝时,胡族与中国交涉者不止此,此则皆寄居内地诸降胡所为,其事与黄巾群盗相同,而与敌国外患有别,故附记于八王之乱之后,所以见中国之乱,当时有如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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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陵位置示意图

  与此同时,各版教科书均对后汉灭亡西晋与掳杀西晋二帝的史实,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比如《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中如是写道:

  (刘聪)既即伪位,命其党呼延晏、王弥、刘曜南寇,晋师前后十二败,长驱围洛阳,陷之,纵兵大掠,虏天子,杀太子及百官以下三万余人,于洛水北筑为京观。

  迁帝于平阳,聪谓帝曰:“卿家骨肉相残,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使为陛下相驱除耳!”聪又使帝行酒,瘐珉、王隽起而大哭,聪遂弑帝,并害珉等。

  愍帝即位于长安,聪复使刘曜陷长安,执帝归平阳。聪欲观晋人之意,使帝行酒,洗爵,更衣,又使帝执盖,多有涕泣,或失声者。辛宾起而抱帝大哭,聪又弑帝,并害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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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胡”南下,西晋灭亡

  我们可以看到,夏曾佑对匈奴骑兵进入中原地区的残暴掠杀,尤其是对西晋末代二帝的被俘与受辱情况进行了详细描述。与此同时,论述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强烈的亡国之痛和屈辱感。

  另外,“胡人”领袖们不再是英明神武的人物,而是灭亡西晋,掳杀中原人民、破坏中国文化的篡位者——这也是夏曾佑刻意将刘聪称帝视为“即伪位”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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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画中的刘聪形象

  3 民国教科书中的“五胡乱华”

  民国成立后,“维护民族团结”与“保证国家领土完整”等问题,成为了新生政府亟需解决的棘手难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汉族为叙事中心”的历史读物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广泛批评(拓展阅读: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辛亥革命内涵的沧桑演变(修订版))。

  比如学者钟毓龙认为,“吾国历史向以汉族为主,于他族多有贬辞”。因此,他建议新版教科书“应以五族共和为纲,故于满、蒙、回、藏四族之肇兴与进化及其势力分合等,皆搜求靡遗,以符现世;其与汉族接触冲突之处,亦一律平等,绝无轩轾,借联五族之感情,而融洽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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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和谈”老照片

  1)民国初期教科书中的“五胡乱华”

  在倡导“五族共和”的大背景下,教科书对“五胡乱华”的评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比如由赵玉森主编,发行于1913年的《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认为,“上古期是形成中国民族的最重要时期,也是汉族融化各族的时代”。该书还指出,这个时代“从黄帝以来,共有四个时期”,其中,“五胡云扰”为第四期:

  第四期以五胡之云扰为桔槔,匈奴虽服,终有玄黄必战之思,且款塞处边,于吾族中原之文化,究多隔膜。自五胡云扰,于是黄河南北,吾炎黄列代所经营之区域,吾千贤百圣所制造之社会礼俗,举为此诸族所亲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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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封面 via孔夫子旧书网

  就形式上言之,小部分良不免破坏;而就精神上言之,则大部分皆大受刺激大受感触而相为抟捖相为化合。于是五族之发达,又增进一步。凡吾国民,对前历史当感先民铸成伟大民族之劳,而思所以光大者也。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五胡之乱”被调整为“五胡云扰”,而且编者还认为,“五胡云扰”固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一定的破坏,但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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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内页 via孔夫子旧书网

  与前者类似,由钟毓龙主编,发行于1914年的《新制本国史教本》,以“五族同化和汉化”为题,详细地论述了这段史实:

  “魏晋而后,文字愈华,丧乱愈甚,满、蒙、回、藏诸族,迭起交乘。汉族失败始于此。五胡之混合,亦始于此。惟满、汉、回、蒙诸族,本无文化,一入中原,辄慕汉族之文化而效之,舍其尚武崇欣之俗以尚文崇虚,其根据势力又本不如汉族之厚。故不久仍为汉族所并,而受其同化。此则其得失之林也。”

  编者认为,五胡入侵中原,固然给汉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汉族与北方五胡的融合进程。毕竟,“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无一例外都被汉族同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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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本国史教本》via孔夫子旧书网

  进入20年代以后,各版教科书都开始围绕“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国文化所做出的贡献”这一问题,展开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对此,由朱翊新主编,发行于1929年的《初中本国史》中如是写道:

  南方自经汉代开辟后,中原的文化渐渐南下。三国的吴,建都江东,愈见开明。一入晋代,经五胡之乱,北方文化遭异族蹂躏,北方人遂相率南迁。他们到了南方,虽有轻视南方人之意,不肯弃其郡望,侨立州郡,但江南文化却因此大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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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亭序》冯承素摹本(也称为神龙本)

  因异族居中原既久,渐染华风;而北方人士,留仕异族的也非少数,这样,异族便大受华族的同化,到拓跋魏时,一切模仿南朝;北齐、北周的治制,又多为后世取法。这都是同化之明证。

  一言概之,民国时期的各版教科书对“五胡之乱”的论述,都是从正反两个层面进行展开的。

  简单地说,编者们即看到了五胡入侵中原后对中原地区的骚扰和破坏,也同时注意到了这段史实对中国民族形成的重要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五胡之乱促进了中国民族的形成”的观点,逐渐成为了学界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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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本国史》内页

  2)外敌入侵背景下的“五胡之乱”

  用发展的眼光看,“五族共和”的理念固然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建立汉族十八省独立国家”的局限和狭隘,也对其他民族的“中国认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五族共和”的本质是“使藏蒙回满同化于我汉族,建设一个最大之民族”,一直难以超越隐含于“合”与“冶”之中的“汉族本位”观念。

  因此,用“民族同化”的角度来评价“五胡之乱”的史实,一直都是民国初期的主要立场。具体而言,“民族同化”是单方向的,北方少数民族一直都是接受先进文明浸润的“被同化对象”;至于汉族接受到的外族影响,几乎都是南下的少数民族带来的破坏(拓展阅读:白鸟库吉的中国观:“南北对立”招致的“戎狄病”和“文明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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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晋十六国时期全图

  伴随着国际局势的激荡变化,在进入30年代后,各版教科书对于“五胡乱华”的评价再度发生了变化。比如在发行于1933年的《新生活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中,作者梁园东认为:

  “中国的民族经过长期的同化与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如今已互相趋同,混成为一个民族而不可分割。因此,五胡的迁徙,尽管直接酿成二百多年的扰乱,但在此扰乱中,北方民族几乎全部同化于中国。新民族的增添,在文化上至有关系,五胡的扰乱,不应当只以他们摧残文化看待。”

  在他看来,其他北方民族不仅同化于汉族,汉族也同化于其他民族,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换言之,“中国人”乃至“中华民族”,是由许多个不同民族混合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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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初中教科书·本国史》内页

  实际上,这种带有“民族融合”的民族观,已经成为了很多学者的一致共识。比如在发行于1932年的《本国史》中,主编孟世杰专门开辟了“民族的融合”一节,对“民族融合”的进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五胡都曾建立自己的国家,但是文化劣于汉民族,所以国灭后皆被同化。又因为胡族羡慕中原风尚,君主提倡于上,臣民相效于下,结果自然促成民族的融合。民国成立后,所有域内人民,无种族、阶级、宗教的区别,一律平等,当更易铸成伟大的民族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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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国史》内页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五胡乱华”的历史进程,不仅促进了民族融合,也间接影响到了江南地区的开发,最终显著促进了“中国民族”的形成。比如由罗香林主编,发行于1935年的《高中本国史》中如是写道:

  “及八王之乱作,五胡遂分割中国。当时中原扰攘,大多人民南迁,其结果遂使南服之地为汉族开发,而江南的土著居民亦最终同化于汉族;而五胡占领中原地区后,与留下来的汉族,相互混化融合。五胡因为文化不如汉族,虽获汉族居地,而种族反为汉族所同化,汉族血缘以是日杂,而范围也以日广。”

  一言概之,伴随着国内外局势的激荡变化,进入3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们在论述“五胡乱华”时,几乎不再特意提及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国文化的破坏情况,反而更多强调“五胡”对民族融合的意义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晚清与民国的历史教科书如何评价“五胡乱华”

  《高中本国史》内页 via孔夫子旧书网

  4 尾声

  从“五胡乱华”在清末民国时期不同时间节点的不同表述,可以启发我们对民族主义一些认识的重新思考。

  就近代中国而言,由于现实环境的激荡变化,往往一个认同刚刚建立就要接受被动调整。换言之,围绕同一个特殊、敏感话题的讨论,其结果都会随着时代背景的改变而改变。于是,“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似乎缺乏一个稳定的又有具体内容的认同对象,处于一种空洞的状态。”

  当然,随着时势的变化而不断赋予事件以意义而调整认同,也可以视为民族主义自身的特质之一。用发展的眼光看,正应了那句耳熟能详的名言——“我们能看到的历史,本质上都是当代史”。

  • 最新评论
  • lary

    五胡比不上一个罗萨,乱我中华一百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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