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犯父母 教我的4件事
这是一封政治犯父母的女儿，写给父母长长的思念情书。
里面写的是家族的个人历史，牵丝挂缕的则是一个大时代的真实故事。
1976年11月27日，爸爸被台湾警备总部军事法庭以“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判刑15年。
1977年2月2日，妈妈第一次带姊姊和我到台北军法处看守所看爸爸。记忆中那天天阴阴的没有阳光，在等待会见的空档，我们在看守所外简陋的小花园散步，当我正试著一脚一步踏在花园草坪的舖石上时，妈妈说：“我以前也坐过十年牢”。那年我九岁，记得当下有如电影配乐出现“喀噔”一声，我突然觉得心中如仙女一样的妈妈，瞬间坠落凡尘。
我的爸爸陈明忠和妈妈冯守娥的缘分，源起于1950年10月2日。那日清晨在台北市青岛东路军法处二区20号牢房，来自宜兰的23岁青年冯锦煇被点名赴刑场，他将遗书交给同案后，与同房其他难友一一握手道别；当爸爸意识到自己握住的是一双温热的手时，他非常震撼。 因为就在不久前，爸爸关在台南宪兵队，某天半夜被叫醒五花大绑，爸爸以为要被带出去枪毙，突然发现高度紧张时，头顶天灵盖下的脉搏会剧烈跳动。有这样的对比，当爸爸知道冯锦煇只比自己大一岁，他陷入深思。
爸妈在绿岛 第一次相遇
爸爸开始关注难友们如何面对生死，看到虽有人无奈、恐惧、焦虑，但也有像基隆中学校长锺浩东宁坚持理念赴死也拒绝“感训”求生。当他询问难友张伯哲为何能每日平静等待唱名，张伯哲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如何确定自己的“道（理想）”，并尽其一生为其努力，成为爸爸馀生追求的境界。
两年后在绿岛新生训导处，一位难友指著女生分队告诉爸爸：“那个人就是冯锦煇的妹妹”，这就是爸爸妈妈的第一次相遇；严格说来，是爸爸片面记住妈妈的开始。
1929年，爸爸出生于日据下台湾高雄州冈山郡一个地主家庭，爸爸的父亲经营牧埸与榻榻米工厂，供应对象都是日本人，加上小学老师教导“台湾人也是日本人”，因此爸爸小时候的志愿是长大要当“骑白马的日军上将”。
1930年，妈妈出生在台湾宜兰冬山一个思想开明的家庭，和爸爸家被“皇民化”不同，妈妈和大她两岁的哥哥冯锦煇都由父亲启蒙，从小以罗马拼音、用闽南语读《孟子》。中日战争末期，哥哥被徵调去当日本兵，妈妈的爸爸叮嘱，碰到要打中国人时，一定要逃走，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
他将军梦醒 她大量阅读
爸爸的“日军上将梦”在他考上高雄中学后破灭，当时雄中的台湾学生只占五分之一，日本学生动辄轻蔑辱骂台湾学生“清国奴”，一次爸爸打赢架后被日本学生围殴报复，还撂话：“清国奴可以和我们内地人打架，但不准打赢”，爸爸开始质疑从小被灌输的教育。
爸爸15岁时读到日本岩波书局出版、周佛海著的“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发现“原来台湾人不是日本人”；一次放学回家看到佃农对他这个地主小孩也要恭顺巴结，就像那些谄媚讨好日本人的台湾人。爸爸惊觉，政治上他被日本人欺压，但经济上之于佃农，他才是那个压迫者，认知社会的阶级导致人生而不平等，爸爸素朴的社会主义理念就这样自然诞生。
1945年8月15日本投降，妈妈和他的哥哥快速学会中文，大量阅读文学、哲学作品与世界名著，发现来接收的国民党政府让人失望后，与思想进步的老师及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课馀讨论的，都是如何振兴中国、如何寻找新出路，以及如何才能成为有尊严的中国人。
分坐10年牢 出狱后结婚
爸爸因为成绩优异，16岁考上台中农学院。因不满国民党接收官员贪腐，台湾“二二八事件”爆发；爸爸加入“二七部队”改名的“台湾民主联军”，担任突击队长，并在攻打日月潭时中了一枪，事件结束后遭政府悬赏通缉；之后虽因农学院院长作保回校完成学业，但1950年9月，爸爸仍被从任教的冈山农校带走。
同年5月14日，妈妈和哥哥冯锦煇被押上吉普车，送到台北保密局“南所”，四个月期间家人完全打听不到下落，直至冯锦煇被枪毙，家人才知道到哪里收尸。
于是爸爸和妈妈分别自21岁、20岁起，在牢中度过了10年岁月。1960年，妈妈和爸爸先后出狱，1965年1月1日结婚，组成了日后警总指称的“叛乱家庭”，姊姊和我分别命名“志民”、“志平”，意涵“志在民主、志在人民”，“志在平等、志在和平”。 当经济逐渐上轨道，爸爸妈妈重拾共同理想，把薪水投入买（禁）书、印书分享、支持党外人士选举、办党外杂志等。
他二度被捕 她30信陈情
1976年7月4日清晨，爸爸再度被捕，并以“二条一项”唯一死刑起诉，最后幸赖海外各方全力救援改判15年，但爸爸颈椎、脊椎、心脏、胃、膝盖都因刑求受伤留下终身后遗症。1985年爸爸健康恶化，妈妈两年内向国防部等单位递交29封陈情书，直到第30封陈情书交到时任总统府一局局长马英九手上，爸爸始于1987年3月9日获准保外就医，并于1988年因蒋经国去世减刑。
至此，爸爸已坐了21年政治牢。 但爸妈的热情并未被磨灭。爸爸出狱时仍受严密监视，爸妈和狱友“老同学”们趁著婚丧喜庆场合串联成立了“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并先后参与推动成立“工党”、“劳动党”。
2005年2月28日，爸爸应邀至国民党演讲，以自己、妈妈及妻舅的经历呼吁终结国共内战，连战于是拍板访问大陆展开“破冰之旅”。
2001年一位日本朋友问爸爸，为何琉球、韩国、大陆、南洋都有人到日本抗议靖国神社，唯独台湾没有？爸爸进一步了解，发现曾有原住民到靖国神社要求归还祖先灵魂。爸爸和妈妈因此协助部落工作队及立委高金素梅推动“还我祖灵”运动，并与日本左派合作，终使大坂高等法院于2005年9月，作成“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违宪”的判决。
和爸妈相处数十年，很多事都习以为常，随著岁月沉淀蓦然回首，突然发现有些父母教我的事，就像他们的一生，有些不平常。
一、只记住好人
最早有这样的感触，在我40多岁时某一天，听到因邮电案坐牢的许金玉阿姨对妈妈说：“你记不记得那个牢里最爱打小报告的…”，当下我才意识到，尽管所有黑狱电影小说中，都有狱友勾心斗角卖友求生情节，我竟从未听闻爸妈说一句牢里难友的黑暗。
那么爸妈说什么呢？爸爸的狱友回忆总是谁谁谁视死如归让他很敬佩；妈妈的回忆则是她为什么和哪个阿姨成为一生好友，因为在牢里她们如何如何帮了她。
回想起来，如果我能一直对生活抱有希望，为遇到纯淨的人格感到美好，要感谢爸爸妈妈为我们保留了心灵淨土。
二、精神不倒，身体不倒
爸爸第二次被捕挺过的刑求之激烈和恐怖，让很多人印象深刻。但爸爸说，被绑在冰块上不准睡觉、被拔指甲、被电撃灌汽油时，他非常痛苦，也曾动摇。
然而在一个刑求空档，他作了一个梦顿悟“向死而生”，终能捱过之后一项比一项激烈的刑求，进而体会人只要坚定思想，“精神不崩溃，身体就不倒”。
爸爸坐牢后，妈妈以47岁年纪重回职场非常艰辛，一开始当翻译时常工作到半夜，回家时精神不济，一次跌得满头是血，一次摔伤脚趾，两度去台大医院急诊；之后教日文，一天下课遇暴雨，掉进被水淹没、没有人孔盖的下水沟，自己狼狈爬出来。妈妈如此辛苦，难过时总唱歌给自己打气，却从未鬆懈照顾爸爸、照顾我们。
长大后每当我有病痛，就会想到爸爸捱过的刑求和终身承受的后遗症之苦；当我觉得身心疲惫，脑中就会浮现妈妈从医院急诊回来的样子，然后告诉自己不论碰到什么事“都没什么了不起”。
三、追求自己的“道”
从小妈妈告诉我们她不信命也不算命，因为“命好就可以不努力吗？命不好难道不是更该努力？”。妈妈也没有宗教信仰，但她说自己信“良心教”：凡事要对得起良心，做事对得起良心就好。用算命的角度，爸妈既无高“权”也未享“禄”，即便有若干名声“科”，也是坎坷际遇换来，但爸妈的精神富足与内心坦荡，远胜过我记者生涯见过的许多高官权贵。
爸爸在第二次坐牢时，除了身体因刑求残破不堪，在狱中读到大陆文革伤痕文学，让他非常伤心。后来爸爸不断思索、读书，出狱后1988年底获准出境，回台时带回39公斤书籍，之后把他漫长思考的结果，写了一本书“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爸爸说，他不断思考，终于了解革命的过程不可能很顺利、不可能马上成功；且人类追求理想的过程是漫长的，不一定有机会在活著的时候，就看到自己追求的目标已经达到。换言之，每一个人在活著的时候，尽自己的心力去做就好。总结自己一生，爸爸说，乱世的人本不如太平时代的狗，他虽生错了时代，但没有做错事，“就这一点来讲，我没有遗憾”。
四、做让人尊敬的父母
2019年爸爸的追思会上我告诉爸爸，有这样特别的父母，让我觉得自己上辈子拯救了地球；2022年妈妈临走前我们对她说，我们多么以他们为傲。我真心觉得，做个让人尊敬的父母，是给子女最好的礼物，这是父母教我的第四件事。
我总想，如果诗人的特徵是情感丰富，如果浪漫的要义是奋不顾身；那么每个把理想放在生命之前的政治犯，都在以青春写诗，而我的父母，则携手一生做了最浪漫的事。
（作者陈志平是政治犯陈明忠、冯守娥的女儿，曾任记者，现为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