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是如何“当选”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的？
当年的习近平在被公布出来的一百五十一名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最后的幕后原因居然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以及胡锦涛等人“挽救”的结果。临时决定把中央候补委员选举的差额比例缩小，才令习近平和比他得票数高两票的邓小平长子邓朴方一同“当选“。
一九九七年的中共十五大开过之后，因为在刚刚公布出来的按照得票数排名的“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倒数第一，习近平感觉倍受侮辱，在与时任福建省省长贺国强相约一起去看望刚刚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老首长”，前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期间，习近平透露出在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最后的内心委屈，认为自己是受了邓小平儿子邓朴方的“政治牵连”。贾庆林和贺国强都鼓励他，要继续用自己坚持在基层工作的成绩证明自己不是靠“家庭背景”，而是全凭个人努力……。
次年，也就是一九九五年的十二月六日，到深圳视察的江泽民专程前往探视了退位后一直在深圳和珠海两地休养的习仲勋，习近平被要求从福州飞往深圳陪同父亲接受总书记探望。
这次陪同父亲面见总书记的六个月后，中组部通知福建省委，决定调时任福建省委常委兼省委宣传部长赵学敏接替习近平的福州市委书记职务，任命习近平为福建省委副书记（专职）。自此，时年四十二岁习近平已经被内定为正省部级干部重点培养对象，并因此而被安排进入了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的“中央建议名单”。
一般来说，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对地方各省的分配名额都是中央委员两名，具体人选当然是在任省委书记和省长。中央候补委员一至两人，具体人选首先是省委专职副书记，其次是从年龄角度有培养前途的在任副省级干部。而当时出现在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中央建议名单”里，福建一个省就占了三名，除了习近平，还有已经在十四大上担任了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的时任厦门市委书记石兆彬，以及美岭企业（美岭集团）董事长，村支书苏新添。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二至十八日召开的中共十五大的一个重大政治背景就是邓小平刚刚在这一年年初的二月十九日去世。我们在本专栏过去的相关文章里曾经介绍过当年邓小平尸骨未寒，列席中共十五大的部分前中顾委委员、常委便联名给江泽民和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写信,要求对邓家众子女经营的各类公司进行清查。而且还特别要求中纪委要把邓质方与周北方的经济关系真正调查清楚,在党内公布。这份元老上书的内容在北京政界流传开以后,有人认为都是江泽民坚持要把邓朴方安排进中委才引出的乱子。
据当时效命中共中央组织系统的内部人士分析，当时的中共党代会代表们之所以用选票表达对邓朴方的不满，原因之一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时学生游行队伍中喊出来的所谓＂邓小平的儿子倒彩电＂一事记忆犹新。所谓邓小平的儿子倒彩电，源起于邓小平的残疾人儿子邓朴方当年成立的康华公司打着为全中国残疾人某福利的旗号，依仗邓小平的背景，令中央各机关，政府各部门，甚至全国各地，全军上下纷纷为康华公司的种种经济行为大开绿灯，所谓倒彩电只不过是康华当时赚钱方式的一个小插曲而已，其在短时间内迅速衍生出的大大小小的，形形色色的，分门别类的子公司，孙公司到底打着为残疾人谋福利的旗号进行了多少非法交易，赚取了多少根本没有被用于真正的残疾人事业的昧心钱，至今也没有人有办法说得清楚，算得清楚，当时的局内人已经开始用“康华共和国”来形容挂靠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名下的康华公司了。虽然后来因为邓小平亲自发话关闭了康华公司，试图给外界以大义灭亲的感觉，但邓朴方因此而背上的中国“官倒”之首和“中国官倒创史人”的恶名，今生今世恐怕也难以从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抹去。因此而令中共体制内人士而敢怒不敢言的就是康华公司虽然不存在了，但就如同康华事件无疑是当年整个中国经贸领域中最荒唐的事件一样，在政治领域里最荒唐的事件之一无疑就是邓朴方领导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明确为正部级单位。残疾人事业当然重要，但残疾人部门应该是中国民政部或者卫生部下属机构在任何人看起来都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就因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发起人的一把手是邓小平的儿子，该机构就可以被明确为正部级机构，那幺依此类推，邓小平的长女喜欢书画，中共政权是否就应该设立一个正部级的书画管理机构，陈云的妻子是“中国营养学机构的创始人”，那幺中国营养学管理和研究机构是否也应该是一个正部级单位？
当时的江泽民显然是想用提升邓朴方的政治待遇来证明他江泽民对邓小平家族并非无情无义，因为十五大召开之前，在邓小平还没有去世之前，江泽民即已经把邓朴方的弟弟，在以权易钱方面起步较哥哥晚，但却远比哥哥大胆的邓质方双规数日，同时将邓质方的商场搭档，与邓质方一笔难写两个方的周北方打入死牢，用判处死缓的方式恐吓邓质方及其全家。处置完邓质方后，当时的江泽民还下令解除了邓小平三女婿贺平的总参谋部装备部部长职务，免去了邓小平长女婿吴建常的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总裁的职务．而当时的江泽民之所以如此敢为，也是因为邓家子女实在是猖狂得不象话了，邓质方公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空手套白狼，成立数日敛资无数，在香港上市是由香港首富李嘉诚亲自陪同高调出席记者酒会；邓三女婿掌握了全中国的武器装备的更新和进出口交易；邓大女婿吴建常掌控了全中国的黄金白银及其他所有贵金属的生产，开发和进出口。与此同时，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虽然表面上没有被委以高职，但当时却随时以邓小平代言人身份对外发话，动不动就回答一次外国记者关于邓小平信任江泽民之类的问题，令江泽民恨得几次摔碎了手里的茶杯。所以，江泽民当时在邓小平还没有去世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对邓家子女逐一下狠手，也是被逼无奈。
而在逐个整治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表现令他江泽民忍无忍的邓家众子女的同时，江泽民也要对邓家子女进行政治分化，特别是对共产党政权还多少有几份感情的邓朴方是江泽民当时的重点拉拢对象，具体方式就是要在中共十五上安排邓朴方当选中央委员。但江泽民没有想到的是，十五召开时，邓小平已经去世，所有十五大的与会党代表，对邓小平的感情都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大都认同邓小平倡导和主导中共改革开放政策的丰功，一方面痛恨邓小平纵容子女向共产党政权及其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进行疯狂的政治和经济索取。所以，当他们各自在代表团讨论会上含着眼泪怀念邓小平的同时，却又在江泽民为首的十四届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建议名单上纷纷给邓朴方的名字打上红叉，这一点是江泽民事先所完全没有想到的。
当时，在大会提供给党代表的所谓建议名单上，都会对所有建议人选进行详细的介绍．而对邓朴方的介绍材料中，当然不会提他当年主办康华公司，开创中共实行改革开放过程中官倒之先河的不光彩经历，但却对邓朴方主持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是正部级单位特别强调，自然引起了党代表们的强烈反感。
十五大上交给各代表团的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中央建议名单一共是二百人，说明是要从中差额掉得票最少的七人，然后把剩下的一百九十三人名单交给大会进行正式选举（等额）落选的七人包括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兼党组副书记汝信，时任新华通讯社澳门分社社长王启人，时任大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王启民，时任国家体委主任袁伟民，时任中国银行行长兼党委书记王雪冰，时任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刘延东，以及邓朴方。
他们当中的汝信因为年龄偏大，所以没有被放进中央候补委员预选人名单，而进入候补委员预选名单的邓朴方、袁伟民、王雪冰、刘延东在中央候补委员的差额选举过程中，依然得数甚低。
从一九九二年的中共十四大至二零零二年的中共十六大，中共党内一直流传着“中央候补委员差额到谁”的说法，意思是虽然中央候补委员也是差额选举，但具体差额下去几个，则是在各代表团预选结果的选票统计出来之后，再临时由“大会主席团”讨论决定“差额到谁”。
而十五大中央候补委员预选计票的结果，习近平得票在整个中央候补委员建议候选人名单倒数第四，邓朴方得票倒数第五。邓朴方实际得票只比习近平高两票。接下来，以江泽民为首，胡锦涛具体主持日常运作的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其实也就是当时仍然在主持工作的上届党的中央政治局的全体人马紧急协商，有人提出为了照顾小平同志的家属，应该差额到邓朴方以下为止，意思是把包括在邓朴方在内的都留下，差额掉四个就行了。但江泽民和胡锦涛都认为也应该“挽救”当时已经担任了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
于是，参加会议的全体主席团常务委员眼见江泽民和胡锦涛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相同，自然都会随声附和，立刻举手通过了十五大主席团常务委会关于本届中央候补委员选举差额人数的决定，在一百五十四名候选人名单基础上差额掉得票比习近平还少的三个倒霉蛋。然后就把这份习近平名列最后的候选人名单交由大会进行正式选举，而这个正式选举其实是等额选举，因为只是说明得票过半数即可当选，而这份候选人名单中在代表团预选过程的得票最低者也都是过了半数的，在正式选举过程中得票不过半数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而中央候补委员在预选过程中每个人的得票数，与正式选举中的得票数基本一致，这就是习近平一九九七年九月在中共十五大上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中名列最后一名的内幕经过。
在当时公开的一百五十一名当选的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之前，特别说明了按得票多少为序，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笔画为序，自然就令名单上的最后一名习近平显得十分刺眼，委屈甚至愤愤不平是可以想像的。至于是否是因为受到邓朴方的政治牵连，笔者的看法是不排除，但也不尽然。
中共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实行差额选举是从一九八七年举行的中共十三大开始的，当时产生的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最后的是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黄菊，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最后的是萧秧，十五届是习近平，十六届是江泽民保镖出身的时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由喜贵，十七届是江泽民大秘出身的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贾廷安，十八届是李鹏儿子李小鹏。都是被党代表们不待见的人物。
再具体看看十五大的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从得票数倒数第六至倒数第一，依序为王岐山 由喜贵 刘延东、袁伟民、邓朴方 习近平。 “太子党”占了六分之四，由此可以看出十五大中的党代表们至少有一部分对以邓朴方为代表，包括习近平在内的“红色家庭”背景者持有逆反情绪是肯定的。
这其中的袁伟民需要特别介绍两句。此人本已经是十三和十四届中央委员，十五大上连任中央委员原本应该是“顺理成章”。而在十五大中央委员预选中未能过关的原因，居然是因为此前的中国女排刚刚输了球。不过，在十五大屈居中央候补委员的五年之后，他还是在十六大上再次成为中央委员。
十五大上中央候补委员预选名单中，福建一省就进去了三个，与得票数最少的习近平形成显然对比的是，时任厦门市委书记石兆彬的得票数排在前五，而苏新添虽然因为被党代表们联想起当年的陈永贵大叔而失去一部分选票，但其得票数也还是比习近平高出不少。那么这比较之后，是否能够证明当时出席十五大的福建代表团中，也有不少人是把习近平的名字划了叉叉？
不过呢，在“当选”的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中是得票数最少的一个并没有影响当时的江泽民以及他的“大内总管”曾庆红对习近平的进一步培养。详细的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