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谎者为何只允许自己说谎
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从未说谎的人？肯定没有。
在个人生活中，谎言无处不在，有时为了骗人，有时为了掩饰，有时源于善意。而在公共领域，谎言不但多，而且往往后果严重。它会将民众引向相反方向，甚至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生态。谎言还会影响人的一生，有多少人因为年少时的洗脑而被蒙蔽了一辈子？
在现实中，有太多因素会影响人们在表达上的诚信，比如自私、权力甚至爱。这使得说谎在很多时候都是一种道德抉择。冷战时期的东德人，经常会监视和举报自己的同事甚至亲人，当中自然少不了各种谎言。他们确实面临着艰难的道德抉择：是保住自己，还是坚持良知？如果坚持良知，自己能不能承担严重后果甚至付出生命代价？
这句话看起来有些犬儒，但却写满了一代代新闻人的无奈。每当有些真话不能说，有些新闻不能写，就会有人搬出这句话来。
我的朋友们对这句话向有争议。赞同这句话的人，觉得沉默也是一种努力和不妥协；不赞同这句话的人，会觉得好人的沉默就是对恶的纵容，再者说，沉默者也会退无可退，“沉默都有罪”的时代并不遥远。
我倒是觉得，“绝不说假话”在新闻领域勉强算是一条底线，要是每个人都能恪守这条底线，这个世界肯定可爱多了。在这个基础上，说真话的人当然是多多益善。
哲学家希赛拉·博克曾在1991年获得和平修道院良知勇气奖，她出身于一个诺贝尔奖家庭，父亲贡纳尔·米达尔是瑞典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家，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母亲阿尔瓦·米达尔是瑞典社会学家和政治家，198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她在《说谎：公共与私人生活中的道德选择》中试图从哲学角度解释说谎问题，她考察了公共生活（政府、医药、法律、学术、新闻领域）中的欺骗，也考察私人生活（家庭和朋友圈）中的说谎行为。
希赛拉·博克提出了最现实的问题：说真话的困境比比皆是。比如说，为了推迟真相可能带来的恐惧与焦虑，医生是否该对濒死的病人撒谎？为了让学生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得到更好的机会，教师是否该夸大学生的优点？养父母是否该向孩子隐瞒其被领养的事实？为了研究在诊断及治疗过程中的种族和性别歧视问题，社会学家是否可以让调查人员假装成病患？为了避免急需的福利法案遭否决，政府律师是否该对议会做出不实陈述？为了获取信息、披露腐败事件，记者能否对知情者撒谎？
面对这些选项，我们会有不同的认知。但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无论是说谎、闪烁其词、保持沉默、还是道明真相，往往都要做出艰难的抉择。说艰难，是因为所谓欺骗，其实有很多种形式，程度可以不同，目的和结果也大相径庭。此外，我们也知道，在家庭、社会和工作中，无论说与不说，在真相和谎言的背后，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各种问题，这使得选择愈发困难。说谎与否，界限难分，一以贯之的原则更不可求。
这一点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便已被人们所意识到，亚里士多德就认为，谎言是卑鄙的、罪恶的，并且除特殊情况外，说真话比撒谎更可取。但这一原则未必优先于其他原则，甚至也不是最常用的原则之一，只是对谎言设下一项限制：在任何可以选择的情况下，人们必须首先寻求真实。
在生活中，白色谎言（无害的谎言、善意的谎言）的存在，本身就已经证明人类试图消灭谎言会是一种徒劳行为。
谎言的多寡与社会状态有关。一个社会越强调竞争和物质，越让个体感受到生存压力，谎言就会越多，因为人们必须通过骗局去维护或获取利益。
如果谎言和专业领域甚至权力“勾搭”在一起，破坏性会更强。希赛拉·博克就写道：
“在法律界、新闻界、政界和社会学领域，但凡规则制定者能找到理由，欺骗就变得冠冕堂皇。政府官员和参选人若是认为民众无法理解事实真相，且自己能从谎言中全身而退，多半会行欺骗之举。社会学家以学术价值为由纵容带有欺骗性质的实验。律师在法庭上玩弄真相以维护客户的利益。销售界、广告界和各种宣传领域的从业人员会为了达成目标而误导公众和竞争对手。为了替昔日的患者保密或令其免服兵役，精神科医生不惜歪曲事实。记者、警察和所谓的情报探员则常常为了获取信息毫不犹豫地撒谎。”
谎言如此泛滥，对谎言的约束却非常有限。尤其是在专业领域，很多人都说专家不靠谱，但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么多专家不靠谱却继续招摇过市？因为在许多专业领域往往没有真正有约束力的法律和道德规范，甚至连对欺骗的界定标准都没有。比如经济学家这个行当，说假话的太多了，你能把他们怎样呢？
更加无力的当然是权力的欺骗。很多人对暴力有相对清晰的认知，但对欺骗却没有。希赛拉·博克就写道：
“欺骗与暴力是蓄意攻击的两种形式。这两种形式都可以迫使人们违背自身的意愿行事。大部分由暴力形式给受害者造成的伤害也可由欺骗实现。但欺骗对人的操纵更微妙，既可通过行动也可通过信念达成。即便是战无不胜的奥赛罗也因谎言毁了自己和苔丝狄蒙娜。”
很多没有逻辑又喜欢极端倾向的人，面对公众对真相的追寻时，总是会来一句“没有绝对的真相”——就像他们歪曲“自由”一样。但实际上，人们纵然在遵守其他道德原则方面有诸多不足，却始终将某种程度的真实性视为人类社会的要素。正如塞缪尔·约翰所言，即便魔鬼也不会对彼此撒谎，因为若没有真相，地狱社会也无法存续。
最糟糕的局面也许是这样的：说谎者只允许自己说谎，却要求别人必须诚实，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局面确保自己的利益。为了维持这个局面，说谎者不惜动用权力维系。
也正因为如此，欺骗与暴力本质上极度相似。它们不仅意味着非正义的胁迫，也可以作为邪恶生存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