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我们将死于梦醒
黎明时分我走出隔离酒店，月亮还高挂着，天空慢慢泛出蓝色的光，希望在夜和昼之间仿佛重新诞生。一股莫名的感激涌上心头，父亲还健在，我很快可以见到他。
一进家门，我留心到餐桌上堆满了打开的相册，走近看，大多是父母在各地海滨、河边、湖畔或者游泳池拍的。他们曾每天早上一起游泳，几十年如一日。二零二零年年底我离开上海前陪他们去了泳池，那天母亲下水没一会儿就累了，说想先上去。父亲哄着她多游一个来回，我还表扬了她，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她已经病魔缠身。一个月后，母亲被两个救生员从池里拽上了岸，那是她最后一次游泳……
我望向父母的卧室，门关着。母亲离开九个月了，我仍然恍惚，好像她随时会从里面走出来。
母亲被确诊为淋巴癌之前，父亲已经知道凶多吉少了。那时快过年了，我以为他是想过了年再带她去检查。我朋友雪莱去看他们后，给我发信说，你爸爸不舍得送你妈妈去医院，他说他看得多了，这样送进去就出不来了。
父亲还是在年前把母亲送进了医院，我赶回上海时，他自己也因心脏病复发住进了同层的另一间病房。哥哥比我早五天到沪，他隔离完到医院才知道那里有了新的规定，从国外回来的人要二十八天后才能进病房探访亲人。他提议让母亲坐上轮椅推到院子里见一面，但是母亲那天坐不起来。第二天哥哥求了一个熟人，带他坐货梯上楼溜进了病房。
视频里母亲在呻吟、叫喊，她是个有忍耐精神的人，现在的疼痛一定是超过了她的极限。父亲只能沉默、无奈地坐在一旁，爱莫能助，束手无策。
我们有一个在澳大利亚的朋友，她是我表妹的大学同学，曾在平江路的家里住过一阵，我们都叫她小于。小于出国前是医院麻醉科的医生，她建议母亲用一个叫Propofol（异丙酚）的麻醉药，让她减轻痛苦，得以睡眠，第二天可以有力气进食和承担进一步的治疗。但是母亲的医生说，医院从来没有这样用过麻醉药，无法承担这个风险（当年迈克尔·杰克逊就是打了过量的Propofol后死掉的）。
我给父亲打电话，能听到母亲在一旁发出痛苦的声音，我怕他耳背听不清，大声问，你能不能请医生给妈妈打麻醉药？他也大声回，不行的，你们是要她安乐死吗？说着就把电话挂了。我叫哥哥去医院，无论如何也要说服父亲。他说，我现在进不去啊。我说，要是我，就宁愿压一个枕头在妈妈头上，我宁愿她死。说着我就忍不住哭了，这些天憋在肚子里的眼泪全涌了出来。哥哥听我一哭，也哭了起来。我们两个人就那么无助无望地在电话两头哭。
第二天我又给父亲打电话，他说，你跟妈妈说说话吧。我叫了声妈妈她就哭了，轻轻喊妹妹啊，妹妹啊，说不出别的来。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妈妈你受苦了，我马上就来看你了。过一会儿，父亲接过电话，用沙哑的声音说，妈妈累了，明天再说吧。我突然心痛、内疚，他每天陪在母亲身边，看到她受折磨也一定是心力交悴，我们凭什么在远处责怪他。
我第一次跟哥哥去医院看望母亲，父亲的助理让我们在电梯对面一间空的缓冲病房，等待父母从他们各自的病房过来跟我们聚会。
母亲被护工在轮椅上推过来，她低垂着头，紧闭着眼睛，瘦得形同骷髅。我胸口抽紧——有些事我们永远无法有足够的准备。她用尽全身力气紧紧抓住轮椅的手把，好像在悬崖峭壁，松开了就会一落千丈。我蹲下轻轻唤妈妈妈妈，她睁开眼看见我，就委屈地叫，妹妹啊，妹妹啊。我抱住她的头，她努力睁眼，好像有千言万语却没有力气说。我问她，妈妈要喝口水吗？她说要。我请护工端来温水和吸管，但是她吸了两口就吸不动了。我和哥哥一边一个，抚摸她紧抓着轮椅的手，她慢慢地放松了一些。
在从医院回家的车上，我怅然地望着窗外，梧桐树嫩绿的新叶在阳光里像宝石那样闪烁，一株红色的冬梅、一棵白色的白玉兰偶尔划过。路人们提着袋子进出商店，握着手机、香烟坐在树荫下，外卖小哥们在人群缝隙中穿梭……那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我脑子里出现了一首歌：为什么太阳依然照耀，为什么海浪拍打岩岸，难道它们不知道这是世界的末日？
父亲趿着拖鞋的脚步声让我回头，他的脚步踉跄，眼神疲乏，比半年前我离开的时候更老了。我叫爸爸，他应了一声就没有其他话说了。我指着一张相片问，你们在哪里拍的？他认真看着我的嘴形，然后说，这是丹麦海边的美人鱼铜像。这之前我并不知道父母一起去过丹麦。
其实我更想说的是：我一直都在牵挂你，你还好吗？一个人过习惯些了吗？我经常梦见妈妈，你梦见过她吗？你怎么挨过孤独的日子？但这不是我们之间可能发生的对话。父女一辈子，我们从未用语言交流过感情。除了母亲，父亲不对任何人打开心扉。我只见过他一瞬间易受伤害的样子，那是在母亲化疗了一个月以后。
那天母亲躺在硬邦邦的CT桌上向我和哥哥大声叫喊，我吃不消了，我真的吃不消了，你们快来救救我！医生随手拿了一件保护背心让我穿上，却没有找到第二件可以给哥哥。我们就这样犯规进了CT间，一面一个拉住母亲的手，在她耳边轻轻重复，马上就好了，马上就好了。父亲跟医生在隔壁的房间研究母亲的CT结果。父亲看过无数例类似的病人，这回轮到了他的爱人。从CT上看，母亲的肿瘤没有太大的改观。
回病房后，我把CT结果告诉了二姨和小姨。小姨发信说：“根据你妈的情况，舒服地走比活着受煎熬好。你爸硬拉着她，太自私了，劝劝他吧。”她建议我直接问母亲是否想走，我却无论如何也不敢问。母亲睡着后我回信给小姨，“她没有跟我说不想活。如果妈妈给我明确指示她想走的话，我会义不容辞地去完成。她虽然呻吟叫喊，但是没有说她想走。”小姨说，“据说人到了那一步都有求生欲，那就要说服她进食。”
二姨也发信给我，“我姐这么痛苦太可怜了。”我回，“父亲就是无法让她走，要不惜代价让她活下来。他说，叫你们回来就是来跟她道个别。意思是别的不要管。”二姨说，“他说道个别也就是你母亲没救了，那让她安静一些把她想干的事干完，不要再活受罪，你爸也回家，合家团圆地走到终点是对她唯一的爱护。强拉着她受非凡的苦，那是残害她，不人道啊。”
有些话太难启齿，我怕自己说不清楚，就给父亲写了一封信：“通过这段时间对妈妈的观察，她只要是醒着的时候都是非常难受的。有时稍微好些，有时很难挨。今天我和哥哥在她身边一个半小时，她坐了一会儿想躺下，躺了一会儿说还是坐起来吧，坐起来后还是不解决问题，找不到一个舒服的姿势。为了抵抗身体上承受的折磨，妈妈躺着的时候双手总是紧攥着床边的栏杆。我跟她说如果是痛，医生可以给镇痛的药。她说没有用的，我不是痛，是难过。妈妈的感觉和表达都是清晰的。护工和保姆当着她的面议论，说她整天吵，横不得竖不得，说她大便在身上……好像她是个无理取闹的小孩，是个白痴。妈妈自尊心很重，很骄傲，忍无可忍了才这样的。在她这个岁数，在目前皮包骨头、生命力日益下降的情况下，这样的煎熬是否值得？为她换来的是什么？更长久的煎熬吗？”
我郑重其事地把信交给父亲，他读完后什么也没有说，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还给我。我不罢休，鼓起勇气跟他说，妈妈太苦了，不要治疗了。父亲不看我，也不做声。我说，我们接她回家吧，能不能找到足够的吗啡？我们陪着她，给她打针让她走。父亲还是不看我，停顿了片刻后他说，哪里去找那么大的剂量？今天我去陪她，让她多吃点，她说想跟我一道回家……说到这里父亲哽咽了，眼睛红了，泪水在眼眶里涌动，但是他没有让它流下来。他说，你们回家吧。那一刻，父亲犀牛般的盔甲破裂了，暴露了他跳动的心脏。
我每天上午去病房陪着母亲煎熬，夜里神志恍惚地幻想如何去解救她。一天吃早饭的时候我跟哥哥说，我还有二十八片安眠药，今天带去医院，看看有什么机会喂给妈妈。哥哥说，那怎么可以？你又不知道吃了安眠药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说不定她更难受，再说被人发现了你要坐牢的。
母亲的病床靠窗，朝南，病友的床靠门，拉上了白帘子。温暖的阳光从窗口照进来，把我的影子投在墙上。我凑到母亲耳边问，妈妈，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事吗？妈妈，你有任何愿望我都会拼命为你实现的。她说，你跟我一起祷告，要记得祷告。
记得大概在七八年前，母亲坐在卧房的小书桌前发呆，一本打开的书上画满了线，她的健忘症已经发展到无法享受阅读了。我走过去摸摸她的肩膀，她转头说，活着很没劲，没什么可开心的事。不记得我说了什么，也许什么都没说出来。她接着轻描淡写地说，我不会自杀，因为我不能这样对待你爸爸。
还有一次，我在屋里找不到她，觉得奇怪，因为母亲除了跟父亲去游泳一般不会出门的。一股风吹到我的脸上，窗帘飘起来，我这才发现阳台的门敞开着，她靠在阳台的栏杆上，稀疏的头发被风吹得很乱。我走过去叫她，她的眼神从很远的地方收回来。几十年前刚搬进这个公寓的时候，她说喜欢这个阳台，但是让我们千万不要用力靠在栏杆上，万一是豆腐渣工程，掉下去就没命了。我直觉到母亲在思量生死，轻轻把她拉回屋里，说，我想听你弹钢琴。
母亲自始至终没有提出要提前结束这场磨难，那是求生的本能吗？还是爱？
父亲打开钱包，问，你需要人民币吗？我看到里面多了一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片，那是他按照钱包的尺寸印出来的。这是他自己在家里打印的吗？还是去外面专业的地方印出来的？我也有一张同样的，那张是父亲自己放大后染了色的。照片里母亲大概二十出头，我从没见过另一个女人有如此天然和宁静的美丽，有如此深邃和神秘的眼神。母亲走后我配了镜框，放在了换衣间的橱柜上，每天可以看到。
有时在完全莫名的情形下——或许半夜三更惊醒过来，或许大白天在微波炉前热午饭，或许傍晚在淋浴时哼歌——我眼前会出现母亲骨瘦如柴的身体，被静脉针扎得一片片青紫。我想，父亲选了这张照片不是为了记住，而是为了忘掉——他想用母亲最美好的样子去冲淡她被病魔摧残的记忆。
化疗期间母亲经常拔掉点滴管，胳膊手背上的静脉血管全都无法再用了，必须把点滴装置埋在皮下，从颈动脉输液。这个小手术平时只需局部麻醉，但是因为母亲在清醒的情况下不会配合手术，所以必须用全麻。父亲担心全麻的风险，跟医生说，我可以在手术室里按住她。但医生说，你一个人不可能按住她的头和双肩，她挣扎时带来的风险会高过全麻。
我不信教，对自己和宗教都抱有同样怀疑的态度。但是母亲病重的那十个月，我每晚在黑暗中祷告，求上帝保佑她。回想起来，那些时刻我并不“虔诚”，有时会在心里大喊：你到底要她怎么样？你为什么这样折磨她？你为什么不阻止我爸爸？
一天，哥哥和我跟往日一样到医院探望父母。母亲突然精神了许多，她吃了半个我们带去的苹果，还跟着哥哥手机里的音乐唱了《田纳西华尔兹》。父亲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他坚持治疗的信念和承受力终于点亮了希望的火苗——也许母亲的病能得到治愈。从那天开始，她奇迹般地好转起来。
我生日那天，正在重庆拍摄《忠犬八公》，父亲打电话给我，好像完全不记得生日的事。他说，妈妈想跟你讲讲话，我要去楼下办公室给病人会诊。
母亲问，妹妹你在哪里？我说，我在重庆拍戏，你记得重庆吗？你记得在歌乐山的事吗？她说，在歌乐山的时候最开心了。她无法更具体地表述，我便提醒她，记得姚牧师吗？她说，姚牧师最好了，教我唱好多歌。我又问，圣光中学里面有教堂吗？她愣了一会儿后说，我们只要有几个人凑在一起就是教堂了。母亲失忆以后，经常用各种巧妙的方式来掩盖自己头脑的空白。我不知道她的回答是在搪塞我，还是她在头脑里看到了那片雾蒙蒙的竹林，听到了回荡在山谷的祈祷和歌声？我不禁感动，这是一个多美好的回答。
我跟母亲说了再见，还没来得及关机就听到她在那头自言自语。原来她不懂怎么关父亲的手机，不知道还跟我连着线。母亲发出各种困惑的呻吟，好像不知道她接下来将面对什么，该干什么。然后，她开始急促地祷告。待她停下片刻，我轻轻叫了声妈妈。她慌忙地问，妹妹？你在哪里？我说，在重庆拍戏，在跟你通电话，我们一起祷告吧。我按照她曾经教我的祷文说：亲爱的主，感谢你所给予我们的一切，求你饶恕我们的罪过，指引我们的言行，听我们的祈祷。求你赐给我们平安、健康、力量、智慧和勇气，与我们同在，求你保佑妈妈……母亲马上添了一句：亲爱的主，我把妹妹交给你，求你保佑她家庭美满事业成功，求你指引她，做你的好孩子，不做你不喜欢的事。那天我六十岁，却还是个孩子——母亲的，上帝的。那是我所有生日中最难忘的礼物。
从重庆回来后，我每天上午陪母亲在病房里唱歌，父亲也在一旁听着，有时眼光变得遥远。记忆里那些母亲摆脱了苦难的日子，屋里总是充满了阳光。窗户很大，太阳照在她的脸上，她专注的歌声充满了少女的渴望：小鸟在歌唱，野花在开放，阳光下面湖水已入梦乡，虽然春天能使忧愁的心欢畅，破碎的心灵再也见不到春光。我走山路，你走平原，我要比你先到苏格兰。但我和我爱人永不能再相见，在那最美丽的罗梦湖岸上……她走后我才知道那是一首苏格兰民谣，叫《罗梦湖》。
有一天，母亲在唱《在那遥远的地方》，唱到“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的时候，她突然说，这句倒是蛮性感的。我惊讶不已，如果没有音乐伴随着这词，她绝对没有能力产生这样的联想。我再一次被音乐的神秘所迷惑，我猜它始于人脑最原始的中枢，是先于语言的东西？音乐通过母亲脑中已经病变的边缘通路穿刺到她已经萎缩了的海马体、杏仁核，刹那间的感官记忆，像一次短路的火花，照亮她黯淡的意识，那个时刻她感受到了喜悦。
母亲总是早上四点就起来去父亲病房找他，搞得他不够睡，很疲劳。我跟她说，你早上千万不要那么早就去找爸爸，他休息不好身体会垮的。她很惭愧地答应，明天让他睡饱，但是到第二天就忘记了，又一大早去找他。有时候，母亲还会当着医生护士的面跟父亲发脾气。他自己也是个脾气很大的人，但这种时候只好把她当小孩哄，从不怪她。我想起《本杰明·巴顿》里布拉德·皮特演的角色，在生命的尾声变成一个婴儿，躺在恋人怀里。
母亲去世那天早上，父亲看到她痉挛的样子，脸色灰白，差点摔倒在地，哥哥请驾驶员送他回家躺到床上。那一晚父亲彻夜未眠，但是第二天早上他还是去了办公室。那之后的两周他都失眠，但是每天坚持上班。最爱的人不在了，七十年共同的记忆、日常生活中的“日常”也都随之消失。但最爱的工作还在，它像地心引力那样将父亲安全地拴在一个熟悉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