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让我们成为中国人？
《圣地三十年手记》是张平教授的散文作品集。最初是《圣地八年手记》，后来是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
结合在以色列长年生活经历和学术研究，《圣地手记》（简称）贡献了了解以色列及犹太人世界的既有理性深度又有文化趣味的不二选择。
什么让我们成为中国人？
有一年，我的一个学生在山东请我去她宿舍里过安息日。她在我们系读了硕士，在山东大学先是进修，后来开始读博士，那时已经在中国呆了三四年。
山大的留学生宿舍一人一间。房间不大，带个卫生间，厨房是每层有一个公用的。那天她从厨房把安息日晚餐搬过来，然后点燃安息日烛火，念诵祷文。晚餐全素，桌上放了两个面包，算是安息日的举祭饼。全素的原因是她要保持犹太洁食的规矩，而在济南能买到的肉未必合规。整个晚餐不能说是完全遵守了犹太教律法，但完全可以说是中规中矩，有板有眼，绝对是一个合格的普通犹太人的安息日。
问题在于，她是一个标准的特拉维夫世俗女孩儿。在特拉维夫时她像大多数特拉维夫人一样，在安息日出行，对于安息日本身的重要性毫无知觉，饮食也完全不顾犹太洁食的约束，过着跟普通西方人没多大区别的随意的世俗生活。为什么在中国呆了两年，反倒守起犹太教律法来了？
安息日的耶路撒冷。摄影：张平。
对这个问题，她的回答是：在中国吃喝玩乐了两年以后，她有一天突然问自己：“过这样的生活，我又怎么能算是犹太人呢？”
面对她的回答，我开始反省自己。我在以色列生活了近三十年。读犹太人的书，吃犹太人的饭，过犹太人的节日，说犹太人的话，然而我从来没有感觉过一丝一毫的身份认同危机。我从来没有怀疑如果我做了某事或者没做某事，我是否就不再是中国人了。比如中国人常常以中国美食为自豪，然而我近年来几乎完全适应清淡的西餐，中餐的重口味反而会让我吃得难受。即便如此，我从无顾虑。吃什么饭跟是不是中国人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犹太人会有普遍的身份认同危机感？而在中国人中则很少见？
身份认同的概念，来自英文的Identity，这其实是一个没法翻译的词。Identity的文化源泉，是西方严格的一神教传统。在这种传统中，个体只能有一个信仰选择，而这个选择决定了你的群体归属。今天你信犹太教的神你就是犹太人，明天你改信了基督教的神，哪怕他们原本是一个神，你也就丧失了犹太归属，成了基督徒。中国没有这样的传统，我们的文化在信仰方面是非常开放而有包容性的。我曾在中国西北某地农村进过一座小庙，庙里左手是观世音菩萨，右手是太上老君。村民家里常常是十字架、观音像、财神老儿等一堆偶像堆在同一张台子上，有事儿就朝着台子烧柱香，拜一拜，哪座神佛能保佑都行。我们传统的儒生，进则以《论语》治天下，退则礼佛炼丹，在儒释道之间自由转换，全无违和感。
与此相关的，是身份认同的外在要素。作为主流一神教的源头，犹太教尤其强调身份认同的仪式化。拉比犹太教更是以律法为主干，干预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结果，衣食住行都跟身份认同扯上了关系，错一点就有身份认同不保之虞。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与宗教无关，因此也就很自然地缺乏仪式要素。即使是晚清的留学生，留洋时也会剪掉大辫子，脱下长袍马褂，告别稀粥咸菜，西装革履地享用面包牛奶咖啡。后来经过了几场革命，长袍马褂什么的也早就无影无踪了，我们的身份认同真的成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对比之下，我见过一位来中国开会的犹太教老先生，他下飞机时拎着两只沉重的行李箱，其中一箱子装满了犹太洁食食品。除了蔬菜水果，他在中国两周就指着这一箱食物活命。
耶路撒冷：仪式化的犹太身份认同。摄影：张平。
过节更是犹太身份认同的头等大事，过什么节？哪一天过？怎么过？都是天大的事情，是那种会打得头破血流，六亲不认，民族分裂，国家内战的大事。更不要说塞给犹太人一个新节日——以色列建国后，为了国庆日的宗教地位都吵的天翻地覆。同样的事情对中国人来说则完全不是问题，至少在大多数时间，对大多数人来说不是问题。只要好吃好玩，我们可以庆祝任何节日，无论是阳历新年（为此把传统新年改为春节），三八妇女节，还是情人节、圣诞节，我们都乐此不疲。我们也不在乎在任何其他民族的节日里说“节日快乐”。别去听那些有关“过洋节”的噪音，说到底，我们的文化身份里就没节日这个东西，春节、元宵、端午这些名词孔老夫子孟老夫子都没说过，翻遍了十三经你也找不出某个节日你不过就会天打五雷劈的恐吓来。
就身份认同而言，犹太人是大有，中国人是大无。大有的好处是归属感强，大无的好处是安全感强，好像家徒四壁的茅舍，从来也不用担心会被人偷去什么。所以我们没有犹太人那样强烈的身份认同意识，我们同时也没有他们那种身份认同焦虑。
那么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到底是什么？如果衣食住行都跟我们的身份认同无关，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我们特别自信地自认为中国人，而且从不起疑？
杜维明先生在讲到儒家与宗教徒的关系时，曾经有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他说儒家其实只是一些最基本的做人的道理，遵从这些道理，你就是个儒家。这不妨碍你同时还可以是一个宗教徒，因为那些外在超越的追求与儒家无关，也不矛盾，所以你可以是个儒家佛教徒，也可以是个儒家基督徒，我的一个同事当年去找杜维明求学时，杜就说：“你将是第一个儒家犹太教徒。”其实她也不是犹太教徒，只是当时杜先生大概不知道。
我很怀疑我们中国人其实根本没有身份认同这个东西，就好像儒家从来就不是一种宗教一样。如果一定要给我们按一个身份认同的话，我们大可仿照新儒家“内在超越”的发明，说这是一种内在认同。这种认同，本质上与杜先生讲的儒家特征相一致。我们认同的是一套自幼通过潜移默化的互动和教育，早已烂熟于心却未必自觉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我们很难给这套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说出一个子丑寅卯来，但当我们与另一个操持同样价值观的人相遇时，我们会自动辨认并由此获得归属感。比如面子观念，死要面子不一定是好事，彼此顾及面子却是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舒适区。我们的认同，在于看见朋友买了一辆新车时会夸奖这车的种种好处和美观，而车主会谦逊地表示这就是一辆烂车，无论这时我们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吃着什么样的食物，操着什么样的语言，过着什么样的洋节，跟我们是否请安，是否拱手抱拳都毫无关系。如果你像一个犹太人那样直言相告：“您这车，将来卖不出去的！这玩意儿早就没人要了！”那么我们的认同危机就来了——你的朋友会狠狠白你一眼，从此把你踢出他的圈子。
外在的东西学得会，内在的东西其实是没法儿学的。所以，你可以皈依基督教成为基督徒，皈依犹太教成为犹太徒，但你无法通过皈依而成为一个中国人，即使你是一个学富五车的汉学家也罢。在我见过的所有西方汉学家里，只有我的导师欧永福学到了内在的中国认同——我跟他结识近三十年，有过多次意见相左，他却从未伤过我的面子，而他其实是个暴烈性子，跟他打交道的犹太人很多都怕他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