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李锐远行三周年
2月16日是李锐先生远行三周年。小群为他画过一幅素描。
朱正介绍我们和李老相识于1996年，当时他年近八旬。此后我们和他交往了二十多年，越来越熟悉，直到他2018年逝世。
他曾向丁东口述生平，先后谈了二十余次，后经李南央整理，完成《李锐口述往事》一书。
我一生走过的路，大体上可分五个阶段——
第一个二十年，我主要是读书，求学。我的父亲李积芳是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是民国时期的国会议员，为建立共和、实行宪政奋斗过。
中国在农业社会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英国800年前产生了《大宪章》，18世纪率先发生工业革命。中国在这场变革中落后了。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来居上，甲午战争把中国打得一败涂地。一些中国人，看到世界的潮流，想在中国进行变革。先后发生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父亲就是这批人中的一个。五四运动提出科学和民主，这两个东西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中国没有自然科学，没有民主，两千年秦汉之制都是人治。
我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但家庭对我还是有很大影响。从小就知道父亲讲过日本要灭亡中国。母亲要供我上学。我大姐考上湖南省立二中。当时省立一、三、五中是男校、二、四、六中是女校。公立中学学费便宜。大姐为了供我上大学，到上海读了一年专科，就去当教师，一个月挣80元，可以供我上大学。我在岳云中学毕业后，1934年考上武汉大学机械系。当时国民党搞一党专政，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我思想上是不接受的。于是我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第二个二十年，以革命为职业，到延安参加《解放日报》编辑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到热河、东北办报，担任高岗、陈云的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回到湖南办报，三年后回北京组建水电总局。除了抢救运动被关一年多，其他时间都在繁忙的工作中。
第三个二十年，因为反对三峡上马，被毛泽东关注，成了兼职秘书。庐山会议后开除党籍，流放北大荒，文革中又关进秦城监狱。人生进入绝境，开始思考一些问题。
第四个二十年，恢复工作，65岁时，陈云派我到中组部组建青干局，参加选拔第三梯队。没有这一段经历，我当不了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原来，我和黎澍、李普是最好的朋友，黎澍是思想家，一进城就看出这个体制有太平天国的影子。后来，在中顾委，和杜润生、于光远、李昌思想比较一致，他们现在都走了。
我1984年离休后，还编写中共组织史资料，对党的历史更了解。
第五个二十年，在家从事研究，思考三个问题，一是人类历史，二是主义和理论，三是党。我原来曾经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崇拜者，经过思想解放，我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
我在党里生活了几十年，对上层有所了解。
我写过二十几本书，值得一谈的是《庐山会议实录》。中国古代没有发育出自然科学，却有发达的史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开创了秉笔直书的传统；司马迁撰写《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开创了独立思考的传统。我写这本书，一是弄清历史事实，二是认清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对得起历史，才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党。
以上所谈，丁东整理成初稿，李老亲笔充实，完成6000多字的《百年回首》一文，在《炎黄春秋》刊出。
李老远行三年，世人仍然不忘，可谓哲人其萎，精神不朽。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这和李锐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有极大关系。
李老以诗自况：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我们亲眼目睹，他进入耄耋之年，念兹在兹的，不是颐养天年，而是呼唤体制改革，推动文明进程。他放眼人类文明得失，深思百年经验教训，研究中国政治转型的大计。不少旧雨新知，写出理论专著，或生平回忆，向他求序。只要三观相符，确有真知灼见，他都慨然应允。这样的序文多达数十篇。
他关怀国是民瘼，多次挺身而出，携手同道，匡扶正义。从《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到《炎黄春秋》，事例不胜枚举。
由于他的声望，常有遭遇权力伤害的无辜者向他求助。他自己经历过冤狱，别人受伤总能唤起同情之心。他向丁玲、钱宗仁、杨小凯等人伸出援手的故事已经见诸文字，其实他还帮助过许多人，有一些是身陷绝境、求助无门的底层百姓。
舆论监督和监督舆论的博弈远远未见分晓。民权不张，公权力不受制衡，便失去公信力，陷入塔西陀陷阱。礼失求诸野，几成常态。李老虽然做到高官，却始终心系黎民。胡耀邦看中他的独立人格。这也是我们敬重李老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