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评价者薄熙来 --党内“起义者”（1.7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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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与中国评论分析文章：中国自古是一个官民对立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法则是官为豺狼，民为羔羊；官员总是像狼一样目露凶光，四面打量；所以群羊也就俯首帖耳，过得谨小慎微。大家都认为这是封建祖制，顺理成章，而社会也就此维持着一种平衡。
薄熙来和中国农民领袖
但久而久之，羊群也会心有不甘，生出一些具有抗逆心和号召力的人物；这种人通常是农民领袖，比如李自成和毛泽东。而狼群中也偶尔会出现异数，对羊产生共情，比如胡耀邦和赵紫阳。但凡民意代表，大抵都属于这两类人。不过中国近代却出现了一个一反常态的官员——薄熙来，他似乎介于这两者之间。从作风上看，他是一个亲民的领袖，处处代表人民；但同时，他的权力意识又很浓厚，显得狼性十足。
人们很难断定薄熙来究竟是一个改革者还是个野心家；不过毋庸置疑的是，他能力杰出，魅力非凡，对广大民众颇具吸引力。他不是最高领袖，甚至不是政治局常委，却开创了自毛泽东以来的先例，获得了群众的自发拥戴。而且他作为典型的红二代，在墨守成规的中国政坛浸淫几十年，却并不显得陈腐。当官僚们都不苟言笑，以刁钻刻板来展示权威时，薄熙来却笑容满面，神采奕奕，大胆地自我表现；他似乎是一个对政治乐在其中的人，而不是像大部分官员那样将其视作煎熬和苦旅。
然而在 2013 年，薄熙来的政治事业被一系列突发事件所摧毁；这年 8 月，他的心腹下属王立军投敌并将其举报，薄熙来被免去职务，同时押解于济南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审讯。最后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等罪名将其判处无期徒刑。
此结果让民议沸腾，法院外屡屡有人群聚集，为他拉横幅鸣冤；民间出现了声援薄熙来的集会，试图影响政府的决议。很多人表态说，薄熙来贪污多少他们就愿意补偿多少，因为他至少在当政期间做了实事。此外许多意见人士，甚至体制内喉舌，也在不同场合呐喊鼓动，要求中央释放薄熙来，让他重回工作岗位。这些支持者怀着十足的热情，相信薄熙来一定能逢凶化吉，并最终回归政坛。
这是个十分特异的现象，因为中国政治风向反复无常，人们早已养成了耳聪目明的特点。当一个人倒台后都是墙倒众人推，人人都会划清界限。而官员的案子被人民法院定谳，基本已判定其政治生涯终结。但这种情况下仍有如此多的人不顾以身犯险，对一个失势者表示拥护。
薄熙来的魅力可见一斑，没有切身体会过他执政的人可能感到匪夷所思；——官民不对立已是罕有之事，更不用说主动为他站台。而且从他淡出政坛到现在，朝野内外都持续有人为他鸣不平。大连和重庆是薄熙来驻足最久的城市，这两个地方的人民在薄熙来离开后很伤感；无论他作为一个官员还是阶下囚，这些人都一如既往地想念他。香港记者曾在大连采访，发现市民们对薄熙来的认可比历任市长都多；在重庆也是如此，人们说政府领导换了一个又一个，但唯有薄熙来留在了他们心中。
薄熙来的基业（大连，重庆）
薄熙来的现象让很多人感到疑惑，不明白他到底有何种魔力，或者说有什么作为，能引发人们如此深情。有人认为，民众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官僚体制本身过度恶劣。中国百姓长久生存于苛政之下，正好似终年酷暑，以至于下场酸雨也被认为是甘霖，而这种民情恰恰是薄熙来的基础。
但酸雨下久了也会让人灼痛，而薄熙来却经历了时间的检验。的确他很善于经营政治形象，不过政治形象无法如此长久地笼络人心；纵观其政治履历，他的成就更应归功于卓著的个人才干；否则他不可能获得如此牢固的拥护，甚至这种拥护已经超越了他共产党官员的身份。
薄熙来的主要作为涉及三个地方，大连，重庆和商务部。他其实起步较晚，最初发迹的地方是东北；这个区域曾受累于历史包袱，在经济上严重依赖国企重工业；这种定位拖累了它的发展，即便在改革开放中，东北也是凋敝而沉重。国务院一直提出振兴东北，但无人提出行之有效的策略。
薄熙初到辽宁时同样面临一批积弊，——产业结构单一，经济欠缺活力，同时官僚化严重；和其他官员一样，他在这个地方也走得举步维艰。直至他来到海滨城市大连，才看到一种别样的潜力。他从基础设施建设开始，逐步改善城市交通和绿化覆盖，并同时调整产业格局。他计划将这里改造为一个花园城市，并以旅游业来推动经济。
就在薄熙来建设大连的同时，国企集中的东北在九十年代下岗潮中遭受重创，仅大连的国企就裁员 30 多万。然而城市转型让大连迅速恢复，同时为了盘活就业，地方政府鼓励企业私营化。这些措施让大连成为了东北最早完成经济转型的城市，并让外企的眼光也投向这里；当时西门子公司的总裁来到北方考察，曾一度盛赞薄熙来打造的城市形象。
而大连的一系列举措，其实在于遵循了邓小平改革开放这个政治风气；薄熙来站在一个时代的制高点，以整个国家进程作为后盾。最突出的是，薄熙来在建设城市的同时带着一种审美情趣，他创办了城市展览中心，并定期举办文化活动，此外还修建了很多广场，这些都是花园城市的重要指标，他最终希望的是站在这座自己建设的花园内闲庭信步。
当年联合国旅游组织将大连评为中国最佳旅游城市；而且由于经济生态的改变，资本也奔赴此地；大连是外资银行较早进入的城市，外资金融机构数量在全国位列第五。通常金融机构进驻一个城市，便意味着商业地位的认可，会给地方产业带来活水。
城市从工业化向资本化过渡是一个巨大的跨越，会让其定位完全转变。而这种产业重心的转移，很大程度依赖于薄熙来所创造的环境。他在此执政十年，让大连从东三省这座老工业基地脱颖而出，并在名声上盖过了著名的海滨城市青岛。大连像上海一样成为一座标志性城市，被誉为北方明珠；同时也类似于北方的深圳，产生了经济特区的效应。
2007 年，薄熙来调任重庆，再次担任一座城市的领导人。但这座城市与大连显著不同，重庆位于内陆，风气传统，且经济定位不明确。在改革开放已近 30 年之际，这里的发展却仍旧迟缓。
这座城市被江河所贯穿，地势参差不平；同时工业污染然严重，公共条件恶劣；此外三峡大坝对环境的影响也在逐渐显现。曾经有一部电影《三峡好人》，其中的奉节县就是重庆周边的缩影；破旧，拆迁，浑浊，这就是当时重庆的色彩。
尽管是直辖市，重庆并未得到政府实质性的重视；相较大连而言，这里更像一个边缘化的内部孤岛，缺少天然的便利。薄熙来并没有计划再一次的经济转型，而是出台了“五个重庆”的规划案，着力于优化这座城市的基础。
但当时的重庆，或者不如说所有落后地区，都滋生着江泽民执政期的一个遗留问题，就是官员，商人和黑社会组成了垄断性的三角联盟。这种联盟掌控着城市的经济霸权，同时也在不断地制造官民冲突。在薄熙来就任的 2007 年，中国很多沿海城市都已具备了现代化气息，但重庆还是一个充斥着地痞的丛林式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他发动了著名的“唱红打黑”，这是一个很复杂且带有多重意图的决策。薄熙来整肃公检法，扫荡当地的黑社会及官僚派系。这并非一个严格的执法行为，而是夹带着政治目的的清洗；且像所有的政治运动一样，波及了很多无辜者。但民众只要结果，而不在意程序。百姓苦于黑恶的荼毒，因此对政府的举动一致叫好，薄熙来一时间成为了代表着官方的绿林好汉。为了巩固打黑的成果，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跟进措施，建立了交巡警安保制度，并严格规定警务部门的出警效率。
而与此同时，薄熙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争取财政支援，以便对重庆进行基础建设改造。政府修桥造路，极大程度缓解了长江支流造成的不便；同时各个行政区重建学校，新增公共绿地及各种便民设施。此外，政府还加强了对民生的转移支付；薄熙来一改政府在民生上吝啬的常态，显得十分大方。 他推出了针对中小学生的“蛋奶工程”，表示这可以惠及山区的一百多万留守儿童，且支出全部来自于财政。与此同时，他也进行着惯例性的招商引资，让境外资本和商团屡屡来重庆洽谈。
薄熙来的政绩观及重庆打黑典故
有人坚持认为，薄熙来在大连和重庆的作为是一系列政绩面子工程；在中国，做表面功夫往往最得人心。
不过这未免把薄熙来过于脸谱化，就像是为满足戏剧效果而刻意简化人性；如果把薄熙来视作一个顾表不顾里，为政绩马首是瞻的官员，实在是忽略了这个政治人物的抱负，也轻视了薄一波这个政治家族的底蕴。薄熙来可以说是红色后代中性格最复杂的一个人，红色继承人的身份并不足以界定他；他的所作所为都表明他有十足的进取心，希望在政治上做出某些建设和变革，以让他显赫的家族事业继续踵事增华。
和大部分红色后代一样，薄熙来从小接受传统教育，并在体制的熏陶下长大；但他天资出众，个性独立，可谓是党内最能跳出长辈光环的一个后代；和大部分世家子弟不同，薄熙来思想开放，并受到了西方观念浓重的影响；这种影响深入到了他的整个政治理念中，使他无论在政治作风还是个人作风上，都更类似一个西方政客而不是中国官僚。
在薄熙来看来，或许中国的体制与西方不同，但发达国家的模式可资借鉴。因为这种模式存在真正的政治创设，以及一种事业性的精细筹谋；这是在一党制政体中不可能存在的优势。——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它的商业制度一样，就是讲求绩效和竞争；这和薄熙来的自我精神十分契合，他执政的显著特点就是不屑于走马观花，同时比较反感官僚系统中无所作为，力求平稳的风气。在辽宁期间，他规定官员不能轻易关闭电话通讯，要保持随时待命；在商务部其间，他设立了严苛的行政准则，以加强工作效率。
这是集权制度下难能可贵的觉悟，因为它背离了体制的风气。薄熙来的观念十分西化，甚至比海外留学的人更前卫，而这让他比较注重政绩的深层意义。中国的政绩标准向来是高楼大厦火车道，但薄熙来在大连时就提出“不求最大，但求最好”；他当时曾表达过一个想法，认为提升城市水准的同时能提高市民素质，而这正是资本主义所经历过的城市化和公民化过程。他取得了其中的精髓，注重对城市的软实力进行塑造，这甚至重于那些可见的外部建设。正如在他任职前后，都没人能把大连打造为北方滨海第一城，也没人能把重庆打造为现代化的内陆城市。
薄熙来最瞩目的政绩是在大连，但他的执政作为却更多体现在重庆；因为他主政重庆时的背景更复杂，而且正是中国政治风气的一个转捩点；而这个转捩点的第一个公开信号，就是打黑运动。打黑一直被视为薄熙来最突出的政治博弈，对他的意义就和习近平的反腐一样，都是以个人风格来推行的社会变革；这场活动指示性的意义，就是体现了薄熙来强硬的政治做派和中国时代气候的冲突。
一件比较能反映这种冲突的例子是 2008 年重庆出租车司机罢工，几千名司机因运输成本上升和黑车导致的竞争恶化而上街抗议。官方媒体立刻指责工人骚乱造反，不过薄熙来采取了另一种策略；他拿出体恤民情的姿态，举行了一次公开对话，最后与司机们协商组建工会。
这次上街运动被云淡风轻地处理，但却让薄熙来看到了整个事件后面盘根错节的势力，尤其是运输业大亨黎强与他在政府内部的保护伞；而黎强傲慢的态度，更让他动了杀机。他在打黑的旗号下扫荡了这些势力，并执意处死了作为黑社会后台的司法局长。
这是一出标准的政治戡乱，但也是一场行政改革；因为打黑在本质上基于一个宏观背景，就是江泽民时期粗放和官僚化管理所造成的丛林式社会；这种社会导致利益关系毫无节制的延伸，导致官员和商人对市场资源进行垄断，而在这层垄断下，黑社会则起到了威胁竞争者及镇压民众的作用；当时中国的强拆强占，几乎都是由黑社会操办。
江泽民放任官僚野蛮生长，让官商黑去侵蚀民生空间，这一点在内陆城市尤其突出。甚至很多官员还认为黑社会很好用，他们不用像警察那样承担暴力执法的责任，还能在某种意义上强化政府的权威。因为人们会在黑社会背后隐隐感受到一股官方力量，而这将让他们更加恐惧。
但薄熙来留意到了这种模式的隐患，他看到官员，商人和黑社会勾结，已经无异于共产主义所批判的万恶的旧社会。甚至一些家庭同时涉足三个领域，在地方上各自为政。作为一个权力意志很强的官员，薄熙来看出这种勾结会分化中央权威，并且在损害政治基础（这一点习近平和他看法一致）；毕竟社会不能在割据力量的压迫下发展，否则民间早晚会酝酿出下一次的“八九六四”。
同时薄熙来有一个基础观点，就是丛林式的国家和现代化路线相冲突，要发展国力，就要构造一个让大众得以生息的环境；如果官员不走这一步，就无法创造真正的市场化。
显然江泽民时期的遗风要革除，中国要脱离草莽式的政治生态；虽然薄熙来和江一样都是作风豪迈的管理者，并且由于家族渊源而成为了同路人，但薄的执政思路更现代化一些，他用打黑带来了重庆的稳定，并在全国产生了示范效应。可以说江泽民时期的很多流弊，都是在这个时期得到了终结。
薄熙来的经济学
从打黑可以看出，薄熙来行事雷霆万钧。但无论采用何种政治手段，他的最终目的都是服务于经济。从大连时期就能够看出，他极力希望打造一个现代化的，偏向西方模式的经济体。
就这一点来说，可能薄熙来跟西方政治家沟通比跟党内官员沟通更协调；因为他比较务实，没有官场中惯例的模糊，空泛，和反反复复；他显然清楚中国的吏治和西方的政治孰优孰劣。而在商务和贸易问题上，外界也都更愿意找他这样的官员；曾经美国商务部长访华，向薄熙来告知中国经商手续繁琐，薄熙来便当场为他解决。除此之外，他在外交上也比较进退有度，他曾向美国提出贸易不对等的问题，也制定过国有产业的保护政策；但国际上没有指责他贸易保护，或者是个民粹主义者。
总的来说，薄熙来在文化上比较青睐西方。一个比较显著的现象就是，由他主政的城市，无论在行政方式，福利政策，或是市政建设上，都带有西方经济体的特征；甚至就连社会风气都会和其他中国城市不同。而这也让他的作风自成一派。他在商务部 2007 年的演讲中说，“很多工作需要创新的思维，而创新是有风险的”。
显然传统的官场风气决定了官员们谨小慎微，在执政上亦步亦趋；但薄熙来从来不搞统一建设，例如他对大连和重庆的规划就完全不同。中国的城市定位通常很固化，很难转型成功；但他不仅在大连扭转了工业经济的路线，还在重庆主导了一场消费型经济的改革。
这些成果得益于薄熙来先天的判断力，以及他在西方经济学中所受的教益。纵观中国这三十年，他的规划几乎都走在了中央的前面。他在大连时曾力推对外开放和产业转型；但在重庆时，则提出要改善分配。在 2012 年两会中他说：“穷人无法消费，而富人消费又是有一定限度，这不利于经济总体的增长。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中国的投资出口已经相当高，剩下就是要提高消费水平。”——显然在整个过程中，薄熙来观察到中国已经从贸易开放步入到需求结构调整的阶段。他告诉记者：“中国的基尼系数相当高，只有提高民众的富裕程度才能增加人的积极性，且政府维稳的成本都会大大降低。”
这反映出薄熙来具有很强的政治经济学直觉，而这每每让他跳出了集权体制的政策惯性。——集权体制是一个不善创新的制度，常常依赖于既有的产业政策，让经济滞留于一种循环；而这往往造成产业的过度集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房地产作为国家经济支柱长达几十年；这个支柱曾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下遭到重创，但政府投入四万亿货币，很快又将国家拉回到不动产投资的热潮。
通常来说，官僚化的政府会像吸毒一样迷恋一个产业，因为变革会为它带来诸多不适。所以中央一直宣称要刺激消费，改变经济结构，但无人先行。薄熙来可能是唯一对此实践的官员，当整个国家都打算在房地产上走更远的时候，他却打算背离这一模式。在重庆打黑后，他就开始对社会福利做根基式的改革，除了对民生的财政支付外，他还大举推广公租房。而与此配套的是他实行了宽松的户籍政策，让外来务工者和农民也可以入籍城市。
这是具有颠覆性的一项举措，对推动社会福利具有深层意义。中国很多地方都建有公租房，但因为政府是商品房的庄家，所以对公租房的申请卡扣很严。但薄熙来的政策在本质上不同，它具有公正的执行标准。此外，户籍一直是政府重要的政治工具，它固化着人们的阶层，同时决定他们的居民权利；而这也是商品房最大的附加价值，是政府逼迫人们在城市购房的主要手段。但薄熙来具有先行者的勇气，他是党内第一个以开放性政策去推行城市化的官员。
无论以公租房平抑房价，还是向大众开放户籍，都是典型的民主制度下的公民政策；而与此同时，薄熙来也在重庆完善着一个商业社会所应有的规则机制，他对中国经济的一些痼疾，如劳资纠纷和商业欺诈进行了强力整治；这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蔚然成风的工程烂尾和转包，也出现了罕有的工头不拖欠薪资现象。此外，薄熙来的维稳意识不同于传统，他不许官员以势逼人，对民间的管制也比较宽松，城市里甚至容许商贩小推车和地摊。至少在涉民事务上，重庆显得很有法制；而与此相对的是，全国此时都在整顿市容，追赶摊贩，更换统一的招牌。
薄熙来可以说是邓小平之后经济见解最成熟的政治家，他比较追求市场的自由，而这是发达经济体所必备的要素。他认为中国的未来需要内需支撑，因此在政策上要普惠底层。
不过一直有人就重庆的政策指责薄熙来，认为他执政期间大肆举债，实则是慷他人之慨；他的城市建设和社会福利带来了庞大的财政透支，会留下让未来不胜负荷的债务。但其实在这一点上攻击重庆，更像是在攻击整个中国。因为每座城市都在拼命举债和透支，都在向未来借贷。中国一直奉行“粗放的凯恩斯主义”，大多数省份早已无法填补它们的债务。就算走到美国和日本，政府所作的也是大肆发钞和举债。
而且就在薄熙来倒台的几年间，中国的货币发行猛然超越了前几十年的总和，债务累积也达到了 GDP 增速的两倍，今日这种扩张规模估计十个薄熙来都望尘莫及。反而相比之下，他的资本投放更有规划，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用债务去推高资产泡沫。他确实改变了大连的产业结构，也改变了重庆的民生和环境。
儒家文化和绅士文化下的魅力领袖
在薄熙来执政的二三十年间，民间从来就不乏对他的追捧。曾有一些女人表示过，她们希望嫁给薄熙来这样的人；因为他仪表堂堂，又富有涵养，几乎是理想的男人标准。
这可以说是中共官员得到的最高赞誉，薄熙来最显眼之处就是打破了老套的官僚印象；比较那些挺着肚腹，背负双手的官员，他显得身姿挺拔，神采奕奕，所过之处让人如沐春风；同时薄熙来还展现了他中西合璧的特长，将东方儒家翩翩君子的气质，和西方文化下的绅士风度结合于一身。
他通晓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情练达，也知道人们一直在幻想集权制度下的明君明主；他和毛泽东一样，将自己塑造为一个民意领袖。而另一方面，他又在西方政治中萃取魅力型领袖的精髓，对民众展露出活跃和平易近人的形象。正如一个出色的西方政客那样，薄熙来能言善道且善于周旋；他的一大特色是能脱稿演讲，当那些书记干部在讲台上逐字逐句地念八股文时，他却挥洒自如，滔滔不绝；其从容流畅的姿态让整个体制都望尘莫及；他的声线像一个电台播音员，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充满情绪渲染力。
在一次大学生的交流讲座中，薄熙来以训育的口吻说：“现在年轻人喜欢的都是靡靡之音，都是轻歌曼舞。这样没出息，人活着就应该豪迈。”——这番话很有代表性，因为他本是个豪迈之人，从不畏首畏尾。在这场谈话中他像一个指点江山的领袖，他讲到农村和基层，再从而转到国情，随后又从国情提及就业和商业社会的本质，最后以马克思的理论作为总结，形成一篇饱含主旋律的讲义。这时的薄熙来俨然是一位大学讲师，对学子们进行着谆谆教诲。事后大学生对他的评价是：“高屋建瓴”。
薄熙来有一项得天独厚的能力，就是能在公共场合创造一种政治立场和个人魅力的融合；他可以在交流中维持谈话主题，但又不会显得僵化和陈腐。他思维敏捷且言辞幽默，无论在大连接见外国商团还是在重庆接见台海基金会，都能与众人谈笑风生。外界很喜欢这个举止得体，没有官僚做派的领导人。同时他知识面丰富，对各种文化领域都有所涉猎；他身上充满了话题性，一度是国内外媒体的宠儿，被誉为中国的政治明星。不但有中国人喜欢他，西方也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熟悉的政客形象。台湾把他称为大陆马英九，西方把他称为中国的肯尼迪。在商务部时期，薄熙来获得了“魅力部长”的称号；《南方人物周刊》2005 年的中国魅力五十人排行中，薄位列榜首。
不过魅力这个词，和中国拘谨刻板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因为官员们个人特质尚且不健全，更难以奢谈魅力。但封建文化又一直存在对个人魅力的推崇，因为这是领袖让自己获得拥护的重要特质，它通常出现在一个变革者或开拓家身上；实际自中国建政以来，严格意义上的魅力型领袖就只有毛泽东一人。
但在新时代崛起的薄熙来符合人们对魅力领袖的幻想，他以出众的个人天赋及自我学习，构建了属于自己的魅力特质，并成功把这些特质内化于自身。同时，薄熙来成熟和务实的执政方式，也佐助了他的形象，他的每一个宣传背后都有政绩作为支撑；在中国官僚系统长期的形式主义下，这一点尤其让他深孚民望。
其实薄熙来的这种特质，更像西方政治的舶来品，但他显然是党内运用得最成功的一个。西方政治家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会刻意展现真实的人性色彩，让人感受他作为普通人而不是高官的身份。而薄熙来也是如此，他不避讳自己生活化的一面，而将其视为一种宣传；——在 2007 年商务部的告别会上，他和家人并列向全体成员致辞；期间他向人们介绍自己的妻子和岳母，表示自己的父母已经离世，而岳母就是家中唯一的高堂。在告别会最后，他和所有人一起歌唱“团结就是力量”，此后携妻子鞠躬致谢；在临行上车前，他再度拥抱了家人。——这场告别会并不太官方化，而更像一个真实人生的环节；无论这出画面是表演还是真情流露，都让人感受至切。
所以当薄熙来在济南受审时，民众更多对他表示宽容；人们认为他被指控贪污两千万，甚至还不如一个村长，而这更显得他是一个清官。——虽然中国官场人人都贪，但政府在道义上还是要指责；然而在贪腐后还能被包容的，却唯有薄熙来一人。他证明了个人魅力的影响，甚至比政治权力的影响更大，以至于在他倒台近十年后这种影响还在持续。
唱红的时代背景和薄熙来的政治两面性
其实薄熙来所展现的魅力和他的群众路线，是一种逆潮流现象；通常来说，政治的建基立业者才会具备这样的特点，而一旦国家政权开始巩固，阶层便会分化，官民之间会转变为豺狼和羊群的统治关系。
然而薄熙来所塑造的形象一反常态，他以自己对西方文化的兼容，成为了一个政治时代的先行者。在涉民事务上，他创造了民主和人权的样板，尽管不如西方政治那般明朗，但也足以让中国人大喜过望。他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去经营政治形象，以扩建自己的权威和影响力。
这让薄熙来在无数共产党官员中脱颖而出，因为大部分官员无法像他那般领悟西方文化，也没有那种素质去走同样的路线。而且他不仅谙熟民情，对驾驭舆论亦炉火纯青；他从不浪费自己的每一笔政绩，总是在做出成绩后让媒体去造势和捧场。
但从本质上来说，薄熙来并非一个心系苍生的人，他在主政思路和江泽民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是一个彻底的官本位者。但这恰恰体现了他的过人之处，薄的权谋就是实用主义为先，可以在民主性和官本位中任意切换，以让自己在变幻的环境中乘势而上。
这种政治两面性体现在他唱红打黑的全部过程中，打黑运动的主旨是为了整肃社会风气，但也带有粗放和野蛮的色彩；薄熙来发挥了一个警察国家的特色，任用以王立军为首的酷吏，大肆使用刑讯逼供和非法拘押；而这往往导致司法机关以涉黑名义去勾连一些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犯罪者，并让政府以行政手段去兼并被官方定义的灰色资本（这一点在后来被习近平所大力发扬）。
而与打黑相并举的唱红，曾一改薄熙来进步和开明的印象，给他带来很多诟病。人们看到他宣扬毛语录，组织唱红歌，甚至鼓励学生按上山下乡的方式去农村体察；因此认为他思想中有很强的红色流毒，是个左倾政治家，会让中国向文革复辟。
不过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复辟，因为很多政治家都喜欢在毛泽东身上借尸还魂，从而提升政治话语权；但唱红并不代表薄熙来左倾，正如不能因为他在大连搞开放就认为是右倾。左右不过是政治工具，实际上薄熙来唱红，包括后来习近平的红色作风，都建立于一个无形的政治背景，而这个政治背景早在胡锦涛时代就成形了。
——大概十几年前，共产党高层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伴随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文化交流，正在对中国的意识形态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了 2010 年前后，这种影响变得越发显著，以致部分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开始觉醒；一些人提出重新审视政府的角色，并呼吁政治改良，甚至在媒体中都出现了自由化的风气。
而恰恰在此时，遥远的西方出现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政治事件；——位于非洲的阿拉伯国家突尼斯，有一位公民在遭遇社会性困境之后，又遭受到政府的苛刻对待，他走投无路，最终选择了自焚殒命的方式抗议；这个事件引发了大众的同情，也点燃了他们的怒火；人民愤起游行，最后而推翻了政府，并赶走了独裁者。这次事件由突尼斯的国花被命名为“茉莉花革命”，但这场革命并没有止息于突尼斯，而是在北非和中东蔓延，并最终成为了传导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之春”运动。
阿拉伯之春掀起了人民反对专制政权的浪潮，就在一两年间有几十个国家出现群众运动，很多国家的独裁统治被推翻，政府被改组；而这个运动还在从阿拉伯向外扩散，在 2011 年初，安静的中国出现了一丝敏感的征兆，——有人在网络中号召民众效法阿拉伯民主的模式，在闹市中集会并呼吁宪政改革。
这个风声让政府异常紧张，立刻出动警察和国安在全国进行搜捕。但网络的倡议并没有发动起来，而更像一场捕风捉影的事件。不过民主化永远是中共政权上方盘绕的阴影，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政府如临大敌。且阿拉伯之春本质上是 90 年代颜色革命的延续，有东欧政变的血脉；它和 89 年的学潮具有同样的基础，——人民不满政治腐败，贫富差距，以及言论自由被剥夺。中国政府经历过颜色革命的威胁，因此十分敏感。在胡锦涛执政后期，政府开始加强社会管控，尤其是对互联网和媒体的控制。
阿拉伯的运动使中国政党内部产生了警惕，并形成了遏制民主自由化的意见；继胡锦涛之后，无论是薄熙来还是习近平，都要将其作为政策重心，因为他们都是这条政治脉络上的节点。
薄熙来并不是一个左倾政治家，而是一个敏锐的投机者，会根据时代气候而切换执政作风；他在大连是开放的 90 年代，而到了重庆已时过境迁。只是大众一厢情愿地把政治家设想得很迂腐，认为他们非左即右；同时出于这种单纯的解构，把薄熙来孤立于他所属的政党；实际上政治家绝不会把权谋当作信仰，薄熙来一直在左右之间摆弄着权术。只是重庆这座边缘化的直辖市，给了他更大的行政支配力；重庆的劳工阶层较多，不会像商业中心城市那样对政治运动产生抵触。同时从个性上来说，薄熙来不喜欢屈居人下，他喜欢讲政治排场，唱红和他所有的活动一样，都带有高调和铺张的特色。
但在这场运动之下，薄熙来的脑子却没有像大众那样发热，他清楚政治博弈和经济制度要并行不悖；他一方面强调红色文化，宣称马克思主义能创造生产力，一方面仍然奉行着市场化机制。这种调和的作风也受到了体制内文人的推崇，他们把薄视为政党利益的维护者，认为他既能改善经济环境，又能坚守一党制的底线。他已经实现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跨越，让党的基业万古长青，西方再没有理由质疑共产主义是虚幻的乌托邦。
所以对那些唱红打黑的批评之声，薄的支持者至今都在反驳，他们声称很多党员都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唯有薄熙来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荣耀之子薄熙来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薄熙来为共产党创造了一份荣耀；——他出生于颇具底蕴的政治家族，这个家族不但有素质杰出的薄书存作为代表，而且还培养了一个同样杰出的后代。而且薄熙来天赋深厚，即便没有家族作为先天条件，他也是个可以独立成才之人。薄熙来虽然是养尊处优的权贵后代，但和大部分安于现状的官宦子弟不同，他一直在从时代风貌和国际文化中吸收学习；以致于让自己突破了红色家庭的限制，具备了远超他阶级的认知。
这种特质让整个家族对他抱有极高的期许，且他在各方面都具备一个新生代领袖的条件。在薄熙来到重庆推出他特有的政治模式以来，他的声日渐誉高涨；十八大领导层换届前夕，他的呼声很高，人们认为他必将身居显耀，很多党内人士也押注在他身上；尽管此时他还不是政治局常委。
不过这些造势活动很多是出于他家族的努力，他们看到薄熙来已具备了很高的民意基础，便希望把他推进政治权力的核心。但这个家庭没有顾忌到，他们为薄熙来提供蔽荫的同时，也让他过于不受束缚的生长。傲人的成绩和各方的支持让薄熙来踌躇满志，以至于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野心。
在民间有一个比较分化的现象，就是薄熙来更让年轻人喜欢，而老一辈对他的态度则趋于保守。一些年长者认为他锋芒太盛，总是举步生风，一马当先，显得过于干练；这属于西方式的人才，不过却难容于中国的官场；中国的领导人通常要面容开阔，四平八稳，而薄熙来显得有些恣纵；他更适合做一个开创者和民间领袖，不过也容易成为一个造反者。
这从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大众往往看到薄熙来的闪耀之处，但其实他的步伐不太稳健。薄精力过人，豪迈而粗放，但却总是自行其是。他在仕途上高歌猛进，但也一路留下隐患。从薄熙来入选政治局委员就可以看出，他的家族和党内的冲突从未消停过。十五大前薄熙来尝试竞选中央委员，此时他在大连的政绩斐然，但在政党内部，很多人认为他用家族势力导致政策偏向大连，才搞得如此有声色；而在重庆他也受到过同样的指责，表示他以个人影响力挤占了其它城市的资源。
尽管共产党是一个裙带系统，但薄家还是被认为在竞争上有失公允。薄熙来一直在竞选政治局委员，但直到他父亲去世那年的十七大才得以遂愿；而这也是薄一波苦心经营所留下的最后一笔政治遗产。人们认为薄熙来将在十八大进入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他面临的阻力已经太多。
他最大的问题是自视甚高，过于冒进地为自己搞宣传；他一直是中国官场的焦点，媒体将他捧上神坛，甚至他的声望有超越国家主席之势。尽管在薄熙来看来，这些宣传与自己的付出相得益彰，无可厚非；但这在中国论资排辈的政治环境中则是一个隐忧。因为下属官员的声望盖过现任领袖，总显得有些逾制。一党制内大体不喜欢太招摇的人，他们更认可泛泛之辈，让彼此保持在一个同温层。而薄熙来的个人特质太强，他大多数时候都表现得与团体形象格格不入。
此外很多人认为薄熙来所塑造的政治成就，实际上已将自己的利益置于政党之上。他在大连和重庆的政绩，更多代表他个人，而不是代表组织。人们赞扬大连的风景线，也赞扬重庆的社会改革，但这些赞誉却被归于薄熙来一人。而且他喜爱标榜个人特色，尤其在城市建设上，每每因为个人喜好而大费周章。同时他那种显著的西方式审美，也是典型的自我展现。——如大连的女骑警队，就属于欧洲王室的风格；而那座的世界最大的星海城市广场，音乐，喷泉，以及直通海岸的航标灯，带有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广场上真人踩出来的浮雕脚印，也不免让人联想到好莱坞星光大道上的手印。
的确，薄熙来身上有一股被西方文化所熏陶的国际风范，他在很多时候像一只展翅的孔雀，毫不吝惜展示自己最出众的一面。而这让那些审美眼光俗不可耐的官员们感到五味杂陈；他们在体制内接受了半辈子陈腐的教育，此刻正像乡村道路上的泥土一样被时代所簸扬；然而薄熙来却驾着资本主义的骏马，在他们前面一骑绝尘。
厄运之子薄熙来
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说，天赋的荣耀通常会伴随天赋的厄运，除非他在早年经历一些摧折。但薄熙来一直荣耀傍身，而这也使得他过度地陶醉于自我；且这样的心境导致了他心无旁骛，对外界的看法显得不以为意。
很多人都表示薄熙来有些看不起党内同僚；他比较恃才傲物，不会将体制内的等闲之辈置于对等地位；他的政治关系也是以家族为中心，由终至始，与他保持亲密的只有家人和少数盟友；而在处理其他的同僚关系上却显得过于粗疏。
这种态度给薄熙来带来不少敌意，早在任职大连期间，他就和辽宁省长闻世震不睦；尽管在职位上他比闻世震低，但因为有上层通道，所以很多事上会绕过这个上级。当时有人猜测薄熙来要把大连变为深圳那样的特区，将行政权力从省里剥离。而这也引来了非议，大家认为薄的功劳被夸大，因为建设大连有改革开放的因素，也有历代官员的付出，而他不过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佻天之功。
闻世震是第一个公开表达不满的官员，他批评大连的政绩是面子工程，建设项目急功近利。然而薄熙来对这种批评不甚重视，保持着依然故我的风格。不过这种作风导致他与另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交恶，就是国家副主席吴仪。薄熙来任商务部长时和吴仪是直属关系，会以随行人员的身份陪同她和温家宝出访；然而薄行事主动，往往会在外事访问中充当交流的主力；而事后媒体也积极夸大他的作用，描绘他的外交手腕如何高明，但这种夸耀显然淡化了其他人尤其是吴仪。
这段时期国内对薄熙来的宣传甚嚣尘上，曾有一篇文章：《政坛“明星”薄熙来的五种面孔》，对薄熙来极尽褒扬。但商务部长在级别上低于副总理，这让薄熙来显得喧宾夺主；中国官场有越俎代庖的忌讳，即便对于红二代也是如此。 吴仪反感薄熙来的作风，并直白地揭露其善弄权术，这让党内高层看待薄的眼光产生了异样。在中共十七大时，吴仪采用极端的方式去阻止薄熙来升迁，并且在薄倒台后，她的批评也被官媒所报道，这更加恶化了薄熙来的处境。
而薄熙来的个人主义不但让他与高层交恶，也频频导致他与自己的幕僚决裂。很多人曾表示，尽管薄熙来是个勤政的官员，在公共场合也颇有素养，但私下却傲慢而跋扈；他往往给公务员分配繁重的任务，并制定严苛的绩效考核；而且他粗暴的态度让人难以忍受，这之中包括他的头号副手王立军；王立军是薄熙来树立的唱红打黑标杆，并且从辽宁一路跟随他到重庆。然而在两人产生冲突时，他却难以承受薄的强势。在法院的庭审中，王立军当面指证他态度凶狠，不但褫夺他的权力，还扇过他耳光。
无论王立军是否受到任何势力的策反，但他的处境一定是没有回旋余地，才会兵行险着，连夜投奔美领馆。因为这种投诚举动哪怕是名义上的，对共产党都是一种冲击；不过他仍选择了玉石俱焚，让薄熙来给自己陪葬。
王立军并非个案，在薄熙来妻子所涉案件中的受害人尼尔·伍德，也是和薄家交从甚密的一个国际代理人；但他和这个家庭产生了纠纷，并成为了薄熙来倒台的主要诱因。此外在济南的审判中，大连实德集团的董事徐明，也成为了一个指控者；而他和薄一度是商务伙伴，并且交往甚笃。
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无论对薄熙来不满的高层，还是与他割裂的幕僚，都显示出他人际经营不善。他被家族权力抬得太高，让他充满了棱角而失之内敛。他行事大开大合，爱满足自我喜好，也爱扩充私交。徐明帮他打理大连足球队，很大程度就是为了投合他的个人志趣；而在担任辽宁省长时，薄与蚁力神董事长王奉友交好，并颁给他直销牌照，但这家公司后来却陷于丑闻。
最重要的是，党内官员都对私人生活讳莫如深，而薄熙来却时常将家庭曝光于台前；他将生活和政治牵缠在一起，引来了很多质疑。薄曾与青年大学生会谈，他的儿子就坐在领导席那边；而最不妥当的就是他妻子参与了很多政务。——通常家庭和政治牵涉过深，当事人就很难置身事外；谷开来卷入杀人案，薄熙来就动用司法力量去掩盖，而这也是他管控王立军的主要原因。
“党内”起义者
王立军交给美国人和中共高层的材料，透露出的问题比想象的更多。其中一个关键信息就是党内高层早已对薄熙来有所忌惮。
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政治是一个人事自洽的过程，党内总在寻找一条共同路线。自毛泽东以后，大家就认为斗争不宜白热化，否则很难在一起共事；如果大家都明白博弈的界限，就比较容易维护政权稳固。但这种规则很难限制两种人，即具有过人才干和强烈权欲者。比如薄熙来的出现，就在某些方面打破了这种平衡。
从薄的执政履历来看，他私下不但待人轻慢，甚至也不重视上级意见；从吴仪和闻世震都可以看出，他好胜心重，而且善于越级挑战。加之他的家族十分显赫，更被他视为了一道政治上的铜墙铁壁。
这让薄熙来知进不知退，以至于发动了打黑这种会伤及官僚裙带的激进举措。而同时他高调唱红，表面是宣传中央意识形态，但却借此为自己造势。
这实际上是一个高风险举动，因为它让人联想到毛泽东那种极具破坏性的斗争手腕；加之薄熙来本就善于越权，他用唱红推高了自己的政治声望，让他更像一个地方诸侯而不是市委书记；这带有僭越之嫌，也会让党内评估其中的影响。在这场运动中大家看到的不是薄熙来对党的忠诚，而是一个独立领袖策动政治变局的能力。在唱红打黑期间，党内高层都没有表示太大的热情；政治局九名常委中七个去了重庆，其中对薄熙来最表示肯定的是习近平，但胡锦涛和温家宝始终持保留态度。
高层对薄的警惕还有一件事可作为佐证，美国《纽约时报》曾报道说薄熙来策划了一场大型监控计划，以协助打黑除恶专项行动。警察局长王立军是这个项目的设计师，他在重庆建立了一整套监视系统，被外界形容为“覆盖电信互联网的综合配套窃听系统”。这个窃听行动不仅针对普通人，还涉及所有到访重庆的，包括中央领导在内的高层。
据称在 2011 年，胡锦涛与同行官员之间的电话被薄熙来与王立军窃听；这件事没有官员出来澄清，但并非空穴来风。观察王立军的作风，他确实有主动收集官员信息的特性，对薄熙来的翻盘就是依靠这一点；而政治间谍这种阴鸷的手段，也比较符合薄熙来的权谋。
在政党内部，上级对下级的监听是心照不宣的，而下级对上级监听则是越权犯上；薄熙来的举动显然会触怒北京高层，因为被监听者担心自己的隐私泄露；如果一些敏感信息被掌握在别有用心的人手上，就很容易成为政治打击的筹码。很多人还记得赖昌星当时逼官员就范，就是通过监控掌握了他们的把柄。远华案所带来的灾难在多年后还影响着中国政坛，在这一点上薄熙来的作风也与其相似；如果让他手握官员的资料，就会让系统内人人自危，其伤害性是不可控的。
而且薄熙来的个性是共产党这个国家机器所难以把控的，他具有显著的个人风格，而这种风格和整个体制有很大分歧；他属于中国的政治系统，但似乎又凌驾于这个系统。他的才干和胆略都让他不会甘于人下，而是会建立自己的派系，甚至是自己的政治路线。——在商务部期间，薄熙来和西方精英过从甚密；他被西方政界所看好，被认为是东方的精英。中国和西方打交道多年，很少有价值共识；唯独薄熙来与众不同，他的思想很西化，很容易被国际接纳。他作为商务代表和西方沟通，但也在背后和一些利益集团建立私交。他在英国和法国都有代理人，而这些关系直到王立军叛逃才暴露出来。
让党内警惕的是，薄熙来并不是执政权力的核心，但却在经营一个跨国际的人脉圈；共产党在大方向上讲究集体协商，利益均沾，但薄似乎可以凭一己之力另立同盟。高层有理由怀疑他和西方建立了某种利益关系，得以让他在境外布局自己的势力。王立军所引出的显然不只是薄家和外商的私人恩怨，而是他竟然在境外打造了一个如此之深的人际网络。
此外，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作所为，也让高层从他身上看到一个冒险家建立独立王国的风险；他处处敢于自行其是，树立自我威仪。就像他在星海广场所建的高二十米的华表，就颇有主宰者的意味；而天安门前的华表高仅十米，直径也不足大连华表的一半。同时薄熙来还自顾自地搞了《重庆新闻联播》，相较于中央新闻联播，这带有和华表同样的暗示性。而最让人注意的是，虽然重庆大张旗鼓地宣扬红色精神和毛泽东崇拜，但人们在歌颂毛泽东的同时，却把崇拜归于了薄熙来。
这一切都符合一个革命家和创业领袖的特征，人们甚至都不确定是否还应该把他视作一个共产党员，因为他已经具备了颠覆者的条件。如果不是他的家族背景，这些因素早就引发了猜忌。虽然薄熙来并未以帝王自居，但他确实在以领袖的姿态主事。如果重庆的运动持续，再加上他的社会福利计划，可以想见他必然会成为新的民间领袖。而这也为他带来了一种风险预判，党内会对他的目的浮想联翩，担心他在政治上图谋不轨，要成为内部起义者；因此宁愿打倒他也不能让政权承担风险。
最终评价
可以说，薄熙来的倒台是一个定数。有人认为他的失败是运气使然，因为他遇人不淑；但他在政治道路上的隐患实在太多，早在王立军事件之前，就已经将自己置身于败地，注定会遭遇后来那种上下夹击的局面。
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中国实行着一条政治中庸的路线，以避免极左极右的倾向；但薄熙来在他冒进的政治投机中左右腾挪，同时触犯着两方面的禁忌。在整个干部群体中，薄可谓鹤立鸡群，但他的整个家族都陶醉于这种光环而忽视了他们的政治基础。——作为红色子弟，薄熙来得益于这个体制，但这个体制也会束缚他的个人主义；他一度希望以自身的作为去创造独立，但却发现自己的双足深陷于这片政治土壤，即便他是一棵挺拔的良木，也终究无法将自己跳脱出来。
薄熙来的个性早已让他站在了整个体制的对立面，而体制也成为了他的羁绊。如果他生逢乱世，反而更可能做出决断，选择更自由的道路；但在既定的政治环境下，他就必须要寻找一个折中点。不过命运并没有给薄熙来合适的时机，他最大的灾难正好发生在事业的顶点，让他来不及自省。如果他能够像邓小平那样及早地经历人世沧桑的剧变，或许就能提前醒悟，懂得去调节自身与外部的平衡。
应该说，薄熙来的前半生被上天过度宠幸了；这种宠幸让他生存得过于自我，因此只能做顺境中的英雄，而一旦遭遇困厄，就会变得难以自控。——当年习近平以副主席身份视察重庆，几乎全国都知道他是内定的领导人；而薄熙来当时却与常委无缘。在整个视察过程中，习表现得面无喜怒，稳重扎实；而薄熙来却显得面色阴郁，神情不耐。
对政治家来说，将喜怒形于色是一个致命缺陷，会败坏他的气场；在这一点上薄熙来完全输给了习近平。而这也正是他最大的症结，他的性格总是喜怒无常；总的来说，薄熙来是一个可离不可即的人，他只有在面对大众的时候才会显得宽厚，因为他和普通人有一道居高临下的距离。但与他过于亲近时，会发现他十足的自我，乖戾，和冷酷无情。
与薄熙来相处，只可在台前，不可在台后；只可与公，不可与私；越无力抵抗的人，越容易唤起他的怜悯；但无论台前台后的样子，都源自他复杂的人格两面性；——他是个富有政治理想的人，但也是一个善于起事的阴谋家；他具有开放和包容的西方意识，但也是一个原始的官本位者。
不过薄熙来的确是专制制度下的一个异数，他有一种发自本心的大众情怀，愿意对国家做出改善。这种气质在中国一坛死水的政治环境中掀起了微澜，重庆和大连都曾在他治下焕然一新，见证了一种新颖的政治改良；不过在他走后，这两座城市被一步步边缘化，最终被拉回到平均水准。改良的希望最终还是败给了政治，薄熙来的政治事业中道崩殂，让很多人陷入了落寞和失意。
薄熙来可以说是共产党领导人中最有群众缘的一个，他曾带来一段历史少有的官民和睦的时期。虽然他并非人们所理想的民族救星，也并非一个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者，但或许在民众眼中无伤大雅；中国历经了几千年的专制，大部分人对民主并没有什么期望，他们渴望一个有体恤之心的官员更甚于民主领袖。因为在人们看来，共产党热衷搞运动，总是周期性地折腾国家；而薄熙来则不会伤害底层，也算得上重视民生。
所以至今仍有很多人寄望于薄熙来的复出，希望重温他执政下的中国。不过抛开这些期望性的因素，今日的政治背景已经成为他不可逾越的阻力。他是亲江泽民系统的官员，且群众基础很强，而这都会对习近平造成威胁；之前习对薄熙来的审判异常郑重，就是为了在政治上将他定性。因为启用被判刑的官员会影响共产党的公信力，党内通常不会冒这种风险。
还有一点就是，薄熙来那种开拓者的个性，让他难以恪守中庸之道，他永远不会循规蹈矩。所以他要复出，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党内的元老们要首肯；薄熙来的个人特质，需要在一种没有上峰压制的情况下才能大放异彩。或许只有当他坐到权力顶峰的那个位置，才会消除斗争之心，而展露自己的平和与宽容。
不过薄熙来已年逾 70，且淡出了中国政坛近十年。就算能够复出，也再难展现当年那种意气风发的神采。只能说按照党内的默契，他不会遭受苛刻的对待，也不会按照法院判决的刑期去服刑。审判薄熙来更多具有象征意义，为的是断绝他的政治后路。当局很可能以患病的名义让他保外就医，当风波平息后，让他在一个舒适的地方安享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