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自述：我这一家人
（注：本文摘自《李鹏回忆录（1928—1983）》（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联合出版），图片综合自新华社、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等官方公开渠道。）
1、我的出生
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我的父亲叫李硕勋，母亲叫赵君陶（原名赵世萱），他们于1926年8月在上海大学结成良缘。
那是在1925年3月，我父亲在上海大学读书。有一位同学叫阳翰笙，他患有胃病，组织上安排他和李硕勋、刘昭黎、雷晓晖等几位同学一同到杭州养病并补习功课。杭州风景秀丽，气候宜人，阳翰笙的病一天天好了起来。
有一天，雷晓晖碰到一个叫钟复光的同学，就邀请她来西湖的住处。过了几天，钟复光来到了葛岭山上的住处，和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位20岁左右的女学生。钟复光介绍说：这个女孩子叫赵世萱，是赵世炎的妹妹，从北京来到上海，准备明年报考上海大学。
就这样，我的父亲和母亲相识了。以后他们同时就读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他们经过相识、相知，互相萌发了爱慕之心，在第二年8月结为终身伴侣。
我的母亲非常喜欢杭州，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西湖秀丽的风光，还有她对父亲的无尽怀念。母亲晚年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但她还是想回杭州再看一看那令人牵肠挂肚的地方。1982年她终于如愿以偿，在西湖边上的一家休养所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光。
1928年10月20日，我出生在上海法租界明德里15号。在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受党中央委派，正在浙江省从事党的白区工作，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省军委书记，后又任省委代理书记，所以未能陪伴在母亲身边照顾她。
过了半年，到1929年3月，我父亲才奉中央的调动，回到了上海。这时候我已经快半周岁了，父亲见到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心中自然十分高兴。他就问母亲：“给他取名字了吗？”母亲说“还没有呢，等你来取呢。”他说“他属于‘远’字辈的，就叫李远芃吧。”
母亲不假思索念出了白居易的一首诗《贺雨》，其中有两句是“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我父亲说：“芃”代表草木茂盛的意思，这说明我们家又多了一个革命的后代，我希望他能够像茂盛的草木一样，永远扎根在中国人民的土地上。”
就这样，我的名字就定下来了，叫李远芃。后来，我12岁去延安的时候，蒋南翔帮我改名为李鹏，一直沿用至今。
李硕勋和赵君陶夫妻合影照（图片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我的家庭
父亲1903年2月23日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庆符县（今属高县）。我的祖父叫李天祺，祖母叫何圣熙，我都没有见过。我们家在当地是一户比较富裕的家庭，我的祖父是做生意的。
据说我的先辈是从湖北省麻城县移民过来的。早在明末清初，由于战乱和疾病的影响，四川省人口锐减，清政府动员邻近省的老百姓移民到四川。我在麻城的祖先李朝翰从麻城迁移到四川庆符县。
家谱中记载，四川李氏从第一世李朝翰一直传到我这一辈“远”字辈。后来在湖北省麻城县也发现了李氏家谱。2002年5月，我和朱琳一起回到了麻城老家，来到祖籍地李家坝，去李家祠堂祭拜了李氏祖先。
李硕勋从庆符县小学毕业后到宜宾上中学。那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后，他积极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和抵制日货的斗争，并接受了进步思想。他和阳翰笙是好友，两人都认为宜宾消息闭塞，就到成都考上了四川省立第一中学。
在1921年的这段时间里，他们接触到许多新的进步思想，其中包括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给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因为搞爱国学生运动被发现，李硕勋、阳翰笙等人被四川当局通缉。他们不得不在1922年11月离开成都，坐船到重庆。阳翰笙在离开成都时写了一首诗，反映了那时他们的心情。诗中写道：“锦江之水清又清，水底游鱼分外明。不怕虎狼爪牙至，一帆东去自由身。”
年底，李硕勋又从重庆到北京，进入弘达学院（即今北京市二龙路中学）学习。
随着国共两党合作，实行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共同反对北洋军阀政府，革命力量中心已转移到了南方，李硕勋和阳翰笙又到了上海。他们在1924年都考入了上海大学。我父亲在上海大学接受了系统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并于1924年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我的母亲赵君陶于1903年1月17日出生在四川省酉阳县（现属重庆管辖）龙潭镇，她原名赵世萱，后改名为赵君陶。
我的外祖父叫赵从善，外祖母叫陆碧莲，他们是从江西南丰县迁到龙潭镇定居下来的。酉阳位于四川的最东南部，是一座千年古城，交通十分闭塞。
外祖父赵从善在江西的时候家境十分贫寒，他给一位桐油商人做徒弟，这位桐油商人带着他经长江到了四川酉阳。那时候桐油商人的生意做得还不错，逐渐积累了一些财产。但是他年纪大了，膝下无子，看赵从善身强力壮，做事勤快，为人忠厚老实，临终的时候把所有的财产和桐油生意交给了他。
这样，外祖父接管了这位桐油商人的全部家产，继续做桐油生意。他精于管理，生意越做越大，赚了不少钱，后来在龙潭镇购置了200多亩土地，算是一个富足的大户。
外祖父、外祖母膝下一共有九个孩子，五男四女，我的母亲排行第九，名字中间都是“世”字。二舅叫赵世珏，三舅叫赵世炯，四舅叫赵世章，五舅叫赵世炎。我了解较多的有三舅、五舅和三姨，其他的我就不大清楚了。
三舅赵世炯，信仰读书救国，从北京的一所交通通信学校毕业后，进入邮政电信机构工作。当时，这类机构的薪水比较高，收入也比较稳定，他对我们全家，特别是五舅赵世炎、母亲和三姨赵世兰，尤为关照，不仅在他们读书的时候照顾他们，而且在整个革命斗争中也为他们提供了许多帮助和援助。后来，赵世炯的几个子女都先后加入了共产党。
周恩来、邓颖超很熟悉我们赵、李两家的情况。解放后，邓颖超专门给赵世炯写了一封信，称他为“三哥”，要他从杭州到北京邮电部工作。当时，李强是邮电部的负责人之一，他曾告诉我：“我和你的三舅是很好的朋友，在一起工作过。”
五舅赵世炎早在1920年就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建立了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和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共青团组织的前身），是我们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
三姨赵世兰是我们党内一位比较著名的老大姐。她1919年随全家从酉阳迁往北京，后来上了北京女师大，1925年参加反对校长杨荫榆的斗争。许广平等学生运动领导人受到反动政府追捕，其中刘和珍和我三姨都被非法关押，她们在狱中作了坚决的斗争。由于社会各界名流对北洋政府的强烈抒击并多方营救，她们才被释放。学潮时，我母亲也曾在女师大补习功课。
父母和赵世炎、赵世兰等亲属都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他们的革命事迹影响了我的一生。虽然他们出身于富裕家庭，但后来都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早期的共产党员，特别是我的父亲和五舅都为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这并不奇怪，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类似的情况，因为他们从青年时代就抱有强烈的爱国热情，特别是在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后，脱离了原来的封建家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坚定的革命者。
3、父亲革命中就义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轰动全国的五卅惨案。李硕勋参加了上海各界进步人士和广大工人群众的抗议活动，成为上海学生会的领导人之一，后被推荐为上海学生联合会代表。1925年夏季，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成为中国革命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
1926年夏季，北伐战争打响了。经过激烈的战斗，北伐军节节胜利，占领了通往武汉的要地汀泗桥和贺胜桥，并且攻克了武汉。革命的中心逐渐转移到武汉地区，中央派遣李硕勋和赵君陶夫妇也来到了武汉工作。
随后，以叶挺独立团为基础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师长是李汉魂，副师长是叶挺（后升任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二十四师师长）。受党组织的派遣，李硕勋前往二十五师，担任政治部主任，这也是他投笔从戎的开始。
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共产党人认识到，我们党不掌握革命的武装力量就不可能取得胜利。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等同志的领导下，发动了南昌起义，并且占领了南昌城。在南昌起义中，李硕勋担任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南昌起义后，部队开始撤离南昌，南下广东，战斗力最强的第二十五师担负后卫任务。这支部队和兄弟部队一起在江西会昌同国民党部队打了一场恶战，伤亡很大。
当部队转移到广东大埔县三河坝镇时，国民党钱大钧的部队已追赶到大埔一线，朱德、李硕勋、周士第三人组成的前敌委员会在三河坝镇指挥部队。
鉴于形势十分危急，朱德对李硕勋说：“我们现在需要请示党中央，决定今后部队的动向，你对上海很熟悉，所以决定由你去上海向中央请示。”
这样，李硕勋就告别了部队，转道广东前往上海。后来，朱德、陈毅等领导的第二十五师等部队的余部上了井冈山，和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的红军胜利会师。
李硕勋到上海以后，立即向中央作了汇报。随后，李硕勋被留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先后被任命为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委军委书记，后又任浙江省委代理书记。1929年春回到上海，参加了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工作，担任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后又担任中央军委委员。
在担任江苏省委军委书记期间，他积累了建立人民军队的丰富经验。大革命的失败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建立工农红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于是，他在省委的领导下，将当地的共产党武装力量组织起来，先后参与领导了红十四军和红十五军的组建工作。何昆（又名何坤)和李超时曾先后担任红十四军军长。
根据党中央的紧急指示，中央的一部分同志从上海等地转移到了苏区。我的父亲也被任命为红七军的政委，接替原政委邓小平。红七军是邓小平领导百色起义以后建立的一支工农红军队伍。
我父亲原定的任务是尽快赶上红七军，把红七军带往江西苏区。就在他抵达香港准备转往红七军的时候，突然接到中央电报。
原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蔡和森不幸被捕，英勇牺牲。广东省委代理书记章汉夫向中央报告，希望派一位负责同志来广东主持工作。在这种危急情况下，中央改变了原定让李硕勋去红七军的决定，任命他为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军委办事机构那时设在香港九龙。
不久，经过组织上的批准，我的母亲带着我一起来到了香港，见到了我的父亲，一家人团聚了，十分高兴。
短暂的团聚后，根据工作需要和省委的指示，父亲只身一人赴海南岛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不幸的是，他一上岸就被国民党密探逮捕了。究其原因有两个：一是有叛徒出卖；还有一个原因，他是四川人，不懂当地方言，在海南又没有任何关系掩护，很容易暴露。
父亲被捕后，在狱中受尽敌人的严刑拷打，但他没有丝毫畏惧，以一名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坚贞品格和不屈意志，同敌人进行了顽强斗争。
据后来一位被营救出狱的同志回忆，敌人对他进行了各种残酷折磨，以至两条腿都被打断了。身份已经暴露，为了保护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他始终咬紧牙关，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没有做出任何出卖党、出卖同志的事情，表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他给我母亲留下一封绝笔信，信中要求我母亲培育我成长。在临刑的那一天，李硕勋在刑场上大义凛然，高昂起不屈的头颅，面对国民党反动军警，大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的口号，从容就义，时年28岁。
李硕勋写给妻子的信 陶： 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
4、见到周恩来同志
1940年秋季，我正在育才学校读书，突然接到通知，要我赶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准备去延安。
我从学校步行到草街子码头，坐船到北碚，正好母亲也从对岸的黄果树来接我，母子汇合后一起坐公共汽车前往重庆。
我们先来到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周公馆位于今渝中区中山四路，在靠近嘉陵江边朝天门附近的一个小巷里。1938年冬，中共代表团由武汉迁移重庆后，为便于工作，周恩来以个人名义租赁这房子，作为中共南方局在市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楼房内，中共代表团仅租赁了一、三两层，二楼的大部分和底层门厅旁的厨房，均为国民党人居住，真有左右内外夹攻之势。
在曾家岩，我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我们这些烈士子弟都亲切地称呼他们“周伯伯”和“邓妈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伯伯。
1939年他曾摔伤了右臂，到苏联治疗。事情发生在1939年7月，周伯伯在骑马过延河的时候摔了下来，造成右臂肘关节部位骨折。党中央和苏联政府都十分关心，由于国内医疗条件有限，苏联政府派了专机来接他。这样，他和邓颖超一起赴苏联治疗，还带了几名在延安的革命烈士的后代和负责人的孩子去苏联学习。
周伯伯看到我非常高兴，对邓妈妈说：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越长越像硕勋了。邓妈妈说：我看更像君陶。周伯伯看到我有一点驼背，就用巴掌拍拍我的背，然后又用拳头轻轻敲了下。他说，可不要驼背，要挺起胸膛，这样身体才健康。
有一天，周伯伯问我：你在育才学校学习什么功课？我说在社会科学组。他听了以后，从桌子上随便拿了一张《新华日报》，叫我把社论念一遍。我很流利地念了一遍。他说：你能不能把这篇社论的要点给我讲一讲？我当即根据自己的归纳讲了几点意见，都是比较中肯的。他听后对我大为称赞。
于是这件事情在曾家岩传开了，说育才学校有一个孩子，小小年纪就能背马列主义。这当然是误传。
我在曾家岩安定下来后，母亲就回北碚了。我被安排住在办事处一位同志的房间里面，我们俩挤在一张双人床上。
据我的记忆，当时有很多知名人士都在那里，如徐冰、张晓梅夫妇。徐冰解放以后，长期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晓梅则成为邓颖超的得力助手。还有宋平和陈舜瑶夫妇，宋平曾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后来到重庆中共南方局和新华日报社工作。乔冠华的夫人龚澎也在那里，据后来陈舜瑶告诉我，当时乔冠华不住在曾家岩，而是在市内另租有住房，不过当时他定期为重庆《新华日报》撰稿。
我在曾家岩住了几天，就看到许多统战工作对象和重庆的民主人士纷纷来拜访周伯伯。有一次，我看到文化界人士郭沫若、阳翰笙、田汉、冯乃超等人，聚集在周伯伯和邓妈妈居住的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里，一起商谈抗日救国的大事。周伯伯还特别向郭沫若介绍了我，说：这是李硕勋的儿子，叫李远芃，在育才学校学习。
郭沫若和我父亲很熟悉，北伐战争时期，郭沫若是总政治部副主任，我父亲是第二十五师政治部主任，他们经常来往。
5、毛主席和我谈话
1942年的秋季，我们已经从自然科学院补习班转到新成立的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校址在延河东岸原中国女子大学的地方。
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从延安大学出发，步行前往杨家岭。杨家岭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也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居住的地方。
跨过几个山湾后，来到了杨家岭。我先去找蔡畅同志，但她不在家，我就去找陈云同志。我和陈云在窑洞里坐了一会儿，天色已近黄昏，陈云说：我们去吃饭吧。
根据中央的规定，在延安有三种伙食标准：一种叫大灶，就是供一般的工作人员和学员所吃的；第二种叫中灶，是供一般负责干部吃的；第三种叫小灶，是供中央领导同志用餐的。
中央领导同志虽然在小灶吃饭，但是可以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由勤务员把饭菜打到自己的窑洞吃：另一种方式是领导同志自己到小灶食堂吃。
陈云带着我来到一座两层建筑前，这是中央办公厅的所在地。这座建筑的上层是中央开会和中央办公厅办公的地方，下面一层就是小灶食堂，同时也是中央召开参加人数较多的会议的地方。
我们进入小灶食堂。食堂内摆设了若干个小方木桌，每个方桌配有四个座位。我就靠近陈云旁边坐下来。当我们正要开始吃饭的时候，毛主席和江青进来了。陈云见后赶快站起来打招呼，我也马上跟着站了起来。
大家打过招呼后即落座，毛主席坐在我的对面，江青则坐在陈云对面。毛主席看了看我，问陈云：这个娃娃是哪里的？陈云介绍说：他是延安大学中学部的学生，他的父亲是李硕勋。听了这个名字，毛主席想了一会儿。
陈云这时马上补充道：他是世炎同志妹妹的儿子。当听到世炎的名字后，毛主席兴致高了起来，他说：世炎啊，我们熟得很啊，我们都在大钊同志手下工作过，他是革命的早期领导人。
这时毛主席又仔细打量了我，停顿了一会儿，他说：李硕勋同志我想起来了，他曾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听说在海南岛牺牲了。
毛主席问我：你们正在学习什么功课啊？我说：我们正在学习整风文件。
他又问：你看小说吗？我回答正在看《三国演义》。
毛主席问：你对《三国演义》的哪个人最佩服？我脱口而出：曹操。主席听后感到十分惊讶，就追问我：为什么呢？我就说：曹操能团结干部。
毛主席说：那你举个例子。我说：官渡大战后，曹操取得了胜利，缴获了许多他的属下私通袁绍的高官和谋士的书信，但他并没有采取什么处置措施，而是当着这些人的面把这些书信都烧了，因此团结了这一部分人。
听完了以后，毛主席点头称是。他对陈云说：这个娃娃了不起，要好好培养，将来一定是个人才。
关于团结干部的那段话，这也是以后毛主席讲过的，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承认了错误，并在实际中改正了错误，我们还是要相信他们。
1996年2月19日至20日，李鹏回到阔别50年的延安，看望、慰问延安地区的干部群众，和老区人民一起过年。这是大年初一，李鹏同枣园村秧歌队一起扭起陕北大秧歌。新华社记者 刘建国 摄
6、走上工作岗位
我在张家口工业专门学校的学习一直持续到1946年7月末，校方宣布我们一班毕业了。
当时的局势很紧张，国民党军队准备大肆进攻张家口，根据中央的方针，解放军不会在张家口和敌人正面展开战斗，而是按计划撤退到晋察冀老根据地。根据统一部署，上至晋察冀中央局，下至我们这样的学校以及银行、工厂等基层单位都准备离开张家口。
校方向一班同学宣布：你们已经毕业了，如果愿意工作，学校可以负责介绍，如果想继续留下来，那么就跟着学校转移到晋察冀老区，然后进入那里的华北大学继续学习。
大部分同学还是想到华北大学学习，只有黄毅诚、杨国富（后改名为杨欣）和我三人报名要去工作。我们觉得在延安学习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到张家口又学习了半年多，想赶快到工作岗位上去锻炼。
正当我们考虑怎样找到总部机关，以便安排工作的问题时，同学李伦来找我们了。李伦是我在延安时的老同学，他曾于1941年到1943年在延安大学中学部三班学习。1944年，他就参军去了，分配到炮兵，打过仗。解放军收复张家口以后，他随军也调到了张家口，作为军代表被派到张家口火车站，担任副站长。当时担任平绥铁路局局长的是吴德。
李伦到学校来找我们，老同学见面当然很高兴，我们谈到就要从张家口撤退的事，他跟我们说：你们跟我们一起走吧。从张家口撤退到晋察冀边区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东线，要经过怀来县进入老根据地；另一条是西线，要经过阳原县进入老根据地。因为要退出张家口了，铁路局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李伦就临时被调到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当一名组织部干事。
这时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这时候李伦来找我们。原来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就是杨国富的父亲，李伦约我们一起走，显然是有原因的。
恰巧，我们三个人要上太行山，去我们工作的单位报到，据说他们都在河北阜平县等我们。于是，我们就随着晋察冀中央局党校一起从西线进入晋察冀老解放区。
说来也凑巧，在党校的队伍里我遇到了杨献珍副校长和组织科科长廖似光。我去延安之前，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廖似光受邓颖超的委托照顾过我，我当时就住在她的房间里。廖似光看到我已经长这么大了，又入了党，非常高兴，一路上对我非常照顾。
我们从阳原县进入老解放区，在蔚县西合营镇附近一个村子停下来，准备继续南行。
这时候，我和黄毅诚、杨国富就商量各自去找分配的单位，我报名的专业是电业，他们报名的是机械行业。从张家口撤退之前，我们就到晋察冀中央局转了党的组织关系。我们的档案材料很简单，里面有一张履历表，还有一张入党志愿书以及批准入党和转为正式党员的文件。
中央局组织部转关系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讲：中央局要转移了，这个材料你们就自己带上吧，战争打起来，在混乱中，你们这些档案也可能丢失，由你们自己带上还更稳妥一些。同时，又以组织部名义给我们写了封介绍信去单位报到。
我的指定单位就是张家口电业局，局长是刘建章，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过铁道部部长。黄毅诚和杨国富的单位是张家口机械局，局长叫陈朗环。
临别前，我告诉廖似光：我们要到指定的单位报到去了。
她听后还是有些担心，她说：“这兵荒马乱的，你自己一个人出去闯，太不叫人放心了，将来你要有三长两短，出了什么事，我不好跟你妈妈交代，我也不好跟邓大姐交代啊。”
我很坚定地说：“你就放心吧，我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应该在困难的时候锻炼自己了。”
1949年6月1日,李鹏（后排左）在苏联伊万诺沃动力学院补习数理化及俄文时与同学合影。图片来源：新华社
7、松花江畔一见钟情
我和朱琳同志相识，是在松花江畔的东关宾馆。
1957年元旦之夜，按照惯例，吉林市政府邀请苏联专家、有关厂矿的负责人同吉林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举行联欢会。
作为丰满发电厂的领导，我参加了联欢会，并在会上初识朱琳。那时她还叫朱霁凌，在102厂专家翻译室工作。联欢会开始后，首先是时任市长张文海讲话，他点名要“小朱”来翻译。
这时从第二排走出来一个姑娘，大概20多岁，穿紫红色女式套装，梳了两条辫子，有一双明亮自信的大眼睛，五官端正，举止大方。
朱霁凌根据张文海讲话的意思，把一些难懂的古语译成比较易懂的话。坐在第一排的苏联老专家默契地点头，她圆满地把场面应付下来了。我懂俄文，又在苏联学习了那么久，知道她的翻译是意译。她的俄语发音很好，翻译的语言也比较正确。
这位漂亮的姑娘自然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我虚岁已经29岁了，之前，虽然有过选择女朋友的机会，但都不太合心意，所以一直单身。那个晚上，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就对她一见钟情。
会餐时，我碰巧和朱霁凌坐在一桌。之后的舞会上，我也始终注视着朱霁凌，发现她的舞姿很美、很动人。我鼓足勇气，走到她面前说：“可以请你跳舞吗？”她看了看我没说什么，只轻轻地点点头，这样我们跳了第一场舞。
我灵机一动，用俄语与她交谈，通报了姓名。在场的还有我认识的其他舞伴，但我没有任何兴趣再和别人跳舞了，只想着怎样才能再和朱霁凌跳一次舞。
几段音乐又过去了，她恰巧停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又一次勇敢地走上去说：“可以再请你跳一次舞吗？”她看了我一下，微微点点头，这一次似乎比上一次热情一点了。这次跳的是华尔兹，我们配合得不错。
第二次共舞，两人用俄语相互介绍自己的基本情况，可话还没说完，舞曲就结束了。退场时，我赶忙跑到礼堂门口，抢在苏联专家前和朱琳握手告别，然后才和几位相识的苏联专家告别。
以后我才听说，她在车上和一位女翻译说：“李鹏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礼貌，跑过来先和我握手，然后才和苏联专家握手。”那个女同志笑着对她说：“他对你有意思，你小心一点。”
初次相遇之后，我借着和一位苏联专家一起工作的机会，了解到朱琳已从厂部专家翻译室调到了专家招待所，并通过这位专家与朱琳取得了联系。
三八节前夕，这位苏联专家在丰满的工作告一段落，要回吉林，我托他带了一封信给朱霁凌。随信还带了两件小礼物：一件是上海出品的幸福牌钢笔，在当时算是比较好的；另一件是一个纪念章，是我在苏联的时候，一个朋友参加世界青年大会后送给我的。
两三周后，这位专家告诉李鹏，虽然朱琳没有答复，但她收下了礼物。
一天傍晚，我坐吉普车到吉林市的江北专家招待所去看望朱霁凌。见到她时，专家招待所的干部都下班了。
朱霁凌的办公室不大，但布置得整洁、朴素、大方。她招待我坐下，问我吃饭没有，我说还没有。她说：“今天我值班，我让餐厅把饭送过来。”匆匆吃完了饭，我们面对面坐下来，彼此介绍自己的情况。
通过这次见面，我们确定了可以做朋友，而且彼此都萌发了爱慕之情。我对她的第一感觉很好，看她介绍自己的举止言谈，都是很得体的。特别是招待我吃饭的时候，她坐在一旁看着，自己不参与，而是让餐厅的工作人员接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国家156个重点项目之一的吉林102厂竣工，中央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带领代表团参加竣工典礼。薄一波点名让我陪同参观，朱琳也跟随代表团参加了庆祝活动。
那天下午她来找我。我当时已经从最初住的那家临街的招待所搬到丰满招待所了。我带她到我住的房间交谈，这次交谈讲得更深入一些了。朱霁凌详细地介绍了她的家庭情况后，我也把我的家庭情况详细地对她讲了。通过这次谈话，我们基本上把恋爱关系确定下来了。
我提出来，是不是到我母亲的家里和我母亲认识一下。于是，1958年春节的时候，我和她一起到北京和我母亲见面。母亲见到朱霁凌后非常满意，对她很疼爱。
这次见面后，我独自回丰满工作，留下朱琳在他母亲身边住了一个多月。她们常常同床长谈，赵君陶经常给朱琳讲革命故事和政治时局。
1958年7月10日，我和朱琳登记结婚。
我们结婚以后，两人的感情非常好。我到外地出差时，几乎每隔两三天都要给她写一封信，告诉她我到达地区的情况、风土人情以及风景名胜。她也经常给我回信，只要我预定某一天到达哪个城市，她就提前把信写好寄出，保证我到了目的地可以按时收到。
那个时期，我们之间的两地通信有好几十封。
8、小鹏出生
1959年初，朱琳出现了严重的孕期反应，反复呕吐，连饭菜味都不能闻。起初我们还不能确定，到医院检查后才证实是怀孕了。消息传到北京我母亲那里，她高兴得不得了。
1959年1月到4月这段时间，朱琳是在丰满度过的。到了1959年的5月，在母亲的不断催促下，我把朱琳送到北京，住在我母亲那里待产。我母亲对她千方百计地加以呵护，使她的身心十分愉快和健康。
但是意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1959年5月末的一天，朱琳陪母亲坐5路公共汽车到我的五舅母夏之栩家探望。在车上朱琳和母亲互相谦让座位时，公共汽车突然急刹车，朱琳向前一冲，一下子蹲下来，结果发现出血了。母亲就急忙叫车把她送到协和医院保胎。
一周后，母亲又带朱琳到协和医院。大夫听朱琳主诉后，经过检査，发现情况严重，就让朱琳立即住进危重病房。大夫责怪母亲疏忽，并严肃地和母亲说：“孕妇的羊水破了，大人和孩子都有危险，必须卧床休息！”朱琳一进协和医院妇科就单间隔离，不许下床，鞋子收走。
过了两天，还是没有什么消息，母亲是多么盼望孙子能平安降生啊！她非常着急，就给邓颖超同志打电话求助。邓颖超同志马上联系中国当时最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大夫前往协和医院妇产科会诊。
当天，林巧稚大夫到了协和医院，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诊断，她瞒着朱琳问母亲：“孕妇的情况很不好，羊水破了。你是保大人还是保小孩？”母亲想都没想说道：“大人也要，孩子也要。”面对母亲这样急迫而恳切的态度，林巧稚大夫说：“那好，我尽力而为吧。”随后，林巧稚大夫对主治医生说：“不能再保胎了，打催生剂。”
又过了两天，经过林巧稚大夫和协和医院的正确处置和精心护理，朱琳的情况终于稳定下来。6月7日星期天，我的大儿子小鹏出世了，生下来时不到5斤重，刚开始准备放到保温箱，医生看到婴儿的身体状况还可以，就没进保温箱。
朱琳和小鹏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母亲每天都要从十几里外的北京化工学院赶到协和医院看望照顾。经过医院观察情况基本正常以后，朱琳和儿子就出院回到了我母亲的住处——帽儿胡同。
我得到消息后，一方面为得到一个儿子而高兴，另一方面也非常担心朱琳的健康。朱琳带着小鹏在北京坐月子，我只能经常通过长途电话询问她们母子的情况。
时间过得真快，1959年的11月，我接到电报，朱琳将带着小鹏回到丰满。我到车站迎接她们，朱琳怀抱着儿子小鹏，身边还跟着一个保姆。我看到小鹏白白胖胖的，高兴极了。我们一起回到了丰满。
那时丰满的住房条件不好，大家都住得比较紧张。我在丰满一直住在招待所，房间虽然很大，但是只有一个房间，保姆带着孩子和我们住在一起很不方便。于是我想了一个笨办法，用三个柜子把房间隔开，留出一个通道出入。但这个做法也是自欺欺人，小鹏晚上哭闹的时候，我们也会被吵醒。过了一段时间，招待所腾出一个小房间，保姆就带着小鹏住了进去。
我们在生活中还要克服不少困难，比如招待所没有烧饭的地方。好在可以订到牛奶，开水也是有的，母乳不够，我们就用开水把牛奶煨热再喂给小鹏吃。招待所没有浴室，给小鹏洗澡成了难题。我们就买了一个大瓦盆给小鹏洗澡。
小鹏的吃住和洗澡问题解决了，但是我和朱琳的吃饭问题也遇到困难。我们白天上班，早饭和午饭可以在单位的食堂吃，晚上只好带点饭回来，用酒精炉热饭吃。那时酒精价钱不算太贵，母亲从化工学院托人送了几瓶酒精来，加上我们自己也从北京购买了二锅头。
这样，我们在这种简陋的条件下，克服困难，总算熬过来了。小鹏也一天天长大，而且长得很健康。小鹏长到一周岁的时候，我们一家到松花湖游玩，拍的照片现在还保存着，其中还有一张在北山公园坐小推车的照片。
1958年2月，电力部与水利部合并，刘澜波出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1960年春，刘澜波到丰满来视察。他在视察后，听取了我们的汇报。
这里有一个插曲，松花江里的鱼有到上游产卵的习性，由于丰满大坝没有鱼道，因此鱼也通不过，有很多鱼游到大坝下，停在流坎等低洼的水里。刘澜波喜欢钓鱼，听说这里有鱼，很想看看。我们便找了厂里钓鱼技术最好的路春发和贾柱远，当场钓到了十几斤重的白鱼。
刘澜波在离开丰满前对我说：“把你的儿子带到车站让我看看。”我就带着小鹏到了车站，刘澜波看到小鹏活泼可爱，很高兴，当时全国正处于困难时期，刘澜波把他车上带的好吃的东西都留给了小鹏。
刘澜波副部长此行除了看丰满发电厂以外，还有一个目的是看天池。自从我们到天池寻水以后，天池的情况渐渐为外人所知，天池地处火山口，水平如镜，还有很大的瀑布，风景不错，所以刘澜波很感兴趣。
刘澜波一行乘坐只有两三节车厢的小专列到达中朝边境的集安下车，顺着鸭绿江溯流而上到通化，从那里前往天池。我们来到天池看到瀑布的水流量比较大，天池上空放晴后，景象十分奇特。刘澜波督促两位副省长回去向省委汇报，建议开发天池的旅游资源。
后来，天池周边修了铁路，山上修了公路，逐渐成为吉林省的旅游胜地。
1986年,邓颖超同志和李鹏同志及夫人朱琳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合影。 新华社记者王新庆摄
9、李小琳出生在儿童节
唯一的女儿李小琳出生于1961年，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电力系统及自动化专业、中国电力国际兼中国电力新能源董事长。
朱琳怀上这个女儿后，我任东北电业管理局副总工程师兼调度局局长。一家人住在东北电管局的职工宿舍里。房子是一套二居室，使用面积34平方米，很新，还铺了木地板。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心里很满足。
1961年，小琳快要出生的时候，我们把小鹏送到了北京他奶奶那里抚养。临行前，朱琳专门为小鹏做了三鲜馅的馄饨。我们看着小鹏津津有味地吃着，吃完一碗又要一碗。想着儿子就要去北京了，朱琳心里有些酸楚。
1961年6月1日，我一直守候在产房的过道里，焦急地等待孩子的出生。到了中午12点钟左右，我听到产房里面传出了婴儿啼哭的声音。我看到母女平安，心里才踏实下来，就急忙赶去参加东北电管局召开的生产调度会议了。
李小琳出世后，我和朱琳就不直接喊对方名字。我称朱琳为“大琳”，和女儿李小琳区分开，朱琳叫我“大鹏”，和儿子李小鹏区分开。
小琳出生以后，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乐趣，但由于当时是三年困难时期最严重的时候，也给我们的家庭增加了不小的负担。因为母乳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所以大琳一直坚持自己喂奶，小琳吃了一年多的母乳。当时，大琳本身营养不良，又给小琳喂奶，影响了产后恢复身体。
那时大家生活都很困难，我作为高级技术人员，国家给了一些优待，所以生活条件比一般工人要好一些。小琳出生后，营养品的需求量增加了，食品需求也增加了，我就骑着自行车到郊区的市场上买了一些蔬菜、鸡蛋、小米等副食品，给大琳补充营养。后来经过局里批准，订了一瓶牛奶，晚上给小琳喝。
10、曾犹豫要不要生李小勇
幼子李小勇，出生于1963年。他的到来，算是一个意外。
当时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大琳的身体也刚好，我们就犹豫是不是要这个孩子。
后来，大琳到铁路医院做妇科检查，妇科的巴主任检查完说：“根据我的长期临床经验，你怀的这个孩子可能是男孩。另外，依我的经验，月子里得的病要月子里养，妇女在月子里得的病，在下一个月子里就能治好。”
这样，我们就决定要第三个孩子。小儿子李小勇一听我们讲这段历史就非常“生气”，说：“谁说的要消灭老三？”
大琳那次怀孕肚子特别大，大夫检查发现好像有两个胎心在跳，可能是双胞胎。我们为了提前准备好孩子出生穿的衣服和用具，决定到医院做Ｘ光检查，以确定究竟是不是双胞胎。那天晴空万里，我陪大琳到医院照Ｘ光，结果仪器显示只有一个胎儿，不是双胞胎。
1963年9月6日，我们的第三个孩子在沈阳铁路医院诞生了，正如医生预测的，果然是个男孩，出生的时候重达8斤，又白又胖，十分可爱。
开始我们打算给他起名叫小陶。我的父亲在八一南昌起义的时候化名李陶，我的母亲叫赵君陶，所以想用这个“陶”字给孩子起名。后来征求我母亲的意见时，她不同意，认为这个字犯上了。她说：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应该继承他爷爷的事业，做一个军人，就叫李小勇吧。
说来也巧，1979年，李小勇果然参了军，当了一名小战士，在部队受到了锻炼。
有了三个子女，这个小家庭很温馨。
2008年7月10日，为纪念结婚50周年，我和朱琳在北京的住处举行了小小的庆祝活动。
50年说来话长，我们经过了很多的风风雨雨，可以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彼此激励，相互帮助。50年来，我们的感情一直非常好，不少人，包括我的同事和外国友人，都称赞我们两个人为模范夫妻。能够找到这样的终身伴侣，我感到非常幸福。
11、任电力部部长
1980年，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
1月16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指出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
第一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第二，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
第三，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他说，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具备四个前提，即一是要有一条坚定不移的、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二是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三是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四是有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强调对现行制度存在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各种弊端必须进行改革。
他在讲话中指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应该努力实现三个方面的要求：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组织上大量培养、发现、提拔、 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
希望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来个大转变，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オ。8月31日，政治局通过了这篇讲话，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同意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立经济特区。
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了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肯定了十ー届三中全会以来建立的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根据实际情况，各地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不搞“一刀切”。
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9次会议，通过三项决议：
一是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
二是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党中央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在六中全会之前，由胡耀邦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但都不用正式名义；
三是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请六中全会讨论通过。
在长期考察和充分酝酿的基础上，中央于1981年2月25日决定调整国务院部分组成人员：（一）钱之光、刘澜波、李强、曾生任国务院顾问；（二）康世恩兼石油部部长，免去其国家经委主任、党组书记职务；（三）袁宝华任国家经委主任、党组书记；（四）林乎加任农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五）郝建秀任纺织部部长、党组书记；（六）李鹏任电力部部长、党组书记；（七）彭德清任交通部部长、党组书记；（八）饶斌任一机部部长、党组书记；（九）安志文任六机部部长、党组书记；（十）文敏生任邮电部部长、党组书记。
这次任命中，我和郝建秀算是中青年干部，郝建秀45岁，我52岁。康世恩和饶斌是懂业务的专业干部。
说到我被任命为电力部部长，还经过了曲折的过程。从1980年四季度我就陆续听到一些传闻，但我根本不相信，直到1980年12月31日下午，刘澜波部长邀我到家里去。
他首先说，中央已决定一批老同志任国务院顾问，他是其中之一。另外准备更换一批部长，纺织部由郝建秀当部长，电力部部长由我担任。这时，我向澜波同志再三说明：电力部许多老同志都是我的老上级，我资历浅，难孚重望，不能胜任，请他把我的想法转告中央。
1981年2月14日下午，我到刘澜波同志处。他说电力部人事情况有变化。电力部有几位同志联名给中央写信，不同意李鹏当部长，理由是李鹏太年轻，虽然是一个可以培养的对象，但是马上当部长在部里难以服众，不如先让李鹏同志在部里多承担一些工作，更成熟些，更加熟悉全国电力的情况，再当部长为好。
刘澜波还对我说，有同志反映说四五运动时，北京电管局也有民兵参加，还在水电部介绍过经验。我当时想，自己上不上也没有什么关系，但这种说法完全是颠倒黑白的，实在令人感概万千。干部“四化”谈何容易！我坚信，这件事是会搞清楚的。
2月17日上午，李锐副部长找我谈话。刘澜波同志委托他告诉我，昨天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同志去看望刘澜波，商谈了电力部部长正职的三个方案，第一方案是李鹏上，第二方案是从现在的副书记中定一人，第三方案是王林同志回来任部长。宋任穷同志说，二、三方案都是过渡方案。
我对李锐说：我早就表过态，我不适合担任部长，但万万没想到有的同志在政治上攻击我。
不久，这件事查清了。据北京热电厂厂长李振奇报告，这次会议是受水电部邀请，并没有经过北京电管局，李振奇在会上发了言。李振奇说，在四五运动中，他们是受朝阳区民兵组织者的委派，带热电厂民兵去天安门的，是作为预备队去维持秩序的，他们也没有对悼念群众做过什么事情。
2月19日晚，刘部长来电话说，中央已决定我担任部长。以后，宋任穷找我谈话。他说：我们都知道你对周总理的感情，我们从来都不相信这封信。现在事情已搞清楚了，你更应该气魄大一点，只有宽宏大量，才能团结同志。
1981年3月2日，刘澜波部长召开电力部党组全体会议，宣布中央对电力部领导班子的决定。王林、李代耕、李锐和张彬等同志发了言，表示支持中央的决定。
刘澜波讲：“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但李鹏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年轻，懂业务，希望大家帮助他，见了缺点及时指出。”
王林说：“干部‘四化’是我们老同志的职责，比什么都重要，我对新班子是有信心的。”李代耕表示将用实际行动拥护中央的决定。张彬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维护新班子的团结。李锐讲：“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党内论资排辈太厉害了，要冲一下。”
1981年7月2日，中央在怀仁堂召开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座谈会，议题是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我参加了这次会议。陈云主讲，邓小平、胡耀邦做了补充，其中有些讲话举了电力部的例子。
陈云说：提50多岁的，并非没有争论。李鹏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搞电30多年，这次提拔当部长还有争论。我看到的名单，第一次不是李鹏，第二次オ是李鹏，是刘澜波同志力争的。他一定要提李鹏，因为年轻，搞电是内行。
这个时候邓小平插话：我们党内出了一个开明人士，建议向刘澜波同志学习，他推荐了李鹏。
胡耀邦也说：万里和我都赞成提李鹏，我们先提出来，部里通不过，刘澜波一马当先，出来说话，才扭转了形势。
陈云还说提40多岁的争论可能更大一些，说太嫩了，提郝建秀这样的干部只有一个，她是50年代的劳模，今年45岁。
对于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些讲话，我抱着更加谦虚的态度。我想中央是借此来推动干部年轻化、专业化，自己并没什么了不起，只是个代表人物，千万不能翘尾巴。
我担任部长后，对老同志都很尊重，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制，一时定不了的事，也等等再作决定，直到大家基本一致，才作决定。在我任部长的一年时间内，电力部的班子是团结的，工作是得力的。
12、党的十二大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党的十二大的召开和大会制定的新的奋斗纲领，标志着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结束和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开始。十二大以后，改革开放全面展开。
十二大代表的选举1982年4月就已经开始。我原已当选北京市党代会的代表，虽已调水电部工作，但根据中央组织部的正式通知，我和七机部副部长宋健参加选举十二大代表的选区不变，即参加北京市的选举。
在第二轮讨论中，我所在的小组全体通过胡耀邦、邓小平、华国锋、彭真，还有我和宋健的提名。4月17日下午，市委提出66人的十二大代表候选人名单，其中有我。
4月19日投票选举十二大代表。候选人66名，实行差额选举，选出正式代表50名，候补代表5名。经过统计选票，有效票740张，其中前六名为胡耀邦、邓小平、彭真、宋健、陈希同、李鹏。
7月31日，我到中南海参加七中全会的征求意见会，讨论十二大报告和党章修改报告。会议一直持续到8月5日。我和王林编在石油、化工、煤炭、轻纺一组，高扬文为组长，秦仲达、杨波为副组长。
7月30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中央设立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采取这个办法，使得过渡比较顺利，如果能实行两届，就要十年，这个过渡是必要的。
对两个报告的讨论很认真，是逐段进行的。在讨论到十二大报告国际形势部分时，乔明甫说，苏联一再表示愿意改善两国关系，应该在报告中肯定一句“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这个意见得到高扬文、孙大光、胡明等同志的赞同。也有一部分人，如秦仲达、孙敬文认为对苏关系问题不能说得过多了。孙大光在讨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时，认为过去我们给人家扣了那么多帽子，现在应落实政策。当时有人插话，人家也给我们扣了不少帽子。
讨论十二大报告中党的建设部分时，一些老同志认为文件中强调纠正领导干部的不正之风，说得过多、过重，矛头是对准老干部的。有的说，为什么不讲许多基层组织还掌握在“三种人”手里，这才是真正的危险。我发言提出，在工人中发展党员的同时，还要提拔干部，问题是应给工人必要的学习机会。
8月6日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召开了，通过向十二大提出的报告和党章修正草案，并决定9月1日至11日召开党的十二大。
8月28日下午3时，我到北京市委报到，出席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北京代表团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彭真出席，选举段君毅任团长，焦若愚、周冠五任副团长。
会后，代表们分乘两部大轿车去代表团驻地一一五棵松炮兵招待所。山西、河南代表也住此地。第二次全团会议我被提名参加主席团。代表名单里有两个李鹏，军队里也有个，大家问提名的是哪一个，秘书处回答是北京的。
我在炮兵招待所阅读了十二大的文件。经过讨论和修改，十二大报告成熟多了。党章中规定，现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提法好，社会生产既包括生产力，也包括生产关系，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总的任务来解决这个矛盾。
3日，十二大主席团开会，讨论人事安排问题。耀邦说：中央5月份组织了17人参加的人事小组进行酝酿。书记处听了四次小组汇报，并进行了讨论，8月上旬又开了一个130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拿薄一波同志的话来说，这个名单是“九全九美”的。他说：要选拔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共120多名，将来如果有10个、20个不合格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有的同志一下子提到中央委员，他们是现有人选中比较优秀的。中央委员和顾问委员里都包括个别犯过错误、但在历史上对党作过贡献的同志，这样做有利于团结同志，稳定一部分人。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名单不能再加了，因为这次被提名的人多（三委600多名）而且彼此不了解，只能由主席团提名。
主席团分组讨论时我分在第一组，杨秀峰、张启龙带头表示不当顾问，愿意为废除终身制开道。
北京代表团召开全团会议，讨论了小平同志重要讲话、十二大报告和修改党章草案。我先作了简短的发言，讲了报告中感触最深的五点：六年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最大的功绩；二十年奋斗目标具体化了，翻两番，是力争；把建设精神文明提到应有的高度，不仅是保证，而且是目的；外交政策的立足点是独立自主，指导思想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从而摆脱外交上的被动，有利于争取和平；整党，三个根本好转应从党风好转做起。
接着，我又讲了两点：在六年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老同志：今后，胜利的保证也要依靠老同志做中流砥柱。我又说，问题不在于能不能翻番，而在于我们的经济体制是否能改革，能不能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们的生产力固然落后于社会发展的要求，同样生产关系也存在既适应、又不适应的问题，所以党章中对主要矛盾的表述很正确。
10日上午，十二大进行中央委员和中顾委委员的选举。实际参加选举的代表1575人、有效票1574张。在中央委员的选举中，中央几位领导同志邓小平、邓颖超、叶剑英、胡耀邦、陈云、赵紫阳、李先念、杨尚昆均以高票当选。我作为中青年干部的代表人物，也以1567票当选为中央委员。
我当选中央委员后，写了几句话自勉：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有理有节，不要以势压人，对上对下都一样，态度和蔼，耐心说服，处处严格要求自己。
13、到国务院工作
1983年6月6日下午，接到中办通知，要我列席7日下午在怀仁堂召开的中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会议。这是我第一次列席中央政治局委和中央书记处会议。
会议主要讨论“七五”建设的规模问题。邓小平提出，在人大会议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文件为（集中资金和物资，保证重点建设》。在会议讨论过程中，胡耀邦点名要我介绍一些电的情况。我说，在“六五”计划中，电力是按每年400万千瓦安排的，还不能做到与用电需要同步。
第一次参加会议，我没有多说话。会议期间，郝建秀和李汉平都向我祝贺，习仲勋书记对我说，我被提名为副总理已不是什么秘密。
8日上午，水电部召开党组会。李化一传达了政协党员会议上讨论通过的中央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国家领导人名单，其中副总理有我和田纪云，国务委员有宋平、吴学谦、王丙乾。
据说中央在征求民主人士对新一届政府领导人意见的时候，无党派人士程思远有个发言说，李鹏经验丰富，又在苏学习6年，是好评之意。
9日晚上，我参加了国务院招待金正日的宴会。金正日是金日成的长子，40多岁，言谈之间颇有接班人的风度。总理向金介绍：李鹏和田纪云同志已被提名为本届政府的副总理。席间，我问田是否知道，他说，对我的提名他知道，民意测验时他还投了我一票，对自己的事则一无所知。
11日晚上6时半，金正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耀邦同志出席，金正日和胡启立同志分别致辞。
对于我可能去国务院工作之事，钱正英可能还不知道。6日上午我和她交换意见时，她还对我说：“埃及电力部邀请我部于1983年12月举行第二次会议，我希望你能去一趟。”
第二天上午，我和钱正英部长谈话，她说：如果调你到国务院工作，希望你对水电部的人事安排和工作提出一些意见。
我说：赵庆夫副部长协助钱正英主管电的工作，可任党组副书记，推荐50岁以下的张亚圣、史大桢为副部长，贺毅任水电总局局长；电力管理体制逐步做到政企分离，大的电站、项目、电网归中央，县以下的供电可下放到地方：水电施工和设计分开，施工不一定搞一统天下，水电部队、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和水电总局可推广设立代表处的经验：部机关办好三件事，一是建设调度楼，二是办好《中国电力报》，三是办好电力医院；上海和北京两所电校可办大专班，管理学院要选有学问的人当校长，推荐沈根才同志。
15日，又商讨了提一名管电的副部长的问题，王林和赵庆夫都同意考虑姚振炎。我同意，同时认为姚至少应进部党组。
这段时间我也在考虑秘书人选问题。
李世忠，为人正派、谦虚，政治上比较成熟，但谈话时他对给我当秘书有些顾虑，主要是觉得自已年龄偏大。后来华北电管局局长李寿祺来电话称，李世忠经考虑愿意随我去国务院工作，一切听我的决定。
另一名秘书人选郑怀生，是学英语的，现在水电部外事司工作。我认为还需要补充一名秘书，我找姜云宝和毕玉璞谈了话，他们都是技术型的。
我一边交接工作一边考虑家庭生活安排。我和妈妈谈妥，为工作方便，以后每天就到妈妈家里吃晚饭，直到大琳从捷克斯洛伐克回来。我找三个孩子小鹏、小琳、小勇谈了话。职务变了，对孩子们要求要更严，并对三个孩子约法三章：在家里住就要遵守家里的规矩，不得夜出不归。每月要交10元生活费，但父母不会花你们的钱。不能向人家借钱、传递信件和接人家的礼品。
20日下午，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任命万里、姚依林、我和田纪云为副总理。《人民日报》18日至21日陆续刊登了新一届国家领导人的照片，我也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