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前秘书日记引发“争夺战”

80年来，曾担任毛泽东高级助手的李锐一直保持着写信和记日记的习惯，他用笔记录下了自己在共产党核心圈周围所度过的漫长且跌宕的一生。2019年李锐去世前，他的女儿悄悄将这些书信和日记带出了中国，交给了美国加州一家档案馆。

如今，“李锐日记”成为了一场法律战的争夺对象，争夺的双方是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和远在北京的李锐遗孀。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场关于谁有权保管一段非官方中国历史叙述的争夺战。

李锐用笔下的数百万汉字，记录了他在共产党内部的早期岁月、让共产党得以掌权的那场革命、上世纪50年代他担任毛泽东秘书的经历，以及他因诋毁毛泽东的经济政策而被监禁的20年。

李锐在政治上获得平反后仍在继续写作，并在退休后很久也保持着这个习惯。他一直活到101岁，终生都是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干部，但在学术界和媒体人士看来，他也是内部人士中为数不多敢于在天安门镇压事件、建造三峡大坝问题上对党提出公开批评的，此外，他还不断批评了中国的发展方向。

在日记里，李锐记录了他在党内一步步晋升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官员以及他们的谈话内容，除此之外，他还记录了自己的起床时间，以及他在北京位于六楼的住宅阳台外的天气状况。

2017年10月的一个周日，他在当天的日记开篇中写道，阴转晴，六点半过一点起床。在这篇日记里，他简要地提到了一位中国前领导人、文化大革命、一场森林火灾及大宗商品价格，其间还提到了他看的电视、家庭照片以及与一个政治高层家庭的接触。

李锐之女李南央告诉《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说，他通常只会记录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很少会写下自己的想法。尽管如此，日记中还是会出现戏剧性场面，例如他对1989年6月4日天安门事件的描述。他写道，士兵们用机关枪随意扫射，时而朝地，时而朝天。

整日不宁，总想痛哭。……事已做绝。何以对天下，谢天下。

—1989年6月4日

2010年他提起毛泽东时写道，毛完全与人类应有的前进方向背道而驰。他在日记中还提到1984年和2002年时曾见到习近平，并在2018年时讨论了习近平的领导问题，当时中国正试图取消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限制。李锐还在日记中引用了一则外媒报道，其标题为“民主已死”。

悉尼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中国学者冯崇义说，李锐是一位诚实且勤奋的作者，他主张中共可以自我改革，在中国政界拥有广泛人脉。在李锐去世前的数十年间，冯崇义几乎每年都能见到他。

“能留下那段时期的真实记录，这太珍贵了。”冯崇义说。在他看来，李锐和那些把写日记“当做搞宣传”的中国官员是不一样的。

然而，对党的核心事件如此充满个人色彩的公开描述，违背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树立正确党史观”的要求。在涉及共产党的事宜上，中国的审查力度向来最为严格，即便是最普通的信息，也会被列为国家机密。

2009年2月，李锐与女儿李南央在一起。2017年，李南央搭乘美联航飞往旧金山的航班，将李锐的大部分日记带出了中国。

中国政治人物所述内容外泄，通常会引发不小的震动，尽管这样的事情罕有发生。例如当年赵紫阳的录音带被偷运出中国。这位“天安门事件”时期的中国领导人在该事件后被免职，余生都在软禁中度过。

美国记者殷阿笛(Adi Ignatius)参与出版了2009年的赵紫阳回忆录，该书就是基于上述录音编着的，它为人们了解天安门事件提供了新的视角。殷阿笛说，将录音带偷运出中国的过程中，他的同事使用了早期版本的加密电邮，以此绕开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的审查。“政府禁止将任何幕后信息公之于众。”殷阿笛说，他目前担任《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总编辑。

李锐的背景，使得其日记的价值对任何潜心研究这批海量著作的人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的中国问题专家、与李锐相识的安东尼·赛奇(Anthony Saich)说，“鉴于他的职位和他认识的人，我相信，这些资料对于研究以及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精英政治的内部运作，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斯坦福大学在法庭文件中说，李锐的文字在中国一直都被禁，因此如果他的日记被留在中国，将“被压制，还可能被毁。”

毛的行为完全违背了自由、民主、科学进步和法治的普世价值。毛完全与人类应有的前进方向背道而驰。十年文革把中国推向了全面崩溃的边缘。

—2010年1月9日

但问题是，这些日记是从中国偷出来的吗？

这正是摆在美国北加州地区法院面前的一道难题，在这场家庭对立的争夺中，双方律师接连提出诉讼请求和反诉，都声称对上述资料拥有所有权。

为了证明自身所有权，斯坦福大学与李锐71岁的女儿李南央一道参与了奥克兰的这场官司，而另一方则是李锐的第二任妻子张玉珍，他这位91岁的遗孀现居北京。

在一通简短的电话里，张玉珍拒绝回答问题，她只是说这些日记是中共组织部的事，李锐生前曾供职于此。中国外交部没有回复记者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中国政府在此案中是否支持张玉珍。

张玉珍的美国律师、旧金山律所Vinson & Elkins LLP的马修·J·雅各布斯(Matthew J. Jacobs)说，“我们唯一的客户就是张女士，仅此而已。”

张玉珍在法庭文件中指责她的继女李南央对李锐施加了“不正当影响”，声称李南央“盗取了”私人信息和“国家珍宝”。

2019年，北京一家法院依据中国的继承法裁定，张玉珍有权获得这些资料。

2019年李锐去世后得到了官方葬礼的待遇，被安葬在北京著名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图为其李锐去世后，悼念者举着颂扬他的横幅。

斯坦福大学聘请的律师、洛杉矶律所Pillsbury Winthrop Shaw Pittman LLP的马克·D·利特瓦克(Mark D. Litvack)说，李锐在日记中清楚地表明，他支持将这些资料交给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简称：胡佛研究所)。利特瓦克还说，上述北京法院曾阻止斯坦福大学提交案件中的相关证据，尤其是阻止它陈述自身观点，即由于李锐去世时这些资料已不归他所有，因此继承法在本案中并不适用。“他在世的时候，这些资料就全都属于我们了，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利特瓦克说。

张玉珍方面的律师雅各布斯则表示，“所有事情都发生在中国，无论是偷盗、继承或是赠与，因此，任何一种情况都适用于中国的法律，而且中国法院已经作出了裁决。”

如今，李锐的40箱手稿以及相关的数字文档已成为胡佛研究所的第2019C100号馆藏，这里保存着大量中国历史档案。通过预约，便可以一睹这些馆藏的真容，在来自150多个国家的超6,000件藏品中，既有一战时期的政治海报，也有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头部X光片，还有数十年来的阿富汗报纸，等等。

艾瑞·瑞德伯德(Ari Redbord)曾是美国政府的律师，拥有经手跨国金融犯罪方面案件的经验，他指出，美国法院可能会重点关注案件涉及的正当所有权。他说，“在我看来，这是一桩非常典型的物权法案件。”瑞德伯德没有参与上述案件。

理查德·麦格雷格(Richard McGregor)在2003年时曾去李锐家中拜访过他，2010年，这位澳大利亚人出版了《共产党：中共统治者的秘密世界》(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一书。书中写道，“他也许是生活在中国的高级别内部人士中，唯一愿意明确细致地公开谈论毛泽东政治遗产这个禁忌话题的人。”

尽管李锐时常对中共路线提出异议，但他去世后还是得到了官方葬礼的待遇，并被安葬在北京著名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包括习近平在内的国家领导人对逝者表达了敬意，习近平还送来了花圈。葬礼外，有一小群人举着呼吁民主的横幅。

会面结束时，我们谈到了如何评价习近平……（习近平之父）习仲勋曾教导他的儿子要遵循两个基本原则：实事求是，以及兼容并包、宽以待人。习近平的回应是，第一条很难做到，但第二条肯定可以做到。

—2012年1月16日

按照李南央的说法，她和家人之间经常会讨论如何保管父亲这些珍贵的日记，她曾写道，自己与父亲的关系时常会很紧张。她说，父亲多年来一直认同妻子的观点，认为他们都“属于党”，但同时，对于把日记交给胡佛研究所的想法，父亲也很喜欢。李锐曾记录了1989年2月访问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的经历，看到藏品中还有蒋介石的日记，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蒋介石领导的军队在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革命中落败。（围绕蒋介石日记的所有权，斯坦福大学也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

到2017年时，李南央已将父亲的部分书信交给了胡佛研究所，后者为她提供了一个颇具声望的访问研究员的职位。张玉珍在法庭文件中表示，对李南央来说，这个职位是她用父亲的资料换来的“意外之财”；斯坦福大学则表示，之所以授予李南央该职位，是因为她曾协助档案管理员辨别父亲有时比较难认的潦草字迹。

李南央说，后来习近平剥夺了一些保守派官员的实权，而这些人一直以来都对李家照顾有加，于是，家里反对把日记送到海外的声音逐渐平息。

2017年1月30日，李锐写道，他与妻子和女儿谈到了日记的问题，他说，“她”——不清楚这个“她”指的是谁——同意了我的处理办法，也就是把日记交给胡佛研究所存档。

李南央说，几天后，“我父亲说，去吧去吧，去做吧。”

她把几十年的日记塞进两个随身携带的包里，紧张不安地去搭乘美国联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飞往旧金山的航班。由于担心海关没收父亲的资料，提心吊胆的她吓出了一身汗。“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他们当时为什么没有检查我的行李。”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