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壮观震撼人心的城市，伊斯兰以外的伊斯坦布尔
傍晚的金角湾
人们来到伊斯坦布尔，往往被这里美轮美奂的大清真寺和装饰豪华的奥斯曼帝国宫殿所吸引。伊斯坦布尔的确是世界上最壮观、最震撼人心的伊斯兰城市。不过，伊斯兰的伊斯坦布尔虽然壮观，但只是伊斯坦布尔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不用上溯多么远，1914的世界大战之前，这个城市更广阔的区域还是非伊斯兰的：
旧城法提赫区（Fatih）的西部和北部居住着希腊人，东正教堂林立；金角湾北侧的新城贝伊奥卢居民则以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西欧移民占多数，今天独立大街和加拉塔周围保留下来的19世纪商业区，也都是仿照巴黎建造的，让人感觉置身欧洲，而作为统治者的穆斯林只是聚集在旧城的核心区域。
然而，这些非穆斯林居住区，在一百年来激荡的民族主义革命风云中消失了。人去楼空，绝大多数人都意识不到，曾经有那么多的文明曾经长时间在这个城市繁荣过。这些地方成为“隐性的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被人忽略的另一半。本文将介绍几年前访问伊斯坦布尔时，探寻这座城市非穆斯林族群所留下的遗产的一些收获。
（清真寺林立的老城）
（19世纪下半叶伊斯坦布尔地图，穆斯林主要居住在内城，即图中红色圈内，其余地方则是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及西欧侨民的社区）
首先要说的是这座城市希腊人的遗迹。沿着金角湾，出了内城墙君士坦丁墙（Constantinian Walls），就会看到很多东正教教堂，其中最著名的是君士坦丁普牧首宗座所在的圣乔治大教堂，以及东正教最高学府机构法纳尔正教学院。君士坦丁普世牧首是东正教排名第一的牧首，地位类似于天主教世界的罗马主教（俗称“教皇”），是全球3亿东正教徒的领袖。另外还有蒙古圣玛利亚堂和保加利亚圣斯德望堂（Bulgarian St. Stephen Church）等。
Theodosian Walls
蒙古圣玛利亚堂（Church of Saint Mary of the Mongols）。这个教堂之所以有“蒙古”二字，是因为兴建者是皇帝米海尔八世的女儿，曾经担任蒙古伊尔汗阿八哈的妃子
（拜占庭帝国时代的东正教堂Pammakaristos Church，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以后被改成清真寺，凯末尔时期恢复为博物馆，当年被遮蔽或破坏的壁画，也得以露出真容）
（Hagia Triada Greek Orthodox Church, 伊斯坦布尔最大的希腊东正教堂，在塔克西姆附近）
希腊人本来是伊斯坦布尔这片土地上的主人，伊斯坦布尔文化的根基是建立在希腊东正教文明的基础上的。1453年奥斯曼人征服君士坦丁堡，希腊人的拜占庭帝国灭亡，但是希腊人并没有消失，依然在这片土地上居住，并延续他们的东正教文明。奥斯曼帝国把希腊人赶出了君士坦丁堡的内城墙之外的法纳尔（Fener，亦做Phanar )，他们约占伊斯坦布尔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也因他们的居住地又被称为“法纳尔人” (Phanariots)。这跟清朝建立后，京师汉族人被驱逐出内城，跑到前门之外的南城居住是一回事。
（19世纪欧洲明信片上的法纳尔，最高处是希腊正教学院）
这些“法纳尔人”因为具有文化优势，长期在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仍扮演重要角色。“法纳尔人”把持帝国的外交、财政和海军等部门，帝国的历任首相中，也以改宗伊斯兰的希腊人数量最多。奥斯曼帝国甚至把多瑙河地区基督徒占多数的土地交给“法纳尔人”管理，从1711年起，位于今天的罗马尼亚的瓦托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公国中的大公都是由“法纳尔人”担任的。希腊语成为这两个公国的学校和宫廷的语言，因此，在罗马尼亚本国历史教科书中，1711年至1821年被称为“法纳尔时代” （Phanariotes）。19世纪初，阿里帕夏统治的西巴尔干地区，希腊语也成为宫廷语言，希腊人充斥着各种政府机构。
（瓦拉几亚希腊人大公在会见英国使节）
希腊人更是在经济上压过土耳其人，占据着统治地位，恩格斯在《土耳其问题》一文中，曾经形象地说：“斯拉夫（指巴尔干民族）的和希腊的资产阶级才是真正渗入这个国家（奥斯曼帝国——引者注）的任何一种文明的真正支柱。这部分居民越来越富，影响越来越大，而土耳其人则越来越被挤到后面。假如土耳其人不是垄断了民政军政的官职，那么很快就会完全看不到土耳其人了”。
（赫赫有名的希腊正教学院，正门上写着“希腊人的国民学校，是东正教最高学府，也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的规模第二的大学，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学校日渐萎缩）
希腊人的这种境遇也跟元、清时代的汉人很相似，他们具有文化优势，依然在帝国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区别在于，小亚细亚和巴尔干的征服者奥斯曼土耳其人，拥有伊斯兰教这个重塑民族边界的利器，得以用宗教不断延伸自己民族的外延，终于在人数上超过本土的希腊人，不断被吞噬的希腊文明最终被局限在今天希腊国土的狭小领域。而元代蒙古族、清代满族缺乏这种宗教利器，始终不能重新建构自己的民族，反而消亡在汉文明的汪洋大海中。
（君士坦丁普世牧首所在的圣乔治教堂，以及圣座）
到一战结束时，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仍然有31万，据说这个城市的上万家餐馆几乎都是希腊人或亚美尼亚人开的，没有什么穆斯林餐厅。希腊人在伊斯坦布尔的优势地位持续到1955年的“九月事件”，这个事件帕慕克在回忆录中也有清晰的记录，伊斯坦布尔发生了土耳其族袭击希腊人的事件，这场暴力持续了两天，5000多家希腊人商店和100多座东正教堂被砸，西方世界将其渲染为“九月大屠杀”，从此，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基本离开这座两千多年来他们一直居住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在君士坦丁陷落500年后才正是完成了伊斯兰化。
（今天的法纳尔，已经几乎没有希腊人在此居住了，土耳其人填补了他们留下来的空白）
犹太的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另外一些重要文化景观是与犹太人相关的，最著名的就是加拉塔附近的和平谷犹太教堂和犹太博物馆，而整个伊斯坦布尔有40多处犹太教堂遗址。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伊斯兰教与犹太教之间势同水火，怎么伊斯坦布尔还有犹太人呢？原因是得益于奥斯曼帝国宽容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奥斯曼帝国绝大多数时期对犹太人的态度，比欧洲诸国都要宽容。因此，犹太人长期是伊斯坦布尔第四大群体，以及金融业的重要统治者。在帝国统治的埃及、巴格达长期也有可观的犹太人群体，上海最知名的三位洋人大亨沙逊、哈同和嘉道理，都是巴格达犹太人。
伊斯坦布尔的犹太人主要来源于伊比利亚半岛，他们是赛法迪犹太人 (Sephardi Jews) 后裔。1492年，新成立的西班牙基督教王国对犹太人展开宗教迫害，约有20多万犹太人流亡到奥斯曼帝国境内。根据16世纪的人口统计资料，伊斯坦布尔的犹太人约5-7万，占总人口的10%左右。当时，伊斯坦布尔是世界上犹太人最多的城市。
（伊斯坦布尔现存最古老的犹太教堂，建于1460年，几乎和奥斯曼土耳其人进入这座城市的历史一样长）
到一战之前，仅加拉塔附近有3多犹太人，20多家犹太教堂。加拉塔附近的著名旅游景点卡蒙多阶梯（Camondo Steps）就是由犹太人亚伯拉罕·所罗门·卡蒙多（Abraham Salomon Camondo）建造的，他还是奥斯曼近代银行业的奠基人。另外，长期以来，犹太人还是伊斯坦布尔医生群体最主要来源，一度占执业医生的一半以上。
（加拉塔附近的商业街，曾经属于犹太人的房产）
（奥斯曼帝国银行的犹太职业经理人）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犹太人像其他穆斯林族群一样大量离开伊斯坦布尔，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1932年出台法令，规定非土耳其人不得从事股票交易、银行、律师、中间商、医生、建筑师等职业，这些正是犹太人所擅长的职业；第二个是1942年对非穆斯林推行财富税（Varlık Vergisi），非穆斯林的纳税标准是穆斯林的上百倍，犹太人的企业纷纷倒闭。
（伊斯坦布尔的和平谷犹太会堂，及犹太博物馆）
到二战结束，伊斯坦布尔的犹太人下降到一万人左右，从当年叱吒风云经济统治者，沦落为彻底边缘化的族群。尤其是二战后，伊斯兰世界反犹主义风起云涌，伊斯坦布尔的犹太人更成为过街老鼠。2018年我访问伊斯坦布尔最大的犹太教堂和平谷会堂期间，正值美国宣布将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引起伊斯兰世界新一波的仇恨犹太人情绪，和平谷犹太会堂大门紧锁，附近军警荷枪实弹加以保卫。去参观隔壁的犹太纪念馆也颇不受欢迎，敲门许久，在经历严格安检后才被允许入内，这座城市犹太人对外界恐惧和抵触的状态可见一斑。
（2003年针对犹太教堂的恐怖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
亚美尼亚人的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还有很多知名的亚美尼亚东正教堂、学校等遗存，这些遗迹主要集中在商业中心塔克西姆（Taksim）和卡拉柯伊（Karaköy）附近，仅仅加拉塔和佩拉方圆数公里内就有十多家亚美尼亚人教堂。亚美尼亚人以曾经的“亚美尼亚大屠杀”闻名于世，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在一战期间及前后的种族灭绝，是仅次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第二严重种族仇杀事件。
（伊斯坦布尔的亚美尼亚教堂及学校，奥斯曼帝国时期，亚美尼亚人有自己的庞大教会，君士坦丁大牧首管理的教堂有一千多座，信徒数百万）
19世纪末，伊斯坦布尔和周边的欧洲色雷斯地区约有40万亚美尼亚人，当时亚美尼亚人占伊斯坦布尔全城人口的六分之一左右。亚美尼亚人的精英群体被称为“阿米拉”（Amira），他们同希腊人和犹太人一起主宰着伊斯坦布尔的工商业和金融。
据统计，在帝国最有影响力的40家银行中，12家属于亚美尼亚人，12家属于希腊人，8家属于犹太人，而土耳其人仅拥有1家。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等地269工业企业中，总资本的50%属于希腊人，20%属于亚美尼亚人，仅有15%属于土耳其穆斯林。
（亚美尼亚银行家、教会曾经在独立大街所拥有的房产）
此外，亚美尼亚人在建筑、医学和艺术方面也有重要的地位，帝国晚期建设的新皇宫多玛巴切宫就是亚美尼亚裔建筑世家Balyan家族设计的。
那么，土耳其人为什么要屠杀亚美尼亚人呢？因为亚美尼亚东正教徒人口太多，太优秀，又有独立的倾向。土耳其人从希腊独立中得到教训，认为对基督徒的独立决不能再心慈手软，如果在小亚细亚与土耳其穆斯林一起混居的亚美尼亚人也独立的话，那么土耳其人将无立足之地，于是从哈米德二世执政开始，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就在有组织地屠杀亚美尼亚人。
屠杀亚美尼亚人的高潮是1915年帝国议会通过了《驱逐和重新安置法》（Relocation and Resettlement Law）授权军警迁徙流放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少数民族人士，将种族清洗合法化。到1923年，土耳其全境仅剩下不到7万亚美尼亚人，整个过程亚美尼亚人死亡人数在150万左右。
（亚美尼亚人的集中营，跟犹太人奥斯维辛非常相似，两个民族也都是善于经商的民族）
同时，亚美尼亚人的财富也被没收，据1919年的巴黎和会统计，大屠杀给亚美尼亚人带来的经济损失共19.4亿金法郎或42亿美元，约是当时世界首富洛克菲勒财富的3倍，可见当时伊斯坦布尔的亚美尼亚人是多么的富有。今天伊斯坦布尔的亚美尼亚人仅剩下5万左右，他们多数居住在城市西郊的Bakırköy，从事中低层工作。
西欧人的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还有很多西欧基督教的文化遗存。十字军东征后，热那亚人就获得了在君士坦丁堡城外的居住权，并且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今天伊斯坦布尔的“朝阳区”——贝伊奥卢，后来法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也纷纷来到这里经商、定居。这些欧洲人被称为“黎凡特人”（Levantines）。“黎凡特人”以意大利人最多，在20世纪初的数量约为1.5万人，其次是法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总共约5万人，也占当时伊斯坦布尔人口的不小比例。
（热那亚人在伊斯坦布尔新城遗留下来的商业建筑和军事堡垒，这些建筑都非常古老，很多建于14世纪，充满历史沧桑感，其中最有名的是加拉塔灯塔，这也是伊斯坦布尔的地标建筑之一）
这些欧洲人在伊斯坦布尔建造了拥有至少5座罗马天主教堂、3座德国新教教堂、2座英国国教教堂和1座法国天主教堂。其中，最大的是始建于1725、重建于1906年的安东尼堂，可以容纳数千人礼拜，教皇若望二十三世（1958-1963在位）就曾经长期在这个教堂布道。
（圣安东尼堂及其附近的小教堂，有意大利神父长期坚守在这里）
伊斯坦布尔的欧洲文化区，是所有的非伊斯兰文化区衰败最轻微的，至今在伊斯坦布尔最繁华的商业地带，仍旧有旺盛的活力，周末造成安东尼教堂里座无虚席，来自罗马的神父也可以自由在安东尼教堂传教布道。这跟土耳其长期奉行亲西方的政策有关，也跟这些文明背后强大的政治军事后盾有关。
（独立大街附近欧洲化的伊斯坦布尔）
总之，20世纪之前的伊斯坦布尔是世界上族群和文化最多元的城市，是前现代文明中，唯一一座伊斯兰教、东正教、天主教和犹太教可以长期共存的城市，其文化和族群的多元性只有现代的纽约可以与之相媲美。了解伊斯坦布尔非穆斯林的历史，是了解这座城市文化魅力的关键，更是了解奥斯曼帝国历史的钥匙。
然而，在近代巴尔干的民族主义革命中，及其催生的土耳其民族国家建构中，这种多元性被打破，非伊斯兰的文明被以暴力的方式清除出这片土地，在短短一个世纪之内，非穆斯林人口曾经从过去的半数以上，下降到今天的1%左右，伊斯坦布尔也因此从国际都会降落为普通的区域性城市，失去了往日的文化、经济影响力。诚如亲自到希土战争战场进行观察的汤因比所言，西方的民族观念被移植到近东和中东后，成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一种不负责任的颠覆性力量”。
伊斯坦布尔从国际都会到“土耳其化”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现代化的另一方面：这个世界在西方观念的影响下，不仅发生着全球化，在很多地方也发生着“民族化”和逆全球化。这种现象发生在伊斯坦布尔、开罗、巴格达，发生在很多曾经被殖民的亚非城市。这些城市曾经作为文明的综合体倍展魅力，然而在民族主义主宰的现代政治中暗淡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