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一波的温家宝热看鲁迅说的“奴在心者”
余杰评论文章：中国前总理温家宝的母亲杨志云二零二零年十二月离世，温以《我的母亲》为题撰文纪念，文章分四期在《澳门导报》发表。温在文章中表示：“我心目中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那里永远有对人心、人道和人的本质的尊重，永远有青春、自由、奋斗的气质。”这几句话若是放在刘晓波法庭上的最后陈词中，也不显得突兀。
久未公开露面的温家宝的这句话，让很多宛如在朝鲜歌舞巨制《阿里郎》中充当背景墙的老百姓热泪盈眶、山呼万岁，有人尊称其为“曾强调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风雨不倒，至死方休’的温爷爷”。至于一生都是家庭妇女的温母杨志云的账户中为何有数亿美金之巨款，大家都忘到了九霄云外。
随即，在中国国内的社交媒体上，此文因“违反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而被禁止分享。于是，诸多公知和海外媒体又义愤填膺地为温家宝的言论自由而振臂高呼，仿佛捍卫温家宝的人权和言论自由，就是捍卫自己的人权和言论自由——他们大概忘记了，此前就连习近平的亲口讲话都曾被删除。温家宝的文章被删，既不能说明温家宝有意“反党”，也没有露出任何共产党“内斗”之信息。
然而，在此文的触发下，一波新的温家宝热在如春潮般涌动。春天到了，发情是人之常情。但我看到接二连三的对温家宝的赞美之词，只能想到鲁迅说过的四个字：奴在心者。流亡美国的人权律师陈建刚也评论说，这股温家宝热只能说明“蠢猪太多，屠夫杀不过来”、“大概羔羊很善于捕捉屠夫的温柔、善意和悲悯吧。屠夫皱一下眉然后再动刀放血，死于刀下的羔羊至死都能记得在挥刀前的一瞬，电光石火之际曾有过一丝悲悯”。在中国，猪和羊比人还多。
二
二零零一零年夏，我计划在香港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前夕，北京国保员警破门而入，对我实施传讯。在审讯过程中，国保员警小头目朱旭面目狰狞地警告我说，连总理办公室都知道了这件事，这本书绝对不能出版，如果你不听劝阻，执意出版，那就后果自负，当时候你连小命都将不保。
传讯事件之后，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老师专门找我去她家，苦口婆心劝说我放弃出版此书。她说，你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要跟他们硬碰硬。经过丧子之痛以及此后二十年中共持续不断的残酷打压，丁子霖对中共的本质早有清醒的认识，她知道温家宝是个口蜜腹剑的伪君子，不会容忍任何批评意见，此书若出版，他们绝对不会手软。
但我心想：不能因为恐吓就放弃出版此书，否则，警方见此招生效，以后必定会如法炮制，那么我还能写什么呢？如果这也不能写，那也不能写，那种生活于我而言，真是生不如死。我决定按照原计划出版此书。
果然，《中国影帝温家宝》出版在同年十月出版之后，我很快被北京警方软禁在家，然后是黑头套绑架及酷刑折磨，险些丧生于员警的拳打脚踢之下——我的罪名除了写《中国影帝温家宝》这本书之外，还有零八宪章、人权报告等等。
诸多公知和海外媒体又义愤填膺地为温家宝的言论自由而振臂高呼，仿佛捍卫温家宝的人权和言论自由，就是捍卫自己的人权和言论自由。（汤森路透）
二零一二年一月，我携妻儿流亡美国，随即在华府召开国际记者会揭露遭受酷刑的真相。若干国内的中共基层党员和公务员发表公开信，呼吁温家宝彻查此事，若于之无关，严惩有关人员——此呼吁如石沉大海。
三
因批评温家宝和其他中共高官及中共极权体制而受到其惨无人道的迫害，对我而言，是求仁得仁。我从未对这个政权以及为之服务的大小官员抱有任何幻想。
然而，让我感到莫名惊诧的是，因为批评温家宝，我受到了很多人猛烈的反批评——若干公知、民运人士和法轮功成员对我群起而攻之，说我批判温是故意打击党内改革派，是破坏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
二零一三年，当我出版新书《中国教父习近平》时，同样也是这群人，继续攻击我说，习近平刚上台，是改革派，只是被江派压制，暂时无法施展改革措施，只要民间给他时间，他一定会有改革的大动作。因此，你急不可耐地批评习近平，这样做就是“帮助顽固派”、破坏习近平的“一盘大棋局”。
如今，历史证明我是正确的，温家宝是何许人也，习近平是何许人也，大部分人都清楚了。当初鼓吹习近平在“下一盘大棋”的杨恒均，自己被诱捕入狱，也连累妻子被软禁。然而，当初那些攻击辱骂我的人，没有一个公开向我道歉。
我不是先知，我并不是特别聪明，只是“凭爱心，说诚实话”——像《皇帝的新装》中的孩子，说出自己看到的真相和常识。然而，在中国，这样做，不仅当局容不下你，所谓的民间也将你视为打破其岁月静好生活的害群之马。
装睡的人，确实是叫不醒的。
四
我抵达美国之后遇到的第一件怪事，就是发现流亡美国的异议人士群体中，居然有那么多温家宝粉丝。而且，他们是根据直觉情不自禁地爱上温家宝，就好像后来台湾出现的韩粉——对这群人是无法摆事实、讲道理的。
我到美国的次日，一位老朋友请我去他家做客，欢迎我们来到美国。他也请了另一对夫妇作陪。男的是因参与六四而流亡多年的前辈名作家，女的也因六四坐过牢、后来在美国某“反华媒体”做记者。这位女士一见面就跟我说，不同意你称温为“影帝”，温在共产党中是少有的好人。
我不禁大吃一惊，这对夫妇都亲历了六四大屠杀，见识过共和党如何杀人如草不闻声，居然还相信中共的总理是好人？而且，那时《纽约时报》关于温家贪腐的长篇报道已发表，这位女士本身就是媒体人，不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她还像幼稚园女童一样吟唱“我爱温总理”？
后来，我才知道她深受一位“民间思想家”之影响（有一位推崇韩国瑜的民运前辈称此人为“当代第一思想家”）。这位“民间思想家”从薄熙来的顾问摇身一变为温家宝的化妆师，在一篇半文半白的文章中，将温家宝比喻为“替中国负轭”的耶稣基督——简直比中共党媒上发表的关于温家宝的秘书如何帮主人带鞋子去缝缝补补的文章还要肉麻。再后来，我与这位既崇拜温家宝也崇拜蒋介石（言必称“蒋公”）的“民间思想家”就如何评价温和蒋有了一番论战，然后就收到那对夫妇发来的绝交书。
我很庆幸，我从来不是“中国民运”这个大酱缸中的一员。在中国，即便共产党用枪对准我的头，我都不会放弃自己的言论自由；在美国，我又岂能因为害怕某某人与我“绝交”，而自我设限、沉默是金呢？
五
温家宝的大作发表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调查四川地震死难人数、反对彭州石化项目而在胡温时代入狱的人权和环保活动家谭作人在脸书发文说：“相对而言，仅仅在亲民方面，胡赵朱温中，温是做得比较好的。在阅历和文才方面，温也是比较突出的。个人观点，他不是影帝，也不是演员，但是时运不济，他确实孤掌难鸣，力有不逮。所以，他只能说出愿望，而不能实现愿望。这样做，其实只能表现出一种无力感，反而让被他区别出来的主流派，对他恨得咬牙切齿。”他当年坐的就是胡温的牢，今天却跟温家宝站在同一阵线，难道是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吗？当有人留言讽刺他“牢白坐了”时，他自我辩解说，这是多元观点和言论自由——然而，中共不是纳粹的升级版吗？如果你说纳粹的某高官是好人，德国人会认为这是多元观点和言论自由吗？
在其贴文下，批评者甚少，支持者甚众。某香港政论杂志资深编辑说：“完全同意。温是肯定普世价值的，到今天还在说人道、自由，可见应是发自内心。”讲人道、自由、民主，温家宝如何比得上当年延安的毛泽东和《新华日报》，他们不是说“一党独裁，遍地是灾”、“中国的未来是学美国”吗？还有，江泽民还会用英文背诵美国的《独立宣言》呢。难道他们都是“发自内心”？
另有一位资深海外民运人士在回应我列出的《纽约时报》关于温家贪腐的报道时说：“纽时一篇重磅报道（或再加上十篇），只能作为我们考虑研究问题的参考，而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和提出问题的前提。”好像她严格遵循西方的无罪推定原则。然而，温家宝当时号称要状告《纽约时报》诽谤他和他的家人，那么他为何没有真的去告呢？如果温家宝真的清白和无辜，为什么不亲自到纽约的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呢？
六
还有一位任职于台湾某国家级媒体、多年报道中国人权议题（也多次采访过我）的资深记者，在谭的帖文下留言说：“我曾听沙叶新教授说过，他看过无数的戏、无数的演员，他不相信温家宝在做戏。”
这位记者应当知道，谭作人被捕、刘晓波被捕、陈光诚受迫害等人权灾难，全都发生在胡温时代。胡温时代的人权状况比江朱时代毫无好转，而是更加恶化。就实权意义上而言，温是第二把手，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判断对温家宝是否在演戏，要根据他的实际施政，而不应全盘接受沙叶新个人的“专家意见”。
沙叶新固然是一位专业的戏剧作家，但他对温家宝“没有演戏”的判断真的准确吗？记得十多年前，我作为独立中文笔会的代表之一，到香港参加国际笔会的会议，沙也与会并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一场演讲。在演讲中，他一句也不讲中国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急剧恶化，偏偏从头到尾赞美温家宝如何日理万机、如何爱国爱民，讲得声情并茂，台下的香港学生听得入迷。但我实在听不下去，中途退席。
沙叶新晚年确实屡屡撰文针砭时弊，被誉为敢言者。但他从未脱离体制，也未摆脱明君贤相的体制内思维。他当年写成名剧作《陈毅市长》歌颂陈毅（中共建政之初，陈毅在上海的暴政迫使数百名资本家跳楼自杀，陈毅每天早上都冷血而得意地问秘书说：“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与晚年崇拜温家宝，可谓一脉相承、一以贯之，他至死都未能洗净干净精神世界中根深蒂固的奴性。我们可以对此类前辈的处境有同情的理解，却不必将他们的观点当做圣旨，更不必延续他们海市蜃楼般的温家宝崇拜。
七
更有一位自我简介为“独立学者、价值主义者、八九六四幸存者，八九年第一批上街，六四早晨最后一批撤离广场，因零八宪章第一批签名事件被中国艺术研究院撤职”的公知吴祚来，在推特上大肆赞美温家宝并反驳对温的批评：“我在体制内待过N年，接触过各级领导各色人等。由于一党制，许多人迫不得已只能从政，他们内心良善，致力于改善国家，自已能守住底线。希望大家不要把所有体制内的人都一棍子扫入污池。人跟人，千差万别。温不是圣人，但反文革、求政改是真诚的。讨论温相是不是表演，你当然可以自由放言，也没有任何风险，你越激烈，就越政治正确。但问题是，习共为什么封杀温相？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去认真分析？简单的抢占道德至高点在自由世界是容易的，零成本。温在反文革反薄倡改革时，纽时却大揭露其家族腐败。总有一种配合，让你觉得天衣无缝。”
这段话不但肉麻之极，而且恶毒之极。对温家宝的谄媚极为肉麻，对温家宝的批评者的诽谤则极为恶毒。吴氏在体制内待了大半生，这不是耀眼的履历，而是耻辱的印记，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且将在体制内待过作为评价温家宝等官员的前提条件——你们若没有在体制内待过，就不配评论温家宝。
吴氏攻击那些对温家宝的批评是“政治正确”、“简单的抢占道德制高点”、“零成本”，却故意忽视我当初因批评温家宝而险些付出生命代价的事实。他自己在二零一二年九月逃离中国，却是在胡温统治末期——既然温家宝的统治如此美好，你本人为何要跑到美国避难？你的行为跟你的理论难道不是完全脱节吗？
更有甚者，吴氏认为《纽约时报》刊登温家宝家族贪腐的报道是“一种配合”——那时，温家宝表面上的政敌大概是垮台的薄熙来，难道薄熙来在狱中指挥《纽约时报》帮他抹黑温家宝吗？这种阴谋论也太有想像力了。
有一种爱，是中国异议人士对温家宝的爱，这种爱，可以死去活来，可以枉顾事实，可以穿越时空，可以肝脑涂地。奴在心者，在中国如此，到了自由的美国仍然如此，这才是最大的悲剧。
八
曾担任鲍彤秘书的吴伟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对温家宝及其祭母文的一些看法》的短文，对温家宝作出高度评价：“作为前任政府总理，曾经身在最高层的高官之一，能在当下的政治环境下，仍然坚持说出这样的话，实属难得！记得他当年在位时，就曾经许多次大声疾呼‘必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否则文革有可能重演’。虽然他为此承担了巨大的压力，他的同僚们也合者甚寡，但他在其任职期间的最后一次人大记者会上，仍然为政治改革大声疾呼，我想，这绝不是他的心血来潮，而是他的一种坚定的信念。”
吴伟进而认为：“这种信念，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八十年代赵紫阳主持的那场政治改革对他的影响。……正因如此，他……多次在公开场合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其中所冒的政治风险，不曾经历过或瞭解高层政治环境之复杂艰险的人，是想像不到的。试问今日朝堂之上，还有哪个能如此、敢如此？有人说他是‘影帝’，我是不赞成的。作为一个政治家，说，就是做，特别是在今日之政治环境下。我完全赞成笑蜀所说：‘今天他仍坚持当年的言说，这份执著，足见其真诚。这份真诚在当下中国何其稀缺，以道德完美主义责难之，实在荒谬。’”
吴伟将温家宝放在赵紫阳的传统中，是误将跳蚤当龙种。吴伟难道不知道，为我的《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的作序的正是鲍彤，鲍彤在相当程度上同意我对温家宝的批评。温家宝在六四前夕早已背叛赵紫阳，赵紫阳要温家宝发送一份召集常委会的通知，温家宝抗命说，不必开了。温家宝也没有为“呼吁政治体制改革”付出任何代价，照样作常委的退休待遇，他的家族亦富可敌国。温家宝若有一点点念旧情（还不用说良心了），至少可以稍稍改善赵紫阳晚年比光绪还要惨的幽禁状态，至少可以下令特务减少对鲍彤的骚扰（赵紫阳生前，鲍彤一直未能与之见一面，有一次试图去探望赵紫阳，被国保员警打伤），他有做过这些并不会危及其地位的小事吗？
吴伟引用公知笑蜀的名人名言，更让人笑掉大牙——笑蜀早已是跟中共“合作”的倡导者，在吹捧温家宝的同时，念念不忘给批评者扣上“道德完美主义”的帽子。吴伟和笑蜀等人相信温家宝是“有德之人”，才是一种虚幻的道德判断。我反对的，恰恰就是以道德来评论和判断政治人物——政治人物，需要听其言，更需要观其行。
九
温家宝崇拜甚至渗透到最不应当有对人的崇拜的教会之中。
从四川大地震那一年，华人教会内疯传一则天方夜谭：温家宝到灾区视察时，巧遇一名到灾区担任志愿者的基督徒，这位基督徒抓住机会向温家宝传福音，温家宝流泪信主（流泪是温家宝的标配动作）。
这个稍有常识便知道是伪造的故事，一度让很多华人教会欣喜若狂，以为就像当年君士坦丁大帝信了耶稣，基督教从此就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这不是中国信徒第一次做白日梦——当初，清帝国的康熙皇帝也曾欣赏天主教，还亲自写了若干首神学正确的圣诗，但清帝国最后还是严厉禁止基督教传播。
编造这个故事的基督徒以后必定下地狱，因为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我在脸书上看到一个署名Jing Sheng的、自称基督徒的人留言说：“温家宝视察二零零八年五·一二地震时，与一基督徒国际救援队的弟兄决志信耶稣！这是少有人知道的，此后，温写了一首诗叫《仰望星空》就是赞上帝的。只要信耶稣，温在神面前就是义人！温退休前五年的有关宪政、民主的讲话，都是出于神的带领！”我不禁感慨：这个人信的基督教跟我信的基督教是同一个吗？他是真基督徒，还是精神病人？华人教会内有多少这种敌基督、爱魔鬼的伪基督徒？
当我在脸书上提出批评意见时，很多华人教会的弟兄姊妹纷纷向我吐苦水：教会的牧师、长执很多都相信温家宝是基督徒，还在讲台上传讲！这就是华人教会的属灵状况：表面上信仰耶稣基督，骨子里还是信仰世间的权力。所以，某自称基督徒的经济学者，打著温家宝秘书的幌子，被海内外诸多教会奉若上宾，会众们渴望从他那里听到一星半点中南海秘闻，兼职比倾听圣经真理还要热切。
圣经十诫中，名列第一也最为重要的一条诫命就是反对偶像崇拜。所以，很容易判断：那些执迷于崇拜地上的政治人物的，不是真基督徒。真基督徒只崇拜独一的真神，三位一体的上帝，正如经上所说：“祂不灰心也不沮丧，直到祂在地上设立正义。四海都渴望祂的训诲。”
十
温家宝的催泪文章发表后，就连最反共的自由亚洲电台上，当年天安门四君子之一的高新的专栏文章也声称《是时候还温家宝先生一个公道一点的评价了》，似乎批评温家宝就是对温家宝“不公道”。
很多台湾和香港政治人物如获至宝，热情转发温家宝的大话。或许是因为习近平时代太黑暗了，需要听到一点光明的消息来自我安慰。比如，香港《苹果日报》以大篇幅报道（同时，其老板黎智英却被捕入狱）、民进党新星李问对此消息加以转发、台湾《上报》发表题为《温家宝绵里藏针，刺痛习近平神经》的评论……这些荒诞的事件表明，他们心中那浓得化不开的青天情结仍未散去，他们在骨子里仍是儒家人。此前，李问作为政坛新人在台湾的外岛马祖深耕竞选，宣称要弘扬在地的中华文化，我当即在脸书上予以批评，他却不能接受。看来，清除中国文化的毒素，即便在民主化三十多年的台湾，仍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温家宝（图右）与胡锦涛（图左）。（汤森路透）
温家宝从未对主权独立的台湾以及香港、东突厥斯坦、南蒙古、图博等被中国殖民的地区表现出一丁点的善意。他在任时曾经煽情地说，他的最大梦想是去台湾，“爬也要爬著去”——但他的这句话是需要“翻译”的，“翻译”过来就是：若是解放军占领李敖台湾，一定要以胜利者的姿态踏上这个“流浪省份”的土地。
还是有一些明白人。脸书上一位名为Freedom Kwok的香港朋友留言说：
到现在，仍有很多香港人认为只要林郑月娥下台，香港就有救了。不时还谣言说，“中央要放弃林郑啦！”，“习近平唔支持777啦”诸如此类……根本不理解到，管你是谁做特首，只要有共产党的一天，香港就没可能有好日子过。最不幸的是，香港的民主运动偏偏给这帮人带著头，不敢反中、不敢反共、不敢反一国两制，又有什么可能会成功呢。
十一
自从我写作政治评论以来，就给自己定下一个标准：无论是什么样的“大人物”，都要点名批评，不点名的批评算不上真正的批评。我非常赞同刘晓波的一个说法：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度，但要假装生活在一个有言论自由的国度，这样才能在自由的心态下写作，拒绝戴著镣铐跳舞，拒绝打擦边球。所以，我在中国的时候，便如此写作；我在美国的时候，也是如此写作，唯一的差别是——在中国的时候，如此写作，必定招致国保员警在门口监控，乃至传讯、抄家和酷刑；在美国的时候，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我还买了枪支放在家中，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这些年来，我点名批评了中共建政以来的每一个党魁、国家主席和总理，包括民间有相当正面评价的周恩来、朱镕基和温家宝等人。我认为，批判早已声名狼藉的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很重要，但批判仍蛊惑人心的周恩来、朱镕基和温家宝同样重要——尽管批判后者更有争议，并可能招致其粉丝的疯狂攻击。
我期望我的《中国影帝温家宝》等批判类的著作“速朽”——当然，其前提是批判的对象亦“速朽”。然而，今天我在此发现，十二年前出版的这本书仍然具有鲜活的现实性。我不知应当感到高兴，还是感到悲哀？
《河殇》总撰稿苏晓康的一段话，说出了我的心声，但能否帮助温粉们破除偶像崇拜，不得而知：
共产党一百年了，我们不是要清点它的孽障吗？怎么又去找它里面的“好人”了？由头是温家宝的一篇忆母文被习近平禁掉，竟联想温呼吁改革、也曾劝退习等等，怎么没人提他念余光中的《乡愁》勾引台湾回到大陆专制底下？我觉得中国人好乡愿，没有大是大非，难怪习近平可以统治下去。共产党里当然有好人，否则它怎么成了一台绞肉机？可是这些好人拧不过一个坏制度，他们作为政治家是负有责任伦理的，我们难道不是更要说这一层？至于胡温时代，我不能原谅的是两件事：第一，胡锦涛以屠杀西藏人为投名状，获邓小平赏识而选为接班人；第二，他们囚禁最温和的刘晓波致死。温家宝的责任在哪里？评价人物，连共产党都讲“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要评历史责任，我便以此评过胡耀邦，一点都不客气，而继承他的“胡青帮”，出身、学历、官场历练、婚姻，样样具备，只缺心肝儿肺。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