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两万中国富裕家庭在美爬藤 大多数被割韭菜

当14岁的米雪和全家人从上海飞到美国东海岸时，他们并没有去纽约看自由女神像，或是参观华盛顿纪念碑，而是穿梭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富裕小镇上，探访私立高中。

那个十一假期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米爸提前研究好美东路线，一下飞机，他们就联系好租车公司，自驾上路；米妈则早早敲定10所学校，排兵布阵似地塞满行程单，还约好当地朋友作陪；比米雪小几岁的妹妹也跟着，一路上负责欢声笑语和释放可爱。

这趟旅行收获不错。

米雪从小学五年级就吵着要去美国留学，经过备考、访校和面试，她终于在15岁的夏天如愿以偿。

每年，像米雪这样奔赴美高求学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连美国人都感到惊讶。

《大西洋月刊》在2012年发现，相比五年前，2010-2011学年就读美国私立高中的中国娃数量从65人涨至6725人。从涨幅上看，这比当时中国GDP增速高出好几个数量级。

2012年，美国还在次贷危机的阴影中，疲软恢复着。但这个时间点在中国留学大潮中不值一提，不是顶峰，更不是底谷。

紧接着，经过连续4年上涨，在美国中学就读的中国学生数量终于在2016年涨至高点，达到3.3万人。

即便此后三年略有颓势，但就读人数在2019年仍维持在2.3万人。

令美国人惊讶的不止是涨幅，还有中国家庭的选择动机：私立高中并不是本地普通居民的主流选择，怎么就成为中国爸妈的“心头好”？

放在十年前，这可能是“Good Question”，如今，无论是美国人还是国内家长，对答案已达成共识：

对中产家庭而言，留学逐渐成为教育重要备选项，想冲击哈耶普斯麻这类顶尖名校，就得尽早规划，抢占先机，提前适应。

去美国念高中，不仅在情理之中，背后更是“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尽管所需要花费的成本高昂，每年开销超过50万元人民币，仍有家庭前赴后继。

价值回报如何呢？美本申请成功率可以作出注解。

去年12月拿到斯坦福大学预录取的中国学生中，有14位来自海外，超过十人来自美高，几乎拿走一半名额；约翰霍普金斯则有约至少15名中国学生来自美高。

名校招生官对美国本土高中更了解，GPA、学术活动及推荐信的可信度一目了然。诸如格罗顿(Groton School)高中、圣保罗中学(St. Paul’s School)等传统的美国顶尖私立学校，在早申中，无疑更受到招生官的青睐。

但疑问也摆在面前。

就读美高，中国孩子就一定能冲击名校？在申请日渐激烈，疫情加持的局面下，谁也不敢给出肯定答案。

更何况，这条道路本身也并不宽敞。

不是所有的美高都能成为中国家长的备选项。公立学校首先被排除在外。

类似托马斯·杰斐逊科技高中、纽约史岱文森等优秀公立学校也有不少，但因为签证限制，大部分公立学校只能给予国际学生一年期的签证许可。

全美共有约两万所美国高中，这样一筛，不足两千所私校。

剩下的私立高中则分为走读和寄宿制两种。

走读校学费较寄宿校便宜，但父母无法陪读的中国孩子，只能申请寄宿家庭。无形中又制造另一个问题——中国孩子是否能融入当地家庭。

相比之下，提倡“全时教育”的寄宿学校脱颖而出。

但，在美国300多所私立寄宿学校中，仅有一小撮头部学校才是国内家庭追逐的目标。

Niche网站的排名是一份参考。他们每年会根据学校SAT / ACT分数、大学升学率、师生比例等指标，给寄宿学校打分。从地区上看，名列前茅的精英私校集中在美东、加州和德州。

其中，美东又处在金字塔尖，全美排名前15的私立寄宿高中都集中在这片。他们是美国顶尖大学的孵化器。

以排名第一的安多福（Phillips Academy Andover）为例，该校每年的藤校录取率超三成，美国当地的富裕家庭对此趋之若鹜。

9.Choate Rosemary Hall

“塔尖上的学校就像是顶级大学的高级供应商，经过百年历史，它的‘质检’和‘出品’已经验证过了。”某留学机构创始人Anson认为，中国孩子即便是去前50名的美高，大概率下，也比国内双语学校的孩子要有优势。

尽管在国内，开设十年以上的双语学校或者国际学校不少，也积累了成功案例，但样本数仍难赶超美高。

举例来说，美国不少头部高中会将过往学生成绩做成大数据系统，输入学生成绩，系统甚至能自动给出这位学生适合申请哪些大学。

“国内学校连毕业生样本不够，更不用说做系统了。”Anson说。

在追求顶尖这点上，中美家庭的口味越靠越拢。尤其是在北上广深，家长们甚至不满足于在国内寻求优质教育。

麦客曾在美国工作，回国后，女儿萝拉也一直就读于上海的国际学校。他发现，学校硬件设施质量很高，但教师稳定性却是硬伤。

主科老师经常更换，尤其是外教，很多人来中国只为短期淘金。学校开设的课程，在丰富性和难度上，也比不上头部美高。

米妈则发现，对比美高和国内双语学校，两者培养出的学生在气质上就明显不同。

2012年米雪一家人探校时，每所拜访校都为国际家庭安排了“学生大使”，一路跟着他们，带看校园校舍，介绍学习生活。

“这些美国学生的精神面貌完全不一样，自信而又谦虚。”一位学生大使很自豪地向米雪一家介绍校园历史，并全程保持面对面的交谈姿势。在带路时，偶尔还会倒着走。

另一所学校的学生大使则直白地告诉米雪，他的未来目标是考上哈佛。

名校录取率高、学生素质好、校园氛围有活力，让头部的私立寄宿校光环愈发突出。

有意思的是，美高就读人数在近几年整体显露出颓势，头部美高竞争却逐年增加。

IIE在《学习是为了未来》报告中解释称，自2014年以来，中国新建超过200所国际学校，招生人数从27万涨至39.6万人，更多中国家庭选择在家门口接受国际化教育，人数下降是有因可循。

但Anson从事美高申请服务8年来，却没怎么感受到行业淡季。

原以为今年美高申请会受因疫情而减弱，但像Choate Rosemary这样最顶尖的美高，今年申请人数整体上升了15%。

多数中间段位的寄宿美高，就有200-300人申请，最终在中国大陆也就录取4-6名学生。

能登顶塔尖的孩子只是少数。

曾就读耶鲁大学的张恒瑞决定回国创业，在上世纪90年代，这个决定不被很多留学家庭所理解。

“都去美国了，为什么不留在那儿？”

在创办留学机构后，张恒瑞发现，当时许多家长抱着让孩子“留在那儿”的目的，送娃去读美高，以便早点融入。

托福成绩、体育艺术特长、或者个性表现都不是重点，签证能不能顺利通过，是决定申请成功的重要前提。

那时候申请美高的学生，大多数也成绩一般，进不了前30名的学校。因为英语水平跟不上，中国孩子入学后，往往得依赖ESL课程补课。

稍微优秀的孩子就显得格外难得。

在2004年将业务从台湾搬到上海时，他接手的第一位美高申请者来自上海中学。她的成绩在班级里处于中上游水平。更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还在高一，但这位申请人说服了父母，主动要求去美高留学。

2008年签证申请放宽后，张恒瑞发现，能力优秀、积极又主动的申请人越来越多。

米雪，以及麦客女儿萝拉，在申请时也是全程自己拿主意，父母退居幕后做为帮手。

申请所需的英语能力跟着水涨船高。

“2013、2014年时，我们的学生如果托福能考上100分，恨不得都要开香槟庆祝，而现在这几年，托福没有达到110分，我们都不建议他们申请前30名的美高。”Anson感慨道。

除语言和标化成绩外，体育和艺术特长则从加分项成了杀手锏。

Anson接触的一位牛娃，本身就读于上海前三的双语学校，校内课业已经很紧张，但每周还要给自己安排10小时的体育专项训练，一周四天雷打不动。

还有牛娃不仅广泛涉猎历史、心理学，还研究哲学理论。这位牛娃就读于公立学校，但他仍在课外钻研学术。初中三年硬是写出一本论苏格拉底哲学思想的论文集。

在给孩子做背景提升时，Anson千方百计找到一位普林斯顿哲学系教师，来帮助这位学生做学术辅导。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购买力让头部美高受到鼓舞，中国牛娃则让他们大为吃惊。往往一个中国牛娃能手握4、5份顶尖私校的录取通知。

今年局面更为激烈。

一来，疫情带来美国国内混乱局面，本地父母对公立教育丧失信心，纷纷转轨至私立学校，海外生源整体招录数量可能会承压，甚至缩减。

前几年中国学生抢占了其他亚洲国家的份额，但今年名额将如何分配，则变得十分微妙。

二来，不少想要试水美高的中国孩子也因疫情打退堂鼓，留下一批甚至是从小学六年级开始规划的牛娃。

据Anson分析，今年可能成为中国孩子的内部赛马，激烈程度可见一斑。像佩迪这样的学校，可能韩国日本学生托福90分就录了，中国学生则需要110以上。

多年从业经验已经让行业老兵颠覆想象。

“以前那个成绩不好才留学的时代已经翻篇，我完全没想到，中途去美国的中国学生，他们的优秀程度会超越本土学生。”张恒瑞评价道。

据IIE的最新数据，2019年，就读美国中学的中国大陆学生人数约为23000人。去美高留学，仍只是一条少数人选择的窄路。

无论是这条窄路的走法，还是走上去的人，在十多年里都变换了模样。

从择校、探校、写文书、以及面试等，萝拉和米雪都是自主申请，父母从旁辅助。这类DIY在美高申请中实属少数。

大多数家庭还是会选择机构帮助，因此繁荣了一批美高申请机构和产业。十多年里，行业经历过几轮更迭和洗礼。

最开始，多数机构业务集中在私立寄宿高中的申请服务上。但由于学校床位和海外生源需求有限，为扩大市场，“寄宿家庭”成了一门好生意。

有第三方机构和走读私校合作，开发当地寄宿家庭，以招揽更多中国生源，从中收取服务费用，有些还会拿到学校的返佣费。

对家长来说，走读学校一年学费在2-3万美金，加上寄宿家庭费用，每年费用约在30万人民币左右，比起私立寄宿学校，费用要节省一半。

“在二线城市稍富裕的家庭都能接受。”

Anson曾了解到，行业内有机构一年能送两百多位中国孩子去美高，大多数家庭来自湖南、贵州、浙江等二三线城市，但家长们普遍不了解美国高中，能说出孩子在哪个州和城市就已经很难得了。

但寄宿家庭对孩子来说，始终存在适应性风险，私立寄宿学校再次成为市场热销。

在2013年Anson创业时，行业里专门提供顶级私立美高申请业务的机构，用手指头就能数出来。一些大集团虽然也有类似业务，但仍在靠“信息不对称”赚钱。

他们给家长看的学校介绍册上，会将排名前五的Choate和另外一所不知名但以C开头的学校混在一起，推荐给家长。

这些家长往往付费能力有限，孩子实力一般，但很认同“去美高是件好事”。

随着高学历及海归家长陆续进场，行业信息壁垒被打破了。

尤其在一线城市，家长们从愿意送小孩去，到要去名校，再到要提早准备，这些变化在近几年里，快速形成。

张恒瑞表示，消费人群的优秀程度，直接刺激了市场生长。

在2019年之前，市场热度最夸张时，参加SAT的考场外，中国学生排满长龙入场考试。每年张恒瑞还会带着学生去美国面试，前50名学校的招生办公室里，八成都是中国学生的面孔。

服务机构数量在明显增多。据Anson观察，现在仅是设有私立美高申请业务的机构就有20多家，虽各有侧重，但行业竞争也不小。

行业繁荣的重要结果是，美高申请服务的精细度随之提升。

“我们服务一个学生时，经常是5位近40岁、加起来200岁的顾问团队在思考一个14岁孩子的人生，应该如何规划。他或许打壁球很不错，但技术好还不够，你还需要加入体育精神，想着如何把壁球与特殊人群结合起来，这个主线才算完整。”

Anson认为，从规划的角度来看，现在很多服务机构在给美高孩子背景提升上的“设计”，已经要向美本申请看齐。

但与美本申请不同的是，美高申请中，机构与招生官的联系更为紧密，这也是颇为微妙之处。

每年10月到2月是机构顾问的忙季，如果没有疫情，他们将会一直待在纽约，往返各个申请学校的招生办公室。

“我们也是从探校，到带着学生去做申请，到有成功案例，一步步积累起来的。”在Anson看来，围绕美高申请的机构也是“供应商”，只有当学生顺利申请成功，并成为校园里的领头羊，机构才能算是证明了自己。

行业繁荣、服务精细似乎都更有利于制造“牛娃”，但内卷也更厉害。

“很多孩子不论实力多好，准备多充足，都不一定能够录取他想去的学校。招生官似乎对什么是‘优秀’已经标准模糊。”张恒瑞总结道。

对Anson而言，他则越来越不相信快乐教育。

“如果快乐教育是散养式的，那就只能靠孩子天赋异禀，才能有所成就。但现在，你的竞争对手各种资源在手，局面就不利了。当然，厉害的父母会把规则先制定好，让孩子快乐地做选择，自愿去成长和承受。这是高明的。”

进入美国顶尖名校虽有诱惑，却无法掩盖这条窄路的成本、风险与荆棘。

花费是一项看得见的成本，也是一道让许多中产家庭望而却步的门槛。

米妈帮我们算了一笔账，私立美高的学费加上寄宿费约为7万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万，加上父母探望来回的机票、孩子假期的课外活动和夏令营等，一年给米雪准备的教育基金约在80万左右。

此外，私校往往有募捐传统，尽管捐多捐少出于家长自愿，但这笔项目有时甚至比学费还要高。

这些还不是全部。

如果在申请阶段需要聘请顾问，费用则继续增加。算下来，即便是年入百万的中产家庭，也要提前规划好家庭资产，评估好经济实力。

付出百万的父母们真的讲求性价比么？更愿意花钱的那拨人反倒不那么计较。

张恒瑞发现，相比送孩子去美国读本科的父母来说，美高父母的家庭资产状况普遍更高，但比起是否能值回票价，他们更在意孩子是否能适应。

比起金钱，这其中包含更不易察觉的隐形成本——青春期孩子是否会因此产生心理问题、与父母产生沟通和隔阂，或者是出国后，孩子的“中国胃”能否适应等。

“如果父母和孩子有一方没有准备好，那这件事最好就不要推进下去。”米妈评论道。

米雪在小学五年级就萌生去美国留学的想法。但米妈直到她上九年级时，才同意。因为不确定米雪是否认真对待，米妈提前说了不少“丑话”。

“一个是语言问题，另外中国人还可能遭到种族歧视。如果万一发生些意外，爸妈是无法像在国内那样，立马飞去找你。即便去了，到纽约还得三个小时车程才能到学校，这些情况你是真的想清楚了么？”

一向成熟稳重的米雪并没有被这些问题吓倒，但她在入学后的确也遭遇到现实骨感。

在度过一年蜜月期后，米雪在第二年遭遇“被孤立”。此前，她一直积极地融入校园生活，和美国同学交朋友、聊天，氛围融洽。但在她竞选成为所在社团的领导后，团里的成员却开始无视她，甚至到了她说话时就冷暴力的状态。持续一段时间后，米雪终于受不了，第一次哭着给米妈打电话。

在米妈的建议下，米雪找到学校老师帮助，最终还是将矛盾化解开。但这一事件却也让米雪着实感受到身份差异的客观存在。

除了身份认同外，价值观的养成则是另一个很难扭转的变化。

心理学上，很多专家将15岁到19岁这个阶段称之为“逐渐成人期”（emerging adulthood），个体的人生观世界观会在此期间成熟，给予怎样的土壤和思维引导，就会造就个体对世界的理解，以及成为怎样的人。

当萝拉拿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录取通知时，作为父亲的麦客由衷地高兴。这三年，他看到女儿在学业上对自己的高要求，终于换来丰硕成果。但在另一方面，他也能隐隐感受到萝拉在成长中的变化。

讨论时事热点曾是他们家庭内部的沟通传统，但在有些议题上，麦客发现，却无法对女儿阐述的观点表示认同，尤其是如何消除贫富分化、怎样才是“机会均等”。

“她比较单纯、朝气和锐利，作为父母，我们经历不同，所处时代也大不一样。”

不过，即便争论常在，但麦客并不后悔将女儿送去读美高。米妈也经常感慨，自己很幸运，女儿在经历这些挫折时，并没有远离父母，或是走上别的道路。

“我一直不认同是否孩子去美高就是拿到了顶级大学的入场券，特别是当她没有准备好时。强迫她去，是极为有风险的。但不得不说，她变得生活自理、独立思考，也更加自信。成为了更好的自己，这才是我们做家长更乐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