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行煽情的三体，以及鼓吹人口危机的专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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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的电视剧简直就是科幻版的警世恒言。本来它可以排成一部宏大叙事下的人类文明危机，但事实证明，别看我们经常把宏大叙事当作宣传素材，真到了需要表现宏大叙事的时候，我们完全驾驭不了。
这里面的硬伤是演丁仪的王传君，刻意得要死，很多地方他表现的情绪都连不上，还硬要演技爆发秀一下。于和伟、张鲁一前面还不错，但偶尔插入的强行煽情的戏份又冲散了前面几集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压迫感和紧张感，很难不被这些莫名其妙的戏份打扰观影体验，破坏叙事结构。
看来，我们真正拿手的，还是强行煽情。
正面的强行煽情是不断教育你、用美好而无力的画面保卫你，试图让你感动；反之的强行煽情就是忽视民众的实际困难，一味鼓吹某些危机，甚至不惜夸大问题严重度。
只要一次胜利，就会产生这种路径依赖，认为自己可以靠某个固定的方法一直赢下去。
所有人都如同赌徒一般，min zhong就是他们手里的赌注。
这时，即将到来的三体舰队，在拥有了星际舰队的人类看来，已经从威胁变成了纸老虎甚至是笑话。逃亡主义思想也从异端变成了鉴别智商的标志之一。
对于完成单一目标来说,集中力量办大事当然是最现实的办法。在危机纪元，采用这种经济模式，一切都成了必然。“不惜一切代价”去保证完成某个宏伟目标，确实能够起到加速的作用。
可在技术进步遥遥无期的情况下，资源还有劳动力总量是有限的。当所有资源都被用在目标之上时，目标之外的需求，通常会压缩到被精确计算到刚好足够的分量（比如维持基本生活的那一部分）。
可惜的是，现实中没有这么多既要又要的选项。哪怕是商业产品，如果要保证绝对安全性，那么产品的成本都会被无限拔高，导致社会完全没有办法运行。比如，全球每年死于道路交通事故的人数为130多万人，但没有任何国家立法禁止汽车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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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和生产本身就是一对曲线函数，其中一个量增大了，另一个量必然会减小。
生育本身既是一种感情寄托、繁衍所需，也是一种纯投入。
任何投入都需要有回报，当投入看不到回报时，所有的创新都将不复存在。
而且，生育和经济的关系非常微妙。经济太繁荣和太萧条时，人们的生育意愿都会降低。
要想把生育意愿维持在一个合理水平，必须使经济保持在合理但又不过热的增长区间。
通俗说就是，必须使每一对夫妻有这种信心，即：我们的孩子，将来会比我们生活得更好。
假如他们压根没这种信心，那么别说不生了。就算生下来，偷偷扔掉或溺婴的现象也绝不奇怪（古代社会经常出现这种现象，以至于历代朝廷不得不出台法令，严厉打击溺婴）。
一千万新生儿嫌少，一千万大学生嫌多。三十多岁工作嫌老，六十多岁退休嫌早。这种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是旧理念与新现实的纠结。
这几年，一些人口学领域的专家（比如梁某章、任某平），极力宣扬所谓的人口危机。说白了，就是由于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正在逐年降低，所以他们认为，人口出现下降的趋势令人担忧。
中国并不必然面临什么人口危机，非要说的话，我们面临的是人才危机。
以30岁到60岁的人口区间来看，我们太缺乏一个坚实的、具有较高科学素养和高层次技能的人才队伍了。
30到60岁的人，是一个社会当之无愧的中坚力量。可在我们的社会里，这个年轻区间的人们，绝大多数都在为生存奔波。
当一个人每天被生存问题困扰时，他就没有精力去自我提升，没有能力去追求真善美，并陷入“贫穷的自我循环”。
而且极有可能把这种循环传给下一代。
即使日本这个GDP长年停滞的国家，其国民平均科学素质和技能水平，也远远超过我们。
拿音乐和体育来说，日本音乐产业和音乐教育都非常发达，每个小学都有音乐社团，到了中学，几乎每个学生都会一到两种乐器。而棒球作为日本的国球，既锻炼了日本民众的身体素质，也促进了他们合作和团队精神。
这种从小培育起来的对艺术和体育技能的感知，会潜移默化为一个民族的审美、自我追求以及从事其他高端行业的技能素养。
人口红利是一个被包装起来的煽情词汇，其本质含义是廉价劳动力红利。
十多年前，当许多人谈起人口红利，扬扬得意的时候，很少会有人觉得这有什么问题，觉得这就是我们崛起的原因，后发优势加人口红利。部分人踩着改革开放的大车，顺利进入快速通道。
一直到人口红利开始走到尽头，各个工厂开始出现用工荒的时候，才开始感觉有一些不对劲，是哪里出了问题？
为什么会一面是工厂喊着招工难，招来了很多工人，还没变成熟练工，就又跑了。一面又是一群年轻人抱怨找不到工作。
最后细究起来发现，哦，原来是新一代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了，他们不再愿意像他们父辈一样，忍受工厂的一泡污恶劣环境，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月就休息一天，领着还不算高的工资。
最后，纷纷下结论说，这届“后浪”不行，人口红利走到头了。
（2005、2006那几年，就有媒体和专家频频发言，说新生代农民工不像当年他们父辈那样能吃苦，这是个大问题，亟需得到解决。这些论调颠倒了目的和手段。似乎，辛苦打工、发展经济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下一代生活得好一点，而是让他们继续吃苦耐劳、辛苦打工）
其实，这都没有考虑到是现在阶级之间矛盾激化所导致的，“红利”们不愿再当红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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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说过，发展经济不能靠比烂。
你们那边劳动力便宜，我们比你们更便宜。我们的工人吃苦耐劳，主动加班，每天吃两碗盒饭就能拼尽力气干活儿。所以，赶快来我们这儿投资建厂吧。
这是一种比烂的思维。在这种思维下，某些专家甚至建言“不能给工人涨工资”（如果我没记错，经济学家李剑阁就表达过这种观点），那样将会伤害中国的产品竞争力。
这种论调，实质上是把自己国民当作殖民地的劳工看待了。
（欧美国家崛起的第一桶金虽然也借助了殖民的手段，但那好歹是对外殖民。而且，这种对外殖民客观上培育了欧美民众的创新和开拓精神）
我们的人口现状在短期内的现实问题就是养老压力。
按照现在的新生儿出生率递减速度，以及养老金缺口的现状，“年轻人养老年人”的问题将越来越严峻。
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可以延长退休年龄（毕竟现在人均寿命提高了）；二是政府要为创造一些时候老年人从事的工作岗位，这些岗位不必有多高的工资，但最好是工作简单、内容不枯燥、时间不紧张，这样老年人既不必有工作压力，也能挣点小钱，还可以结交一些新的朋友，避免陷入老年心理孤单。
其实鼓励生育也是一个很难落地的政策。德国、日本、法国等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哪怕政府对生育的补贴力度再大，那些生育意愿低的夫妇，他们该不生还是不生。
换言之，假如夫妇两人生孩子的初衷是为了获取补贴，那这样的生育与其说是一种幸福，不是说是一种可悲。
这样的孩子，出生之始就带着强烈的目的性。不是爱情的结晶，而是获取补贴的工具。
已故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得好，“生或不生的权力，掌握在夫妇自己手里。政府要做的，就是给那些愿意生的夫妇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实际上，安倍虽然结婚多年，但他也一直没有孩子。如果按照“适当惩罚不生孩子的夫妇”的思维，在日本这种高度老龄化、少子化的社会，第一个要重罚的就是安倍夫妇。
比烂、惩罚等思维，都不应该是发展经济的正确思维。
这就像19世纪美洲种植园的奴隶主，对着一帮子奴隶喊：“你们要是不好好干活儿，我就用鞭子抽你们！”
发展经济靠的是创新。即使适龄劳动力再多，但如果创新能力弱，照样很难推动经济发展。
在人口问题上，质量永远比数量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