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陪人看病，我看见的老无所依、恐惧和亲情
过去一年，35 岁的明薇一直在北京陪人看病，主要的陪护对象是老人，尤其是外地进京看病的老人。
身为陪诊师，她看见了患病老人身后支持系统的薄弱：有人匆忙中拜托她寻找在医院迷路的父亲；有一对母女同时患癌，无力陪伴彼此。
另一面是可贵的亲人之爱：最豪华的看病团是一个东北家庭，9 位家人陪伴 93 岁老父亲来看病；还有一个女儿坚持不给患眼疾的父亲租轮椅，只怕父亲觉得自己是个废人。
当子女不在场，陪诊师相当于老人们的“临时家人”。有人共同面对疾病，他们就没那么怕了。
自上个月新冠疫情放开后，苏明薇和同事们成了“救火队员”，陪伴一些危急中的养老院阳性老人去医院，体会到生死残酷的同时，更认同了这份职业的价值。
陪诊师在陪伴老年人缴费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以下是苏明薇的自述：
“你是不是骗子啊？”
找我们的多是子女。对许多年轻人来说，这是迫于无奈的选择。他们没有时间陪伴年迈的父母来医院看病。
他们总是太忙了。有打工族请不到假的，有的开出租停不下来，也有人低估了在北京抵达一家医院的难度，混乱中找我们求救。前几天，我在家突然接到电话，一位中年男子着急说父母在医院附近迷路了，让我赶紧过去找人。
这是一对从河南过来的夫妇，大爷姓谢，65 岁左右，为了省钱，连夜坐了大巴。谢大爷大字不识，也不会打车，七点多从车站坐公交到医院附近，转悠了两个小时没找到医院大门。
离医院一公里外，两位老人拖着老式滚轮行李箱，背着鼓囊囊的大包，神情局促不安，眼神里很无助。
无论是院外还是院内，老人都很容易迷路。北京很多医院是老建筑了，常有七八栋楼分散各区，有时候能在里面转上几公里才能找到科室。
我们常常看到许多老人都缩肩驼背，眼睛眯着，茫茫然不知所措。就诊困难加上病情的不确定性，让他们难免惶恐。
我伸手想帮拎背包，谢大爷边闪躲边摆手说：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我们能理解这种警惕，很多老人这辈子就没怎么来过北京，他们最怕的就是被骗钱。有人直接质问我们：你是不是骗子啊？你们公司正规吗？不是要骗我们钱吧？我找不到你怎么办？
像我们取号需要身份证，老人不太愿意给，担心我们拿证件做什么坏事了。
到了医院门口，夫妻二人都不会扫码，我帮他们的手机上填了流调信息。医院的智能化水平太高，对老人来说真是个困难。他们无法用手机付款、挂号、取报告等等。大多数时候，我们会将付款码截图给子女。有的子女也不信任我们，需要把付款过程从头到尾录像。
进了诊室后，谢大爷不太能把病况说清楚，我们便直接让医生跟他儿子通话。
会诊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毕竟他们来北京就医，很大程度上是信赖北京的专家。但没有办法跟医生仔细沟通好自己的病况，也是大部分老人的困境。
一些子女会提前把病情沟通好，我写成文字，直接递给医生。
不在场的家属发来病人的详细资料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就诊过程中，有的子女每隔十分钟会跟我们电话一次；也有子女反复强调化验单上注意某个细节。
当子女不在场，我们要尽力给老人一些安全感。我跟谢大爷强调不用怕，你儿子虽然没来，但他一直在跟我手机沟通，有什么事第一时间我都会跟他们沟通。为了让他安心，我会把手机微信给他看。
看完诊，谢大爷非要请我们吃饭，说千万不要见外，以后去河南一定找他们。
其实一旦开始相信，老人们就会特别依赖你。我记得一位黑龙江来的张爷爷，因疑似骨肿瘤来北京检查，儿子在深圳开出租车抽不开身。张爷爷 70 多岁了，一个人从机场坐地铁到市区。这是他人生第二次来北京，上回还是年轻时候来旅游。
前面还挺顺。后来医生建议他做骨髓穿刺检查，转去了血液科。老爷子慌了，唉声叹气：“真有大病，不治了不治了，死了得了。”
他完全没想到自己要做微创手术。一听手术，老人都会怕。我安慰他说，不用担心，结果还没出来呢。
手术结束后，医生摁了十分钟的血后就离开了。张爷爷血小板过低，容易出血不止。我问他要不要帮忙，他反复说，“不好意思了太不好意思了”。毕竟我们才第二次见面，止血还是比较亲近的行为。我给他的伤口摁了二十分钟，两手交叉着摁，动不敢动。
旁边护士问我是不是他闺女。他说，这比闺女还亲。我听了心情复杂，受不起又挺感激。
那天我送他回酒店，路上他说，自己在北京也有个亲戚，多年没联系了，不好意思麻烦对方。
这是很多病人的常见心理：一方面害怕死亡、有求生欲，又担心自己给家里人造成了负担，自卑、愧疚、逢人低头三分。有些人在小地方可能算挺有身份，但来到北京顿时就渺小、无措。
张爷爷穿刺结果没大问题，我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最后一次复诊时，已经熟知流程的张爷爷还是找到我们。他说怕自己说不明白病情，最重要的还是有人在心里才踏实。很多老年人重复下单，都要同一个人去陪他，就是觉得信任对方。
等候过程中与大姐闲聊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1 个老头配 9 个亲人
做这行做了一年，我见过许多子女孝顺的家庭。
最豪华阵容是一个东北家庭，1 个老头配 9 个亲人，每家都出了 1 到 2 个人，有一家没出人，让我们陪诊师顶人头。老爷子都 93 岁了，身体特别硬朗，他们家都听老爷子的。
还有一对父子同时得了肿瘤，爸爸 90 岁，儿子 60 多岁，他们家的钱就够治一个。儿子说，“我不治了，治我爸爸”。医生劝他：“应该先救你，只有救活了你才能去救你爸”。
不一定是女儿才靠谱，有的儿子也很细心。有一位代问诊的男性客户让我印象特别深，父亲得了肿瘤，肿瘤病人的病情一般都很复杂，将父亲的病历整理得巨仔细。我当时惊呆了，他整理出一个 Excel 表，大表套小表。我们直接打印出来，问诊很顺利。
人到了一定年龄生病，心理都会恐慌。家里人做的一切病人是会感受到的，无形中给她很大的精神支柱。只要家人在身边，他们会安心很多。
北京很多老医院连会诊室都没有，我经常在一家医院看到家属去排号，老人站在走廊很失落，跟个迷路的孩子一样。
这些子女找我们负责跑手续，家属陪病人，让就诊更完美。
有一位大姐的父亲得了眼病。她工作非常忙，经常凌晨给我发消息，提醒的事项特别仔细。为了陪父亲看病，大姐还请了个长假。
她一直跟我说：爸爸这块她来，你就负责跑流程。他们家人也是很团结，她和母亲、父亲的妹妹都来了。父亲的情况比较复杂，之前做过头部手术，手术风险高。
大姐特别注意父亲情绪，父亲已经失明，因为这个医院特别大，不同科室散布在八栋楼，我们建议父亲坐轮椅，省力安全，但她担心坐上轮椅后，父亲觉得自己是个废人。她非要一路要搀扶父亲。
我还是提前租借了轮椅。我说，“大姐你先别着急，我们待会看看情况，要是叔叔累我们再用。”结果幸亏有那轮椅，我们一个上午看了两个科室，做完了全部体检。大姐说，啊，多亏你这个轮椅，要不然我们连坐的地方都没有。
始终有人在陪伴的老人，看起来没那么焦虑，这个老爷爷一直挺松弛的，不会说些沮丧悲观的话。
问诊结束时，老爷爷似乎能感知到我在附近，喊我的名字。然后拉着我的手说，这两天真的辛苦了。当时听了真的很开心。这种成就感真不是金钱能计算的。
医院里常常有很多推轮椅的老人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那些老无所依、无能为力的
我今年 35 岁，去年成立的陪诊服务公司。公司总共两个全职的陪诊师，另外 8 个兼职。
我去年身体特别不好，有一天突然右腿动不了了，我老公出差了，我自己一个人拄着拐杖去看病。我拄着拐杖连扫码都没法扫，当时感觉特无助。我还看到有老爷爷举着放大镜在自助机器面前努力识别，看得心里难受，就有了做陪诊的念头。
我一直想从事养老相关的事业。之前我在人大读 MBA，上过一些养老相关课程。当时还去过一家非常高端的养老院，每个月花费上万，却一股浓浓的尿骚味。他们跟我说，再高端的养老院也有这味。
我印象很深的画面是，4 个老太太躺在床上，处于完全失能的状态，每一个都被剃了大光头。
但做这行越来越久，我发现老人面临的困境远比我想象得艰辛。我们最多是“临时家人”，无法取代长期陪伴的子女。
如果家人也陷入危机，失去长期的陪伴能力，老人更是如同跌入深渊。
前几天，有个福州来的老太太患有肿瘤，她女儿已经在北京定居多年。见面后，我们问女儿为什么没来，她的眼神一下黯淡下去，说女儿也病了。到了诊室，医生看起来跟她挺熟悉，问她女儿怎么样了，她一下子嚎啕大哭。医生都不知所措了。我们也吓傻了。原来她女儿也得了肿瘤晚期，最近还骑车骨折了，女婿得照顾妻子，实在没人来陪老太太。
当这位医生问起女儿的病情，戳中了老太太内心的伤痛，突然就崩溃了。我们后来没把这段录音给她女儿，怕她听到母亲大哭也难受。
像遇到这种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说什么，说什么都无效，你只能在旁边干陪着。
这几天我常常会想起一个场景。在医院，一对头发花白的老夫妻，分别坐在轮椅上，互相伸出一只手，推着轮椅往前走。这画面真有种老无所依的悲凉感。
图片来源：ICphoto
有些事我们实在帮不了，比如我们不能给病人手术签字。有一回，有一个孕妇突然准备临产了，她老公常年在外出差，家里老人要照顾老大，她问我们能不能帮她去签字。我们听了也挺难受，但没办法帮忙。
这样的客户还不只她一个。给手术签字已经超出了我们服务的范畴了，从法律角度来说这事界定不清。
很多人跟我说养老行业不赚钱还很辛苦。陪诊需要极大的耐心。我是我们公司的客服，接 10 单咨询，最后下单的人只有 3 个。有人问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说 358 元（四个小时服务费用）太贵了，我不要了。
当我感到无力，就会想起那些病人。有的老人回去会介绍村里其他病人给我们，记得有一个老人介绍了十个。这已经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了吧。
最近疫情放开，是我们感到自己工作最有价值的时刻。
去年 12 月份，北京各家养老院都成了重灾区，里面的老年人大量感染，同时护理人员非常短缺。平时一个护理人员需要照顾四五个老人，现在他们自己也阳了，也倒下了，根本没人能好好顾得到这些老人。
有一次，我们深夜接到养老院的电话，对方希望我们能支援他们。我当下就问大家，能不能有人去照顾这些阳性老人。让我感动的是，已经阳康的陪诊师都愿意去。我们当下成立了一只“阳性老人救助小队”，当晚就接了一个老人去医院。
到了医院，呼吸科和发热门诊人满为患，连楼道里全是高危老人。当时医院的护工也很紧缺，我们需要陪老人等护工到深夜 12 点。
残酷超出人想象。有的老人六七十了，刚刚失去父母，自己也得入院接受治疗，都没有时间悲恸。这些时候，我们只能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让他们感受更好。
我们的陪诊师睿儿还陪过一位 90 多岁的瘫痪老人。家属也在发烧，没办法照护老人。对方已经陷入了昏迷，陪护是非常困难的事，睿儿花了 8 个小时帮老人做各种检查、帮亲属跟医院沟通，得出一个后续治疗方案。
这次之后，许多子女对我们有了新的认识，以前他们觉得不一定需要我们，但这次我们就像救火队员一样，接的都是十万火急的事。有不少子女人都在国外，一时间也回不来。
在我们陪诊的新冠患者里，有几位老人不幸离世，我还记得其中一个老人跟我们说的那句“谢谢”。
新冠放开后，北京某医院急诊室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