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伟是怎么炼成的
加州长老教会遇袭导致1死5伤，附近居民到现场献花致意。（美联社）
南加州枪击案发生后，一时之间讯息不明，台湾媒体对于凶嫌身份的相关报导多有分歧。有的说他是“仇视台湾人的中国移民”，有的说他是“曾经在台湾受气的中国枪手”，有的指称他根本就是台湾人，是“外省第二代”。其实，发生这起犯罪与凶嫌的国籍、省籍，是台湾人或中国人无关。凶嫌针对本土色彩浓烈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下手，犯案时还把门鍊住，用胶水黏住门锁，甚至准备了汽油弹，这显然就是一件具浓烈政治色彩的仇恨犯罪，而犯罪的推力是来自于暴力排他的中国民族主义。
第一个案例是近代颇负盛名的中国哲学家梁漱溟，他在1971年中共进入联合国之后对新儒家同道冯友兰说：“中国进入联合国，标志著中华民族和全世界其他民族处于平等地位了，这是我们在一、二十岁就嚮往的。毛主席的功劳无论用什麽字眼形容都不过分。”对此，余英时说，梁漱溟是曾当众受辱于毛泽东的人，而且表现得极有风骨。但在民族主义前面，梁竟对毛五体投地。更奇怪的是，梁不可能不知中华民国是联合国四个创始会员国，竟对中共取代中华民国如此兴奋异常，关键在于前者是美国“提拔”的结果，而后者则是由中国人自己用武力（如韩战）拼出来的。
另个例子是余英时的经验，他回忆自己在九〇年代初期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讲演，正值中共最大的氢弹试爆成功，余英时在明大校园遇见一位来自台湾的留学生，“他的兴奋简直到了手舞足蹈的境界，这个深刻的印象使我至今不能忘记。”
余英时认为这种中国民族主义是一种“羡憎交织”－即企羡与憎恨的心理交织在一起的心态，是长期受到压制，不能痛快地表达出来，一种落后民族对于先进民族的典型心理反应；前者认为自己地位应该与后者平等，但现实中却高下悬殊，因而滋长出憎恨先进的情绪而想打倒他。与梁漱溟所处的时代相比，这种“羡憎交织”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到21世纪仍没有稍歇，而台湾更成为这种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下最重要的标的物。
余英时分析，在中共不断地煽动下，整个台湾被民族主义（包括左派与新左派）视为“西方”的象徵，因而成为中国的“异己”。这个观点一旦流行，台湾现代化的一切成就如自由、民主、人权等变只有负面的意义。其逻辑推理是这样的：台湾的“现代化”即是进入“西方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轨道，因而越来越背弃“中国”，最后将无可避免地变成“中国”的对立面。这正是今天中共政权最需要的论点：对外可以理直气壮地抵制西方的人权压力，对内可以压制民主的要求。
余英时的分析写于1996年台湾首度总统直选前，距今已经26年；不过，相关文章却精准地预测中国民族主义在过去20多年的发展、两岸关係的撞击，甚至也对台湾当下的政治分歧提出解释：一个台湾移民何以对同样来自台湾的社群有如此巨大的憎恶，非得以取人性命甚至同归于尽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政治诉求？关键就在于这种“羡憎交织”、扭曲恶质的中国民族主义；当民族主义一旦与暴力结合，终成为一种可怕的毁灭力量。
周文伟是怎麽鍊成的？他的养分取自于中国共产党“不放弃武力犯台”的大一统主张，也模仿自艺人方芳那种“打它（台湾）两巴掌才知厉害”的君父思想，甚至从一天到晚“鄙视台湾民主却称羡中国强大”的言论当中得到启发。长期放任这些恃强凌弱、攻讦民主的仇恨言论到处流传，最终成为铸鍊周文伟这种变态人格的温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