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怪胎：伤害经济的无形杀手
赵理明评论分析文章：疫情以来，全球海运价格飞涨，集装箱紧缺，这却让连续亏损多年的中远海控（600）一鸣惊人，预计2021年创出900～1000亿净利润，长期被套的35万股民眼巴巴地期待中远海控能够分红。
2021年中期业绩出来后，中远海控已经让股民们失望过一回。当时公司净利371亿元，但却称还不足以弥补母公司历史性亏损，要等到历史性亏损全部填上才能分红。要知道，因为年年亏损，中远海运从2010年以来十年没分过红，于是600股民联合上书，要求公司分红或回购股份，在资本市场引起很大震动，被称为中国股民的“觉醒”。
像长江电力分红率逾60%、中国神华分红率高达92%的国企，在A股市场凤毛麟角，而在国外以私营经济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国家，国企的分红率普遍超过50%，俄罗斯国企50%的分红率算是低的，挪威、瑞典、新西兰等国家的国企分红率则达到70%～80%，就连印度也比中国高很多。
有学者称，国企实际上是全民的财富，中共号称搞的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但国企对财政的贡献也就是对全民股东的分红，却不如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老百姓并没有享受到国企的红利，这与中国的社会制度极不相称，是中共无法解释的尴尬现实。
新加坡国企是财政最大收入来源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当中国人已经习惯于国企的低效时，看看新加坡国企是啥样。新加坡有淡马锡等三家政府投资公司，虽然是国有控股，但市场化招聘职业经理人，市场化投资与运营，这一管理模式一度成为中国国企学习的样板，中共国资委曾带领企业去调研、学习。
新加坡李显龙在去年，曾经就淡马锡模式与中国国企比较。他说，新加坡采取市场化的管理方式，国营企业成立董事会，由董事会负责管理公司，官员不得插手，国企的责任集中到财政部部长一人，这样责任集中，就不会出现九龙治水，各管一方的局面，而中国国企面对众多不同的部门与层级。
李显龙的话说的非常明白，中国国企的婆婆太多，导致国企负责人以不出错为原则，这样的管理怎么会好的收益呢？
2005年，建行、中行率先改制上市，淡马锡竞标并入股，成为较早投资中国的外资机构。过去十余年来，淡马锡在中国还投资了很多科技公司。新加坡政府要求，三家国企的分红率不能超过50%，为的是他们可以留存更多的利润来发展。
他们对新加坡财政贡献度有多高呢？2014～2018年5年间，三家政府投资公司对财政的累计贡献为6342亿美元（约4万多亿人民币），占GDP的2.8%。2016年，淡马锡的分红率为46.7%，接近50%的最高限。尤其引人注目的是，2016年以来，三家国企的分红已经超出企业和个人纳税，成为新加坡最大的财政来源。
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一些从事公用事业的国企，但是分红率往往超过70%，也就是说，尽可能让全民享受到国企的财富。但在中国，中共号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但实际上却不是受益者。
新加坡三国企5年对财政贡献4万亿人民币，平均下来，每年对财政的贡献是8000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人家一年的贡献，相当于中石化、中石油上市十余年来累计的分红。
据统计，上市十多年来以来，中石化累计分红3500亿元，分红率37%。中石油累计分红4721亿元，分红率39%。这两家国企还炫耀分红率高，真是不知羞愧。
中石油2007年上市以来，股民被套牢十余年。因为上市即巅峰，一开盘就达到48.6元的最高价，谁也没想到，这竟然成为历史最高价，此后长期下跌，最低跌至4.33元。
有股民测算，如果2015年5月以11.99元的开盘价买入5万元中石油股票，5年后分红2698元，平均分红率只有5.4%，要卖的话则股价腰斩。股民感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满仓中石油”、“天下奇观！独一无二！”、“稳赔不赚！”。
业内人士称，国企除了纳税之外，无论从就业、盈利能力等方面看都不如民企。如果将垄断行业的机会给民企，一定会做得更好，也能让老百姓分享到企业受益，收入可以提高。而低效的政府投资、国企投资，实质上是压低了居民收入。
有学者分析，中国国企，如电信、烟草、石油等，赚取的是超额垄断利润，这是以损害经济发展、社会福利为前提的，也损害了消费者利益，所以更应该将超额垄断利润分配给国民。
盈利低、分红低
中国的国企为什么分红这么低呢？首先，企业有盈利才能分红，但在中共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一度濒临破产。
中共建政之后搞“三反五反”“公私合营”，通过掠夺的方式将私企归为国企，比如同仁堂、加多宝以及茅台，在1949年之前都是经营很好的私人企业。
国民党执政时期，中国经济在1929～1939年经历了黄金十年，中国本来就是世界排名靠前的经济体，在1949年之前，上海的GDP超越东京。
中共建政后运动不断，实行计划经济，才将中国拖入贫困国家。上世纪90年代大量国企倒闭、裁员，生存困难，不可能给财政分红。加入WTO后，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共为支持国企发展，给予的留存比例较高。
2010～2012年，央企的分红率只占净利润的3%。挣钱多，上交少，从国民手中赚钱，但是对国民的福利贡献太少，国企的问题一直受到抨击。2012年，中共“两会”期间，步步高董事长王填曾提交了一份议案，建议用2年国企利润向全民分红，发放4万亿消费券。
他称：“新4万亿计划一旦得到实施，其对消费市场的拉动显而易见，根据3～5倍的带动效应计算，4万亿元消费券将直接带动10万亿～20万亿的GDP总量。”按照他的逻辑，中共的4万亿刺激政策也好，4万亿让国企投资也好，还不如直接把4万亿分给老百姓，直接刺激消费。
当时，很多人认为他是“放空炮”，但从美国疫情中发钱刺激消费的政策来看，并非不可行。
针对国企分红率低的问题，2013年，中共出台文件，提出2020年国企分红率要达到30%，但这只是一个目标，没利润哪里有分红呢？2018年，国企国企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只有3.8%，利润十分可怜，平均分红率为16.1%，而非金融类国企的分红率只有5.8%。
中金公司分析师测算，如果国企分红能提高到30%，能增加0.5个百分点GDP规模的财政开支或收税减免；如果国企分红提高到50%这样一个国际平均水平，则可提高1.2个百分点。
2020年，国企分红有所增加，A股上市公司总计9000多亿分红中，国企占了六成，但仍旧以国有金融机构为主，四大国有银行的分红率达到30%。其他分红超过40%的国企，如中国神华、长江电力、大秦铁路、贵州茅台、中石化、中石油，屈指可数。
整体来看，近年来，国企的资产回报逐年下降，2020年资产利润率从2017年的1.58%下降到1.27%，而私营工业企业则在6.3%～9.5%之间。
大家都知道，是民营企业贡献了中国经济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中共国进民退的政策显然是资源错配，不利于经济发展。
时至2021年，因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石油、煤炭、采矿等行业的国企盈利上涨两三倍，带动整个国企利润上涨。据中共统计局数据，2021年1～11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企实现利润总额2.36万亿，同比增长65%，比股份制企业、民企增幅都高出很多，这一反常现象，恰恰证明国企占据了更多的垄断资源，能靠垄断资源获利。
中共财政部数据显示，2021年1～11月，国有企业收入67万亿，利润总额4.14万亿，同比增长40.2%，利率达到6%。这么高的毛利率是多少年都没有过的，也是不可持续的，随着大宗商品价格回调，利润率也会大幅降低。
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曾经指出，国有企业上缴来的利润90%，但是这些钱又返回到国有企业了，对于民生没有带来改善。
一位石油行业人士称：“留存利润高，反而助长了国企乱投资，很多海外油气收购都是失败的，国内项目投资浪费也很大。现在中国的石油产量维持在2亿吨都很困难，很多所谓的‘探明储量’都是低效油田。没有领导真正为企业负责，都是为了自己的乌纱帽，想着怎么政治正确，怎么往上爬。”
中国钻机数量在全球占比超过1/3，也就是设备投入巨大，而产出的油气只有全球的5%。2020年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三桶油”营收总额4.2万亿，但利润合计768亿元，利润率也只有1.8%，在全球能源公司中都是倒数的。
一位金融业人士则评论：“国企和国有银行就是两个怪胎，左手倒右手，最后烂在锅里。现在很多负债率高的国企，上面都要求我们配合，实施债转股，把国企的财务负担降下来，否则生存困难。”
中共国有企业，所谓全球最赚钱的银行、全球最赚钱的通讯公司、全球最大的石化企业，对于全体出资人——老百姓来说，除了垄断形成的涨价风潮以及被掠夺之外，几乎没有给百姓任何回报。
国企内部人控制严重
中共国资委曾号召国企学习淡马锡模式。但是，最关键的东西，中国学不来。为什么呢？中国国企董事长、总经理是政府任命，但中共要控制住国企，不可能市场化招聘，一些央企一把手还是“中管干部”，是副部级级别。
比如，2022年1月8日刚刚落马的中国人寿董事长王滨，就是副部级官员。2018年9月升任中国人寿董事长之前，他是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董事长，这家公司在2010年进入“中管”序列。
进入“中管”的一大好处是，一把手可以63岁退休，而普通央企一把手60岁“到点”退休。王滨于1958年11月出生，2018年60岁时大家都觉得他要退休了，没想到却晋升为全国最大的国有保险公司——中国人寿，当上了一把手。要知道，这个位置必须是中管干部当，其他保险公司的老总再优秀，也不会给你这个位置。
而王滨在中国人寿干了什么呢？他被查的消息一出，万达信息就股价大跌，因为中国人寿是万达信息的大股东，这一投资颇为蹊跷。
万达信息是一家从事医疗信息服务的公司，在资本市场上并不起眼。2018年，万达信息董事长史一兵因占用上市公司5.8亿元资金，其持有的万达信息股权被司法冻结，但他又想把股份转让给中国人寿。中国人寿因无法受让史一兵被冻结的股权，2019年，也就是王滨掌舵中国人寿之后，中国人寿就从二级市场连续增资20多次，耗资28.5亿元，成为第一大股东，在史一兵危难的时刻救了他一把。但尴尬的是，不久就爆出，万达信息上市时，史一兵曾向证监会发审委官员行贿的丑闻。
2019年，中国人寿大幅增持万达信息时，该公司已经处于亏损状态，2019年亏损近14亿元。
市场普遍认为，这种劣迹斑斑的公司，正常的公司是不会染指的，中国人寿出手相救，背后一定有故事。但中国人寿却给自己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监管层号召险资参与化解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这是国企惯用的把戏：做坏事，还要免责。
据媒体报道，王滨在太平保险时就被人举报，这样的人为何还能晋升？这或许与他的“朋友圈”有关。据媒体报道，因为太平保险总部在香港，王滨安插了很多高官亲属来工作或者挂个闲职，如落马的前公安部副部长、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孟宏伟的妻子高歌，2013年到2015年期间，曾在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董事会办公室任总经理，在太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据称，类似的安排还有不少。
更为巧合的是，王滨与已经被处死的中国华融前董事长赖小民关系甚好，王滨的弟弟王强曾在香港的华融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担任多年总裁。而赖小民各种乱搞，给华融造成了千亿亏损。
可见，国企并不是国民的国企，而是内部人控制的国企，这些人背后又有保护伞，他们拿国企的位子、资源、资金等做交换，为个人和利益集团谋利，搞政治投机往上爬，以赚取更大的利益。这样的“委托代理关系”，怎么能不出问题呢？
低分红不够社保给付
中共官方披露，2020年国企（不含，国有金融企业）总资产268.5万亿，所有者权益为76万亿。国有金融企业总资产323万亿，形成国有资产22.7万亿。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43.5万亿（其中行政单位15.3万亿，事业单位28.2万亿）。
但是，总计330万亿国资，一年创造的利润才几万亿，资产回报率不到2%，还不如银行存款利率高，这样的国企是财政的累赘，怎么能为财政做贡献呢？
中国社保资金曾指望国企来弥补缺口，但现实很难。2013年以来中国社保资金的缺口不断加大，从几千亿到上万亿。2021年，中国的社保资金总计13万亿，其中财政支持已经超过2万亿——这意味着社保资金的缺口已经达到2万亿，财政补贴社保，这对于当今极其拮据的地方财政来讲，是一笔很大的负担。
前财政部长楼继伟曾说，社保对财政的依赖度太大，每年靠财政拨款上万亿弥补缺口，不可持续，他一再呼吁将更多国企股权划转到社保。
2020年，国资向社保划转了1.68万亿的国有资本，但真正能给社保带来多大贡献，还得看这些国企的盈利与分红。楼继伟称，国企的分红率太低，都不够社保资金的给付率。
乱投资挤压居民收入与消费
不仅如此，从宏观经济角度看还会带来更大的问题。经济学者王小鲁认为，2017年全部国有控股投资（政府投资+国有控股企业投资），超过了23万亿，占GDP的比重是28.5%，而同一个比重在2000年只有16.5%。其中的国企投资，应该说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政府行为，而不是企业行为。
他称，在政府投资中，一部分是有效的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投资，但有相当一部分可以视为过度投资，近些年来投资效率下降非常突出。政府支出总额扩张，而其中民生支出比重偏低，结果就是政府支出扩张挤压了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比重。
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2000年是67.1%，2017年下降到60.7%，居民消费占支出占GDP的比重2000年是46.7%，2017年下降到39%。居民收入和消费比重都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结果导致投资过度、浪费过多、负债过高、效率下降，而消费需求带不动经济增长，这是经济疲软、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
疫情冲击迭加中共政策波动，导致2021年下半年经济明显下滑，老百姓消费更是谨慎，消费疲弱是不争的事实。而中共统计局却称，2021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10.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7%，与经济增长（9.8%）基本同步。
2022年1月，猪肉价格从去年12月的每斤10元跌到8元，这一方面与猪企存量大加速出栏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消费降级。或许，哪一天，真的得发法消费券刺激经济了，至少这些钱不会像国企投资一样打水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