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动周恩来：1961年沈阳造币厂800两黄金失窃案
1961年，是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就在这一年的3月18日，沈阳六一五厂(造币厂)发生了一起黄金被盗案，被盗黄金八百两零七钱，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一起黄金失窃案，此案惊动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经过漫长的19年，直到1980年，此案才被成功破获，八百两黄金大盗关庆昌落入法网。
八百两黄金失窃
沈阳市大东区大东路138号，沈阳造币厂就在这个地方，以前叫沈阳六一五厂。
20世纪60年代，六一五厂承担一项国家交给的重大任务——冶炼从民间收集来的黄金和白银，用来偿还前苏联的外债和用这些硬通货换取老百姓急需的粮食。因为这是一项保密工程，所以黄金的代称为100号，白银为200号。当时的六一五厂管理松散，堆积如山的银元、银首饰散放在车间的空地上，工人们用大铁锹一铲铲地把它们投入到炼银炉里。
造币厂历史图片
成堆的黄金不是存放在金库里，而是随意堆放在车间用包装箱板临时搭建的仓库里。那时对这些金银的保管，靠的不是高科技的手段和严密的管理，而是工人阶级的觉悟。
这满地金银，引起一个人的注意，他就是时任六一五厂生产科科长的关庆昌。经过周密的安排，关庆昌下手了。
1961年3月18日是星期六，天下着小雨。这天下班后，关庆昌到了厂浴室，和浴室里所有的人都打了一遍招呼，简单洗了一下，就匆匆穿好衣服赶回办公室，戴上手套，拿上羊角锤，悄悄摸到空无一人的车间，撬开装黄金的木箱子，偷走其中的两块。他开始想把黄金藏在自己的办公桌里，后觉得不安全，就用绳子拴住两块黄金，挂在脖子上，用手托着，外面披上雨衣，趁着夜色坦然走出工厂大门。
他把黄金放回家后，急忙换上衣服，几分钟后又出现在工厂俱乐部举办的舞会上。这位从来不跳舞的人，在舞厅里逢人就打招呼。他这么做就是给大家造成假象，自始至终和大家在一起，没有作案时间。他的整个作案过程不超过20分钟，然后又出现在众人的注视之下。晚上9点半舞会结束，关庆昌回家后没有休息，为了掩盖犯罪痕迹，他让媳妇黄淑珍连夜把作案穿的棉鞋换了鞋底。关庆昌的媳妇黄淑珍也是六一五厂的职工，在电解车间工作。第二天上班时，关庆昌仍然穿着同一双鞋，只是鞋底已被偷梁换柱了。
八百两黄金，就这样从工厂的高墙里，神不知、鬼不觉地转移到了关庆昌家中。
3月20日，星期一，发现黄金被盗，整个六一五厂上空如同爆响了一个炸雷，惊动了辽宁，惊动了中央。各级公安机关齐聚六一五厂，积极破案。专案组很快达成共识，这是内盗，作案人就在厂子里。
事后，公安又在现场有了新发现，因为当天晚上下雨，现场留下了盗金贼的鞋印，并且根据铁丝被拧断的手法来看，盗金贼的作案工具很可能是一个羊角锤。
破案的声势造得很大，公安局的一位领导声称要在一个星期破案。他的逻辑是，一天过一百人，这千八百人的工厂，一个星期也过完了。根据这个思路，每一个公安人员负责十余名工人，采取背靠背的方法，互相检举，互相揭发。工人都需要一一按手印，现场发现的布鞋脚印和判断为作案工具的羊角锤，被列为重点线索。因此，职工穿的布鞋和家里的羊角锤都被勒令上缴，一筐筐的布鞋、上千把羊角锤被送到工厂里。六一五厂人人自危，上至厂长，下至一般工人，都成了怀疑对象。人们知道，和这个案子沾上边，就是掉脑袋的事情。
不得安宁的窃贼
此时的关庆昌也没有得到安宁。八百两黄金不是一个小数目。一开始，他把黄金藏在厨房的烟道里。但那时的居住条件差，两家共用一个厨房，况且，他与邻居的关系非常紧张，尤其是邻居家的那个女户主，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两家人经常为一点小事吵得不可开交。把黄金放在这个人的眼皮底下，稍微有一点儿闪失，那就非同小可了。后来，关庆昌又把金子搬出来，锯成四块，用木板包上，垫了炕柜。关庆昌把自己偷金子的事悄悄告诉了老父亲，老人吓得心惊肉跳，本来身体硬朗，可是没到一年就忧郁而死。关庆昌心里清楚，老父亲是被金子吓死的。
金子并没有给关庆昌带来幸福，相反，从他盗得两块金锭那日起，他就把绞索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恐惧之中。关庆昌盗出的黄金是高纯度的，远非民间的黄金可比，这么高纯度的金子是无法出手的，在造币厂工作多年的关庆昌懂得这个道理。
为了降低纯度，他弄了不少化学试剂和盆盆罐罐，想自己熔炼金子，降低黄金的纯度。他一折腾，让那位与他不和的邻居起了疑心，那位邻居就向有关部门反映了情况。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有重视这条重要的线索，以为是邻居间的纠纷，恶意报复。而当时的关庆昌是工厂里的“红人”，在以阶级划线的年代，是非是以走红不走红来界定的，关庆昌躲过一劫。
但此事还是把关庆昌吓了一跳，他决定离开这个邻居。在20世纪60年代，能住上“两水两气”楼房的人是极少数的，关庆昌却要求调房，从楼房调到没有“两水两气”的平房去。当然他的理由冠冕堂皇：“共产党员要把方便让给别人。”
关庆昌搬到了平房里，为了掩人耳目，他加高了院墙，又在不大的院子里栽了一棵树，整日大门紧闭。甚至连儿子结婚时，门口的大红喜字也不敢贴。别人问起，他说是举办了一个“革命化的婚礼”。
八百两黄金被盗轰动全国，公安机关全力破案。但当时法治不健全，科技手段落后，又是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因此侦破工作不是依法办案，而是采取一种群众运动的方式，表面轰轰烈烈，实际上却背离了科学性，结果是案子没破，却使无辜群众受到伤害。
荒唐的破案
最先被怀疑的是六一五厂金银产品包装组组长郭家惠。星期一，他一上班，青年工人高兴贵就紧张地跑到郭家惠跟前，嘴唇哆嗦着说：“100号产品被盗了。”郭家惠几乎吓得瘫倒在地。他脚步踉跄着跑到现场，看到装黄金的木箱铁丝被剪断，前盖被撬开三寸宽的口子，包黄金的绿色包装纸和垫箱子的稻壳散落一地。箱子里两块黄金不见了。事关重大，他急忙向厂里报告。
从他报案时起，他的厄运就开始了。因为他是黄金的保管者，当然成了第一个被怀疑对象。他来报案就被扣住，受到了严厉的审讯：“金子哪里去了？老实说！”郭家惠感到天大的冤枉，他要知道金子哪里去了，还会来报案吗？解释、辩白都显得苍白无力。不但他，连第一个发现黄金丢失的高兴贵，也成了怀疑对象。这师徒俩成了难兄难弟，他们很快被关在一起，每天有军人看守。
他们两个本来都是老实工人，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两个人每天只是面对面哭泣，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还被逼着天天交代问题。没有的事他们没法承认。他们就这样被关押了三个月，最后的结论是交代问题不老实。郭家惠的包装组组长职务被撤掉，预备党员资格被取消。以后，他们俩一直背着偷盗黄金的黑锅，19年没有抬起头来。
不仅是和黄金直接有关联的人受到怀疑，其他工人也被这种狂风暴雨般的破案方式所牵连，有的工人看见六一五厂的厂门，腿就开始发抖，工人们的心态都被扭曲了。
在那个以阶段斗争为纲的年代，人们的观念被牢牢禁锢。谁敢偷八百两黄金？专案组在工人和干部中间没有揪出黄金大盗，自然想到了阶级敌人，断定是阶级敌人在搞破坏。第一批重点嫌疑目标就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专案组把所有的五类分子统统审查一遍，没有发现线索，又把一批“走资派”列为重点嫌疑目标，一一审查。折腾了一百多人，案子也没破。
这种残酷的斗争和不间断斗争所制造出的恐怖气氛，使得人人自危。有一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在一次斗争会上，受不了这种刺激，自己冲上台去，主动承认说：“这金子是我偷的。”但这位老兵在厂里是出了名的老实人，在朝鲜战场又受了伤，落了残疾，连专案组的人也不相信，只好不了了之。
真相大白
1980年3月，国家提高金银收购价格，这消息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把关庆昌紧紧地吸住。他算了一下，那800两黄金，能变卖36万元钱。那块6斤重的金条就值4万多元钱，发大财的机会到了。他和老婆黄淑珍专门到银行营业部观察收购金银情况，发现卖金银不必带任何证件，认金不认人。关庆昌兴奋地对老婆说：“是时候了！”
4月15日，关庆昌和老婆早早地起床。关庆昌把3斤多重的金子包起来，缠在老婆腰上。这块金子是关庆昌从那6斤重的金块上剁下来的。黄淑珍赶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营业部，上午9点多钟，她心惊胆战地把金块送进七号窗口。
关庆昌一早对单位领导说亲属得了重病，请假去医院看望。此时他正悄悄坐在营业部角落的一把椅子上，紧盯着得了“重病”的老婆的一举一动。过了一会儿，银行营业员管凤昆对黄淑珍说：“你这块金子值2.3万多元，钱不少啊，在银行储蓄吧！”
黄淑珍把这些钱分别用6个姓名办了定期和活期存款，又领出65元钱的现金，揣进兜里。
这时，银行保卫干事刘国臣走了过来，热情地请黄淑珍进办公室喝杯水，休息一下。银行营业员夏玉环也面带微笑地对黄淑珍说：“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银行过一会儿开车送您回家。”黄淑珍不知是计，高高兴兴进了休息室。
关庆昌眼见老婆钱财到手，银行工作人员还把老婆当作对金融事业有贡献的人物热情招待，他感觉石头落了地，得意洋洋地离开了营业部。
关庆昌高兴得太早了。 岂不知，黄淑珍卖掉的黄金纯度太高，立即引起了银行保卫部门的怀疑。就在他回工厂的路上，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副局长李广军接到营业部的电话，立即带领3名公安干警赶了过来，严厉盘问黄淑珍这种高成色工业用黄金的来源。黄淑珍吓得面如土色，支支吾吾，实在瞒不住了，只得交代了犯罪事实……
李广军当机立断，与六一五厂取得联系，驱车来到厂里。
当天下午5点多钟，关庆昌正在厂俱乐部参加党员大会，心里想着老婆此时应当在家里做好了可口饭菜，等他回家庆祝一下。他不知道，在几个小时之前，他已经被公安局和厂里安排的保卫人员，牢牢地盯住了。工厂保卫科长拍拍关庆昌的肩膀，请他到厂部会议室去一趟。关庆昌没有犹豫，跟随保卫科长来到了会议室。
推开会议室的大门，看见威武的公安干警等候在那里，关庆昌立刻明白了，一切全完了！黄金梦破灭了！关庆昌瘫倒在地。与此同时，李广军派出公安干警对关庆昌的家进行搜查，从衣箱底下垫箱子的两个大匣子中搜出全部金块，人赃俱获，19年的黄金大案，终于告破！
破案的消息一经传出，六一五厂沸腾了。19年来，黄金大案压得六一五厂的职工喘不过气来，不间断的运动，搞得每一个人都成了犯罪嫌疑人，在六一五厂几乎到了“谈金色变”的程度。现在一切终于水落石出了，那块压在每一个人心头上19年的大石头终于被卸下来了。六一五厂一片欢腾，工人们如同过节一般，家家户户买肉打酒，畅饮庆贺，工厂附近商店里的酒被抢购一空，很多人喝得酩酊大醉。
1980年6月4日，六一五厂召开了隆重的平反大会，几十名因黄金大案而遭受迫害的人，从各地赶来，恢复了名誉。他们除了喜悦外，望着彼此已两鬓斑白的头发，另有一番感叹：“人生有几个19年啊！”
关庆昌随后被法院判处死刑。但20世纪80年代中国已经步入了法治社会，根据当时法律，盗窃罪没有死刑，关庆昌据此提起上诉。虽然关庆昌罪大恶极，但最后改判为无期徒刑。关庆昌有幸步入法治社会，否则在19年前，他必死无疑。
关庆昌在监狱改造得很好，以后又被减刑，服刑不久就出狱了。刚出狱时，他推着小车在街头卖牛奶，艰难谋生。后来年事渐高，行动不便，就靠儿子接济生活。20世纪90年代，人们在沈阳市大东区小河沿公园晨练的人群中，经常可以看到关庆昌的身影。
也许关庆昌在朝阳下，面对清澈的河水和岸边婀娜的柳枝，能体味到这种安宁的可贵。垂暮之年面对这种难得的安宁，想想当年为八百两黄金费尽心机，受尽煎熬，这黄金真的是微不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