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蒋爱珍杀人案”始末
1
1978年9月29日，新疆石河子农场医院大门口。
蒋爱珍面无表情地向医院里面走去。
一边走，她一边做着把子弹压上枪膛的动作——事实上她手里真的有子弹，而且，她真的拿着一把五三式步骑枪。
她很快走到了内诊室的门口，看到了李佩华和另一名医生在房间里。
蒋爱珍提起枪，对准了李佩华，说了一句：
“李医生，你不是要我死吗？”
李佩华瞪大双眼，张开口，似乎想要解释什么。
“砰”！
枪声已响。
2
时间倒退6个月，回到1978年的3月17日晚。
蒋爱珍已经躺到了外科值班室卧室的床上，却有些激动，翻来覆去睡不着。
明天，她就要回自己的浙江绍兴老家探亲了——这是她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六年来，第一次回家探亲。
蒋爱珍16岁初中毕业那年，因为哥哥蒋根土复员转业留在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以她也作为一名知青跟着来到了新疆，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144团1营1连落户，做了一名军垦战士。
这一呆，就是6年。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师分布区域图，第八师在石河子地区
蒋爱珍是个很要强的人。她的哥哥当时是另一个团的财务科长，还有一个亲戚做副团长，但她不希望被人说闲话，就没要求进那个团，而是来到了144团，从最普通的一名农垦战士做起。
蒋爱珍所在的团场，在条件艰苦的准噶尔盆地。作为一名江南姑娘，她一点都不怕苦怕累，摘棉花、修水库、赶车……男战士干起来都吃力的活，她作为一个女战士，丝毫不落下风，还处处抢着干。有一年干旱，田里缺水，蒋爱珍二话不说跳到渠底去舀底部的雪泥融水，再一桶桶挑到田里去。
每逢假期，蒋爱珍就去伙房里帮忙，或帮战士们缝补衣服，所以虽然时间来得不长，年龄也很小，但蒋爱珍凭借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甚至有人已称她为“军垦一枝花”。
而蒋爱珍也得到了公平的回报：到团队四个月后就被评上先进，第二年加入了共青团。1974年，当时农场医院需要一批护理员，蒋爱珍因为平时表现优秀，被推荐到短训班学习，之后通过考核，顺利留在了农场医院。
医院的工作相比之前确实要轻松一些，但蒋爱珍还是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各种工作都是抢着干，所以1976年，她不仅加入了共产党，还担任了医院党支部委员和团支部书记。此外，由于她枪法精准，还兼任了民兵排长。
这一年，蒋爱珍才20岁。
她觉得自己每天的生活都充满着阳光，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充满憧憬和向往。
但她不知道的是，其实早就有一群人已经盯上了她。
他们选定的时间，就是1978年的3月17日晚上。
这一晚，22岁的蒋爱珍躺在床上，想着明天就将踏上返乡探亲的旅程，一时难以入睡。
“咚咚咚！”
这时候，值班室忽然响起了猛烈的敲门声。
3
那么晚了，会是谁敲门？
蒋爱珍起床后开门，发现是护士长。护士长要蒋爱珍去取一些无菌纱布，蒋爱珍也没多想，就去了。
等到取了纱布回来，蒋爱珍发现同一个医院的药剂员谢世平，提着一个灯在她的卧室里搜查着什么。
蒋爱珍一下子就警觉起来了：谢世平不是值班医生，他进来干什么？即便有事，怎么可以进她的卧室？
但此时蒋爱珍还是没多想，她第一担心的是同事托她代买东西的900元钱是不是还在。
那天晚上，蒋爱珍两个要好的同事知道她要回去探亲了，专门请她吃了一顿晚饭。吃完饭，蒋爱珍回到值班室的时候，看到小周和张国政在门口等她。
小周是医院的护理人员，她听说蒋爱珍要回老家，特地来托她买点东西回来。
张国政是医院的党支部副书记，也是蒋爱珍哥哥蒋根土的老战友，受托帮忙关照蒋爱珍。这次来，他是以兄长的身份叮嘱蒋爱珍几句。三个人简单交流了几句，就散了。
所以，当谢世平闯入自己卧室的时候，蒋爱珍也没有往别处想。看到卧室里并没有人，谢世平也退了出来，三个人走到了值班室门口。
这时候，蒋爱珍发现过道黑暗处藏着一个人，仔细一看，是医院的另一位医生李佩华。
这时候，蒋爱珍意识到事情有点不对头了，但她此时想到事情可能还是与900元钱有关。由于医院支部书记家比较远，她立刻叫来了就住在医院附近的支部副书记张国政。
张国政赶到了值班室，正在询问蒋爱珍情况的时候，谢世平、李佩华带着各自的妻子钟秋、戴淑芝（也都是医院医务人员）冲了进来——后来蒋爱珍才知道，钟秋和戴淑芝其实之前就在了，只是在“把守”各个路口。
张国政看到这群人冲了进来，就问：
“你们想干什么？”
李佩华回答：
“我们来抓鬼！”
张国政顿时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抓鬼”，就是“捉奸”的意思。
事已至此，李佩华和谢世平这群人“深夜查房”的目的已经很清楚了：他们就是针对张国政来的。
在文革期间，新疆石河子是一个“重灾区”，“派性斗争”十分激烈。尽管文革已经结束了两年了，但当初的一些斗争却依旧没有平息，甚至有愈演愈烈的态势：
农场医院以李佩华、谢世平为首的一批人，与张国政为首的另一派人曾在文革中斗得你死我活。尽管文革已经结束，但仇恨却并没有消逝。张国政被提拔为医院的党支部副书记，这让李佩华这群人既恨又无奈，思来想去，他们选中了蒋爱珍——她是张国政老战友的妹妹，张国政又受战友所托，对她又比较照顾。
于是，完全蒙在鼓里的蒋爱珍就成了一个扳倒张国政的“抓手”。
文革中的批斗场面
当晚，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张国政立刻就喊来了支部书记，支部书记带着支部委员在详细看了值班室和卧室之后，又问询了一些相关人员，表示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在问到李佩华和谢世平时，他们只是支吾着说了一句：
“我们失败了。”
一夜惊魂未定的蒋爱珍，在人群散去之后又躺回了床上。
迷迷糊糊中，她再度入睡。
但她不知道，她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4
第二天一大早，整个农场医院都被一条特大“八卦”传遍了：
“昨天晚上，张国政被人从蒋爱珍的床上拉下来了！”
这是一场有预谋的“传播”：谢世平的老婆钟秋一大早就开始在医院各个科室“走街串巷”，绘声绘色讲述昨晚“捉奸”的细节；李佩华的老婆戴淑芝则挎上一个菜篮子，去农场的商店和菜市场散播各种事先想好的谎言：
“昨天医院里活捉了一对……”
很快，这件事就被定性为“3·17捉奸事件”。
蒋爱珍在突如其来的谣言面前，不知所措。她取消了回家探亲，在床上躺着流泪。她绝食三天，要求组织还她一个清白。
3月30日，蒋爱珍盼望的“组织”终于来了——144团团委派来了工作组，专门来调查“3·17捉奸事件”。
一听到工作组来了，蒋爱珍立刻充满希望地找到了工作组组长、144团副参谋长杨铭三，哭着向他汇报了实际情况。
然而，杨铭三的态度却十分冷淡，甚至没有听完蒋爱珍的全部汇报就插话：
“三月十七日的事，没有，要给你搞清楚；有的话，就改，改了就好。”
有了？有什么？蒋爱珍虽然心中有气，但还是忍住了情绪，回去写了厚厚一份情况说明交给了杨铭三，希望组织上能为她主持公道。
然而，石沉大海，根本没有回音。
事实上，杨铭三就是张国政的“对立派”，双方在文革中曾经激烈争吵过多次。这一次的所谓“捉奸事件”，被杨铭三视为“整倒”张国政的大好机会，所以他怎么可能去听蒋爱珍的申诉？
何止是杨铭三，144团的团长冯俊发，也是和张国政在文革中属于“对立派”，他特意安排与张国政不和的杨铭三担任工作组的组长。不仅如此，4月6日，冯俊发亲自到医院动员，号召医院开展全面揭批查，集中揭发张国政的问题——张国政之前已经13次说明情况，但因为没有承认和蒋爱珍有“男女关系”，所以还要继续“说明”。
在冯俊发的“动员”和杨铭三的默许下，在李佩华和谢世平的组织下，农场医院开始出现大量的大字报，不少大字报上有明显的攻击言语甚至侮辱性词汇，比如贴到蒋爱珍宿舍门口的大字报上公然写着“大破鞋”，“骚货”等字样。
文革期间的大字报
面对这种文革式的运动，并非没有反对的声音。
工作组刚到的时候，农场医院的党支部就根据最初掌握的材料，对这件“捉奸事件”倾向于否定，结果被工作组立刻视为“保张派”，全部靠边站；
文教干事苏天艳对工作组的做法不满，写了一条《呼吁医院广大群众为受害知识青年蒋爱珍伸冤》的大标语，立刻就被调离了医院；
医生牛素玲平时和蒋爱珍关系不错，只是当面听蒋爱珍诉说了一次冤情，安慰了她几句，就被要求在全院大会上做深刻检查；
有一位男青年医生之前和蒋爱珍谈恋爱，杨铭三亲自到他家，当着他爸爸的面警告：
“我以领导的名义、长辈的身份告诉你：现在蒋爱珍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你不能跟她谈了。”
据统计，全医院共有近40人因为同情蒋爱珍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其中有13个人因为为有不同看法，甚至只是和蒋爱珍或张国政说过话或打过招呼，就被大会点名批评，写书面检查，甚至下放劳动。
同时，蒋爱珍还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她走到哪里都被人跟踪，所有的往来书信都被拆开检查。
22岁的蒋爱珍何曾经历过这样的打击？
一天傍晚，趁人不注意，蒋爱珍一个人冲进了大戈壁。夜深后，她的哥哥蒋根土终于在一处土坎那里发现了她——零度气温下，蒋爱珍只穿了一件单衣，赤脚，瘫坐在地上，眼神呆滞，浑身是土和杂草。
看到哥哥来了，蒋爱珍傻傻地笑了：
“妈妈，你来啦？妈妈，你来接我啦……”
第二天，蒋爱珍被送进了石河子医院。
诊断结果很快出来了：精神分裂。
5
然而，即便被折磨出精神疾病，蒋爱珍依旧没能躲过“运动”。
在状态平稳后回到农场医院后，蒋爱珍继续被工作组盘查，而她当时对“组织”还抱有最后一丝期望。
8月1日，在蒋爱珍交上说明材料后4个多月，杨铭三才主动找到了蒋爱珍。蒋爱珍满心期待杨铭三在看了材料后有所触动，却不料杨铭三只是要她在接下来要举行的群众大会上“老实交代”。
8月5日，农场医院召开全院大会，工作组宣读了审查报告，基本上对“3·17捉奸事件”持肯定态度。蒋爱珍实在气不过，就顶了杨铭三一句，杨铭三对她说：
“你就是到最后事什么也没有，光凭你同张国政的接触，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蒋爱珍对工作组彻底失望了，她在8月6日找到了团长冯俊发，希望能说明情况。但冯俊发拒绝回答任何实质问题，反复只是一句话：
“你要相信组织。”
蒋爱珍还试图找过石河子地区派往一四四团的工作团团长，但依旧是被搪塞了出来。蒋爱珍也想过去乌鲁木齐，去找更高级别的领导反映情况——直到这一刻，蒋爱珍还是相信组织会为她做主的。
但是，9月26日的一场大会，彻底把蒋爱珍逼下了悬崖。
这是一场号称叫“说清楚会”的审判会，要对蒋爱珍再一次进行大规模的“揭发”和“教育”。9月25日，医院党支部书记劝杨铭三不要再开这个会了，如果一定要开，也别让本来就没资格参会的钟秋、戴淑芝这批人参加。但杨铭三执意要开这个会，并且通知钟秋这批人全部参加。
9月26日下午，大会开始。
李佩华第一个站起来发言：
“蒋爱珍你不要装疯卖傻！你真有精神病，你怎么不去跳河？你怎么不去跳水库？”
大会上，李佩华还拿出一份与谢世平联合署名的报告，要求对蒋爱珍做妇科检查——看看她到底还是不是处女。
当时，医院副院长栗友成还说了一句：
“是驴是马，拉出来让人看看，真金不怕火烧嘛！”
杨铭三最后做总结，表扬了李佩华等一批发言积极的人，批评了一批坚持不肯发言的人，最后表态：
“3月17日这件事还没有完！”
在那天的会上，蒋爱珍面色如常，有时候听到荒谬的指控时，居然脸上还露出淡淡一笑——这让平时熟悉她的人都暗自奇怪。
事实上，就在那天会上，蒋爱珍已经想好了自己最终的对抗方式：自杀。
9月26日晚上，蒋爱珍在宿舍里通宵写下了最后的万字伸冤书。27日晚上，蒋爱珍宿舍里的煤油灯再次通宵不灭，她给父母和大哥分别写好了遗书，也给张国政写了遗书——其实是份道歉信：
“这次是我害了您。如果那天晚上我不找您汇报，也不会连累您受此冤枉……”
但是，到了9月28日，一个意外的通知，让已经决心要自杀的蒋爱珍想到了另一条路。
9月29日，民兵有打靶训练和比赛，由于有一位外科医生临时有事不能参加，为了不拉低集体成绩，组织上让原本就是“神枪手”的蒋爱珍顶替参加。
9月29日一早，蒋爱珍带着早先剩下的八发子弹，去武器库领取了一支五三式步骑枪。
经过一晚上的思考，她决定不自杀了。
她要报仇。
6
时间来到1978年9月29日上午，回到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蒋爱珍在医院里第一个遇见的是李佩华。
枪声一响，李佩华应声倒地，当场死亡。
随后，蒋爱珍提着枪来到了走廊上，谢世平的妻子钟秋正在走廊一头和另一个人谈笑风生。蒋爱珍喊了一声“钟秋！”钟秋转过身，看到蒋爱珍举着枪愤怒地对着她，顿时全身颤抖，本能地举起了手。
“砰！”
又是一枪，钟秋倒在了地上。
两声枪响，已经惊动了医院里的人。李佩华的妻子戴淑芝以为发生了什么大新闻，从办公室里冲了出来，一边走一边喊：“咋啦？咋啦？”
“戴淑芝，你站住！”
蒋爱珍在一旁叫住了戴淑芝。戴淑芝一转身，看到了黑洞洞的枪口，顿时就傻了。
“砰！”
第三颗子弹从戴淑芝的胸膛射入，很快就夺走了她的生命。
这时候，又一个当初参与“抓鬼”的医生走了出来，蒋爱珍立刻举枪朝他射击，但没有击中，那个医生惊慌失措地逃走了。
已经杀了三个人的蒋爱珍提着枪，直奔家属院——她要去找谢世平。
进入谢世平家大院的时候，一条看门狗对蒋爱珍狂吠，蒋爱珍举起枪要瞄准，但又放下了枪。后来她回忆：
“狗毕竟也是一条生命。”
谢世平已经从外面嘈杂的声音猜到了大概，听到蒋爱珍的敲门声，赶紧躲到了床底，让儿子去开门。
儿子打开门，告诉蒋爱珍，爸爸不在家。蒋爱珍看了看孩子，转身走了。
此时，医院上下已经全都被惊动了。蒋爱珍被100多人围在了操场上，只是看她提着枪，没人敢上前。
团党委决定派狙击手打伤蒋爱珍后活捉。任务先是派给了团武装部部长、有名的神枪手郝振杰，郝振杰说“我没有这个把握”，拒绝接受任务。随后团委又找到了可以在30米外打飞一个乒乓球的团参谋冯玉森，冯玉森说这两天自己咳嗽，无法瞄准，也拒绝接受任务。
在相持了一个多小时候，蒋爱珍被从身后悄悄摸上来的团文教干事一把抱住。蒋爱珍没做任何反抗，扔掉了枪，挣脱了别人的手，自己向囚车走去。
蒋爱珍被捕后，张国政立刻也被拘捕，他被认为是蒋爱珍的幕后指使者，被非法拘禁了92天，但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只能释放。
144团党委认为，蒋爱珍应该被定为“反革命杀人罪”，而被杀的三人，团党委决定追认为“烈士”。全团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各个单位必须都派代表参加，送花圈。
不久之后，蒋爱珍的罪名也确定了下来：
反革命杀人罪，死刑。
但是，就在死刑即将要执行的时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有关单位忽然通知石河子地区法院，要对蒋爱珍案复查，死刑暂缓。
让这一改变发生的，主要因为一个人。
8
这个人，叫王心如。
王心如是石河子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出于工作需要，他和石河子地区公安局局长李儒来一起，到144团了解情况，却发现了一件意外的事：
蒋爱珍虽然杀了三个人，群众却几乎没有一个人指责她，而是纷纷谴责144团的领导和一批当权者。有人甚至找到王心如，跪求千万别杀蒋爱珍。
王心如和李儒来在了解了大量案情内幕之后，参加了144团党委召开的案情研究会。
在会上，团党委书记兼团长冯俊发态度很明确：
第一，“3·17捉奸事件”确有其事；
第二，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今后还要这么做；
第三，蒋爱珍确实是“反革命杀人”。
王心如在和李儒来交换了几句意见后，也做了发言，主要归纳也是三点：
第一，法律规定，涉及隐私情节的，不能公开审理，但你们用党组织的名义，多次召开党的会议和群众大会，搞群众运动，使矛盾激化；
第二，根据现在的调查材料，说蒋爱珍是“反革命杀人”，是不妥的，她没有反革命的动机；
第三，被杀的李佩华三人，都参与了对蒋爱珍的迫害，都不同程度犯了法，追认他们为“烈士”，是对“烈士”称号的侮辱。
李儒来这时也插话：
“我们在医院里看到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漫画和各种大字报大标语，四人帮已经粉碎两年了，但你们这里还在搞文化大革命的这一套，我都已经拍照了。”
大会不欢而散。
尽管王心如和李儒来在会上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但“死刑”的判罚还是下来了。
王心如并不甘心。
他认为，蒋爱珍固然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她被诬陷迫害的事实不能忽视，而造成这种情况的人也不能逃脱法律制裁。为此，他自己驱车500公里来到乌鲁木齐，向自治区领导和自治区最高法院反映情况。
同时，王心如还向《人民日报》寄出了一封数千字的情况反映。
不久之后，自治区方面就要求对蒋爱珍的案件进行复查，并且建议石河子地区党委追究这个案件相关领导人的责任。
而王心如寄给《人民日报》的那份情况反映，更是引起了报社的高度重视，写成内参呈送中央，多位中央领导作了重要批示。随后，《人民日报》派出五位记者奔赴石河子地区，从上到下，进行了非常扎实的实地采访和情况调查。
1979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以几乎整版的篇幅，登出题目为《蒋爱珍为什么杀人》的文章，将这起案件的前因后果详细写出。
这篇文章的“编者按”是这么写的：
“新疆石河子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心如同志来信，说明关于蒋爱珍杀人案件的情况和他的意见。我们派记者做了调查。蒋爱珍采取杀人手段，应受法律制裁。但仅制裁蒋爱珍够吗？对酿成这一惨案的有关人员不应该追究责任吗？我们应从这件事汲取什么教训？这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
《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刊登后，在全国引起了轰动：
在短短5个月时间里，编辑部共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15000多件，写信的从工人到农民，从教师到学生，从军官到战士，从教授到华侨，各种人都有。有的写信代表个人，有的代表一个车间，一个连队，一个科室，更有很多人亲自把信送到编辑部。
在石河子地区中级法院，13天收到来信833封，法院只能专门抽调人力连夜拆信，总结归纳群众诉求。
这一万多封信的诉求，千言万语，归纳起来很简单：
请求宽恕蒋爱珍。
9
1985年1月12日，漫天飞雪中，乌鲁木齐的市民都挤在街头，看一份告示。
这份告示内容很简单：蒋爱珍案，将重新开庭审理。
就在四个月之前，石河子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对“蒋爱珍杀人案”进行了重新审理，最后改“死刑”为“无期徒刑”。蒋爱珍不服，上诉至自治区最高人民法院，而这份告示，就是通知将进行终审。
这场审判放在乌鲁木齐市最宏伟的建筑人民剧院，是公开审理，一时之间，“旁听证”成了整个乌鲁木齐最稀缺的东西，一证难求。
1月15日上午10点，审判开始。
已经被关押7年的蒋爱珍穿着一件淡灰色棉大衣，围着一条围巾，出现在了法庭的被告席上。
法庭被告席上的蒋爱珍
在法庭上，蒋爱珍和9个到庭的证人一一面对面对证事实，并且向法院提出了一个要求：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将死者的老人安排在她劳动改造的农场附近，她保证在劳动的前提下，尽心服侍老人，将功补过。
另外，她提出希望可以将已经关押在监狱内的谢世平释放，因为他已身患癌症，让他回家养病，照顾小孩。
没错，在七年的时间里，当初让蒋爱珍人生发生改变的几个人，自己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
当初侥幸得脱的谢世平，在那次事件后从一名小小的药剂员升任团部运动办主任（相当于党办主任）。在看到《人民日报》刊发文章后，他情知不妙，试图潜逃，在乌鲁木齐火车站被抓捕，判刑入狱，之后因癌症去世；
144团长冯俊发，被查实对蒋爱珍的案件一开始就知情，但还是授意策划了各种群众批斗大会，目的是为了“搞垮张国政”，最终被判“监视居住”，暂不逮捕”，1984年就因病去世了；
144团副参谋长杨铭三，在《人民日报》刊登文章后，主动要求调任河南平顶山煤矿工会主席，但在1982年春节前夕依旧被逮捕入狱。
在狱中的一次放风中，蒋爱珍曾偶遇杨铭三，两人当初怎么也不会想到，会有此情此景的再一次相逢。
蒋爱珍问他：
“我们都坐牢了，你害人也进来了，你后悔吗？”
杨铭三回答：
“后悔。”
在那天回到监狱房间后，杨铭三开始不断叹气，然后拔自己的头发，不久之后就抑郁去世了。
在那一天的法庭审判中，蒋爱珍一直神色平静，有问必答，但唯独有一幕场景让她情绪失控，浑身颤抖——法庭银幕上投影出了当年对她那些侮辱的大字报向她求证。
她边流泪边回答：
“是的，都是写的我，画的我……当时我都看过……。”
审理一共进行了两天，由于人民剧院场地有限，法院在外面广场上接了喇叭，无数乌鲁木齐的群众就在凌冽寒风中聚集在广场上，安静收听现场的实况转播。
1985年1月16日晚7时，经过合议庭合议，审判长当庭做出终审判决：
判处蒋爱珍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面对这个判决，蒋爱珍表示非常感谢法院弄清了她的真实犯罪原因，并且吐露心声：
“我以前不学法，不懂法。我当初认为告状无门，失去了信心。我对当初的杀人犯罪后悔莫及，希望大家千万不要蛮干，不要重蹈我的覆辙。希望大家都学法，要用法律保护自己，不要像我一样当法盲。”
判决下达的那天，正好是蒋爱珍的29岁生日。从16岁的豆蔻年华到已近而立之年，蒋爱珍仿佛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变化：
“也真巧，真让人忘不了。”
10
1990年9月，33岁的蒋爱珍刑满释放。
在狱中，蒋爱珍表现良好，多次获得减刑。除了得到更多反思和学习的机会外，蒋爱珍还在狱中收获了不少意外的东西：她前后收到的来信和物件有五万件以上，其中不少来信是求爱信，有人甚至在信上这样写：
“……新房已盖，家具也都打好了，单等你1993年9月9日出狱，我们国庆节结婚……”
出狱后，蒋爱珍回到了家乡绍兴，见到了已经70多岁的老母亲。母亲一把搂住蒋爱珍，老泪纵横：
“妈妈再也不让你离开了，妈妈讨饭也要把你带在身边……”
绍兴市劳动局把蒋爱珍的户口从新疆迁回了绍兴，卫生局为蒋爱珍安排了一份在医院的工作。
1991年，蒋爱珍以自己踏实努力的工作表现，获得了当年医院的“先进工作者”称号。
1992年，蒋爱珍所在的医院与台湾一家公司合资成立一家清洗剂厂，有关领导任命蒋爱珍为厂长。蒋爱珍找到领导，表示愿意做具体工作，但不愿意做负责人，
“我回到绍兴工作，希望不要有任何出头露面的地方和出头露面的机会。”
领导考虑之后，尊重了她的意见。
蒋爱珍之后与一名高姓男子恋爱结婚，过上了平淡但幸福的生活。
蒋爱珍在婚后不久就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单名“巍”。在坐月子的时候，她意外收到了一份从北京寄来的邮包。
邮包里，是一件婴儿的衣服，寄件人来自北京。
他的名字，叫王心如。
（本文完）
馒头说
蒋爱珍案，已经过去40多年了。
当初全国各地写给她的信件，经过各种媒体的披露，已有不少被公开。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些信，颇有些唏嘘。
有一位四川广元县的老年女教师来信：
“我是一个孤老女人，存有一万多元，我认你作女儿，你要是坐牢，我陪你一起好吗？”
一位广西边防部队的战士，把一枚军功章寄给了蒋爱珍：
“这是我的第一枚军功章，我赠送给你，我在前方杀敌，你在后方锄奸，我敬佩你……”
更有一位红军离休老妈妈，自费赶到新疆探望蒋爱珍，她带着离休证和党员证找到石河子地委，提出：
“只要能保住蒋爱珍，我愿意代他服刑。”
在一些来信中，有表示对没有杀了谢世平的遗憾，也有对蒋爱珍“有骨气”的赞扬。而一些来信直接把蒋爱珍称为“新时代新女性”、“当代英雄”，甚至有把她比为张志新、卓娅……
现在回过头来看，大家的感情都是真挚的，愿望都是真诚的，但必须承认，有一些还是有比喻不当的嫌疑，甚至有些想法本身就已和法律违背。
关于蒋爱珍案件七年里两次改判，后来法学界也有不同的讨论，但是有一点是无需讨论的，那就是这起案件反映出了当时的人心所向：
文革刚刚结束，满目疮痍。全中国绝大多数人都对文革期间随意构陷，乱扣帽子，动不动上纲上线，时不时开会批斗的作风深恶痛绝，都希望能够清朗社会风气，规范法律程序，还大家一个朗朗乾坤。
也正是因此，蒋爱珍的这起案件能在短时间内引发如此高的关注度，大家对蒋爱珍的同情，也是一种对正义和公平的渴望。
比起四十多年前，我们的观念在不断进步，社会在不断前进，法制也在不断完善，但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高以及依旧需要警惕的东西，还是有很多。
相信法律，相信法治。愿天下好人终有福报，恶人终得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