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士敦：紫禁城里的洋“帝师”
中国读书人自古就有一个崇高理想，不是当官，不是发财，而是成为“帝师”。“帝师”，自然就是皇帝的老师。时光流转，沧海桑田，如果一个外国人成为“帝师”，那会是怎样的一种情景？
1919年3月3日一大早，在紫禁城里的毓庆宫，溥仪接见了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毓庆宫，是康熙皇帝为自己当初立的太子胤礽所建，后来乾隆和嘉庆都在这里住过，及至同治和光绪，都把这里当做是读书的地方。
溥仪也是把这里当书房的。
这一年，溥仪13岁，已退位七年，但按照民国政府当初约定的优待政策，仍可居住于紫禁城，以“逊帝”的身份维持那个所谓的“小朝廷”。
3月3日去毓庆宫觐见溥仪的，是一位英国人。
这位英国人先是被领到毓庆宫西厢书房，向坐在龙椅上、身着龙袍的溥仪深鞠三躬，并用中文恭请圣安。溥仪起身，和英国人握手，英国人再次鞠躬，然后退出门外。
等到英国人再次被传唤进入门内的时候，溥仪已经换好了便服，然后又是一次鞠躬致礼——这一次，是溥仪向英国人鞠躬行礼。
因为这是一场拜师仪式，是溥仪拜见他新的老师。
这位从英国来的“帝师”，名字叫雷吉纳德·弗莱明·约翰斯顿（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庄士敦。
3月3日这天，庄士敦其实书写了一个纪录：
他是中国两千年来，皇帝——哪怕已经退位——第一个正式拜的外国“帝师”。
2
庄士敦，1874年出生于苏格兰。
他在爱丁堡大学完成了本科学业，又考取了牛津大学的文学硕士专业。毕业后，经过严格的考试和筛选，他被大英帝国殖民部录用为见习生，随后被派到了香港。因为表现出色，他一路做到港督的私人秘书。由于他深受香港辅政司骆克哈特的赏识，跟随着他来到了中国的威海卫（当时是英国租借地），担任洛克哈特的秘书。
庄士敦踏上中国大地后，就深深被这里的传统文化所吸引，他不仅学会了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过广泛的研究。在儒、释、道中，他最推崇中国的儒家文化，所以他不仅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庄士敦”（和他英文名字“Johnston”谐音），还给自己起了一个字：“志道”——典出《论语·里仁》：“士志于道”（读书人立志追求真理）。
1906年，32岁的庄士敦在威海留影
庄士敦是如此痴迷于中国文化，以至于他开始反感西方文明试图强加于中国的一切：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处在各自社会发展的试验阶段，因此不管对哪个半球而言，把自己的意志和理想强加给另一方是不明智的。”
他甚至化名撰文，指责基督教试图改变中华文化的做法，这引起了英国教会的强烈不满——对这种“英奸”行为，不少英国人直接指责他为“英国的叛徒。”
来自国内的质疑让庄士敦在威海卫的工作陷入困境，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却收到了一份意外的邀请：
你愿不愿意来担任中国皇帝的老师？
发出邀请的，是当时担任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而向他推荐庄士敦的，是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李经迈曾经在威海卫呆过一段时间，和庄士敦关系很好，知道这个“洋儒生”不仅仅是牛津大学的文学硕士，更热爱中国文化，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是一个“帝师”的好人选。
当时溥仪身边还有几位“帝师”，都是一代名儒：陈宝琛、朱益藩、梁鼎芬……但是，这些老师通晓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近代的科学技术以及其他方面基本是一窍不通。考虑到年少的“逊帝”溥仪长大后终要学一些与时俱进的知识和本领，所以一直持反对态度的逊清小朝廷“内务府”，最终也答应给溥仪请一位“洋老师”，至少让“皇上”能够跟上外面世界的步伐。
更何况，庄士敦的祖国英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也算是对路。
陈宝琛，晚清大臣、学者。在庄士敦来之前，他是溥仪最亲近的老师
庄士敦本人自然是很愿意接受这样一个机会的——作为一个“中国通”，他深知中国人是尊师重道的，更何况是“帝师”。
1919年2月，庄士敦在取得英国政府同意之后，奔赴北京。经过多轮见面和会谈后，他得到了一份成为“帝师”的合同：
成为13岁的“逊帝”溥仪的老师，教授英文、数学、历史、地理、博物等等，月薪600元，外加津贴100元，包住宿。
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给胡适、陈独秀等人开出的顶级月薪也就300元左右，已经令人咋舌了。
这份合同是庄士敦要求签订的，这一度让小朝廷的“内务府”感到匪夷所思：
皇上赏脸请你做老师，居然还要签合同？
庄士敦当时与内务府签订的合同
3
从1919年3月3日起，庄士敦成为了唯一一个可以进入紫禁城的外国人。
他的教学日程安排，是根据溥仪的课程表来的：
每天早上5点半（冬天是6点），溥仪起床上课，授课老师是陈宝琛。上到7点半左右，学生和老师都开始用早餐，8点半开始恢复上课，一般是溥仪的满族老师伊克坦。上到10点，由朱益蕃接任，上到11点。
11点之后是午餐时间，然后有个午休。从1点半开始，就是庄士敦的上课时间了，课程为2个小时，上到3点半。
按照原先的设计，给“皇上”教授英语是庄士敦的主要任务。
但一开始，庄士敦发现溥仪对英语一窍不通，且也没有兴趣去学。在庄士敦看来，13岁的溥仪感兴趣的是时事，比如他就很关心《凡尔赛和约》签订前后的欧洲局势，以及欧洲的地理、天文、物理、政治等等。
庄士敦并没有像中国传统的“严师”那样去强迫溥仪学习，而是先是用汉语和他交流，慢慢诱导他的兴趣。比如有一天他就给溥仪带来了一个铁皮盒子装的水果糖，趁着溥仪高兴地吃水果糖，就告诉他西方是如何通过化学工艺和机器流水线，生产出水果糖和铁皮盒的。
庄士敦与溥杰、润麟（皇后婉容的弟弟）、溥仪（从左到右），在紫禁城御花园内
庄士敦的到来，给13岁的溥仪打开了一扇窗，看到了一个之前从没见过的世界，再加上庄士敦彬彬有礼，年龄相对又算是溥仪诸多老师里最年轻的，所以溥仪自然而然很快对他产生了好感，对他的礼遇也开始高了起来。
在最初，庄士敦是住在紫禁城外的。他每天早上由汽车接到神武门，然后下车步行到毓庆宫去给溥仪上课——内务府认为他不过就是一个皇帝的“英文老师”而已。但后来，庄士敦明显得到了“帝师”的待遇，入宫可以坐两人抬的轿子，官阶也升到了二品。再后来，溥仪在与婉容成婚之后把庄士敦的官阶升到了一品，又把御花园的“养性斋”赐给他居住——让一个外国人住在紫禁城内，这是以前闻所未闻的事。
在庄士敦来之前，溥仪一直对6岁就开始当他老师的陈宝琛非常依赖，而在庄士敦到来之后，溥仪感慨：
“陈宝琛曾是我唯一的灵魂，而庄士敦来了之后，我又多了一个灵魂。”
既然“皇上”对庄士敦好，那他身边的人自然也心领神会。
当时的《北京时报》曾有过这样一则报道：
“据说，皇帝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得到了瑾贵妃的赏赐。瑾贵妃因担心他教学劳累会导致喉咙疼痛，特别恩宠地给了他一些人参和西洋参。”
而庄士敦遇到的“甜蜜的烦恼”，还不止这些。
4
和溥仪成为亦师亦友的关系后，庄士敦发现自己收到的来信明显增多了。
有些信件是比较隐晦的，比如提出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在庄士敦教溥仪读书的时候在旁边研墨，这样他们的孩子也能聆听皇上的教诲——庄士敦认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博得一个“皇帝同门师兄弟”的名分。
有的就比较明显了，比如直接请庄士敦帮忙，让自己的亲戚在“朝中”任职；比如请庄士敦安排觐见皇帝，说有重大秘密要报告；比如请庄士敦递交“奏折”，或直接写信谴责某位官员。也有要求不高的，写信给庄士敦，让他帮忙搞一个“皇帝”的签名。
庄士敦还收到过一些女士的来信，当然不是向他表达爱慕之意，而是希望他能推荐，让自己进宫成为“妃子”。还有直接找上门来的，比如一位虔诚的传教士，希望庄士敦能让溥仪改信基督，“让皇帝的灵魂得到救赎，乃至升华”。
总而言之，那些人都知道庄士敦和“皇帝”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都希望能借庄士敦的影响，实现自己的诉求。
庄士敦真的对“皇上”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似乎是真的有。
在庄士敦进宫后没多久，他发现了一个细节：每次看时钟，溥仪都不看桌子上那个小钟，而是去看挂在墙上的那个大钟，通过其他的一些细节判断，庄士敦断定：皇帝肯定是有了近视眼。
有近视眼，其实也简单：配副眼镜就是了。但是庄士敦低估了这件事在紫禁城里的难度——中国的真龙天子怎么可能戴一副西方人的眼镜？
要求提上去，一路反对声，从内务府到皇室都不同意溥仪佩戴眼镜，端康太妃甚至扬言如果皇帝戴眼镜，她就服鸦片自杀。但庄士敦一路坚持，甚至不惜以辞职相抗。最终，溥仪自己拍板：我听医生的。
庄士敦为溥仪请来了美国医生霍华德，霍华德一查，“皇上”果然是近视了，就给他配了一副近视眼镜，溥仪戴上后，立刻感受到了一个清晰的世界。霍华德医生没有收费，但溥仪让人事后给他送去了1000元酬谢。
庄士敦与溥仪
与庄士敦“怂恿”溥仪做的另外一件事相比，让“皇帝”戴眼镜这件事其实还不算大。
辛亥革命后，国人纷纷剪去了长辫，连满清皇室中有不少人也做了同样的事。但溥仪始终没有被允许剪辫子，因为他的辫子，代表了所有满人最后的尊严。
庄士敦始终希望溥仪剪掉辫子。他告诉溥仪，中国人留的辫子在西方人眼里就是“猪尾巴”，他自己也同意这一观点。在得知老师的想法后，溥仪坚持要太监帮他剪掉辫子，太监苦苦哀求，溥仪怕为难太监，自己把自己关到一间房间里，剪掉辫子后走了出来。
二十多天后，整个紫禁城里，除了陈宝琛、梁鼎芬、朱益蕃三位帝师外，其余人都跟随“皇上”一起剪掉了辫子——这个人数大概有1500人左右。
戴眼镜，剪辫子，穿西装，通电话，骑自行车……正因为庄士敦对“逊帝”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各方面的政治势力也开始关注这个英国人：
他到底会给溥仪教些什么？是像其他帝师一样，教导他要一心复国，还是接受现实，安心做一个对共和国有用的“虚君”？
对于这一点，庄士敦有自己的打算。
5
按照庄士敦自己的说法，他想把溥仪培养成一个儒家意义上的“君子”。
庄士敦对溥仪的印象很不错，从他对溥仪的回忆来看，用的几乎都是褒义词：“聪明”，“活泼”，“有人情味”，“有幽默感”，“风度翩翩”。而在他看来，这位“少年天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可怜，因为他是被囚禁在紫禁城内的，被禁锢了天性。
来自英国的庄士敦当然是赞同中国施行君主立宪制度的，所以他希望把溥仪培养成一个有科学知识，有进取精神，有理想有作为的人。这样的话，进可做虚君，退可当凡人。
换句话说，庄士敦希望哪一天溥仪如果离开了所谓的“皇帝”宝座，他也能依靠自己的能力生活下去。
溥仪站在紫禁城的屋顶上
让庄士敦感到欣慰的是，少年时的溥仪，也没有沉迷到“一心复国”的“实权皇帝”迷梦中去。
有一次，庄士敦收到一封信，来信的人自称是流亡美国的沙皇，正在组织一个“退位君主协会”，邀请溥仪参加成为“重要的一员”。庄士敦把这封信拿给溥仪看，溥仪笑了，称如果每个退位皇帝能学会一种乐器，组成一支乐队倒挺有意思的：
“这支乐队的成员都是曾经头戴皇冠的显赫君主，这样的乐队前所未有，肯定能给世界带来极大的欢乐。”
在教英语之外，庄士敦尽己所能，想给这位“少年天子”打开一些眼界。
1922年5月，溥仪对当时外界的“新文学运动”很感兴趣，庄士敦就挑了几篇胡适的文章给他看，然后牵线请胡适进宫见见溥仪。胡适和溥仪都对这次会面颇感兴趣，双方聊了不少东西。
胡适在入宫前还特地咨询了庄士敦：应该不用向皇帝下跪吧？在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后，胡适见溥仪时只是鞠了躬，但他出宫后还是遭受了一些人的质疑，认为他向旧时代的皇帝下跪了。
1924年4月，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访华，在中国遭遇了一些人的指责。按照庄士敦自己的说法，他“不希望泰戈尔在回国之前认为中国人缺乏礼仪”，所以他给溥仪看了几篇泰戈尔的诗歌，然后请求溥仪“召见”泰戈尔入宫。
在紫禁城内，溥仪见到了泰戈尔，双方聊得很愉快，庄士敦对此也很满意。
溥仪和泰戈尔在御花园合影
按照庄士敦的想法，他非常想以自己的个人力量来慢慢感染溥仪：见各式各样这个时代的潮流人物，让这条“龙”朝着自己期待的方向成长。
但是，他还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并且还轻视了一个问题：
溥仪的背后，是整整两千年沉淀下来的宫廷文化和制度。
尽管这套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死灰犹存，星火仍在。
6
庄士敦从进入紫禁城那天起，就显得格格不入。
按照清廷的规矩，新官上任，下人是可以来祝贺顺带领一个红包的。虽然紫禁城内当时已经是“小朝廷”，但太监们还是延续了这个规矩，乐呵呵地来向“庄大人”领赏。
庄士敦的回应让太监们进退两难：领红包是可以的，但必须每个人写一张收据。
在紫禁城里当“帝师”，是沉迷中国传统文化的庄士敦很乐意做的事，但同时也让他陷入了自我矛盾的心结：
一方面，他非常享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官场文化”，比如受官封，穿官服，坐轿子，与各官员拱手招呼，被称“庄大人”。但另一方面，他却无法忍受中国千年帝制催生的那些官场“潜规则”和陋习。
身着清朝官服的庄士敦
尽管当时紫禁城里的“小朝廷”已经非常精简，但依旧是一套可以内部运行的小官僚体系。在这套体系里，庄士敦最痛恨的，就是“内务府”。
在庄士敦看来，紫禁城里的这个“内务府”是一切腐败的根源：机构人员众多，绝大部分都是依附于溥仪的“吸血虫”，各种贪污腐败惊人。庄士敦曾经了解到，有一次为了宫殿修缮，内务府账面支出是8万元，但最后到工匠手中却只有80元，剩余的钱在盘根错节的中间环节被吃光捞光。
更让庄士敦愤怒的是，紫禁城里有无数价值连城的珠宝和文物，但一直都在被内务府的人监守自盗，溥仪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宝物，也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已经被他手下内务府的人偷偷拿出宫贩卖换钱了。
在庄士敦的再三劝导和督促下，溥仪决定出手整治内务府：宣布内务府每年的开销将从600万元削减至50万元。而更让人惶恐的是，溥仪下令清点紫禁城内的珍宝，并检查宫中账目，还要求对各种东西随意抽检。
庄士敦显然低估了中国官僚体系的“协作能力”和“反抗精神”。
就在颁布清查令后不久，庄士敦宅中忽然送来了一件紫禁城的珍宝，送来的人说是皇上赏赐的。庄士敦坚决要求出示皇上的赏赐手谕，不然就扔出门外，送礼人最终只能带着珍宝悻悻而归。随后庄士敦向溥仪求证，后者表示从没让人送过礼。
但没过几天，超出庄士敦想象力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923年6月26日晚，紫禁城的建福宫忽然燃起了熊熊大火，火势凶猛，直到第二天中午才被扑灭。
建福宫大火之后的现场
溥仪随即得到了报告：在这场大火中，共有6643件珍宝被烧毁，其中包括2685尊金佛，1157幅画卷和书法作品，1675件佛教祭祀用品，435件工艺品和数千册藏书。
一向很少生气的溥仪对此勃然大怒：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显然是有人为了逃避检查而毁灭证据。
为此，溥仪做了一件可以载入中国近代史史册的事：
他勒令除了极少数的太监之外，紫禁城内的所有太监，统统遣散出宫——中国的太监制度，至此彻底划上了一个句号。
在这件事告一段落后，庄士敦其实还想尽力帮溥仪完成一件事：迁居颐和园。
按照当时南京临时政府与大清皇室的《清室优待条件》协议，清朝的皇室只是可以暂居紫禁城，最终的居住地是颐和园。
庄士敦是非常赞成溥仪离开紫禁城这个“囚笼”，住到颐和园去的，为此，他对颐和园的“迁居工程”非常上心，而溥仪也非常信任他，任命他为颐和园总管，操办一切迁居事宜。
但是，留给庄士敦的时间几乎没有了。
7
1924年10月23日，“北京政变”爆发。
从前线闪电杀回的冯玉祥，一夜之间赶走了总统曹锟，帝都上空风云突变。
11月5日，庄士敦一直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上午9点，冯玉祥的亲信鹿钟麟带队由神武门冲进紫禁城，要求见到“溥仪先生”，并宣读了一份文件：《修正清室优待条件》。
这份文件其实并不是“修正”，而是推翻了之前的《清室优待协议》，规定清室自即日起废除帝号，在规定时间内迁出紫禁城，紫禁城内一切财产清点充公。
溥仪被赶出了紫禁城。
对溥仪来说，那是一段颇有些惊心动魄的日子，因为坊间到处是传言，有的说冯玉祥的士兵血洗了紫禁城，杀光了满人，有的说溥仪已经被囚禁了起来，随时准备公开处决——“只要中国的皇帝一日在，中国就一日不会得到安宁。”
在这件事上，庄士敦还是起到了作用：他利用自己的外国人身份，在各国领事馆斡旋，最终通过一些办法，把溥仪一行送进了日本领事馆。
庄士敦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做出这样的辩解：
“日本公使在我告诉他之前，根本不知道皇帝会来到使馆区，只是在我的再三恳求之下，公使才同意了接纳皇帝。准确地说，‘日本帝国主义’在‘皇帝出走’事件中，没有任何关系。”
但即便如庄士敦所言，他也必须承认：他的“皇帝学生”在进入日本势力范围后，就无法控制接下来的事了。之后，在庄士敦不知情的情况下，溥仪前往了在天津的日租界——这件事让庄士敦非常失望和生气：一是他被蒙在鼓里，二是他知道日本人会利用溥仪。
而庄士敦的“帝师”使命，也随着溥仪失去了最后一份“皇权”而宣告终结，他回到了威海卫，担任了威海卫的最后一任行政长官。不过，在之后的几年，他和在天津日租界里的溥仪还是保持着联系。
由庄士敦牵线（后排右一），加拿大总督威灵顿夫妇前往溥仪夫妇在天津的住所静园拜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坊间开始流传一种说法：末代皇帝溥仪将被日本人带到满清的“龙兴之地”东北，去当“伪满洲国”的皇帝。
中国政府显然不希望看到这一幕的发生，他们通过各路办法试图说服溥仪不要那样做，其中自然也有人想到了庄士敦。
当时庄士敦确实作为英方参与“庚子赔款”相关事务的代表，正在中国。他在1932年10月15日专门赶到了天津，与溥仪进行了一次长谈——他感到，“皇帝已经下定决心了”。
图为溥仪画的“杀孙殿英图”。按照庄士敦的说法，1928年军阀孙殿英盗墓东陵，对溥仪震动极大，对他后来决定去满洲产生重要影响。
庄士敦回忆说：“皇帝是一个宽容的人，他可以原谅很多事情，包括威胁、羞辱、违背信义等，但是他不能够原谅对祖先的不敬行为。”
时任中华民国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曾专门约见过庄士敦，希望他能够劝阻溥仪前往满洲，但庄士敦婉转地告诉宋子文，没有任何人胁迫溥仪，他只是遵从自己的想法，而自己也无法干涉：
“皇帝非常清楚我的活动，假如他需要我提供援助，只要他亲自对我说，我就立即采取行动。”
不久之后，溥仪果然还是去了满洲。
在庄士敦的回忆录里，用的是这样一句话：
“皇帝最终回到了他的故乡。”
8
庄士敦最终还是回到了英国。
1934年，他把自己在紫禁城里的这段“帝师”经历写成了回忆录，出版成书，取名为《紫禁城的黄昏》。
书一经出版，轰动欧洲，随后又有了日文版和中文版。
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庄士敦写着：
”谨以此书呈现给溥仪皇帝陛下，以纪念十五年之前建立于紫禁城的良好友谊，并谨以此书对比下本人以及生活在长城内外的他的人民，致以衷心的祝福。历经这个黄昏和漫漫长夜之后，正在迎来一个崭新而更加美好的黎明。”
《紫禁城的黄昏》英文版
由于《紫禁城的黄昏》大卖，庄士敦得到了一笔不菲的版税。他用这个版税在苏格兰买下了一座小岛，造了一座大房子。
房子内的各个居室，庄士敦都给起了名字：松竹厅、威海卫厅、皇帝厅……其中还有一个陈列馆，陈列着溥仪赏赐给他的各种朝服、顶戴、饰物等等。
每逢重大节日，庄士敦总会邀请亲朋好友上岛，而这一天，他必然会穿起清朝的官服迎客，年年如此。
1938年3月6日，庄士敦病逝在自己的家乡爱丁堡，享年64岁。
在他那座岛上宅邸屋顶，还飘着一面旗帜。
有说法说是大清的龙旗，有说法说是伪满洲国的国旗。
很有可能庄士敦其实都挂过。
因为他看重的不是旗，而是人。
（本文完）
馒头说
无法知道庄士敦当初收到做“帝师”的邀请时，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我揣测，兴奋肯定是有的，憧憬也是有的，但所谓的“雄心”，我觉得未必有——谁都知道溥仪那时候已经是一名“逊帝”了，要想通过改变皇帝来改变中国，其实是不可能的。
所以庄士敦之后对溥仪的教育，应该说还是克制和中立的：只是希望溥仪能成长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能够自立的人。当然，不能说庄士敦是不倾向君主立宪的，这个念头可能也纠缠过他，只是面对紫禁城里狭小一片天地，庄士敦自然也只能接受现实。
不过，这对特殊师生之间的情谊，我相信还是真挚的。
1930年9月15日，庄士敦要返回英国了。那天一大早，溥仪赶到了他下榻的旅馆为他送行，并派车送他到码头，还在轮船启航前和他一起坐在船舱里做最后叙旧，直到船要开时才离开。溥仪送了庄士敦一把中国的折扇，上面有他自己抄录的古诗：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所以庄士敦也很念溥仪的情，在自己的岛居上升旗，自己穿清朝官服。在他的眼里，溥仪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存在。《紫禁城的黄昏》目录里，但凡提到溥仪的，都是以“龙”为代称的：“龙的躁动”，“龙振双翼”，“龙陷困境”……
但庄士敦自己心里其实也清楚，那时的溥仪，早已不是“真龙”了。也正是因此，庄士敦最终选择站到一边，做一个默默的观察者。
溥仪去做伪满洲国的傀儡，庄士敦的心情是矛盾的：
一方面，他希望这位从小被禁锢在紫禁城中的“少年皇帝”能够有一番自己的天地，能回到自己家族的故土；但另一方面，他绝非不知日本人的用心，以及溥仪的傀儡命运。
1935年，庄士敦又一次来到中国，去了“伪满洲国”的“首都”长春，再一次见到了溥仪。溥仪设家宴招待了他，衷心希望他能留下来辅佐自己，但庄士敦拒绝了这个提议。
那也是庄士敦最后一次来中国。
这个时候的庄士敦，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旁观者，他没有能力，也不可能改变溥仪接下来的抉择，以及他的未来命运。
在《紫禁城的黄昏》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庄士敦是这样表达自己美好期待的：
“假如圣贤们所言非虚，那么他（指溥仪，馒头注）即将有一个充满光明的未来。不过，清楚他性格的人都明白，假如国家没有安定，国民没有摆脱困境，从此安然生活，他是不会停下脚步的。”
很难揣测庄士敦写下这段话时的心情——即便不打开“上帝视角”，处在当时时局中的人也都明白，溥仪不过是一个傀儡，他的“光明的未来”不知道在哪里，而国家的安定和国民的安康，和他的所作所为其实关系也不大。
但庄士敦还是这么写了，或许只能理解为他必须要为自己那段珍贵和美好的回忆划一个至少还有希望的句号。
遗憾的是，庄士敦作为旁观者，并没有看到这幕剧的终结。
但作为一段历史的旁观者乃至是参与其中的一小部分，庄士敦已经值得留下一笔了。
作为我们大多数人而言，一生能见证一段历史，甚至能有机会亲身参与其中，应该也可以满足了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