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爱情故事

一席 2021-04-15 14:58+-

      大家好,我叫邱昱,目前执教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

  在过去二三十年来,中国和非洲之间有了很多经贸往来,商品和人员的流动也日益频繁。这个流动是双向的,既有很多的中国公司、企业和个人到非洲去,也有很多非洲留学生、商人来到中国。

  在2010年前后,我开始读到关于广州的非洲人群体的消息,也看到了很多关于中非婚恋的帖子。

  帖子后面的很多留言非常难听,他们会说难道中国没有男的了吗,你们要去找非洲人,或者说是不是非洲人那方面很厉害,所以你们舍不得离开。还有很多讨论是关于中非混血小孩的,说这些混血小孩污染了所谓的华夏血统等等。

  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我正在剑桥大学准备开始做我的博士研究,我当时沉浸在关于种族主义、情感和女性主义的文献之中。

  我看到这些新闻报道和帖子的时候,其实内心是非常愤怒的,但是同样我也很好奇,这些中非的年轻男女们是如何相遇又相恋的呢?所以我就把它作为了我的博士研究题目。

  广州的非洲人

  2012年秋天,我第一次从英国飞到了广州。为什么会选择广州呢?当时广州被称为“巧克力城”,因为有很多非洲商人在这里从事外贸相关的活动。他们最初到东南亚和香港做生意,后来辗转来到广州进货,干的是我们俗称的“倒爷”,或者代购的工作。

  他们从广州的批发市场买了货后,再转卖到非洲或者是欧美国家,从中赚取差价。他们有的人选择长期待在广州,开档口卖货,客户大多是短期来广州的非洲商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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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广州到底有多少非洲人呢?这是很多人会问我的一个问题。虽然媒体上经常会有一些非常夸张和噱头的说法,但是从官方的统计数据来看,其实广州在册的非洲人数并不太多,从2014年到现在,不过就是一万出头,当然这不包括很多逾期滞留的没有被涵盖在这个数字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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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官方媒体公布的人口数据(单位:万人)

  另一个问题是,这些非洲人在哪儿?广州有两个极为鲜明的非洲人聚集区,一个是小北附近,在这里活动的非洲人大部分来自非洲法语区,还有一些人是从北美和中东地区来的。

  另外一个区域,也就是我调研的区域,是三元里一带,这一地带集中的几乎都是讲英文的非洲人,其中尼日利亚男性占绝大多数。

  为什么是男性呢?这跟尼日利亚本身的性别分工有很大关系,他们认为外出经商的都必须是男人,女人要在家里看孩子。我们看到的中非婚恋群体之中,尼日利亚男性和中国女性占了最大的一部分,所以我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尼日利亚群体。

  我当时遇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我很难打进这个非常小的尼日利亚群体里,他们的防备心理非常强。在三元里的这些批发市场里,如果你跟他谈生意,他会跟你聊两句,但是如果你不跟他谈生意,问他的个人信息,甚至是情感世界,他们就开始闪烁其词了。

  我本来以为这些市场中的女性们,会因为性别原因愿意跟我聊两句,结果她们对我也很排斥。当时我非常地着急,我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每天都在这些市场里头跑,但是很难找到人愿意跟我说话。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终于找到了一对愿意跟我交谈的中尼夫妇。我刚在他们的档口坐下,拿出笔记本准备开始做访谈的时候,隔壁档口就有人过来说“千万不要跟她说话”,然后这个访谈就做不成了。

  我当时觉得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呢?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对我的身份感到非常害怕。他们一方面觉得我到档口来,既不买东西,也不谈生意,而且我讲的英文和那些在市场中的女性说的英文很不一样,大家对我有很多好奇。

  当时尼日利亚社群内部有很多关于我的“传说”,他们觉得我可能是中国政府派来的间谍,也有可能是当地的便衣警察,去查他们中到底有多少是逾期滞留的。还有更夸张的说法,说我是某个chairman(社群领袖)的地下情人,是过来勘察情况的。

  当然这些事情我是后来才知道,当时的我感到非常沮丧,因为我没办法融入他们。但我还是没有放弃,我用知道的几乎所有的“尼日利亚知识”和一些年轻人闲聊,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聊天后,终于获得了一小部分尼日利亚青年们的认可。

  三元里的尼日利亚青年

  Achike就是其中一位,他是一位20岁出头的年轻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刚到中国一年多。在来中国之前,他在尼日利亚最大的城市拉各斯,做了三年的学徒。这三年内他什么都没有干,就是为师傅干活,没有领取一分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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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回馈,三年结束之后,师傅送给他一张来中国的机票,不仅把他送到了中国,还把他委托给了在三元里的一位老乡。Achike在中国的时候就住在这个老乡家里,白天在服装市场里为他看店,以换取免费的住宿。

  在市场里,像Achike这样的青年男子有很多,他们不甘心一辈子为别人打工,所以Achike慢慢地也开始琢磨起要搞自己的生意,他把目标定在了LED屏幕上。

  在尼日利亚,甚至在整个非洲地区,最流行的手机并不是苹果、华为手机,而是组装机或者山寨机。他们就把这些在中国生产的手机组件,分批运到尼日利亚或者非洲其他地方,然后在当地组装成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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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源网络

  这种手机很便宜,一台也就五六百人民币,Achike从每块LED屏幕中能够获利0.3到0.5美金,生意好的时候,他一天能够拿到100到200美金的收入。

  对他来讲,这是一笔非常大的数目,因为在拉各斯一个普通蓝领的月薪也就一两百美金。但是其实Achike的生意非常不稳定,有的时候他一个月都拿不到一份订单。

  我跟Achike熟了之后,才慢慢了解他的世界。原来,他跟无数个在广元西路、三元里一带开档口的尼日利亚人一样,都是逾期滞留的,是所谓的“黑户”。他行事非常谨慎,他早上六点钟起床来到档口,深夜十一二点才会离开档口回家。

  他只在固定的时间,也就是下午的四点半左右,去电子批发市场。因为经过观察,他认为这个时间比较安全,不会有警察来抓他们。其他的时间他都会老老实实地待在档口里。

  Achike之所以如此谨慎,其实跟当时广州的一个大背景有很大关系。从2010年前后开始,广州政府开始严抓“三非”外国人。所谓的“三非”指的是非法入境、非法居留和非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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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东/摄

  他们被抓了之后会发生什么呢?就像我们从图片中看到的那样,很多人在街上走着就被警察给抓了,直接关进了警察局,等他们筹够足够的机票钱,就会被遣返回去。在买机票回家之前,他们都会在这个监狱里待着。

  一旦遣返,几年内都没办法再回到中国。我也有听说,有人为了躲避警察,从批发市场的高楼上纵身一跃跳下来。他们对被遣返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他们觉得到了中国就像一只脚进入了天堂,但是被遣返就是被重新打回了地狱。

  在2012年前后的时候,签证过期在广州的尼日利亚人群体里是挺常见的,但滞留的原因多种多样。他们大多都是拿一个月的旅行签证来中国,一个月的时间很短,很多商铺根本无法完成他们要的货物,但他们又无法获得续签,所以就被迫滞留了。

  也有的是被中国厂家骗的血本无归,只能等着赚到钱才能买到回国机票。有的人下了飞机就把护照撕了,发誓不赚到钱就不回国。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滞留后都过着动荡、危险的生活。

  我在档口里跟他们聊天,认识了大概五六十名像Achike这样的青年,他们的梦想其实都非常简单、一致,就是希望能在中国闯出一片天地来。我当时觉得很庆幸,虽然我没有办法直接认识很多的中尼夫妇们,但是能够了解这些青年们的故事。

  紧接着一个很大的苦恼出现了,我遇到了很多来自尼日利亚人的非常直接奔放的求爱。很多人见到我就会说“Yoyo, I love you so much”,或者说“Yoyo, I want to marry you”,我要跟你结婚。

  当时的我跟那些青年们差不多大的岁数,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苦恼,所以我就向市场里的那些中国女性们求救。没想到的是,我向她们袒露我的苦恼反而获得了她们的信任,她们觉得我是她们中的一员了,我也就阴错阳差地打进了她们的小圈子。

  尼日利亚人的中国女友

  我陆陆续续认识了大概二三十名中尼的夫妇,他们的故事千奇百怪。但是让我非常惊讶的是,最开始时我以为这些女性是要用身体和情感去抵抗种族主义,但我发现其实她们并不是我想象中的“先锋女性”,她们对女权和所谓的抗争并不感冒。

  她们告诉我,在认识她们的男友之前,她们甚至都不知道尼日利亚在哪,她们会去百度搜索非洲哪个地方是尼日利亚,所以她们跟我想象中的那些形象很不一样。但是我很好奇的是,这些女性为什么会跟非洲人在一起呢?

  Rase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我认识她的时候,她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在当地生活的底层女孩。她的爸爸曾经吸毒、贩毒,还有放高利贷。她还有一个妹妹,妈妈是从来不出去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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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ase与男友KC

  在Rase特别小的时候,爸爸就开始吸毒了,他们住在握手楼里,生活非常艰难。在Rase读初中的时候,爸爸因为肺癌去世了,所以她不得不辍学到深圳打工,支付妹妹的教育费用。但她没有气馁,开始自学英语,还去夜校参加了很多培训。

  在广州的批发市场里能看到很多Rase这样的女性,她们来自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山东等各个地方,大多数都不是独生子女,都有一个弟弟或者妹妹,她们在家里得到的关注和爱都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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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有中专或大专学历,从家里出来之后,到了广州,她们就在外贸市场从事我们称为“市场女”的工作,其实就是做销售工作。她们要去派发卡片,认识更多的外国客户以获得提成,所以她们跟工厂女工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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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厂女工生活在非常狭隘的工厂环境里,但是这些市场女是非常开放的,她们每天要接触不同的人,非常的自由,想法也很开放。但同时在广州这样的大都市里,她们又很孤独、缺爱。

  动荡不安的亲密关系

  Rase就是在市场里认识了她的男朋友KC,就是我们刚才在图片上看到的那一位。KC也是一位来自尼日利亚的男性,他同样是非法滞留在中国。

  他们当时认识的时候,Rase正在派卡片,KC对Rase非常感兴趣,之后就约她出来在KFC喝咖啡。Rase说,当KC握住她的手,非常诚挚地跟她说“我真的很喜欢你”的时候,她真的觉得那就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感情。

  像他们这样的情侣,过的都是非常地下的生活。因为KC没有签证,他没办法像其他情侣一样逛街、吃饭,他们大多数时间只能靠微信和短信交流。在这样的感情中,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抱团取暖的真情。Rase跟我讲,当她身体不好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KC都会认真地倾听她。

  这种感情中也有便利性的互相利用的成分,比如KC希望Rase能帮他打理所有跟生意相关的文件内容,比如出租档口、帮他租房子,都是借用Rase的名义。

  除此之外,Rase还要帮助KC逃避警察,当他们发现他们的住所附近已经有人被抓了之后,他们需要迅速地离开,这些搬家的工作全都是Rase在做。

  但是,他们这段感情遭到了Rase家里的极力反对。我们刚才也提到了,Rase的爸爸在去世前一直在吸毒,爸爸是去三元里瑶台一带拿毒品的,她的妈妈自然会觉得三元里、黑人、毒品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她非常反对这段感情。同时,她觉得非洲那么遥远,为什么要嫁过去?

  Rase没有听家里人的意见,还是继续跟KC在一起。毋庸置疑,这样的感情是动荡、不稳定,同时也是撕扯的。

  Rase和KC在一起的时候,她29岁,他们在一起了五年。在这期间,她没有办法想象他们的未来,因为KC在中国没有合法的签证,所以他们不能像其他的情侣一样办理登记手续。

  所以,当五年后KC自己提出说想回到尼日利亚,以一个合法的身份再回到中国的时候,Rase其实是比较开心的,所以她同意了他的决定。KC向Rase承诺一年之后再回到中国。

  这一年过得非常漫长,KC受到了很多的阻碍。他不知道一旦被遣返,五到十年之内就不能再回到中国,他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都没有成功。

  一年之后Rase告诉我,她要去非洲。Rase从来没有办过护照和签证,这是她第一次出国。当时是2014年,我陪着她从广州飞到拉各斯,在档口里见到了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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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ase在尼日利亚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KC对她说,我们还是分手吧,这段感情看不到未来,我没办法回到中国,就没法跟你在一起。Rase很伤心,在尼日利亚辗转待了一年多,最后又回到了中国。她回到中国的时候已经36岁了。

  我发现这个群体中的女性,一旦她们选择跟尼日利亚人在一块之后,就很难再走出这个圈子,Rase也是。她回到了中国之后,又找过两个非洲男朋友,而且全部都是尼日利亚人。

  现实与希望

  当然在这个圈子里也有一些比较幸运地一直走下去的,比如Emma和John。我认识Emma和John的时候,他们的二女儿刚刚出生。Emma是在新加坡打工的时候,认识了John,她很快就怀孕了,继而他们立马回到了尼日利亚办了签证和登记手续,再回到了广州。他们是法律上相对安全的一对,因为他们没有太多的签证方面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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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们面对的是更加长期的歧视和不平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John需要回到Emma的老家山东,去办理团圆签证的续签手续。他跟我说,每去一次就是一次折磨,因为当地的工作人员会百般阻挠,会质问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每次给的团聚签证的时限都不一样。

  对于这部分来自尼日利亚,但选择在中国长期扎根的人来说,他们面对的更大的困扰是就业问题,他们没有办法通过团圆签证或团聚签证拿到工作许可,所以他们很多人只能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依靠从事外贸工作来获取生计。

  压力更大的是他们的下一代,Emma跟John有两个小孩,他们上街的时候经常会被人骂小黑鬼。到后来Emma实在受不了了,就告诉她的小孩说,下一次别人骂你小黑鬼,你就骂他小黄鬼。像Emma这样的家庭其实很多,他们希望小孩们能够鼓起勇气,不畏缩,真正地站起来去面对这些不平等和歧视。

  让我很意外的是John告诉我,他觉得中国人的偏见并不是他理解的种族歧视或种族主义,而仅仅是来自ignorance,这其实是可以消除的。他认为像他们这样的中尼的家庭,是弥合这种文化不理解、文化隔阂的最好的粘连剂。

  我非常同意这一点,因为只有互相理解才能产生改变,我们才能对这个群体有更多的包容。

  这种改变大多数是从他们这种小家庭开始的。比如很多女性会告诉我,跟尼日利亚人在一起之后,她们会更加在意自己的清洁。因为出乎她们的想象,尼日利亚人很爱干净,他们一般一天要洗两到三次澡,特别讲究仪容仪表。

  尼日利亚丈夫的改变则是体现在性别观念上,他们到中国之后才感受到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因为在尼日利亚,伊博族的大多数女性是没有办法出去工作的,但是他们现在会以更加平等的态度来对待和尊重他们的中国妻子们。

  这些中国女性的家人也开始对他们有更多的关注。比如Rase的妈妈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改变之后,经常到三元里一带,用自己蹩脚的英文和这些非洲人聊天。她说这些人虽然看上去处境非常糟糕,但他们其实非常的乐观、开朗。

  我也看到有很多中国女性,她们以所谓的“尼媳”(尼日利亚媳妇)来标榜自己,成立了一个小的共同体,互相帮助,给彼此提供情感支持,特别是给那些刚刚步入这种感情的中国女性们。

  也有很多广州在地的青年组织,正在创建和扩大公共空间,讨论理解和接纳这些来自非洲的外国人们。

  前段时间我又回到了广州,我很惊讶地发现Achike也结婚了,对象是一位来自广东的女孩Lily。她也是一个市场女,但经过多年的打拼,已经成为了一个外贸公司的中层干部。

  他们其实很早就在一起了,也办了教堂的婚礼,但是因为Achike的身份,他们一直都没办法在中国登记结婚。所以在疫情之前,他们曾经打算一起回到尼日利亚,在那边生活。

  去年的疫情打破了他们的所有计划,但是阴错阳差的是,留在广州的Achike,意外地获得了中国当时提供的人道主义的紧急签证。所以,在中国生活了十多年之后,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身份被洗白了,他非常开心,终于可以和女朋友一起去领证了。

  他说,我终于可以在街上,牵起我妻子的手走路。他很自豪地告诉我,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努力,他终于有能力为他的爸爸买辆车了。他也很希望能够在广州买一套房子,在中国待下来。

  他知道我在北京,所以他准备在签证到期之前来北京,他想看看这个他生活了十多年的国家的首都长什么样。我突然意识到,这些非洲人的淘金梦,跟我们以前听到的下南洋,或者去欧洲的那些中国人的淘金梦,并没有什么差别。

  “出走”的权利

  我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是,这些中非爱情故事在这个淘金梦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女性难道是被利用被欺骗的那一方吗?我越是跟她们接触,越觉得这个答案并不正确。

  其实在这样一段感情里,不仅仅是尼日利亚方在寻找他们的淘金梦,这些中国女孩子也在寻找。

  这群来自中国与尼日利亚的青年男女们,他们在各自的社会阶层中其实占据着非常相似的位置。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尽管有各种文化和地域方面的阻碍,他们想做的无非是在一起,好好努力,过好日子。

  鲁迅有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叫《娜拉走后怎样》,讨论的是当女性没有经济独立的时候,走出原生家庭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我想,在这批广州的中国女性身上,我看到的是一种进阶版的娜拉,她们不再需要父权式的依赖,她们在争取经济独立,更重要的是追求婚恋价值上的自主和自由,她们在寻找一种“出走”的权利。

  我想,这个东西不正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我希望找到的那个突破界限的力量吗?她们希望用自己的方式去定义何为幸福,以及如何去争取它。只是本质上,这从来与种族和肤色无关。

  这就是我要给大家讲的中非爱情故事,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