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感念饶毓泰先生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感念饶毓泰先生

虞英曾

父亲在世时常提到饶毓泰先生，感激恩师对他的扶持，可惜我从来没有见过饶先生。照片中，饶先生浓眉微微皱起，双唇紧锁，表情严肃忧郁，隐约显示出一种不安，那应该是饶先生六十年代初的一张照片。饶毓泰先生是中国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一生培养了几代杰出的物理学家，我的父亲虞福春只是其中的一位。

饶毓泰先生，字树人，出生于1891年12月1日，与胡适的诞辰同年同月。和一些中国早期大学的领袖人物一样，他生长于晚清。在他的人生旅途中，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两次政权易帜。民国时期，危机起伏不断，但是不同政治势力和人文思想之间的较量又为他们这一代人创造了相对自由的空间和前所未有的机遇。

有关饶先生身世的信息不多。他出生在江西临川，父亲饶之麟是一位前清举人，曾任户部主事，母亲叫余娥之。在幼年，饶毓泰在叔父和舅父的教导下受到传统古典教育，那时读书的目的还是步前辈之后尘，走科举取士的道路。庚子之变后，科举废除，西式学堂在全国各地迅速兴起。新学堂教授外文、物理、化学、代数、几何等现代科目，向百姓开放。1905年，刚刚步入少年的饶毓泰只身来到上海，先入中国公学，后转至中国新公学。那时，胡适也在那里读书，并在新公学兼任英文老师，这样，饶毓泰在那里成为胡适的英文学生。后来，饶毓泰考入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也就是后来著名的交通大学。

那时，中国的大学尚未成年，清华仍在庚子赔款留美预备学校的阶段，北京大学到1913年才招收了第一批本科生。当时中国学子们都向往着出国深造，其中自费学生为多，公费留学名额有限，考取者是年轻学子中的佼佼者。1909年，梅贻琦率先考取第一批庚子赔款赴美中国留学生，次年胡适也随继赴美。在南洋公学毕业后，饶毓泰回乡在抚州教书半年。1913年，他考取了江西省派公费留美。这样，他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开始了他在美国长达九年的深造。据胡适说，饶先生在美国的学习并不顺利，他身体一直不是很好，曾多次因肺病辍学。1917年，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物理学士学位，后来，他经过几番周折，先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1922年，他最终在普林斯顿获博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是有关低压电弧电子发射速率的实验研究，他设计的电弧光源的电压比通常低，是当时气体导电研究的一项新成就。这一年，他接受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聘请，去南开创办物理系，担任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

二十年代初，中国高等教育尚未成型，教授人才极为缺乏。清末民初，尽管海外留学生上千，物理人才寥寥无几。北京大学走在最前面，尽管如此，物理系也仅有两名教授。作为系主任的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硕士何育杰又要主管系务，又要开设课程，他的热、电、光、磁等课程都是首次在国内开设。在1916-22七年间，北大物理系本科毕业生总数仅47人。清华在1925年刚刚成立大学部，次年，招收了七名物理系本科生。南开因为是私立大学,和国立的北大清华又不能比，没有政府的资助，资金来源极为困难。1919年，南开大学部成立时，学生总人数只有96人，而在1915年，北大学生人数已达1300人。

饶先生来到南开时，除他以外，只有另外一位物理教员陈礼，而南开教授的薪金，也远远少于北大和清华。那时南开在八里台的校园刚刚开始修建，教学楼和教工宿舍尚未交付使用。在美国的深造使饶先生对世界级大学的建设和学风有清晰的了解，他深知实验室在物理教育中至关重要，他在美国预先订购了物理实验仪器设备直接运到南开新建成的科学馆。陈礼先生是学电工的，负责讲授交流电和无线电课，其他课程都由饶先生自己讲授，他使用的教材多是国外著名的教本。他很重视培养学生的主动精神，让学生阅读文献后在班上做科学报告，并把学生的报告刊登在南开的科学报上。他在南开度过了七个年头，那时在南开数学、物理、化学等系学习的学生，都曾受教于饶先生，成为国内外著名学者的有吴大猷、吴大任、江泽涵、申又枨、陈省身、郑华熾等。吴大猷原本打算学习矿科，后转入物理系，是饶先生使他开了物理的窍，把他引入物理这片科学的乐土。

在南开期间，饶先生的个人生活并不快乐。早在芝加哥大学期间，饶毓泰与教育学家朱经农认识。朱经农长饶毓泰四岁，后来担任过中央大学教长和教育部次长。他早年参加同盟会，与留日同学在上海共创中国公学，因此，朱经农与胡适也非常熟识。在朱经农那里，饶毓泰读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十分佩服，他致函胡适，“时人著书多无精密之思，即稍能用思，又无胆量说出来，其能用思而兼有胆量者，尚有足下。“胡适在书中谈到“中国无科学之原因，在于狭义的功用主义深入了中国人的骨髓，因此缺乏西方人‘舍身求真’的精神‘”，对此，饶先生深有感触，“这实在是我多年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舍身求真正是饶先生人生的宗旨，他坚信学术必须独立。朱经农对饶毓泰有很高的期盼，他写信給胡适，“弟与谈数夜，思想亦新奇，将来之大科学家也。”正是因为这段情谊，朱经农将他的妹妹朱毅农介绍给饶毓泰。

但是，朱毅农早已通过她哥哥结识了胡适。她是个有文学天赋但极易冲动的女子，胡适一直辅导她写作，为她批阅文稿，使她对胡适疯狂地倾倒。1925年，她与饶毓泰结婚时，胡适与夫人江冬秀是他们的证婚人，但是他们婚后的感情很不好。朱毅农心里始终只有胡适，不时与他通信。和胡适不同，饶先生是位科学家，严肃且少冲动，并且是个不爱多说话的人。据吴大猷回忆，饶先生表面上看起来非常严肃，但心地善良。“可是朱毅农看不到这点，她感到丈夫不通世故人情，不会体贴人，又不愿读她的书稿。婚后她喜怒无常，时而忧郁，时而狂躁，精神障碍日愈严重，身体也每况愈下。

1929年，饶毓泰申请到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资助去德国进行学术研究，这时，他已决定解除这段婚姻。当时，欧洲处于物理学的黄金时代，量子力学理论正走向成熟，莱比锡（莱布尼茨）大学群集了很多世界一流物理学家。1927年，25岁的海森伯格被任命为教授，他提出量子理论的不确定性原理，并与同事把量子力学与相对论连结为相对性量子理论体系。他的学生后来很多成为世界顶级的物理学家，其中包括他的第一位研究生布劳赫。物理学在欧洲的突破也许是饶毓泰选择去德国的原因，不同网络文章记录饶先生去莱比锡大学波茨坦天文物理研究所做斯塔克效应的研究。但是我认为，饶先生去的不是莱比锡大学，而是位于柏林附近的莱布尼茨波茨坦天文物理研究所，它的前身是柏林天文台，以光谱学研究著名，因为研究所是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在1700年创立，故此得名，而光学正是饶先生的主要研究方向。同时，饶先生密切地注视着现代物理学在欧洲的最新突破，认识到原子核物理正在成为物理学的未来。他在波茨坦天文物理所工作了三年，1932年，他发表了Rb，Cs原子光谱线的倒斯塔克效应的论文，他观察到这两个元素的主线系的分裂和红移，那时正是对斯塔克效应进行深入研究的时期，用微扰理论处理和计算斯塔克效应是量子力学的重要应用之一，饶先生的工作丰富了这个领域的实验数据。那一年饶先生回国，但他没有再回到南开，而是去了北平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李书华时任研究所所长。饶先生回国时从英国购买了摄谱仪和真空光谱仪带給研究院，这样他可以继续从事在德国开启的光谱斯塔克效应的研究工作。同时，他也和北大建立了联系，每周在那里授课三小时。

二十年代中，北大物理系在丁燮林的主持下，一些著名教授李书华、杨肇燫、温毓庆、张贻惠曾到物理系任教。1926年丁燮林奉命筹建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离开北大时，李书华接任物理系主任。那时张作霖已控制了北洋政府，北大经费很快就出现短缺，到1927年，教职员往往只发薪俸四成，很多教授都纷纷离去，教学水准受到极大损害。清华物理系于1926年成立，叶企孙任系主任。有庚款作为后盾，清华很快呈现蒸蒸日上的局面，到1929年清华物理系已有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几位教授，后来，赵忠尧、任之恭等又相继来到清华。这时，清华在物理实验设备的购置与装备上，也比北大物理系精良不少。

1930年，蒋梦麟被任命为北大校长。蒋梦麟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攻读教育学，和胡适一样，他也是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的学生。蒋梦麟不但是个教育家，而且是个行政天才，他为人外柔内刚，他把学术与行政事务分开，他治理下的北大既要体现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又要重视尊重制度。他上任后，立即大刀阔斧地推出一系列重大改革。为了提高北大的教学和科研水准，他解聘了一批不称职的教员，设立研究教授的职位--研究教授比一般教授的工资要高，不得在校外兼职，并且需要定期报告研究成果。他很快聘用了一批高水平的教授，其中理学院有冯祖荀、丁文江、王守竞、曾昭抡、刘树杞、李四光、葛利普、许骧、汪敬熙等。。他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合作，大大扩充并重新规划北大的校园。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之初，校园地点选在景山公园东马神庙的和嘉公主府–和嘉公主是乾隆的四女。1918年红楼在沙滩建成后不久，文学院搬到红楼，成为北大一院，原来的公主府就成为二院，也就是理学院。在沙滩东南的北河沿和同文馆原址设有社会科学院系，又称三院。蒋梦麟获得美国教育文化基金的资助加上在教授中认捐，买下了红楼以北松公府的地产，在那里建设了地质馆和新的图书馆。

1931年，王守竞出任物理系主任。王守竞192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他的领导下，物理课程内容进一步现代化。但是在1933年，他决定致力于应用科技离开北大到国民政府兵工署下任职。我父亲虞福春1932年考入北大物理系，他回忆那时北大物理系教授很少，不得不请清华的教授来北大兼课，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黄子卿都曾来北大兼过课。当时物理系研究教授只有萨本栋一位，萨先生当时在清华休假，应聘任北大研究教授一年。他教过父亲普通物理，使父亲受益匪浅，但萨先生只在北大讲学一年。

这时，蒋梦麟聘请饶毓泰到北大就任物理系主任，饶先生时年42岁，正值壮年。饶先生在创建南开物理系时已经显示了他的教育行政能力，在德国访学三年，他又积累了丰富的科研经验。也许是出于对科研的偏爱，饶先生回国后没有马上从事教学，他在研究院与严济慈和李书华合作得很好。他深知大学工作的繁杂，接到蒋梦麟的聘请后，他对他在物理研究所的工作颇为恋恋不舍。五月，他在给李书华的信中预想在北大教学，不会妨碍他在研究院的工作，而且，他在研究院的工资可以节省下来用于研究院。但是他来到北大之后，马上全力以赴，从此，他把他的余生全部奉献给了北大。

饶先生上任后，很快聘用了一批新的教授，周同庆、张宗蠡、朱物华、吴大猷等，他们多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有很高的研究水平。他留用系里几位副教授并从优秀毕业生中挑选出助教，很快组合了一个梯队式的教学团队。那时，物理系已有学生120多人，因为教师人数少，教学任务繁重，饶先生亲自讲授二至三门课，父亲那时曾上过饶先生的电磁学、光学、大气物理和电动力学的课。饶先生花了很多时间整理课程，一改物理系以往只注重上课，学生缺少自行研究机会的弊病，将功课时间减少了一半。据助教沈寿春回忆，为了启发学生的自觉性和兴趣，饶先生不厌其烦地教学生如何看参考书，如何记笔记。他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一次大多数学生没有按要求做好衍射光栅光强分布图，他退回全部作业。他对实验的要求也极为严苛，有学生抱怨说，”物理系的各种实验，可真是令人头疼，要把得数做到分毫不差，那简直是妄想。“他喜欢在课堂上向学生提问，给学生的分数也不单凭考试卷子，而是结合平日课堂提问的情况。

饶先生在教学中非常注重演示实验，据父亲回忆，他把理学院的礼堂改为阶梯教室，使之成为一个演示实验室，这样，他一边讲课，一边演示，把感性和理性知识结合在一起。就是在这个阶梯教室，饶先生接待了几位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Langmuir、Dirac、Bohr。他向年轻的教师们介绍德国大学物理演示实验的传统，示范哥廷根大学的Pohl教授如何利用演示实验。为了让学生们能够了解世界最新物理成就，他建立的物理图书馆不但外文期刊比较齐全，而且采用开架式，使师生可以自由阅读。饶先生始终强调大学教师一定要做科学研究，他上任之初，马上购置实验设备，扩充了机械工作室，建立了常温室并设计分光实验室。他从国外购买了大型摄谱仪和其他光谱研究设备，开展斯塔克效应和喇曼光谱研究工作。他也非常重视自制仪器，在系里建立了精工车间，用进口光学元件自制大型摄谱仪一台。二十几年以后，父亲在北大开创原子核物理实验课，建立相关的金工、木工、玻璃工和仪器仪表加工车间，正是他从饶先生那里领略的传承。1935年，饶先生开始招收物理系第一批研究生，郭永怀和马仕俊，两位后来都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

吴大猷说饶先生精通英、德、法文，国文根底极好，“惟讲授则似乏‘深入浅出’的口才”，但学生从他处所得不是高头讲章，而是他对“学术了解之深，对求知态度之诚，对学术的欣赏与尊敬，以及为人的严正不阿的人格”，他是“不作公共关系”的人，但为他的同辈所尊敬。“父亲回忆，饶先生讲课是启发式的，因为江西乡音较重，口才不是很流畅，但是本质的东西讲得很好，基本概念反复阐述，因此他的课引人入胜。有学生回忆饶先生讲课全部用英语，不讲一句中文，那可能是后来的事情。那时北大的二院，“环境幽静，红柱大礼堂前的庭院异常平洁，当中是一个小荷池”，池中央竖立着一个汉白玉日晷，“四面几张长座椅，左右婷婷对立着两棵罗汉松，堂后又是一番景象，静寂寂的院子，悄悄地不见人影，”普通物理实验室就在礼堂的西北侧，饶先生的办公室南面光学实验室。在这个美丽的校园内，学生描述对饶先生的印象，“他是一个不爱多说话的人，”“每天早上穿着整洁的西服，高跷腿儿坐在洋车上直达二院”。

饶先生回国后，经北大教授孙云铸夫人的介绍，1934年与张因明女士结婚。当时北平知识精英云集，以北大清华为中心，社交沙龙，定期聚会，人文气息非常浓厚，胡适作为北大文学院院长，是这个文化圈的核心人物。饶先生虽时任理学院院长，但他那时与胡适的关系并不密切。也许是因为早年朱毅农的关系，但更可能的是，作为一个科学家，他不愿涉入对政治的探讨。可惜好景不长，1937年的七七事变改变了每一个人的命运。那年9月，教育部决定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饶毓泰先生任临时大学教授会主席，三校受命南迁。饶先生携夫人辗转天津、青岛、武汉，经历千辛万苦，才抵达长沙临时大学。11月1日，临时大学正式开课。三周之后，日机开始空袭长沙，这时上海已经被日军占领，不久南京沦陷。38年初，临时大学决定前往更为隐蔽的昆明。这时，饶夫人经不起再次长途跋涉，在饶先生的陪同下，决定前往上海娘家避难。不幸，夫人在这段路上，感染了伤寒，不久病逝。

我父亲1936年从北大物理系毕业后，考上了饶先生的研究生，同时也考上了上海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因家庭经济需要，他只好去上海就业，在那里磨了一年的玻璃，在此期间，饶先生一直希望父亲回北大读研究生。次年夏，父亲回到了北京，准备拟读研究生。但是很快发生了七七事变，北大南迁，他已无法就读，那时，他的父亲和哥哥也都已失业，哥哥得了肺病，没钱治，很快就死去了。此后的两年，父亲全家困在沦陷的北京，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生活极为艰苦。1939年，他收到饶先生托人捎来的信，要他去昆明的西南联大物理系担任助教。他从同学那里借来旅费，在天津塘沽冲过日本宪兵的关卡，乘英轮先去上海。在上海的租界，他见到了饶先生。这正是饶先生在丧妻后孤寂和悲苦之际，但先生仍旧极为关注学生的艰难，问及父亲手里有多少钱。当父亲告诉先生他手里只有六十块，先生马上拿出四十块给他。父亲到昆明后，是饶先生从自己工资中拿出三百块替父亲偿还了他向同学借的那笔钱。

夫人去世后，饶先生孤身一人再次辗转跋涉，经湖南长沙至昆明，到西南联大任物理系主任。那是饶先生身心都处于极端痛苦的岁月，据吴大猷回忆，饶先生“素患胃溃疡”，“此疾之特性是当人心情忧郁时胃酸增加而愈剧痛，饶一方忧国，一方丧偶，乃胃疾时发。”由于日军空袭频繁，教授们被迫避居在昆明郊区岗头村，房屋不过是茅草顶泥墙纸窗，那是离学校十多里路的乡间，交通极为不便，只能坐马车或步行到校上课。当时饶先生和吴大猷居室仅半堵墙之隔，这段时间，饶先生每日在吴大猷家晚饭。据吴大猷回忆，先生情绪消沉，饭后，吴大猷时常陪老师打牌，饶先生输了没什么，赢了就高兴得像个孩子。那时，饶先生仍坚持亲自讲授“光学”和“光学电磁理论”等课程。到1941-1944年间，饶先生身体每况愈下，父亲作为联大物理系的秘书代先生办理教务以及总务工作，饶师甚至把他的图章也交给了父亲，由父亲代他签字，办理学生选课、退学、转系等事务。在这段时间，饶先生已不能到校上课，父亲代他讲授“光学”，他几乎每周步行到饶先生住处汇报，请先生指示。饶先生虽在病中，仍在修改他的“光学”讲义，并翻译一些文献，父亲讲授光学时始终使用饶先生的讲义。初到昆明时，北大并未运出任何设备，物理系只将一个来之不易的凹面光栅及光谱仪的玻璃和水晶三棱镜等少数部件带上。北大经费很少，只能用以维持一个驻昆明的“北大办事处”，没有力量维持多项研究工作。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饶先生仍主张不放弃科学研究，为了创造条件，他把棱镜装置在木架上拼凑起一台光谱仪进行喇曼效应实验研究。他督促年轻助教们坚持做研究工作，撰写科学论文，有些论文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

1944年1月，饶毓泰辞去联大物理系主任，赴美访学，他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俄亥俄州立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从事分子红外光谱的实验研究。在俄大，他与A.H.Nielsen等合作，进行分子光谱的分析。但是这段时间，他的心情并不好，用他自己的话说，“精神早已消止，存者只躯壳耳”。1946年夏，我父亲穿越大西洋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到达纽约后，他乘火车去普林斯顿看望饶毓泰先生。饶先生对学生永远是关怀备至，他先把我父亲“骂”了一顿，问他为什么没和俄大的Nielsen先生联系，他要父亲马上通知在那里的一位中国学生，并告诉父亲应该搭哪一趟火车。

三年以后，父亲在俄大获得博士学位后，读到瑞士物理学家布劳赫有关核磁共振的论文，他写信告诉饶先生他希望去斯坦福大学在布劳赫指导下工作，饶先生说，他正好认识布劳赫夫人的哥哥，北大地质系的米士教授（PeterMisch）。米士是瑞士犹太人，在抗日战争期间逃到中国，在北大地质系当教授。这样，饶先生为父亲引荐了布劳赫，使父亲获得他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机遇。1950年底，父亲与布劳赫的另一位学生美国物理学家普罗克特（Warren Proctor）合作，用普罗克特制造的核磁共振仪进行原子核磁矩的测量时，发现了著名化学位移。化学位移的发现使核磁共振成为物质结构分析的最权威的方法，为它在化学、生物、医学和其他诸多领域中的应用开阔了广泛的前景。

正是在1946年7月底，新任北大校长胡适抵达北平，马上筹办北大开学的工作，他任命饶毓泰为理学院院长，唤起了饶先生重振北大理工学术的理想。1947年初，饶先生回国，那时北大物理系只有几位教授，除饶先生外，有郑华熾（兼教务长）、赵广增、马大猷和副教授江安才，其余的人都在国外。随着美国原子弹爆炸的成功，饶先生认识到这是未来物理学发展的方向，他向胡适提出“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势不容缓”，认为在此“北大前途甚大”。饶毓泰拟请一批著名学者来北大，包括吴大猷、钱三强、何泽慧、吴健雄、张文裕、张宗燧、马士俊、袁家骝等。他也曾希望聘请钱学森为工学院院长，因钱当时在美国合同未尽未成。对于战后北大物理系的发展，饶先生早在抗战末期已命吴大猷拟就计划，胡适任北大校长后，即以该计划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申请到贷款十万美元，委托吴大猷在美国订购一批设备。吴大猷托我父亲和俄大物理系主任Nielsen先生联系为北大制造一台远红外光谱仪，但是因国内政权不久转换，吴大猷未能回国，这个计划并未实现。

那时，中央研究院决定效仿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等国外学术机构，设立会员制度，会员名称为院士。1948年，研究院选出第一届81位院士，他们都是各学术领域的著名学者，包括胡适、饶毓泰和多位同代学人。这时内战已经爆发，物价飞涨，各大城市反饥饿、反内战的抗议活动不断。在苏联的积极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很快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在政权转换的前夜，国民党计划“抢救”著名学人共60位。但这一代大多学人，除少数几位如胡适、傅斯年、钱穆被毛泽东点名为“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中国反动政府‘控制的‘极少数人”外，大多学人为了国家和民族，超脱政治立场，选择了心目中的未来中国。冯友兰把当时学人的心理描述得很清楚，”作为一个学者，对于自己所钟爱的学术事业，不能轻易放弃；对于政治，应当保持一定的距离；自己希望国家强盛，但对于哪一个党派掌权，则不想干预，也无力干预。

1951年2月，我的父母亲，如同饶先生多年前一样，怀着科学救国的纯真理想，携两岁的儿子回到了祖国。饶先生时任物理系主任兼理学院院长，他马上任命父亲为物理系教授。同时，我的母亲也联系了曾昭抡教授，被任命为化学系副教授。那时从国外归来的学人都异常兴奋，认为过去中国受帝国主义的欺侮，现在独立了，国际地位提高了，大家都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工作。可是，不久，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就被提到了日程上。1951年9月，周恩来总理在京津高校教师会议上作报告，“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受的是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要为新中国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1952年2月，三反运动开始了，北大校长马寅初马上积极响应，这场运动很快铺天盖地变成一场人人检讨、互相揭发的、洗澡运动“。那正是朝鲜战争时期，在海外留过学的人都被迫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实施者”，鸡毛蒜皮的一点事情，被无限放大，对教授们的批评尤其严厉。民国时代成长的知识分子，那时对这套方法尚不熟悉，甚至真相信它的正义性。他们诚惶诚恐，顺势而行，每人都对自己迄今的一切发生怀疑，无中生有地否定自己，否定别人，同事、师生、朋友、乃至夫妻、父子之间互相批判，儒家传统的私德被神圣的革命道义所替代，文化人的自尊和人格被扫除殆尽。二月底，父亲在大会上检讨，检讨中他被迫批评老师饶毓泰要求研究论文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是出于自私自利，使饶先生非常生气。先生同时抱怨校长马寅初对他并不寄予同情，副校长汤用彤也批评他思想有问题，先生备受刺激，很快病倒，甚至有几天“直视无睹，不能认人”。贯穿饶先生的学术生涯，他始终强调大学要做研究，可是三反运动一来，在北大已经不能提科研。因此，我父亲被迫批评老师，对这件事，父亲终生感到非常懊悔和难过，在他口述回忆录中向我提及。和饶先生相似，父亲在人事关系中常常过于单纯，不懂公共关系，这也许是他终生未当成院士的原因吧。

在思想改造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酝酿已久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正式展开。表面上，这场改革是把欧美“通才”的教育模式改革为苏联“专才”的成才模式。苏联模式是把教育与计划经济相连，国家对教育实行高度统一计划管理，集中国家资源，迅速培养出大批高度专长狭窄的“专家”。但是，这不仅是一场行政的调整，更是颠覆中国高等教育的政治运动，运动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时留下的英美式综合大学（包括北大清华这样的名牌大学、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割断各大学与民国的历史联系，从而确立新政权在高校的绝对权威，肃清大学教师思想中崇拜英美的“宗派主义”和“个人主义”。

名牌大学科系被拆散，骨干教师被抽分。就这样，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创办的燕京大学在这场运动中消失了，燕京资产由人民政府整并后，文理科并入北大，工科并入清华，社会学并入政法大学。同时，北大工科并入清华，清华文理科并入北大，北大也由沙滩搬至燕园。1953年，经过大换血的中国高等学府全部设立了党委、总支和团委，所有行政单位和生产单位都由党团员担任正副职、秘书助理，这样，学校里形成了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上下贯通严密的组织系统。对于院系调整的严重后果，父亲在1984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中讲到，把科研和高教分开（设立与大学分开的中科院），既限制科研，又无法保证教学水平；把理工科分家，专业狭窄化，阻碍了多学科的相互配合，新兴科学的产生；把基础课和专业课分家，使基础课教学人员不能接触世界学术前沿成果，这一切都对中国高等教育造成长期深远的不利影响。一向强调大学要做科研的饶毓泰先生当然对这一切看得很清楚，新形势下，他学术独立的理想已无路可走，他断然辞去了所有领导职务。作为一个科学家，他总希望在这非理性的运动中找出一个理性的答案，那时中译本马列书籍很少，他购买了德文版的《资本论》及英文版的《联共党史》以寻求解读。

52年10月，北大迁至燕京大学校园，饶先生也就搬到燕南园51号，在这里，他度过了他的余生。他这时已是60多岁的老人，体弱多病，医生只准许他半天工作，但他始终关注物理系的发展。除了指导研究生以外，他亲自上图书馆查阅文献，编写讲义，先后开设“原子光谱”‘、“光的电磁理论”、“气体导电基本过程”等课程。饶先生是一位实验物理学家，他讲学始终贯穿实践—理论这一思路，他总是首先从实验出发，细致地讲述实验装置，如何进行实验，分析实验结果，然后再做理论解读。他经常用物理发展史上的事例教育学生和青年教师。他常说，普朗克黑体辐射公式、麦克斯韦方程等并不是这些科学家头脑里想出来的，而是他们根据实验中获取的大量事实提出的。比如，饶先生不是简单地从波尔提出的定态假设去建立能级的概念，而是用实验事实来解释这个概念。饶先生非常关心学生和教师们的成长，对他们抱有极大的期望，总是为他们尽力创造可能的条件。同时，他对学生们要求又极为严格，他的批评有时会不讲情面。父亲作为饶先生的学生，深深体会老师一生坎坷，性情孤僻，即便在批评中，他看到的是饶师内心的关怀之情。1955年父亲调离物理系去组建原子核专业的技术物理系，我家也搬到中关村，父亲就不常见到饶先生了。

此后十多年，饶先生多半在燕园家中办事，很少到物理系坐班。这段时间，由上级安排，中科院植物所的吴素轩女士与先生住在一起，照料他的日常生活。两人已相识多年，吴女士住楼上，先生住楼上。先生没有子女，只有一位养女饶慰慈在清华工作，来往不多。也许是因为先生少言寡语，反右的风暴并未波及到他，而在联大就以”民主教授“著名，积极响应新政权的曾昭抡先生却因被邀请出来讲了几句公道话，即被打成右派，革去一切职务。文革开始后，饶先生被迫去系里参加批判会，这时学生们见到他的机会多了一些。据光学教研室的叶学敏回忆，先生每次来系里总是衣着整齐，拄着一根拐杖，缓缓地行走，面容慈祥，有礼貌地和老师们打招呼，颇有绅士风度。在物理系，先生虽然不担任任何职务，但他德高望重，大家对他都很尊重。在那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时期，刚直不阿的饶先生仍然敢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在批判会上严肃指出，“很多学术问题不能一概否定，系领导以前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并不是像有些人污蔑的那样坏。”

1968年8月，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北大，清理阶级队伍开始。10月，所有的教师都被要求集中住在单位里，一日简单三餐由食堂送来，任何人不得离开物理大楼。在这期间，大家被要求在走廊上张贴大字报，互相揭发。晚上，各单位随时开批斗会，被批斗的对象有时还被押在游廊上示众，同时大家必须跟着呼口号，以壮气氛。饶先生所属的物理系光学教研室的教师们被集中在一个40平方米的大房间里，几张大桌子拼凑在一起权当大床，每人的铺盖都紧挨着。因为饶先生年老体弱，被允许睡在一间小实验室内的一张简易床上，由几位老师陪伴。由于先生的肠胃不好，不能吃大锅饭，教师们向工宣队申请获准他三餐回燕南园家中吃饭，其他人一律不准离开物理大楼。先生从来不写大字报，只是在走廊上走来走去，慢慢地看大家张贴的大字报。我们只能猜测先生当时的心态，他幼年受古典教育，继承了传统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精神，又经过了多年西方名校的熏陶，他始终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信奉学术自由。此时此刻发生的事情，背离了他一生的事业和信仰。52年以后，他已经辞去了一切职务，为的是保留心灵中仅存的一点点空间。可是文革与以往运动都不同，那是早请示、晚汇报的日子，是无法无天的日子。如果先生在清醒时可以保持缄默，睡梦中，他却无法遮掩他心灵的痛楚。那时他夜晚经常说梦话，而且梦中他只说外文。看管饶先生的青年教师们大多对先生都极为尊重，从未动过他一根毛发，但只有光学教研室一位极左，他一次居然训斥老先生，并且张贴了一张攻击先生的大字报，责问先生为什么在梦中用外语说“反动话”--这是文革中唯一针对饶先生的大字报。大字报无中生有的内容，连先生睡梦中的这一点点私人空间都要强占，如同重锤一样致命地打击了先生的心，他绝望了。从来备受尊敬的老先生，这时已经77岁，他不能再忍受这样对他人格的凌辱了。10月16日晚，睡觉铃响，工宣队点名，没有听到饶先生回应，大家马上在周边寻找，但没有找到。随后光学教研室叶学敏等几位老师赶到燕南园51号先生的家去敲门，但无人答理。门没锁，进门后，他们发现先生卧室的门反锁着，里面一片漆黑。其中孙老师用手电筒从门窗往里照射，突然看到天花板水管下吊着一个人，正是老先生，孙老师吓得惊叫，他们找来吴女士打开房门，赶紧叫校医来抢救，但先生早已气绝。

就在此时，比饶先生小七岁的同代物理学家叶企孙先生，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被扯入抗战时冤死的学生熊大缜案，正在经受着严厉的审讯，残酷的监禁摧毁了叶先生的健康，他一度精神失常，但他没有自杀，勉强活到了1977年。物理学家钱临照曾把饶先生和叶企孙做过比较，他们两人都很刚强，叶先生像一块钢，不仅硬，还有塑性。饶先生更像玻璃，虽然硬，却容易碎，但是两人的结局具有同样的悲剧性。

师生之间的传承是儒家千年的传统，父亲成长于贫困之中，从小缺少父爱。自他步入北大的校门，他受到饶先生的一手扶植。1951底，在他辞别斯坦福大学之际，他告诉布劳赫教授，他要回国去接替自己老师的工作。像饶先生一样，父亲一生乐于做一个甘为人梯的教书匠。2002年底，在父亲弥留之际，他想以自己的积蓄设立一个饶先生奖学金，以感念老师，但他的积蓄，在通胀的压力下已经所剩无几，他因此决定用这钱在物理系为饶先生铸一座铜像。父亲没有能活着看到铜像，当我把中央美院董祖怡老师做的塑像模子照了相拿去给病榻上的父亲看时，我问他，“像饶先生吗？”“像，”父亲点点头，然后说，“真想念饶先生啊！”就这样，父亲踏着恩师的足迹，走完了他自己的人生旅途。

注：作者为物理学家虞福春之女，曾就文章某些内容与饶毓泰先生的外甥，物理学家丁渝之子丁维謇先生商讨并核实修改，在此向丁先生表示感谢。